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滚子，用足力气。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啊，革命的压路机，你开辟！开辟！开辟！

    ——红卫兵《造反者日志·印传单》1966年

    据气象记录显示，1966年初夏的北京闷热多雨，天空中好象整天压着一层灰色的“棉被”，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在《五·一六通知》里，有一段核心的话是毛泽东亲笔加进去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于是，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赫鲁晓夫”成了运动的主要任务，而率先响应号召站出来的，是对革命充满了饥渴感的学生。

    5月25日，北京大学食堂的东山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是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这是全国的第一张大字报。（宋硕，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珮云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他们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校领导。）6月18日，国务院宣布改革教育制度，实行了17年的高考制度被废止——它要到整整11年后才得以恢复，大中学生被彻底“解放”，开始“停课闹革命”。就如同1905年废止科举的后果一样，青春的火焰迅速而疯狂地烧出校园，顿成无序蔓延之势。

    8月2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他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红卫兵：原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学生造反组织，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造反学生时，佩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从此成为学生造反派的统称。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用红塑料做封皮的《毛主席语录》）。）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用皮带抽打他们，然后再冲进全中国的所有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仅北京市，就有72％的古迹被毁坏。据红卫兵公布的资料，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的40天内，北京红卫兵抄家33695户，打死1772人。8月24日，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同日，全国人大常委、参加过第一次党代会的李达被迫害致死。

    红卫兵们还把全中国的商店及马路名称都翻天覆地般的改了一遍。1966年8月2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臭味十足的“全聚德”招牌砸了个稀巴烂，换上了新招牌“北京烤鸭店”。记性好读者可以把这一时刻，与十年前公私合营后，全聚德烤鸭变得不好吃了的往事联系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一只烤鸭是怎样被体制彻底扭曲的。红卫兵还到新华书店给烤鸭店订购了一百幅毛主席画像。报道描述：“一夜之间，从橱窗到餐厅，从厨房到宿舍，通通挂上了毛主席画像和数以百计的毛主席语录。”外国餐厅的楼梯口上，原来挂的是一幅画着北京鸭的大画，现在是一条金色大字的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外国朋友来北京烤鸭店进餐，首先看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灯塔。”

    自全聚德被改名后，成都麻婆豆腐店被改成文胜饭店，苏州采芝斋糖果店改成红旗商店，南昌黄庆仁药栈改成灭资药店，武汉盛锡福帽厂改成人民制帽厂，合肥胡开文墨店改成工农兵文具店，法国梧桐树改名为反帝树。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中心公园都被改成人民公园，所有电影院都被改成了东方红剧场，所有的居民区被改成向阳院。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的改名运动更是彻底，上海第一商业局下属的3700多家商店，被改名的多达3000家，豫园被改成红园，南京路、淮海路改成五洲大街和反修大街，和平饭店改成人民战争饭店，甚至连静安区和长宁区也被改成了延安区和战斗区。红卫兵要造反的事情还很多，他们捣毁了园林里的一切匾额、对联、盆景和古桩；他们“不怕远、不怕热、不怕难”，到每一个乡村角落，把祠堂、家庙等等全部砸掉；他们冲进服装厂，把所有认定为奇装异服的式样全部剪破烧毁；他们还禁止理发店理怪发型，包括“西瓜皮、飞机头、包菜头和烫发。”

    到12月，“中国的赫鲁晓夫”终于被揪了出来，他是国家主席、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与他一起被并称为“最大走资派”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邓小平，一大批建国元勋被打倒。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二是对中国政治国情的基本判断。1980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访问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场运动本来准备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收尾，谁料，它竟一直持续了十年，成为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如果说，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是内乱的点火者，那么，真正让国民经济陷入大混乱的，则是继而蜂起的工人造反派，这是一群同样激进、却更具爆炸力的破坏性力量。

    1966年6月12日上午，就在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半个月后，上海最大的棉纺织工厂之一——上棉十七厂的医务室旁，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这是上海工业界第一张炮轰党组织的大字报。它的最下端也有七人署名，第一个名字是王洪文。

