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温州。

    我们已经多少次地为那片土地而震撼、而感动了。

    每次，我们颠簸数百里赶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的呼吸都会变得通畅、清新起来。在那片贫瘠而狭小，偏踞于东南一隅的狭长带黄土地上，是那些不善表达、讲着‘口难懂方言的农民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中国的改革带来了光荣——最早的私营工业、第一批专业市场、“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企业……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培育着一群怎样的人们啊。

    我们在称谓伟大、杰出的人物时，习惯加上一个“大”字：

    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大军事家、大律师。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愿意在温州农民之前加一个“大”字：

    “大农民”。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而言，他们都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

    现在，他们又令人惊奇地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选择了一块沼泽地，作为他们的新传奇的发生地。

    即使在温州，那也是个鲜为人知的冷僻渔村。但是，它却有个响亮而吉利的地名：龙港。

    这就是龙港？龙在哪里，港在何处？

    陈定模卷着两只一高一低的裤腿，站在他的“领地”面前，心里不禁有点发毛。

    眼前是一条被称为方岩的老街，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两百来米长，是清朝同治三年修筑的。两旁有数十问泥坯农舍，歪斜不齐，了无生气。再往前看，便是一大片滩涂，到处是没过膝盖的芦苇、野草，偶尔有一两只野鸭嘎嘎惊起。

    一条鳌江汩汩而过，竟没朝这片荒芜了百年的土地望上一眼。

    “方岩下，只见水流过，不见人留下。一首民谣隐隐约约在天边低唱。

    这是1984年6月的一天。

    刚刚任命三天的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就这样与他的土地第一次握手了。

    在他的身后，站着七位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干部。在他的口袋里，揣着三千元的开办费。

    陈定模轻轻问自己，就这里，造一座农民城，陈定模你能成吗？

    此时的陈定模，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他已不是那种容易被幻想淹没的青年了，甚至从来他就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

    这位温州农民的儿子，从小就跟土地打交道，没有一样农活是他不会干的，后来有机会被送到学校念书，学马列，读经济，想中国农村的问题。然后在温州市委办公室当了几年的理论科干部，两年前，被下派锻炼，当上了温州私营经济最活跃的苍南钱库区的区委书记。这次，县里本来要调他到县委机关工作的，但他听说要在龙港造新城，便立即毛遂自荐。

    “这辈子还有什么比做一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更痛快的？”

    陈定模大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兴奋感。

    但是，痛快是痛快了，可城从哪里造起，事从哪件做起，造城的农民又到哪里去找？

    “没有金钢钻，哪敢揽瓷器活。”如果说陈定模的心里一点没底，那肯定不可能。那么，陈定模的金钢钻是什么呢？

    数年后，有记者采访陈定模，问到此处，老陈莞尔一笑，他慢吞吞地打开抽屉，掏出一张图纸，皱巴巴的，有一处还被烧了个小烟洞。他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就是陈定模的金钢钻了。

    尽管当时眼前还是一片滩涂老街，而在他的心中早已勾画出剐样的景象，哪里是街道，哪里是楼房，哪里是市场，哪里是幼儿园、学校和医院，都已经各就各位了，整个新城呈井字形，街巷纵横，一目了然。

    龙港要建城，光造路、供水、排污等三项公共设施，就起码要500万元，陈定模就全指望这张图纸了。

    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旁边就是陈定模绘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八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

    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同时。将图纸上的地块分成若干等级，征收不同的公共设施费。

    陈定模还把七位干部加上他自己八个人，分成四支宣传队，到各地大肆鼓吹，促销龙港。

    一图出而天下动。

    “龙港要造城”的消息，如长了翅膀飞遍温台盆地。

    《决定》发出第十天，已有2200户农民申请入城，到第30天，七县十二区乡的5000户农民就挂上了号。

    为了彻底方便农民，陈定模专门成立了一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按规定，农民进城要跑八个部门，盖八个章，陈定模向县委打报告，把审批权全给要下来了，八个部门的大印被绑在一起，一盖一个准，这样，办事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1984年12月31日，是首批登记建房交款的最后一天，简陋的龙港镇政府门口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包一包的钞票，一捆一捆的希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堆到了陈定模的面前。

    日后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这位龙港的“首席设计师”还是感慨万分：“我也没想到，造城的魔力会那么大。”

    有统计说，龙港建城共投入市政建设资金8亿元，其中98％的钱是进城的农民们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