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眼睛被遮住了，你低沉、愤怒的声音，在阴森森的黑暗中冲撞：放开我！

    ——芒克，《太阳落了》，1972年

    1972年5月，意大利共产党人、欧洲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受北京的邀请，前来拍摄一部纪录片。在进入中国之前，他的想象是这样的：中国的沙漠是蓝色的，河流是黄色的，农民们都穿着童话里的衣裳。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当年到达中国的前站。在罗湖口岸，他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手持钢枪，整齐排列。随行的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后来回忆说：“这种对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满神秘光环的中国。”他装上胶片正要拍摄，安东尼奥尼上来阻止了他。“他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先理解，然后再拍。”随后，摄制小组从广州飞赴北京。当安东尼奥尼和同事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停机坪时，舷窗外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孩子们手拿鲜花和彩带，跳着舞蹈，喊着欢迎口号。中国朋友的热情令摄制组一行很开心，不过很快，他们发现人群不是在欢迎他们，那一天，人们欢迎的是非洲索马里的主席西亚德。

    在安东尼奥尼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能够代表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他在中国工作了一个多月，拍摄了北京、上海、河南红旗渠和苏州等地，最终剪辑完成的影片就定名为——《中国》。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意外的状况时常出现。

    红旗渠是河南省林县在60年代兴修的、著名的水利工程，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建成，近20万农民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其蜿蜒70公里，宛若一条“人工天河”。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让意大利人惊叹不已，在一座石头垒成的村庄北小庄，安东尼奥尼告诉陪同的中方人员，这里是我明天的拍摄地。第二天当他带着剧组去时，他发现村里的灰土墙被石灰粉刷一新。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他拒绝拍摄，对他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还是在拍摄红旗渠的那几天，摄制组发现有一群农民急匆匆地走在路上，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着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显然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非常紊乱和肮脏，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卢奇亚诺还回忆了另外一个细节：“当时我们在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我们拍摄下来，但我们不知道那些讲的是什么？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当《中国》在西方公映后，安东尼奥尼马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亲华的观众看后，指责他“丑化中国”；排华的观众看后，则说他在“美化中国”。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刊文《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将《中国》被定为反华影片，作者指责说，“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到6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结辑出版《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一直到三十年后的2004年，这部纪录片才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放映。

    尽管结果让人很不愉快，不过，意大利人受到邀请这件事情，还是表明一些新的变化正在发生中。

    就在安东尼奥尼来拍片的半年多前，1971年9月13日，替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境内，他的一批党羽相继被捕。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在时隔22之后重新回到了国际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他，一周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长期尖锐敌对的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中日关系随之冰解。

    经过了五、六年的大折腾，国民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的状态，商品供应极度贫乏，极左的江青、张春桥及王洪文等人只会搞政治运动，实在不懂经济，于是，被打倒的技术领导和中央干部们又被召了回来。

    在吉林乡村当木匠的陈祖涛是在路边被“捡”回来的。1971年的11月，他带着村里的大车去城里的一家标准件厂拉废料，路上偶遇一位老同事，这才被重新“发现”。几个月后，陈祖涛重新回到了二汽，他回忆说，“我不是发誓不再搞汽车工业了吗？但是回到二汽一看，都是熟人呀，熟悉的环境呀，我的心又软了，就接着干上了。”

    陈祖涛看到的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汽车厂，自文革爆发以后，二汽就被武汉军区接管，这里日日在上演劳民伤财的荒唐剧。

    为了响应“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军管小组提出要发扬“干打垒精神”。（“干打垒”是东北农村地区的一种简易造房技术，用一定比例的水泥、石灰和泥土混合，木模板中夯打结实做成墙体。1959年，大庆油田大会战时，被油田工人用于建造简易住房。“工业学大庆”期间，“干打垒精神”被极端化。）原本用红砖建成的厂房被认为是“资本家的工厂”，于是全部扒掉，换成“干打垒”的墙体，这一建就是60万平方米。这种厂房用材粗糙，质量低下，根本不适合当制造汽车的车间，可是谁也不敢提出异议，这种“干打垒”做法还被当成经验在全国进行了推广交流。

    1973年，陈祖涛代表二汽去北京开质量问题座谈会，谈及“干打垒”车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问，“祖涛，你看该怎么办？”陈祖涛脱口而出，“惟一的办法就是推倒重来。”在场的人均大惊失色，陈祖涛心想，我反正是劫后余生，大不了再回去当木匠。李先念沉吟良久，然后说，“有的可以留作仓库，有的可以推倒重建。”这件事很快被已经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知道，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二汽有人把‘干打垒’拆了，重新搞了一套厂房，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陈祖涛顿时又大难临头，好在李先念暗中力保，他才没有被上纲上线地批斗。