    时年31岁的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长相俊俏，却有着极大的政治爆发力。他出身农民，16岁参军，曾赴朝鲜参战，复员后到上棉十七厂，先是当了一名保全工，后调进保卫科，是一个“种过田、做过工、当过兵”的“工农兵”苗子。北京风云陡生，王洪文在南方应声而起，他组织“上棉十七厂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造反生涯。

    到11月6日，上海的十七个工厂串连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公然提出“我们要夺权”，王洪文被推举为造反司令。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称：“‘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变成不许革命，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当日凌晨，王洪文率一批造反队员冲进上海北站，强行登车，宣称要到北京“告状”。火车开到城郊的安亭时，上海市委命令暂停。中午，造反工人在车站卧轨拦截第十四次特快列车，导致沪宁线中断31小时34分，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就当王洪文的“工总司”揭竿而起的同时，上海还有另外一群工人则组成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与“工总司”对峙而立。上海市委成了双方争夺攻击的对象。

    12月11日，“工总司”在人民广场组织了一场“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号称有60万人与会，在口号震天的大会上，市长曹荻秋被迫签字，同意支持“工总司”的革命行动。12月23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组织了一场有十多万人参与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曹荻秋被迫签字，接受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承认它也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谁料两天后的25日，“工总司”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不得不又撤销了对“赤卫队”的支持。

    就这样，上海市委被夹在两支工人造反组织之间，焦头烂额，左右为难。曹荻秋的“出尔反尔”当然引起了“赤卫队”的极大愤慨。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称“现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当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祝展开全面内战。”

    28日，“赤卫队”上万人到市委所在的康平路游行，要求曹荻秋承认拥有80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否则就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电和停交通，他们占据了行政大院。29日，王洪文调来十多万造反队员，包围康平路。30日凌晨两点，“工总司”对“赤卫队”发动冲击，双方大打出手，场面十分血腥，到清晨7点，2万名赤卫队员“投降”，他们被押解到四条马路上，缴下来的袖章有六大堆，91人受重伤，240多个“赤卫队”的领头人被关押。

    “康平路事件”是上海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30日下午，部分赤卫队队员去北京“告状”。王洪文率人追击到江苏昆山界内，又挑起一场打斗，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

    通过这一番“武装斗争”，“工总司”取得了胜利。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5日，“工总司”等11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上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宣布全面夺权。第二天，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全市几百个高级干部被揪到会场陪斗。这场造反运动被赞许为上海“一月革命”。作家胡月伟在《疯狂的节日》中描写了当时的景象：24层的国际饭店楼顶上撒下雪片似的传单。曹荻秋被弄到高高的消防车云梯上游街示众，潮水般的人们仰着兴奋而扭曲的面孔，随着缓缓行驶的消防车奔跑，指点头上反剪双臂、颈悬木牌的旧市长，“当权派！呵，大官儿。打倒在地喽！”……

    王洪文的行动显然一再地得到了北京方面的鼓励。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上海的夺权行动表示支持和欢呼。1月22日，该报再发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用十分热烈的口吻呼喊：“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这篇社论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

    2月5日，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月革命”后，上海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它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担任第一领导，因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出名的“红色理论家”姚文元为第二领导，工人造反领袖王洪文名列第三号人物。他在大会上高声宣读《公社通令》：“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于1966年5月，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该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它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为合法的党政机构。仅仅半年前还是上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的王洪文出任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73年，一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就当王洪文在上海当上“工总司”造反司令的两天后，1966年11月8日，北京工人造反派组成“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他们的口号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12月1日，“全红总”30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礼堂。总工会请示中央后，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接见造反派，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她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她进一步说，“他们（指全国总工会）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经江青这么一煽动，“全红总”当即占领了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12月26日，江青、康生等人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领袖，总工会的两位负责人被临时叫到现场站着，唯唯诺诺。江青说，“合同工制度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当合同工去，你们去雇他们！”

    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签发了一个《联合通告》，内容是：“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一家群众组织牵头向全国进行政策通告。

