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团泊洼，团泊洼，你真的这样静静的吗？

    center">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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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1976年

    1976年，从一开始就被证明是一个决不平凡的年份。

    在这一年，中国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家相继去世。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时年55岁、当过毛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的华国锋被指定为接班人。

    三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后来调查得知，此诗作者为山西一家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王立山。）还有人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挂了一条很有点幽默感的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那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成“幕后主使”，他因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唐山城全毁，余震波及北京、天津，累计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全球震惊。

    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受到自然灾害及政治波动的影响，197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了1.7％，远远低于计划要求的7％－7.5％，国家财政收入也出现了29.6亿元的赤字。在国家投资拉动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斗争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从1965年到1976年，中国共出现四次经济高峰，分别是1965年、1970年、1973年和1975年，此外出现了四次低谷，分别是1967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但这一时期，由于价格受到严格控制，宏观变动竟与通货膨胀无关，这与1978年之后的情况大不相同。

    从这一年的报章来看，舆论一直在不停地声讨邓小平的经济政策。

    1976年6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靠“责任制”还是靠觉悟？》的文章，它的署名者是“上海市求新造船厂铜工弯管组”，文内写到：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条例》大肆鼓吹所谓“责任制”，胡说什么“规章制度关键是一个责任制”。这种不讲路线、不讲共产主义风格的“责任制”，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我们广大造船工人心里最清楚。

    文章说，“岗位责任制”对广大群众实行管、卡、压，什么车、钳、刨、铣各有专职，电焊、漆工不许乱来，每人都要“安守本份”；部门、工种之间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有任何的“越轨”行为，就要扣工资，给处分。这种“责任制”死死地束缚了我们工人的手脚，扼杀了我们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诱骗工人埋头生产，不问无产阶级政治，听任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从8月13日到10月6日，仅《人民日报》就发表“批邓”文章总计110篇。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编写的三本“批邓”小册子发行了上千万册。邓小平、陈云等人在过去两年多里推行的开放和整顿政策几乎被全部推翻了。

    邓小平的再度复出是在1977年的7月。因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坚持，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宣布，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在1976、1977年间，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完全地呈现出来，人们彻底厌倦于一场接一场的、永无尽头却没有任何实惠的政治运动了。据胡鞍钢的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开展各种大、小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个运动尚未结束，下一个就连绵而至。在“四人帮”被清除之后，华国锋仍然大搞政治运动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这一方针的扬弃，将经历一场著名的大讨论，在1978年底才尘埃落定。

    十年文革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

    首先，文革造成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日本成长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

    胡鞍钢对文革十年的经济损失有过一个定量分析。据他的计算，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期间实际GDP增长率为9.2％，1978年到200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9.3％，而1957年到1978年之间为5.4％，也就是低了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同时远远低于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十年文革中，因为教育制度的失误，全国少培养了100万大专毕业生和200万中专毕业生，耽误了一代人，中国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进一步拉大，据蔡昉和都阳的研究，文革使潜在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了14.3％。

    对于十年浩劫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还提出了另外一些观察的角度。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帕金斯所谓的“十年后”，就是指1976年。

    帕金斯的意思是，尽管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动乱，然而，在这期间，经济治理的模式与逻辑与之前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些模式和逻辑包括：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和贸易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投资战略、完全依赖国家投资全面取缔私人资本的经济治理思想、限制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的原则、反对权威主义取消专业分工的准则、坚持自主封闭反对国际贸易的做法，等等。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上述种种模式与逻辑从1950年代之后一以贯之，并无重大更改，在文革十年中，由于众多精通经济管理的高中层官员或被打倒，或被下放，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负面性得以更剧烈和更极端的方式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作为一个代价昂贵的“反面教材”，为日后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空间。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再没有受到列强的军事侵略。到1976年，无论在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它都已经是一个不容欺辱和轻视的大国。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1952年到1978年的通膨率平均每年只有1.7％。中国的中小学在校学生增加8.4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5.3倍。中国政府还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体系。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四个核武器俱乐部成员之一——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况。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年到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与之相对比的数据是，1978年到2003年，中国明显加速，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增长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从4.6％上升到26.6％。）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治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摊子。“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这一评论，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的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私人财产不受法律保护，民营经济近乎于零。在国营企业领域，工厂没有生产积极性，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滑坡十分惊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得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

    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在连续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高达51.1%和49.6%，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虽然多年强调“以钢为纲”，但1976年的钢产量只有2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整个工业，到1976年，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

