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每当张德力回忆起当初的情景，都禁不住要叹口气。

    他至今心有余悸。

    “我是浙江南部山区J县h乡的农民，我们那里靠近金华地区的永康和义乌，地少人多，从来就是出生意人的地方。

    我们那里人做的鞭炮和暖炉很出名，有几百年了。但是，那时J县管得比较死，农户做出来的鞭炮和暖炉都要卖给队里，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不能私自销售的。”

    从1978年起，25岁的张德力和他的表弟，以及五个气方刚的同乡开始了他们的冒险生涯。

    “为了把鞭炮运出乡村，我们动足了脑筋。冬天，把鞭炮缠满全身，身上、手上、腿上都紧紧地缠一些，然后披上一件特大号的军大衣，摇摇晃晃就出村了。到夏天就麻烦些，当时邻近的一个公社每隔三天有个集市，大队允许每户带两只鸡鸭去，换一点食盐和布匹，我们就把鞭炮藏在篮底，铺上一层鸡粪。

    “但是，这样一次能带出的鞭炮不够多，只好半夜‘偷运’。

    有一天夜间，土制的鞭炮突然自燃了，那时离村子还不远，骑在自行车上的人吓得一路狂奔。好在鞭炮里的土药火力不强，否则非阉出一条半条人命不可。”

    鞭炮运出来了，还要想办法卖出去。张德力他们到了管得相对松一点的永康县，在县城附近的一个乡村摆起摊位来。过了一年多，由于他们的鞭炮质量确实好，远近的人家都来买，竟形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鞭炮小集市，逢年过节、婚丧喜事，“J县人的小摊”上生意就特别旺。

    出了名，有好处，但坏事随之也来了。

    大队的干部听说在永康有一个J县人开的鞭炮集市，那还得了，当即开会决定要把他们抓回来。好在张德力有个本家在大队部当公家人，漏夜通报消息，贩子们顿时作鸟兽散。人虽没被抓去，但永康的集市是开不下去了。

    过春，张德力和他的鞭炮贩子队转到了兰溪，这时，张德力已是在公社挂了号的“走私贩子”，没法回家了，偷运鞭炮的括儿就得让别人干。实际上，在贩子队里最初级的分工已经出现了，有人专门回乡里一家一户地收购鞭炮，另外有专人想办法偷运出来，还有专门的人负责把鞭炮送到兰溪，张德力则是坐摊叫卖的头儿。

    “说句见笑话，我们那时已有了一点广告意识。为了把四村八乡的农民吸引过来，我们自己描了许多红纸条，到各队各社去贴，上面有种类、价格和摆摊的地点。听说谁家娶媳妇，我们就派人上门推销，多买多便宜。”

    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兰溪也呆不下去了，上面有政策，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集市都要关。张德力的流浪生涯又开始了。

    “我们最远到了福建的北面，但不到一个月就逃回来了。

    那里是老区，管得更紧，生意没法做。”

    便是在这样的飘零流浪中，张德力成了浙江农村的第一代市场人。

    “后来，我们有了经验。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我们的摊位摆在几个公社交界的公路口，谁也管不了。这个法子是跟毛主席学的，当年他老人家打游击建根据地，就是选几省交界的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首先去拜访当地的工商干部，他们默许了，意外的事就少多了。

    “为了争取地方队社的支持，我们有时也给队里交一点钱，算是摆摊费也好，管理费也好，总归争取一些当地的好感。”

    尽管张德力已经是“机关算尽”，但他总感觉自己是一条身不由己的船，沉浮在暗礁林立、漩涡众多的激流之中，一种巨大的恐慌感时时使他心力憔悴。

    1981年的一天，他的贩子队再次遭到驱逐，尽管当地的村民已经接受了他们——有这些鞭炮贩子在，村里不但热闹了，其他的布贩子、小百货贩子也来得勤厂，买卖东西毕竟方便了许多。工商所干部也对他们甚是同情，这些贩子一不滋事，二不捣蛋，每个月还上交一点钱，总归没啥坏事。但是这回是上面派出了工作组，文件的口气好像很严厉，是没法留了。

    没有人向张德力解释什么，他本来做的就是“非法”的事，留他是面子，不留是原则，走人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张德力欲哭无泪。他一怒之下，扛E五箱没有卖完的鞭炮，跑到旷野之中。

    此时的江南，刚刚割过稻子，地还没来得及翻，一堆一堆的稻草很茫然地立在空旷的大地上。风，没有方向地四处吹。

    噼噼啪啪，一阵狂响。

    天高地宽，他却无路可走，满腔苦楚，能与谁人诉说？

    站在田野的大风中，汉子张德力沼如雨下。

    张德力的无声的呐喊，其实正是时代压抑已久的心声。

    如果有那么一方天地，它可以让这些办市场的农民有一块安放摊位的地方，有一处大声吆喝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再担惊受怕，不再被追来赶去……张德力们便愿意千里万里地去投奔它。

    但是，这方天地，它在哪里？

    于是，这时，“天意”把大任降临到了浙江中部盆地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身上。

    于是，这时，就出现了义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