    发生在上海和北京的工人造反夺权运动，是1966年的一个最生动的缩影。从此，中国的众多工业城市天下大乱。从秋天开始，大江南北爆发了无数起夺权行动，各省市的党政机关几乎全部瘫痪，造反派冲进党政大院，把各级官员拖将出来，要么戴上纸糊的高帽现场批斗，要么关押起来进行拷打审讯。在“夺权”中，一些高级干部遭遇不测。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被工人造反派关押四十多天后，毒打致死，遗体上有32处伤痕，颈部被打出几处血洞，惨不忍睹。1月29日，被“山西革命工人造反纵队”关押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商务部部长姚依林被造反派发“全国通缉令”追捕，若不是周恩来将他紧急送进中南海，很可能也遭遇厄运。古往今来，无政府主义的确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它以颠覆现有秩序的方式，让没有权力的民众阶层在瞬间迸发强大的报复性快感，它的“酵母体”常常是民族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等级制度，而其手段则是暴力和血腥的。对这种情绪的利用往往是产生“革命”的最佳办法，可是当它被激发出来之后，连发动者都很难对之进行持续的控制。

    从1967年1月开始，各地发生血腥的武斗，其中工人造反派为最强悍的主力。

    1月17日，新疆石河子市的七个工人、学生“造反团”冲击新疆建设兵团，通讯总机被造反派控制。25日，毛纺厂的工人造反派约4000人冲进建设兵团的汽二团抢夺枪支，前来增援的独立团战士与之发生冲突，双方开火，打死5人重伤6人。次日凌晨，再发生武装冲突，又打死24人重伤74人。

    2月，四川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提出“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口号，在军区营门外搭棚围困军区机关，军队抓了上万人。5月，造反派抓走西南局书记曾希圣，宣称要“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造反派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甚至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全川大批工厂停产。

    最混乱的景象发生在1967年的7月、8月，日后连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时也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

    武汉因重型工业企业聚集，成为武斗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当地的造反派分成“钢工总”和“百万雄师”，后者号称有120万人。从6月4日到30日，双方武斗就打死了108人，打伤2774人。7月20日，“百万雄师”成员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前来调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随后，造反派出动数万人和400多辆卡车，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和枪支，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七·二零事件”。据湖北省委后来的统计，在“七·二零事件”后，武斗风潮席卷湖北各地，被打伤打残和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人，仅武汉市就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人。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公告》，对当时的武斗和社会混乱景象进行了描述，“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8月4日，王洪文指挥造反派攻打上海柴油厂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打伤、关押650人。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各地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遭到冲击，全国性的武斗再度急剧升级。北京的造反派甚至还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冲击缅甸、印尼和印度驻华大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随着党政机关被打倒砸烂和武斗事件的不断升级，全国各大厂矿企业自然也陷入一片混乱。

    李华忠主编的《鞍钢四十年》记载了这家中国最大钢铁企业的文革之乱：1966年6月6日到16日的十天间，鞍钢贴出大字报25万张，公开被点名的干部职工有3127人，其中厂处级以上的有160人，运动来势之猛烈，触动面之广，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罕见。

    进入1967年1月，对立的两派工人造反组织开始武斗，研究所大楼、运输部大楼等都被抢占，正常管理工作全数停止，22座平炉停产18个，12个轧钢厂停产10个，钢和钢材产量下降90％，当年8月仅炼钢2.7万吨，相当于1966年两天的产量。在随后两年多里，鞍钢进行“军管”，党委及生产指挥机构被砸烂，全公司33174名干部中，有20220名被列为审查对象，他们分别被认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变色龙”、“小爬虫”、“国民党残渣余孽”、“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反动技术权威”，被揪斗毒打的有4752人，215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杀，214人被打致残，还有2618名领导干部和500多名技术人员连同万名职工家属，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中又有22人在劳改过程中非正常死亡。

    生产管理部门被打倒后，“鞍山钢铁公司”的名称也被取消了，代之以“鞍钢指挥部”，实行“政治建厂”，宣告要“砸烂旧体制，彻底闹革命，建设没有规章制度的工厂”。各厂矿撤销了生产车间、工段和班组，按军队建制，改为营、连、排、班，在生产过程中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数千条规章制度被全数废止，实行无规章作业和自由操作。（“三忠于”、“四无限”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