    军管人员除了用“干打垒”建汽车车间之外，在生产经营上更是蛮干瞎干。搞产品设计的时候，他们提出要依靠工人阶级制造“政治车”，实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师、不要大学生、不要个人签名，理由是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计者签名是为了个人树碑立传。在制订生产任务的时候，更是不讲流程，一味的强调速度和产量，高喊“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车啃出来，这是死命令。”

    就这样，一辆辆没有工程师参与设计、“用牙硬啃出来”的汽车被生产了出来，其质量的糟糕是可以想见的。二汽的车几乎出厂没多久就发生毛病，而且屡修屡坏，群众编出顺口溜嘲笑说：“远看摇头摆尾，近看龇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陈祖涛回厂后，才逐渐恢复了产品试验、检验等规章制度。

    1973年2月，在江西鹰潭下放劳动的邓小平接到了回京的通知，3月，他被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四个月后，陈云也从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被调回北京。他们协助重病在身的周恩来重振国纲。

    邓、陈复出后，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决策是，重启“吃穿用计划”，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

    在“备战备荒”的经济战略走到了尽头之后，如何让老百姓吃饱饭、穿暖衣，成了很迫切的问题。

    作家张贤亮很苦涩地回忆说：“那时侯，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食油，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在六十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象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为能够穿上一件新衣服而愁白了头，当时有很多流行语描述这种景象，譬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忆：“在种种票证中，情有独钟的是布票，每年发一次，一发下来一大张一大张的，花花绿绿的，像邮票一样有小孔，能撕开。有10尺一张的，5尺一张的，还有1寸的。数这些布票时，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那时我也算是正在妙龄，可经常穿着爸爸穿旧的、肥大的、四个兜的蓝布制服。弟弟从出生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一个窟窿，那一个三角口。妈妈曾用我和姐姐小时的两件旧红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个儿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块布角拼成的。”

    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是以棉花为原料的天然纤维，而棉花产量长期徘徊在年产4000万担的水平上，1971年的棉花产量为4300万担，比上一年还减产了7.6％。纺织部曾经主持开发化学纤维，但是合成纤维的技术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用涤纶布制成的衣裤被称为“的确良”，尽管这种面料很不透气，但是看上去挺刮滑爽，耐穿易干，在当时几乎一衣难求。

    1972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其中拟从法国日本进口四套化纤装置，约需2.7亿美元，具体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可织布40亿尺。报告特别拿“的确良”来做计算，“其中的确良（涤纶）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这个报告很快被批复同意，四套化纤设备被选定在上海市的金山卫、辽宁省的辽阳、天津的北大港和四川的长寿县。这是继50年代初的苏援“156工程”后，中国又一次向国外采购巨额的技术设备，西方国家闻风而动，法国总统篷皮杜为了价格问题还亲自出面与中国方面沟通。

    到1973年1月，国家计委再递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动用外汇43亿美元，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这个方案的用汇总额（包括利息）后来增加到51.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14亿元。在1972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不过412亿元，引进计划就占去了一半多，可见当时的决心之大。

    这个报告在后来的四年内得到了落实，共引进26个成套设备项目，其中化纤4套，石化3套，大化肥13套，烷基苯1套，大型电站3套，钢铁2套。在邓小平的亲自督办下，所有项目的平均建设工期为3年8个月——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大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工期为11年，北方曾流传一个顺口溜，描述的是天津拖拉机厂的建设：“天拖天拖天天拖，大姑娘拖成了老太婆，八年打败了小日本，十年建不成个天拖。”

    这一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它改变了“备战优先”、“三线优先”的战略，重新把投资的重点放在民生产业——与“吃穿用”相关的化纤、化肥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18个，占全部投资总额的63.8％，而且大半布局于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带。新建成的天津石化厂、辽阳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北京石化总厂、沧州化肥厂、广州化肥厂、南京烷基苯厂、天津大港电厂、唐山陡河电厂以及武汉钢铁厂、南京钢铁厂的扩建工程等等，都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为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70年代初期的这次引进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对外开放的一个前奏——尽管它被打断了几年。甚而言之，它是新中国经济第一次无意识地呼应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世界性的产业梯级转移运动中，中国即将成为东亚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被转移地区。据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分析，1972年的这次进口工程在日后发展为一种进口替代战略，它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的中期。不过，杨也进一步指出，这种战略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来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创造的新工业化模式，成套的新设备及新技术被大量引进，但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财产权结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却仍然被视为洪水猛兽。对后者的吸收将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有两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其一，当国门打开的时候，刚刚赶上全球制造业的新一轮梯级转移，其二，当经济发展到第十五个年头的时候，互联网经济勃然兴起，中国赶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

