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吾取诸于商贾，非取诸民也。”
满洲人入关，以数十万铁骑征服上亿人口的帝国，看上去很象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反抗势力的暴力征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满洲人在江南和广东地区遭到的抵抗尤其激烈，因此屠杀也最是惨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岭南”，从这些名词中分明可以嗅出当时的血腥，繁华百年的工商经济再度遭到毁灭性打击。
政权初建时，满人对汉人极端不信任，在商业上只肯依赖和扶持与自己有特别关系的人，因此也出现了类似于元代斡脱集团那样的商人群体。不过，这些人不是其他少数民族，而是汉族中的早期归顺者，他们被称为皇商，当时共有八姓家族，分别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史称“皇商八大家”。
山西介休的范家是八大皇商之首，当家人名叫范永斗。
明崇祯年间，范永斗在张家口开设商号，从事马匹买卖，他与王登库等八个来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制了当地的马市贸易。往来商客之中，来自东北的满人是最大买家，他们用皮毛、人参等特产换回马匹、铁器、盐和粮食，范永斗做生意，非常讲求信誉，“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在这过程中，他与满族上层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满人攻入中原后，马匹、军械等需用大增，范永斗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采购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赏八大家，顺治专门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许以官职，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辞。于是，顺治封他们为“皇商”，也就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商人，籍隶内务府。清政府把张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给他们开垦，义务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供皇家专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贸易事务，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范家又被民间称为“皇家参商”。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介休范家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范永斗靠依附满人，成为家产百万级的富豪，而到了他孙子一辈，则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是实际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执政时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路途遥远，且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每石米运到军中需120两白银。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范永斗的两个孙子范毓宾（香宾）与范毓奇（香奇）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军粮的价格――包括粮价和运杂费在内，开始时每石为40两白银，以后主动降为25两、19两。不仅如此，范家还承担了运粮的风险，《清史稿》记载，1732年（雍正九年），因敌寇侵袭，军粮在运输过程中损失十三余万石，范家“斥私财补运”，为此花费144万两白银。在康雍乾三朝，范氏总计运输军粮百万余石，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范家对朝廷的报效当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1729年，雍正特赐范毓宾（香宾）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符其实的“红顶商人”――后世另外一个更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范毓奇（香奇）考上了武举，从千总干起，当过天津镇总兵，累官至广东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来字的小传。
据山西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考证，范毓奇（香奇）也是惟一一位被写进了《清史稿》的晋商。换一个角度来说，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区区500个字给清朝最重要的商帮集团――而且还因他是总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说是商人阶层被正统史家边缘化的一个佐证。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经济上的实惠当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项是，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范家摇身而成盐商之首。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盐场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1732年（雍正九年)，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