    鞍钢钢铁研究所和鞍钢设计院分别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研究机构和企业设计院，拥有科技人员2300多人，它们被限令一周内解体，除了几十个留守人员，其余都被送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数吨图纸被搬到广场上当废纸烧掉，270台精密仪器因无人管理被破坏洗劫一空。鞍钢还有6所专业院校及技术业余学校，也被一律解散停办。

    生产指挥系统瘫痪，生产秩序被打乱，企业管理一片混乱，当然造成产量下降，质量倒退和事故连连。1967年，鞍钢的生铁、钢和钢材产量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32.4％、42.6％和41.5％，产量倒退十年。海军用鞍钢的钢材建造鱼雷快艇，刚一出海便沉入海底。铁路钢轨断裂事故也时有发生。1969年2月，鞍钢以“群众大会战”的方式开建齐大山露天采矿场，因缺乏科学管理，“大会战”成了“大混战”，炸药混杂堆放导致大爆炸，当场死亡22人，重伤30人。

    全国各厂矿企业的厂长及技术领导几乎全部受到冲击，当时正在十堰的山沟沟里为筹建第二汽车厂而忙碌的陈祖涛就是一个受难典型。他在《我的汽车生涯》中有一段十分细致而辛酸的回忆——

    1966年10月，身为二汽总工程师的陈祖涛带了500多人在一个叫老营的小镇上选址筹划，他的筹建指挥部设在一个道教玉虚宫里。一天，一队红卫兵突然冲进玉虚宫来“破四旧”，他们挥起手中的工具，将宫内的汉白玉栏杆、香炉、神像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敲锣打鼓得胜离去。陈祖涛们看着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们认认真真地砸“四旧”的神态，心情异常复杂，他们很不理解，但谁也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破四旧”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这仅仅是很难理解的开始。半年后的1967年4月，陈祖涛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勒令陈祖涛回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参加文化大革命。”落款是“红二”造反派。在返回长春的途中，他在北京留了几天，看望父亲陈昌浩。7月30日，陈昌浩“畏罪服安眠药自杀”，时年61岁。

    陈祖涛一到长春火车站，就被造反派关了起来，每天接受批斗，先是在设计处戴高帽子和挂黑牌子，后来就拉到长春的大马路上去游街，戴在他头上的黑帽子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苏修特务”。他的家被抄了五次，“在多次抄家后，我也变麻木了，我的家似乎不是我的，他们想来就来。所有的照片、书记、信件、心爱的唱片和家具都被收走，我的家里已经是徒有四壁了。”

    陈祖涛记叙了他挨整的景象：“最先是让我双手举包装汽车零件的木箱，一站一夜。人的两手怎么可能长时间地举东西呢？我举不动了，木箱掉下来，砸在我头上，他们就强迫我再举，举不动了就用脚踢我。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们骂我装死，强令我再站起来，我站不起来，他们就用钢丝钳子夹我的手。那时真是支持不住啊！”陈祖涛没有料到的是，更残酷的磨难还在后头。为了让他交代“苏修特务”的材料，造反派开始对他毒打，“每天晚上十点钟开始提审我，把我带到一个空房间里，几个人按住我的手脚，一个家伙挥起木棍没头没脑地打。木棍子打裂了，就换三角皮带。三角皮带里面是钢丝，抽下去就是一道血口子，就象刀割一样，昏死过去就被他们用水喷醒，醒了就再打，直至天亮……我每天不能吃不能睡，小腹肿得像水桶，天天尿血，走路时腰弯得像虾米，两腿伸不直，走不动，动一动都疼得浑身打颤，实在要走只得两手扶墙，一步一步地挪。”打陈祖涛的那些人，有的是他原来的部下，有的是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

    尽管遭遇如此厄运，但是，陈祖涛却算是一个幸运者。从1967年到1969年，长春一汽共有3500人被审查、隔离或抄家，被打死或被迫自杀89人，其中包括常务副厂长王少林等人。陈祖涛的留苏同学刘允斌（刘少奇的长子）被整死，张芝明（早年共产党工运领袖张太雷的儿子）被整疯，他的母亲张琴秋（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姐姐张玛娅被迫害致死，可谓家破人亡，朋辈死散。