    在大胆引进设备的同时，国务院还对无比涣散和无序的企业管理进行了整顿，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明确要求企业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厂长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和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

    复出后的陈云此时主抓他熟悉的外贸工作。他提出“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他们。”国门关闭太久，几乎所有的人对外面的世界都是两眼一抹黑，陈云特地出了十道题目，让银行部门拿出数据来，这些题目包括：“西方各国从1969年到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多少？外汇储备多少？其中黄金储备多少？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多少？800亿欧洲美元都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作为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标志，工业除了钢铁之外，还有哪些行业？西方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每次危机间隔时间多少？美国1973年对外赤字多少？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计，等等。”从这些题目的开列可见，刚刚劳动改造归来的中国领导人的确是从ABC开始，重新了解世界。

    就是在1973年，亲手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掉的陈云在资本主义的交易所里试着游了一回泳。

    这年四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的五丰行，尽快购买原糖47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的原糖求大于供，货源紧张，中国一旦求购，必将刺激价格上涨。陈云指令五丰行透过香港民间商人，先在伦敦和纽约的原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然后，立即向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买进现货41万吨，平均每吨89英镑。中国的求购信息传出后，交易所的期货价格果然大幅上扬，涨至每吨105英镑。陈云再指令将所持期货尽数抛出。经过这番交易，五丰行和香港商人共赚进300万英镑。

    事后，陈云专门就此事报告国务院，他写道，“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发生在1973年的这些经济事件，充满了多年未见的清新气息，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粮食和棉花收成分别增长了10.2％和30.8％，财政收入也增长了4.6％，各项经济数据都是让人振奋的。可是转眼到1974年，政治空气突然又变得严峻起来。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称“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从此，一场名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拉开了序幕，江青称之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它以批孔子和林彪为主题，延伸为批“周公”和“宰相儒”，矛头实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重病缠身的周恩来。过去一年里的经济投资及对外合作活动，都被指责为“洋奴主义”。

    当时被拿来大做文章的是“蜗牛事件”、“更新轮事件”和“风庆轮事件”。

    1973年11月，为了引进一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第四机械部的十二个专家，组团到美国康宁（KANNIG）公司考察。就在即将返国的机场上，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来一个箱子，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分送给中国的客人。打开一看，是每人一个玻璃蜗牛，根据盒内的说明，售价每个55美元。

    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有人便写信告状，说代表团在美考察时，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代表团每人一个蜗牛。江青大喜，以为抓住了一个好典型，她亲自赶到四机部发难，说“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她还指示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把蜗牛送回去，“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坚决回击。”

    四机部赶紧向美方去电质询，得到的回复是：“康宁公司没有任何讽刺挖苦的意思，目的只是想讨好中国人，希望中国买他们的技术，蜗牛只是圣诞节的一种传统礼品，没有爬行的概念，蜗牛代表吉祥，美国还有歌颂蜗牛的诗歌。”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被接受，彩管生产线的引进被勒令中止，一直到五年后的1979年才得以恢复。

    在紧张的氛围中，各部委纷纷清查所收到的各种外国礼物，其中又查出日本人送的乌龟和黄牛，前者被认定是一种“赤裸裸的污辱”，后者则是在暗讽中国“老牛拉破车”。

    所谓的“游览艇事件”和“风庆轮事件”互相关联，而且同样的荒唐。

    我国造船能力长期严重不足，自造船舶只能满足十分之一的需要，周恩来主张造船和买船并举，并在1973年动用外汇购买了一批外轮。

    “更新轮”是上海海运局向西方国家购进的万吨轮，原本是一艘可载客270人、装货8000吨的“邮船”。张春桥等人把它定为“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典型”，在报章上大肆批判，说它的“每一块铁板上都散发着资产阶级的臭气。”这艘邮船被停泊在黄浦江上，当作“展品”供人们参观和控诉批斗。

    为了与引进的“更新轮”形成对比效应，张春桥等人又挖出了“风庆轮”典型。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于1973年建造成的一艘万吨轮。交通部所属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买下该轮后认为，它的主机性能不适于远洋航行，只适合在近海航行。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南造船厂的造反工人和风庆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指责交通部的鉴定崇洋媚外，看不起中国工人，强烈要求风庆轮远航。交通部被迫同意风庆轮远航罗马尼亚。