范家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清初以白银为本位货币，但民间交易多用铜钱。国内原铜缺乏，康熙年间起从日本进口铜。最初由沿海民商承办，用国内的丝绸、茶叶、电器、药材及其他杂货换取日本的铜，利润极高，据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范氏联络张家口的五家皇商，要求承办对日铜贸易。从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氏贩铜每年60万斤，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140万斤，占进口量的三分之一强。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围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张家口有商店6座，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家，在张家口有地106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此外，范氏还从事木材、马、皮毛、人参等贸易，并与英商进行玻璃贸易，开采铅矿。范氏家族有五十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范毓宾（香宾）在老家介休张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极尽奢华，被当地人尊称为“小金銮殿”。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所以，其命运的把柄也自然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军情动荡，运粮业务遭遇损失，户部追缴262万两银子，范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白银，约定分五期偿还，由此种下衰败的祸根。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理由限制出口，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一时间进退失措，朝廷的官员们乘机催讨官铜，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由此欠下巨额债务。
两年后，朝廷以欠款340万两白银为由，抄办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在这一部企业史上，介休范家的兴衰史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本，“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这是最让后人沮丧的地方。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十个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实际执政64年），从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
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时全国人口约在1亿到1·2亿之间，乾隆晚年时已超过了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间生活的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民国学者傅斯年曾对此有深入研究，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康乾盛世”无非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
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称之为“天才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出现了开普勒（德国）、伽利略（意大利）、笛卡尔（法国）、牛顿（英国）、费马尔（法国）、莱布尼茨（德国）、帕斯卡尔（法国）等天才级大师，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地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
在科学启蒙的推动下，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其后的一百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新的生产力像地下的火山，猛然喷涌出来，洗荡天地，工农业产量成百倍地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在清帝国的北方，一个叫俄罗斯的国家也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之旅。1703年，比康熙皇帝小十二岁、年轻的沙皇彼得一世力排众议，决定将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边的一块沼泽地上，日后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它使得落后的俄罗斯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了面向大海的帝国。彼得几乎把全欧洲最时髦的建筑都搬到了这座被命名为圣彼得堡的新城市中，在那个马车年代，圣彼得堡的街宽已达20多米。彼得日后以“大帝”名垂历史，他以及他的子孙们让俄罗斯成为了一个新崛起的大国。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
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此。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清稗类钞》记载的一则故事最为生动：某次，雍正皇帝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高吟：“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在“文字狱”的高压恐吓下，清人在工商思想上的开放远不如明人，类似丘浚、顾宪成这样的人物竟无出现，知识分子愈来愈蜷缩在狭隘的“学术羊圈”之中，穷首皓经于训诂之学，格局和胸襟越来越小，大多成了寻章摘句的老雕虫。