    在被关押和折磨了两年多后，陈祖涛被押送到吉林桦甸县的农村劳改，“此时的我刚刚40岁出头，但由于两年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又瘦又干，面色灰黑，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走路虾米似的弯着腰，身穿一件破旧的中山装，腰间扎着一根草绳，手上拄着一根棍子，看起来起码有60来岁了。”

    陈祖涛当上了一个乡村木匠，这个共和国最好的汽车工程师弄了个木头箱子，买了一套做木匠的工具，整天慢吞吞地盖房子、修门窗和打板凳。他学会了用纸自己卷“关东烟”抽，在辛辣浓烈的烟味熏陶下，眯着眼，享受乡间劳作的快乐和自由。他甚至还帮助村民造了一辆土制汽车。他带着农民们赶着一辆大板车，去早已无人看管的一汽废料场，从废料堆里捡出发动机、大梁、变速箱、驾驶室和破旧轮胎，回村后，居然拼装出一辆能发动的汽车，“车的钢板弹簧没有着落，我用木材来代替，钢板卡子是村里的铁匠自己锻打的，这辆车在今天肯定是可笑的，破破烂烂，噪声很大，屁股后面黑烟滚滚，驾驶室没有玻璃没有门，但它能工作，比传统的大板车运得多，跑得快。”

    有两年多的时间，陈祖涛在中国企业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躲在哪里。

    他这样描写当时的心境：“我的思想极度痛苦，怎么也想不通，经常彻夜难眠。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了太多的不义、背叛和邪恶，让我感受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我常常想，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整我？为什么他们要整那么多无辜的人？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就听任这些人胡作非为？为什么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就会让那么多的人一下子丧失理性变得如此疯狂？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我决心不再回汽车工业，我不愿意再见到那些有着蛇蝎心肠的人。”

    在狂暴的洪流中，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层的人自然更是难逃大劫。

    1966年9月14日，国务院决定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改为国营企业，向资本家发放的定息一律取消。那些资本家成了红卫兵批斗的重要对象。在1956年积极配合政府改造政策的“北乐南荣”都下场悲惨。同仁堂的乐松生整天被挂牌批斗，他的妻子在一次游街后愤而自杀，乐本人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时年仅60岁。

    当时在纺织部任职的陈锦华回忆了荣毅仁的遭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女红卫兵们冲到位于北太平庄的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他们批斗荣毅仁，把他和妻子杨鉴清的头发剃成了“阴阳头”（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做法，把头发剃一半、留一半，以示羞辱）。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杨鉴清被殴打成脑震荡。红卫兵还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在批斗空隙，荣毅仁偷偷给纺织部的一个秘书打电话，用上海话说，“你赶快向部里反映，我实在吃不消了。”

    当时担任纺织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得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做了报告。纺织部一开始想把荣毅仁送到北京医院躲起来，不料医院院长回复说，“不行哪，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钱之光只好给总理办公室送了“特急件”。第二天凌晨1点多钟，钱之光被周恩来总理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总理交代说：“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

    钱之光回到纺织部，就跟陈锦华等人商量对策。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面的红卫兵。他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他带人连夜开赶到荣毅仁家里去，以开批斗会的名义把荣救出来。此计甚灵，居然真的把女红卫兵们连哄带骗地撵走了。

    这些人一撤，荣毅仁提出赶紧把妻子杨鉴清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肯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先是高呼了一番革命口号，然后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这才答应赶紧医治，杨鉴清的命总算保下。

    对于荣毅仁一家来说，这仅仅是厄运的开始。不久后，保护他的钱之光、陈锦华等人也被打倒了。荣毅仁一次次被批斗，他的左眼因延误治疗而致失明。1968年之后，他被送到全国工商联机关劳动改造，先是在锅炉房里运煤，后来专职打扫厕所。与他一起干活的是上海滩时期的老相识、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计泓赓在《荣毅仁传》中记载说，“荣毅仁干得很认真，马桶有尿碱，他就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刷得干干净净。”他的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十分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干就是八年，荣智健日后回忆说，“我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滚打在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背氧气瓶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什么粗活重活都干过。”