    张春桥等人抓住这个事情大做文章。

    风庆轮在远航途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险情频出，相关实情被刻意隐瞒。1974年的9月底，风庆轮终于“胜利”归来，上海的《解放日报》马上刊文《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将造船与买船对立起来，认定“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一种“洋奴哲学”，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风庆轮不是一条船的问题。风庆轮的远航是整个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造船的斗争和整个路线斗争是紧密联系的”。江青更是公开致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分激烈地认为：“看了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让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

    从10月到11月间，围绕“风庆轮事件”，江青等人举办了上百场报告会，发动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还组织《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在10月17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借“风庆轮事件”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发难，逼迫中央政治局成员当场表态。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在他身后嘲笑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为了鼓动基层再次“造反”，江青等人还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这些口号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反智”倾向。在这期间，最极端的事情是，他们还推出了一个“白卷英雄”的典型人物。

    在1973年前后，经周恩来等人的提议，多年停止招生的大学开始以政治推荐和书面考试的方式重新招收学生，其中最积极的就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这一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讲述了这么一个新鲜事：这一年6月底，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参加大学招生考试，在物理化学的考卷上，他没有做出一道题目，交了白卷，同时，他却在试卷的背面写了一篇600多字的“致领导信”，他写道，“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

    张铁生被认为是反对教育战线“资产阶级腐朽路线”的时代典范，是一个具有路线斗争觉悟的反潮流英雄，各地纷纷提出“不做分数的奴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能重演”、“智育第一害死人”，这股反知识、反理性的政治思潮让刚刚有点恢复的教育秩序再次大乱。

    在极左路线的种种干扰下，虚弱不堪的宏观经济再受冲击，197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比上一年增长1.4％，大部分工业产品产量没有完成计划，财政收入再度出现赤字。

    极左集团在城市里反对国际合作，在农村，则再次掀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

    自从文革开始后，中央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任何私人的自由买卖活动，人民公社定期检查农民的自留地和私人喂养的家禽，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或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把自养的家禽偷偷拿到市场上出售是一种投机倒把的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治。可是，正如安东尼奥尼在河南林县偶尔发现的，到1970年代中期，发生在农村的自由集贸活动已经呈半公开化的状态，而在极左的人看来，这些正是应该坚决割掉的资本主义的“小尾巴”。

    1974年，已经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原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到福建省晋江市视察，在一个叫石狮的小渔镇里，他看到了让他大吃一惊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一群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小商小贩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据当地干部统计，当时在石狮镇有上千名个体商贩在街头摆摊设点，其中绝大多数是无照经营。

    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竟无法顺利通行。陈永贵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全国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很快，石狮成了全国“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反面典型，据当时的排查记录显示，在所有的投机倒把分子中，非法获利万元以上的就有11人，非法获利5000元以上的14人，千元以上的54人，这些人都受到了惩罚，有的被关押判刑，有的被抄没家产。北京的电影制片厂专门来这里蹲点拍摄，制成了一部长达28分钟的、名为《铁证如山》的新闻纪录片。从留存至今的镜头中，可以看到，混乱而肮脏的自由市场交易画面，一个个看起来惊恐如鼠的小商小贩，影片的画外音以泰山压顶般的口气怒斥道：“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瞧，铁证如山！”

    后来的史家当然给予了石狮完全不同的定论。在1978年之后，正是福建的晋江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浙江的温州和台州地区，成为私人经济率先活跃起来的发源地。

    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在昏暗和寂寞中去世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经常咳血，并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气管炎来治疗，当最终确诊为肺癌以后，已是无药可治的晚期。

    从文革开始之后，顾准与中科院经济所的同事们被集体下放到干校劳改。那些日子，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他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破绿军鞋，整天奔忙在贫瘠坚硬的田地上，做着毫无效率可言的农活，据吴敬琏的回忆，在当时，顾准“痰中带血”，身体已经出现了恶化征兆。他瘦弱的身影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显得那么的无力和可笑，没有人知道，在这具已经被抛弃的躯体内正流淌着一股倔强而清醒的血液。

    一个比他小10多岁的研究员吴敬琏，与顾准成了莫逆之交。吴敬琏的政治定性是“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而顾准显然看得更加的深远，吴敬琏日后回忆说，“顾准总是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过去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观察。”

