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酒醒了，这位叶老兄丁丁当当地千他的小五金活。中午，他坐在门口纳凉，往口袋一摸，摸出了昨晚撕下的半张报纸，他认字，便无聊地读了起来。

    这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事故。

    为什么资源贫乏、地处偏远的浙江农村会出现最早的市场萌芽，继而义发育成中国最大的专业市场群？

    在到火车站的路上，他们匆匆经过一家国营纽扣厂的门口，哥哥突然眼前一亮，在墙角转弯处他发现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报废纽扣。

    “反正是空着手回家。不如捡回去，说不定能赚点钱。”哥哥嘀咕说。弟弟一想，有理。但是他们手头又没有麻袋，怎么办？弟弟眼睛一转，便利索地脱下一条棉毛裤，将两只裤脚用绳子扎住，纽扣就哗哗地倒了进去。

    一辆从北方开来的大卡车正在飞驰，这时已过了长江，进入浙中盆地永康县的境内。

    那封《读者来信》大家都读到了，为什么全中国就金乡那位叶老兄“读”出了一个铝塑标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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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农民购销员的自述

    他们的家乡是浙江永嘉县的桥头，那是浙江南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单氏兄弟的纽扣摊子一摆开，没三天就被一抢而空。兄弟俩一点钱。净赚156元8角，比他们弹一年棉花获利还多。于是，马上再往河南赶，再运来一麻袋纽扣。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往河南赶、往江苏赶、往广东赶，往纽扣厂多的地方赶，桥头的纽扣也越来越多 ……几年之后，这里竟成了东南亚最大的纽扣市场。

    一位姓叶的农民正摇摇晃晃地蹒跚在苍南县金乡的土道上。他在连襟家里多喝了两杯，这时头晕得慌，到了一堵大墙边，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全吐了出来。吐后的嘴巴又苦又酸，他随手往墙上一抓，正好抓到一张报纸，撕下一块擦了嘴，剩下的揉成一团往口袋里一塞，继续走。

    这样的问题，已几近抬杠了。但是说实在的。在浙江市场的无数发迹传奇中，确实充满了太多这样的偶然。

    一对垂头丧气的单氏兄弟打算从河南回家了。他们辛辛苦苦弹了一年的棉花，扣除食宿零用，只赚了个来回路费，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全国最大的铝塑标识市场，就这样闹哄哄地诞生了。

    为什么？

    1979年的一天，记不清是什么时节了。

    一车车的焦炭又运到了永康，这回不是过境，而是农民们特地买来经销的。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终于让人会忍不住问一声：

    还是浙江人的市场神经天生就特别发达？

    一周后，回信来了，要两千只，依图制作，看样付钱。

    那堆花花绿绿的纽扣倒在墙角不止一天了，为什么独独被单氏兄弟“背”出一个纽扣市场？

    运焦炭的卡车翻掉的不止一辆，为什么在别的地方没有“翻”出一个焦炭市场？

    1978年的一天，大约是秋季。

    在那么多的“偶然”背后，是仅仅堆积着另一群“偶然”，还是涌动着一个悠长深厚的“必然”？

    生意那么好，那几位青年人就动脑筋了。数日后，有人便奔北方去了。

    一个更大一点的“为什么”是：

    是老天特别地垂青浙江人？

    渐渐地，桥F的焦炭在邻近县镇出了名，成了一个极热闹的集散地，1984年挂牌，名曰：永康焦炭市场。

    第二天清早，桥下村的农民起床出门，便发现路上翻了一辆卡车，司机已不知去向。地上四处是倒翻出的焦炭，大约有四五吨。

    忽然，他眼皮一跳，一条消息吸引了他。那是一份《读者来信》，湖南一位师范大学的教师向编辑部写信反映，当时国内刚恢复高考，各大高校招生量陡增，便出现了校徽需求量急剧增加的情况，许多高校因此发不出新校徽。

    校徽，不就是一块铝片敲敲打打吗？他顿时手痒，便依着报上的地址，给那位教师写了封信，说他要多少校徽都可以马上供应。

    也许是连日奔驰。驾驶员已是疲劳异常，永康的沙石路又不太平坦，终于在江南名山方岩附近的桥下村，只听汽车“轰”

    的一声，翻在路旁。

    1979年的一天。月高之夜。

    有几位年轻人拿了畚箕，把焦炭扫成十几堆，然后在路边叫卖起来。谁知生意竟很好，许多乡镇的小五金工厂都来买，短短几天就卖光了。

    center">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

    叶家做校徽的事当晚就传遍了全金乡，很快一封封定货信从这个小乡村飞往全国各大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