    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对农业生产和市场流通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

    文革爆发后，很多地方减少甚至完全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要求农民献出自留地、宅旁地和自有果树，当时称为“三献”，严格控制农民发展饲养业，每个农户只能养一头猪，每人只能养一只鸡，此外还限制农民外出从事手工活动，木匠、铁匠和小商贩都被当成是“野马副业”、“单干副业”受到禁止。9月24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强调小商小贩“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和群众的监督，不许搞投机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贩应当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

    到了1968年，政策更加趋于收紧，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提要“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团体，非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这两条规定基本上把农村的商品自由流通确定为非法活动。同年10月，江西省采取极端措施，将全省的合作商店和有整小商小贩全部解散，在5.3万名商店职员中，有三分之二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或劝退回家，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不久便在其他省份效仿推广。

    1970年初，中共中央再发《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重申“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征商贩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除了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之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全国逮捕了“反革命分子”28.48万人，其中不少是因为从事了当时政策禁止的经济活动。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从1966年到1970年的五年中，全国个体商贩人数从156万人减少为96万人，而且经营规模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全面排斥私人生产和市场流通的政策严重打击了农村经济和个体经济，在1967年到1969年的三年中，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1.6％、－2.5％、1.1％，三年总增长几乎为零。1969年与1966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下降了8.9％，棉花下降了18.8％。1971年1月，轻工业部在《关于当前手工业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披露，在全国的手工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约占10％，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工厂约占30％，合作社约占60％，个体手工业的份额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京沪乱象、全国武斗、鞍钢被搞乱、陈祖涛和荣毅仁被打倒、全面限制市场流通，林林种种这一切，都是国民经济彻底紊乱的标志性景观。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过去十多年里主管全国经济的中央及部委领导，除了总理周恩来之外，几乎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其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1月12日冤死于开封，邓小平和陈云被下放江西劳动，薄一波和谷牧成了“叛徒”、“三反分子”，贾拓夫（经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被迫害致死。1968年2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无奈地披露，国务院系统的42个单位中，还能开展工作的部长级干部只有90人，占总数280人的32％，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剩下3个人。胡鞍钢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中引用相关资料称，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主要负责人有60多人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190余人中，有88人被指认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占总数的46％。因被斗倒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按照《党章》的规定，已无法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由于造反派的全面夺权，让那套从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指挥体系彻底瘫痪，大量干部“靠边站”，经济管理和统计部门被砸烂，各地的年报迟迟不能报齐。在局面最混乱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全年度的全国经济计划，1968年也成为建国以来惟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宏观经济持续恶化的轨迹非常明显。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近10％，1968年又下降4.2％。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除了粮棉大体持平外，其余都是连续两年减产。国家的财政总收入，1967年同比减少25％，1968年又少了13.9％。如果以1953年到1965年十三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年和1968年的总产值应该达到5220亿元，而实际上这两年只有4119.8亿元，也就是说，损失值约为1100亿元。

    更具悲剧性的是，在工农业持续滑坡的同时，中国还试图把自己与世界经济彻底隔绝开来。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论。文章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动员广大群众把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自1950年至1958年，先后发行过6次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元，加上应付利息9.8亿元，还本付息总数计48.2亿元，已在1968年底全部还完。在国家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14.06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已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提法，一度让很多国人引为骄傲。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举国战略”的又一次成功。

    到1968年，随着刘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党内政治斗争告一段落，各地该造的反都造完了，武斗也得到了初步的制止。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口”问题，一是数以百万计的“靠边”干部该怎么处置，总不能每天都开批斗会，让他们交代莫须有的罪行；二是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该怎么处置，由于国民经济空前萧条，停产或半停产的工厂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那些无书可读的青年学生在城市里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失业洪水”，他们随时准备去冲毁任何社会秩序，他们对后果的考虑就是“不计后果”。