    这时候的顾准，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顾准了，苦难让这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的纯净，而思维的深度更是让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时代人，这位早年的会计学教授、上海市财税局长不再满足于所谓的“专业”，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顾准开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韩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进而上溯到希腊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这种富有穿透力和强大时空坐标感的钻研，让他的思考力变得愈加的尖利，他对诸多寻常事件的看法已信之拈来，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购得一本《天演论》，视为宝物，顾准拿来“粗读一过，颇多感触”，他的感触是，“（此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自从《天演论》被翻译到中国后，从没有人以这样的角度来解构这部一直被奉若真理的作品，顾准却从中尖锐地看出了植根于国民精神深处的对专制的膜拜，他的思想如一把薄如素叶的手术刀，准确而干净，举手一试，万物颓然。

    1971年8月，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进而说，“本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顾准是1972年夏天回到的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经在四年前自杀，而子女们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他如一只丧家之犬，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为一本名叫《希腊城邦制度》的书做准备。

    这是一个为抽屉而写的伟大作品，顾准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动力来自于天地间一个冥冥的召唤。他以数十万言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他的书中写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这位早年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终于在历经劫波之后脱胎换骨，回归为一个理性、中庸、信奉渐进的经验主义者，在一个接一个的昏暗难眠的夜晚，他将毕生的愤怒铸成了一个个带血的汉字。顾准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他埋头工作的同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正在创作《反均衡论》（1971年）和《短缺经济学》（1980年），而写出过《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国人哈耶克正因他的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成为西方声名最隆的经济学家，他将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清算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顾准晚年一直对自杀的妻子念念不忘，他的同事骆耕漠曾回忆一个细节，“1973年前后，记得我刚补发了工资，我请顾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回来时太阳落山了，他说，我们走条近路回去吧。其实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楼前，他眼睛望着楼上一个窗户，默默地停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过的地方凭吊，汪璧是在这里自杀的。”

    1974年11月，医生在顾准的痰液培养结果中发现了癌细胞，顾准自知末日降临。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他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神武景气”：神武天皇被奉为日本的开国之王，传说他在2600多年前由神变为人，受上天的旨意来统治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人们将1955－1957年的经济增长称为“神武景气”。）顾准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传承。十多天后，顾准去世，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最终成了那个没有到达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后，他被认为是一个“卸下肋骨点燃光明的烈士”，他用自己的苦难讲述了生命的坚硬、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后，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随后的22年里，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1973年10月，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后者为了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集体提高原油价格并威胁停止对美国供油，从而直接引爆了全球性石油危机，这也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猛涨到12美元，仅提价一项使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由197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亿美元。

    石油价格暴涨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日后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物价攀升，经济萧条，失业率大幅提升，美国的工业生产因此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在西方经济史上，这场危机意味着战后统治了政商界长达30年之久的凯恩斯主义的阶段性终结，因为，事实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发生了矛盾：通货膨胀不可能与大规模失业同时发生。各国政府意识到，财政限制及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性。这一共识的逐渐形成，直接导致了几年后信奉自由市场的“里根－撒切尔”主义的诞生。

    在这场危机中，还伴生出了另外一个景象：石油资源丰富的社会主义苏联成了意外的获益者。据霍布斯鲍姆在中记述，从70年代初期到1980年，苏联向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石油，其比例从占出口总额的18％猛增到32％。“黑色黄金”所带来的滚滚财富让早已陷入困境、被顾准诊断为“不治之症”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然找到了一个硕大的“救生圈”。如霍氏所分析，“从此，苏联政府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显然正在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下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也就是从此开始，腰包满满的苏联与美国展开了长达15年之久的军备竞赛，直至1990年苏联解体。日后来看，当改革被放弃的时候，石油变成了一个“诅咒”。

    对中国而言，这场石油危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能源价格上扬的压迫下，发达国家开始产业升级，并谋求更大规模的全球化贸易，经济的实际利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一直被排斥和“遗忘”的中国显然成了一块最诱人的处女市场。这种势能的出现，为正在艰难地打开国门的中国，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发展空间。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1973年启动的大规模设备引进工程事实上正契合了这一潮流。

    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之前，中国还将经历一段难熬的岁月。

    进入1975年之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与江青等人的斗争日趋白热化。邓小平多次表达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说，“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在后来的1982年，他回顾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从数据上看，尽管受到很大的干扰，不过在邓小平等人的整顿政策下，国民经济又出现了反弹，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1.9％，是十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1975年12月，江青、张春桥等人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打倒。

    这时，国事飘摇，局势动荡，中国走到了一个无比微妙而重大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