如果说，在十五世纪的明代中期，徐光启与利玛窦还能在科技知识上平等对话，那么，到了康乾年间，中国学者已经无法与西方分庭抗礼，双方完全处在两个无法沟通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之中。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研究，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从这两张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十五世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波段的水平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金观涛和刘青峰因此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当然，上述的分析都是后人站在历史高地上的俯瞰，那些生活在17世纪的中国人是根本感觉不到那份焦虑和超越的。在余英时看来，“就朝代的兴替而言，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是若因此而说其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是太过夸张。”据他的观察，自晚明到清代，中国社会的基本衍变轨迹是缓慢、持续、并且一以贯之的，只是“活在这两个世纪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未察觉到自身已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
就经济而言，随着人口的倍增，边贸和内需市场庞大而旺盛，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经济重心继续向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倾斜，东南的权重越来越大，形成了北、东、南三大商帮，分别是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
家底雄厚的晋商仍然强悍。属暴发户性质的“皇商八大家”全数是山西人，其余世家的财力也不容小窥，他们控制了北方边贸和京城商贸，还推动了长江中游地区的繁荣。
祁县乔贵发是靠边贸发家的典型案例。他出身在一个贫困家庭，从小父母双亡，雍正初年，出走到塞外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谋生闯荡，先是在一家店铺当伙计，常年赶着骆驼往返于大漠戈壁之中，稍有积蓄后，就跑到山西商人众多的包头城自立门户，卖蔬菜、磨豆腐、开草料铺，十余年后独资开设广盛公杂货店，渐渐又兼营钱庄。当铺，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
乔贵发的真正发家靠的是做粮食期货，时称“买树梢”。当时包头涌入大量开荒农民，种粮缺少本钱，而这一地区靠近黄河，常有水涝之灾，粮食收成很不稳定。乔贵发发挥晋商在粮食贸易和钱庄经营上的双重优势，做起了冒险生意，他在春耕时节发放贷款，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秋后结算，这种做法很象后来的订单农业，乔贵发算过账，只要五年之中有两年丰收，他就会有几倍之利。这种“买树梢”的做法被学界认定是中国最早的粮食期货。自乔家之后，山西商人在北方边疆地区大做买空卖空的粮食期货交易，据山西籍的大学士祁隽藻在《马首农言》一书中记载，“更有甚者，买者不必出钱，卖者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
乔贵发一世而兴，是众多晋商故事中的一个典范，他在老家祁县建造了一座富丽精致的乔家大院，1991年，电影导演张艺谋在此处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名声因此大隆，成为知名度最高的清代晋商。有清一代，与乔家一样靠边贸致富的，还有榆次的常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渠家和汾阳的牛家等等，他们各自组建了庞大的、集贸易与金融于一体的家族集团，控制了清朝与蒙古、俄罗斯的双边贸易。
以边贸为基础，晋商进而在北方一些中心城市建立了自己的货物集散网络，最重要的有恰克图、天津、张家口和汉口等，其中汉口是深入到内地的一个后方基地，在十六世纪中期的明嘉靖年间，汉口还仅仅是一个人口不过2·5万的小镇，而到十八世纪初期的康熙年间，汉口周围已有“户口二十余万”，号称“九省通衢”，山西商人在这里贩粮运茶，颇为活跃。
即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晋商的踪影仍然四处可觅。1689年，喜欢南下游历江南的康熙皇帝发现，在商业繁荣的苏州、杭州和绍兴一带，从事市井商贸的人，大多是山西籍人士，当地人经商得富的反而较少。他分析原因说，“可能是山西民风俭朴，喜欢积蓄而致富，南方人个性奢靡，所以存不了多少钱。”若康熙的观察真是一个普遍现象，倒是出乎后人一般的印象。
尽管从清朝开国之后，晋商就一直非常风光，然而它的大辉煌时期竟还没有到来。
康乾年间，帝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京城，而在南方的扬州，这当然与盐业和徽商有关。
自明代叶淇变革盐法之后，两淮盐场就成了全国最大的盐业产地和交易中心，垄断的盐利之高让人咋舌，康熙时期的大臣郭起元就统计说，一包盐在江南一带的收购价为二三文，到了江西、湖广，零售价就抬高到一二十文，即有七、八倍的利润。康乾年间，淮盐每年行销190万引，每引平均为300斤，销盐一斤就可获利三十文，一引即可得白银九两，以此推算，两淮盐商每年的利润为1200万两之巨，累以时日，其财富之大无以复加，据地方志记载，大盐商的家产均在千万两以上，百万两以下的，都只能算是“小商”――“百万以下，皆谓之小商。”当代史家估算，清代两淮盐商的资本约为7000万两左右，相当于乾隆年间国库存银的总额。因此连乾隆帝都叹息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正因如此，作为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就成了天下最大的销金窟，康熙、乾隆多次下江南，均以扬州为目的地。
为了更加有效率地管理盐商，清政府推出了“首总制度”，即从二十多位总商中选拔出一位首总，三年为一任期，由他来协调官商关系，此人就成了最显赫的盐商领袖。在历任首总中，最出名的是江春（1721－1789）。
江春祖籍歙县江村，他的盐行名叫江广达。江春的曾祖父江国茂是一个晚明秀才，清初时放弃举业而成为扬州的盐商，到了儿子江演一辈，积少成多，渐有积累。江演生有二子，江承玠因为怡亲王的举荐而成为嘉兴知府，江承瑜――也就是江春的父亲则成了有名的总商之一。江春二十岁就因父亲早逝而继承了总商一职，因才干出众，很快崭露头角。1751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在扬州城北郊的蜀冈御码头接驾的有四位大盐商，他们都是徽州歙县人，领头者正是时年三十岁的江春。此后几十余年间，江春纵横官商两场，成扬州城里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时人称他“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