    有一些数据可以生动地表明，投资效率的低下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在1976年生产一千瓦电所需要的投资，竟比1966年要高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则高将近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则超过40％。另据李安增、王立胜所著的《中国当代史》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1955年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66年还是34.5元，1976年下降为19.3元；商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文革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其中个体工业减少了88.9％，个体建筑业减少了60％，个体运输业减少了88.9％，个体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减少了75％，其他个体经营者减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业品集体商业网点只有1283个，个体商贩仅剩3085人，百业萧条，已到绝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发展战略，让物资短缺的景象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各样的票据所困扰，而收入则常年没有增加，从1958年到1977年，二十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在当时，一个工厂学徒的月工资为18元，而最具资历的“八级”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资为108元，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在1976年，一个北京市的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凭副食品供应证，购买半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和一两芝麻酱。

    在物价上，出现了日用食品价格较为低廉及家用工业品无比昂贵不堪的反差景象，1976年，一块钱可以买12到13个鸡蛋，一碗素面8分钱，肉面1毛四分钱，一个成年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标准为30斤，一斤大米的价格不到3毛钱，一斤菜籽油不到6毛钱，肉是凭票供应，分为四等，最肥的一级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级肉为4毛多一斤。相比，工业品的价格就要贵得很多，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售156元，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售187元，一块上海牌手表售120元。人们为了得到上述的这“三大件”，不得不拼命地省衣节食。工业品的价格之所以那么昂贵，除了供不应求的因素外，还是防止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份对全国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表明，城市住房面积在1949年为每人平均4.5平方米，到1978年则下降到3.6平方米。从1976年起，北京、沈阳等城市的居民开始大着胆子，违规“盖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说：“大伙纷纷将（公家的）建筑材料化为己有。开头，这种‘偷’虽然明目张胆，还是有某些节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尽量挑一些半截砖，烂木板，各种下脚料，就是说将工地淘汰下来的东西往自家搬。渐渐地，有人肆无忌惮地打开拆开工地上的各种保护阻拦，拿起最好的建筑材料就往家里走。当这样的大胆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劝阻，告诉他们拿公家的东西去干私活未免不妥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什么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国家的！连命都是属于公家的！’他大声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气冲云霄！”

    在农村，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民公社被证明是一个“虚假的天堂”，有很多民间谚语讽刺这一制度的低效和不公正，一则流传于安徽一带的顺口溜这样描述农民上工的景象：“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逛。”到1977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318公斤，仅比建国初期的1952年多了30公斤。

    以安徽凤阳县为例，这个出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凤阳花鼓闻名的鱼米之乡从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间，粮食实际征购量11.97亿斤，同期农村回销、城镇公映15.68亿斤，也就是说，购销相抵后，凤阳农民不仅对国家没有贡献一粒粮食，反而吃进了3.71亿斤。每年到了春荒，凤阳县的一些生产队由队长带领，拿着盖上公章的介绍信，打起花鼓，唱着辛酸的歌谣，踏上乞讨的道路。到了1978年的冬季，正是在这里的小岗村，十多个被逼到了绝路上的农民冒死签下了著名的“包产到户”合约。

    在1976年的中国农村，有10万家小工厂特别值得关注，它们都很象在前面章节中描述过的鲁冠球式的工厂。如果有一双“先见之眼”的话，我们将看到，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它们居然是启动中国经济的第一股力量。

    这些由公社或生产大队创办的“社队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有：小水泥厂、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和小机修厂。它们要么是为了建造房屋和兴修农田水利，要么是为了修理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因为城里的国营工厂实在无法满足农民的这些基本生活和劳动需求，所以，默许其存在，不过对之有严格的限制，它们只能在公社内部——最多在附近的地方进行生产和销售，否则就算是投机倒把。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这些社队企业居然从来没有消亡过，在1960年的时候，为了“大炼钢铁”，社队企业的数量一度多达11.7万个，到1963年就被砍剩下1.1万个。从1966年起，它又开始复萌，1970年达到4.5万个，到1976年为10.6万个。

    这些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成为了一股很奇特的经济力量。在资产关系上，它们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不过，它们的经营活动却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这些人甚至还是公社或大队的领导。在1978年之后，随着消费市场被激活，城里的国营企业受体制约束始终无法展开手脚，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竟“意外”地成为了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主流力量。这就是中国崛起的“草根秘密”。

    国家经济要重振，还面临一个投资来源的难题，自1949年以来，历次重大的工业投资，分别靠的是苏联援助、“大跃进”式的举国战略以及“粮食剪刀差”所形成的资源聚集。而到1976年，这些办法已全数失效。因为多年的锁国政策，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为零。

    1973年的第二次设备引进计划可以被看成是它们再度登陆中国的试水之旅，当大型设备被引进后，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引进，继而便是资本和商业理念的接踵而至。这将是一个曲折而富有戏剧性的进程，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曾经“臭气熏天”的外国资本享受到了超国民的待遇。

    就这样，我们可以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大致描述一下1978年之前的企业格局：国营企业占据了近乎百分之百的资本和市场份额，民营资本主要存在于乡村，身份卑微而力量赢弱，国际资本已经拍响了进入的门环。自中国开始发展近代工业的第一天起，这三股力量就一直并行而进，角斗而融合，这场发展模式在1949年被中止，将近三十年后，万物轮回，游戏又开始了。

