在这一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社会变迁进程中，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是一对互相辉映的“双子星座”。用浙江农民的话来说，就是“一辆车子，两个轮子”。这车子就是发展现代商品经济，这轮子就是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这是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中农民的两个伟大创造，两个历史性的成果。

    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来描述草创时期的乡镇企业，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特别是在地少人多的东南沿海地带，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脚站在田埂边缘，从那里出发，他们开始织造起自己的工业梦。

    于是，无数的农机厂、打铁铺、服装作坊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到1982年前后，东部农村的小商品生产已呈如火如荼之势。

    乡镇企业的产品先是以一种在中国乡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一人力成本一肩背手提地倾销到贫困的农村和同样不发达的中小城市里，低成本、低价格、质量粗劣，是这时的产品特征。

    之后不久，便出现了最早的专业市场。它同乡镇企业一样，都是传统计划体制外的“野孩子”，它也同样游离于正统的国有_工商业体系之外。

    这对患难与共的“双子星座”之所以能成为8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星空中最辉煌的一道风景，是同当时的国情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是社会需求，特别是农村消费能力的极度膨胀，另一方面是城市辐射功能的衰弱；一方面是地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准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是长途运输网络的相对健全；一方面是信息的相对闭塞，另一方面是某些先行者获得的优先利润……正是这林林总总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使那些率先觉醒的农民们获得了一块纵横驰骋的大天地。

    到80年代中后期，现代工业技术的成熟化，为部分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又一次巨大的机遇。它们得以迅速地改良自己的装备，提高产品的档次，在广阔的中国市场上，它们的市场份额呈几何级数地上升。

    在沿海各省份，乡镇企业的经济当量进一步膨胀。它们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都达到了50％以上，在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更是“五分天下有其四”，这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势”。

    与之相伴，专业市场中的商品档次和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出现了超大型的工业品批发市场。它们的年交易量往往占到全国同类产品交易量的10％以上，这一比例甚至可以影响全国市场的价格波动。

    在浙江省，数以千亿元计的乡镇企业产品，是通过专业市场渠道销售的，而全省至少有3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在市场的各个环节寻找自己的机会。

    以一个专业市场转移500个农业人口计算，浙江省的5000家市场便至少转移了250万人。如果要靠办工厂来消化这些劳力，则起码要建25个诸如宝钢这样的大型钢铁厂。如果要建城市来容纳这些人，便至少要新建两个杭州市。

    显然，这是一串让“城市”和“城里的人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数据。

    渐渐地，专业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身影。城里人奔往农村的专业市场购物，进而，农民商人进城办市场，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

    而随着国际问流通的扩大，专业市场的供给半径甚至超越了国界，延伸到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

    再然后，这些市场所在地便萌生出了初级城市化的趋势。

    这便是发生在中国部分沿海省份，贯穿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翻天覆地的乡土变革浪潮。

    在这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中，中国农民再次让“农民”这个被轻视了许久的名词，焕发出逼人的光彩。

    现在，它被称为是“本世纪国际经济中最富中国特色的乡土经济发展模型”。

    而在全国各省中，浙江省又以最发达的专业市场网络和庞大的乡镇工业体系，成为这一发展模型中的样板。

    1980年前后，为厂写作《第三世界》，哈里森跑了23个国家。他甚至去了名不见经传的布基纳法索和已经不是第三世界的新加坡。

    可是，他在飞行汁划中偏偏遗漏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当时，一场激动人心的乡土变革正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方兴未艾。

    保罗·哈里森，实在应该为自己感到遗憾。

    他漏掉的也许是最精彩的一章。

    他真应当来中国，同中国的农民们握一下手，唠一段家常——如果他到的是浙江农村的话，也许更会感到不虚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