江春熟悉盐法，为人干练，行事公道而能协调各方关系，据说每次只要他发言，或提出一个策略，一众商人只有拱手赞成的份儿——“每发一言，画一策，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特别善于巴结官员和皇帝。《扬州画舫录》记载一事：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好文善诗，有一年春天，他突发雅兴，仿效王羲之“兰亭修禊”，召集一帮骚客聚会饮唱，他当场做了四首七律诗，在江春等一干盐商的“运作”下，竟然有七千多人“和修禊韵者”，成扬州文坛一大盛事，哄得卢大人眉逐颜开。
《清稗类钞》记录的另外一则故事更加出名：乾隆南巡到扬州，江春作为盐商代表承办一切接待事务。某日，乾隆到大虹园游览，行至一处，随口对左右说，这里的风景很象京城南海，可惜没有一座白塔。江春听到了，当即贿赂内官，把南海白塔的模样画了出来。当夜，组织工匠建造。第二天，乾隆又来园中，远远看到一塔巍然而立，无比惊诧，以为是错觉，上前细看，果然是砖石所造，乾隆叹息说，“盐商之财力伟哉！”
因善于奉承、办事利落，江春深得乾隆欢心，先后六次南巡，都要接见他，到他的家里做客，有一次还面赐给他的七岁幼儿一个“金丝荷包”。每当有两淮巡盐御史上任，乾隆总会在奏章中提及：“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在盐商中的威望也因此树立。
盐商与各级官府——从中央到地方，表面上看一团和气，其实利害关系非常微妙，江春居中斡旋，很是吃力。康乾年间，盐商对主管衙门的进贡已成制度，仅补贴盐运司衙门的饭食银和笔墨纸张杂费就达每年4·3万两之多，这些还是记录在册的，其余的孝敬和贿赂不在话下。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一起轰动全国的“两淮提引案”可生动地呈现出当时的官商局势。
乾隆登基以来，因人口猛增而导致用盐需求旺盛，朝廷规定的官盐销售指标不够用，因此每年都会预提下一年的“盐引”，也因用盐日巨，盐商大赚其钱。1768年，江苏巡抚彰宝上书朝廷称：从乾隆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两淮盐商共多引了纲盐共442万余道，除了正常的纳税和获利之外，另得“余利”1092万两，这部分利益应该全数上缴朝廷。
“两淮提引案”是一起公开的政府勒索事件，中国官商之间从来缺乏平等契约，以此最为典型。彰宝的奏章获得批复后，盐商们叫苦连连，联名上书乞求减免，他们也算了一笔账，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商人交纳的辛力膏火银、历任盐政购办器物用银、各商办差用银总计927万两，其余替历任盐政官员代购的物品费用近百万两――其中便包括为卢见曾代购了上万两的古玩，合计下来，与彰宝所算出来的“余利”基本相当。
盐商的陈请，当然不被采纳，多位总商的职衔被革掉，有人还被逮到京城审讯，时任首总黄源德“老疾不能言”，其他盐商惶惶不可终日。《橙阳散志》记录了江春在当时的表现：“当提引案爆发的时候，盐商人人自危，江春作为代表前往京城对质，在朝堂之上，他说明实情，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皇帝了解他的诚信，不再追究其他盐商，大家得以保全。”
这段文字所呈现的事实其实是：盐商们害怕乾隆帝以汉武帝式的“暴力清算”来重新分配财富，江春在当时起到了居中斡旋、缓解的作用。经双方谈判，盐商答应在当年度缴纳127万白银，其余800多万两分为八年缴清。两年后，乾隆利用一次庆祝场合，把盐商们被革掉的职衔又还给了他们，大家“谢主隆恩”，不快的一页算是就此揭过。
“两淮提引案”是清代官商博弈的生动案例。在强势而毫无契约观念的政府面前，因特权而寄生的盐商集团毫无话语权，在乾隆、嘉庆两朝，盐商因“军事需要”而被勒令上缴的“纳捐”就将近三千万两，相当于他们所拥有财富的一半左右，其他名目的“捐纳”更不可胜数。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有产者从来没有在法理和制度层面上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的权利，相反，从统治阶层到知识界均认为，对富有者的剥夺是带有天然的合法性与道德威势，是维持社会稳定、“均贫富”的必然要求，清代大儒钱大昕就曾明确地说，“吾取诸于商贾，非取诸民也。”在这里，“商”不在“民”的范畴之内，并与“民”俨然构成为对立的利益集群。这一景象与中世纪之后的欧洲社会进步恰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开始重视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并在法理和制度上进行保证，由此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生以及现代化转型。
在各类笔记野史中，有关江春的记载不在少数，比如在《扬州画舫录》中，提及江春的地方就达18处之多，他去世之后，著名文人袁枚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极尽赞美之词的墓志铭。但是，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如此多的文字中，竟然没有一处与经营管理有关，甚至连“江广达”这个盐号也几乎不被提及。从记录中可见，江春每天主要的工作是：邀宾宴客、大造园林、应酬官员、接待皇帝、修桥建庙做慈善。
江春的钱赚得很轻松，花得也很慷慨，史书形容他，“雅爱交游，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馆其家，家有厅事，容百人坐，坐常满暇。”他最擅长的嗜好是箭术与斗蟋蟀，曾以万两白银的高价收购一只蟋蟀，还用昂贵的宋代瓷缸来饲养它。他在扬州的私家园林多达八处，每处都以精致宏大而著称，江家养了两个徽戏班子，昼夜歌弦不断，每年仅此一项开销就要三万余两白银。江家子弟大多沉迷于文化，起码有十五人成为诗人、艺术家与艺品行家等。
据《两淮盐法志》载，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九年的十一年中，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1120万两之多。到了晚年，江广达盐行竟已奄奄一息，他的“老朋友”乾隆帝实在看不下去，只好借给他“帑银”25万两以维持营运，为了支撑庞大的日常开销，江春不得不靠变卖金玉古玩来应付，到去世的时候，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其子孙“生计艰窘”。当代学者何炳棣在研究扬州盐商时，曾很感慨地发现，“虽然江春风风光光地高居总商一职，但是他似乎羞于让后代知道他行盐的旗号——江广达，除了袁枚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中曾提到此名之外，其它的地方都见不到他的这个名字。”
江春的“速富急衰”，只是盐商集团的一个戏剧性缩影。他的财富因垄断授权而得到，终其一生也在为维持这一授权而陪人欢笑，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虚浮变形和全然扭曲的商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