    本书至此已近尾声，接下来的中国企业史将呈现出一番全然不同的局面，我在一书中将予以详尽的描述。

    此刻，站在历史的高地上，我们不妨一起回望1870年代到1970年代的跌荡一百年。

    在这一百多年里的时间里，苦难让我们有机会凝神结想，学到不少东西。它使中国人得以细细体察所历之事，对千年历史以更严苛的观察，若非受辱，我们对之也许根本不会留心，还沉浸在骄傲的大国幻境之中。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有一个词汇覆盖了所有的主题，它成为了无数热血国人的毕生理想，这就是“强国”。“强国”的急迫，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焦虑，有时候甚至显得迫不及待，在一条道理还没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时候，都不惜铤而走险。在很多敏感关键的时刻，渐进式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反动”，颠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为了全民性的选择，百年春秋，闹剧、悲剧与喜剧交织上演。

    在这是被“强国梦”激励着的一百年里，中国的复兴开始于一个幽黯而绝望的梦醒时刻，商业的演进一直是国家进步和民族雪耻的重要方向，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崛起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而他们的曲折命运又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和全民抉择纠缠在一起，它们时而合一，时而决裂，却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处在不和谐的状态中。百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作为富裕公众的代表阶层，企业家集团在与政府（分别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知识分子和贫穷公众的关系相处上，一直没有达成原则性和建设性的共识，这也成为中国商业进步总是被各种事件打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自1929年——孔祥熙利用全球经济危机突袭中国民营银行业——之后，信奉自由经济的企业家阶层就在中国逐渐烟散了，与之伴随的是中产阶级的日渐弱势与瓦解，中国民族性中对威权——特别是中央集权的渴望以及领袖崇拜，在后来的岁月中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浩劫。

    到1976年，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即将拉开帷幕。

    这将是一场没有“蓝图”的变革。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清晰或模糊地意识到，那种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必须把振兴经济成为新的、最主要的国家任务。可是，到底该走一条怎样的振兴之路？僵化而低效计划经济体制将以怎样的方式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又将呈现何种陌生的面貌？国营企业集团的改革出路何在，那些已经被压抑和消灭了多年的民间商业细胞将如何复活？发展的资金从何处来，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国际资本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边界在哪里，理性的局限将如何克服？

    对这些问题的一一解答，构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成长的种种景象。没有一个困惑的化解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一直到我写作此书的时候，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

    德国有谚语曰：“只发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沒有发生。”中国商业史的问题正好相反，事情总是在间隔一段时间后一再地重复发生，而人们却对之视而不见。百年以来，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从李鸿章和盛宣怀，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后来的国家治理者，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的一再上演，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百年不变的剧本，那剧本里的台词竟像基因里的遗传信息一样在一代一代人身上的复制和轮回。

    如果我们再放眼得遥远一点，在过去二千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曾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近现代工业化之路，似乎是这段论述的最生动的注脚。

    荒谬只有在人们不同意它的时候才有意义，人类正因善于反思而得以存在。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经历，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历史是我们亲手编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却再也脱不下来。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认同这样的史观，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来轻易地原谅了当时的错误。而这正是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地概括承受，如果这样的勇气和绝然，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1977年11月，复出不久的的邓小平外出视察，他选择的第一站是广东。

    当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不但出现了象石狮那样的地下集贸市场，还发生了难以遏制的“外逃潮”。在广东省，毗邻香港的宝安县每年都有数千农民冒险偷渡到对岸。偷渡者以气枕作船，用乒乓球拍作桨，有的甚至抱着一只篮球就跳进伶仃洋，许多人被海浪所吞没。农民外逃的理由很简单：一岸之隔，贫富悬殊实在太扎眼，宝安县一个农民的日收入为0.7到1.3元，而香港农民的日收入为60到70港元，这边有一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香港新界那边也有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万元。在1977年，宝安县共堵截收容外逃人员4.6万人，这股外逃潮甚至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夏秋。（广东地区的“外逃潮”最早始于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酝酿了很长时间，有两个事件比较值得关注，第一个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第二个事件是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深圳），积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的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

    就在邓小平前来视察的时候，大规模集体逃港事件正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已是防不胜防，它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领导在汇报工作时，自然不能避而不谈。没想到，邓小平在听了汇报后，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样的回答，让在场的干部惊诧不已。邓小平进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离开广州后，邓小平视察四川，在那里又提起在广东的所见所闻：“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可见我们的农村政策要变，要改革。”

    谁都听得出，那声音里的急迫。如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80年所惊呼的那样——“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百年跌荡，风雨如晦，此时的中国，又到了更弦易张的变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