    于是，“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被发明了出来。

    1968年5月，黑龙江省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这被称为“五七指示”。）它迅速被认定是一条疏散人口的经验，10月《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随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仅中央所属各部委就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万名家属，各省市地县开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这一“干校制度”前后延续了十一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上山下乡运动则“解决”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业问题。据胡鞍钢的研究，自文革爆发后，各校“停课闹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仅66届、67届和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超过1000万人，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各行各业停产、半停产，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业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1966、1967、1968年三届在校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他们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学生被送到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农村。（据《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和定宜庄的考据，毛泽东在1956年的农村合作社运动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原本是针对那些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毕业生说的，到上山下乡运动时，被广泛用于全国的知识青年。刘小萌等人认为，上山下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此后的将近10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是继1961年之后，第二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前者是“大跃进”的后果，这次则是“大造反”的后果。

    上山下乡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四十年后的2009年，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和下乡青年邓贤在《南方周末》上写道，“我们这代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我们做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实际上危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机；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被迫完成了自我历练和自我教育的残酷过程，最后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红卫兵运动相比，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它让我们体验苦难，也认识苦难。”

    从1968年的12月起，每天下午的四点08分，北京火车站都有一趟“知青专列”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锣鼓声中鸣笛启程，驶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各个偏远村庄。一位时年20岁的人大附中毕业生郭路生（他后来的笔名是“食指”）坐在开往山西汾阳农村的列车上，写下了激情荡漾的诗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任何极端的社会运动都是有后遗症的，当“革命”失去了具体对象的时候，它要么“反击”于自身，要么消弥于悲观，无论如何，这都是与“革命”有同样能量的代价。一年后，贫瘠、枯燥而苦闷的农村生活终于露出了它严酷的一面。一首首悲观哀怨的知青诗歌开始在地下流传，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在9月的一个幽昧深夜，郭路生写下了让他名垂诗史的《相信未来》——“当珠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放眼19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在那几年，陷入狂飙的不仅仅只有中国，那似乎是一个“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正集体地进入青春期，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平庸的商业生活时，这一代青年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不安，他们在寻找宣泄的出口。哈佛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yie）日后评论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对他们的领袖。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发生学生游行，他们反对越战，要求性自由，自称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一度被学生“占领”。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阳台上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动了抗议示威。

    在日本，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大楼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城堡，在这里经常发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事件。

    到了5月，法国首都巴黎爆发了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巴黎大学的学生们集体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校园，学生们在街头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接着，工人举行总罢工，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戴高乐总统被迫改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欧美学生中，最让他们醉心的偶像是两个社会主义的领袖。一个是毛泽东，很多人把他的头像刺在手臂上，据1967年2月17日的《纽约日报》报道，《毛主席语录》正风靡全球，它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每一个书店和书报摊上，在日本东京售出了15万册，而在法国巴黎，甚至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有关数据显示，在十年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另一个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又跑进南美丛林中继续打游击战，1967年10月，39岁的格瓦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杀死，谁料这竟让他成了左翼学生运动的“圣徒”，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里，他的一张头戴金五星贝蕾帽的头像被印在无数的t恤、咖啡杯、海报和钥匙串上。

    1968年的欧美学生风潮没有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如法国政治评论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终成了一场发泄情绪的“心理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中给出了解释：其一，日渐富足起来的中产阶级没有成为学生的同盟军，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土壤；其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1965年开始，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开始大幅度的下降，服务业迅速繁荣，“知识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国和联邦德国，煤炭和纺织工人的数量在十年间减少了一半，在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新型资本主义的产业特征和商业进步轨迹，最终改变了成型于19世纪末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美国的学生运动中，一个叫艾伦·金斯堡的大胡子诗人是青年们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诗歌是《嚎叫》，它的头一句是——“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很多年后，不同的人读到这句诗歌，会有不同的感慨。

    就当中国沉浸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并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欢呼的时候，全球产业正发生着一场空前的变革，在亚洲，“四条小龙”顺势崛起了。

    正是在60年代中后期，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悄然出现了，发达工业国家开始为世界性市场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被剥离出来，向非发达地区整体转移。而一些后进国家和地区顺应了这样的变化，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亚洲地区的四个经济体：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

    在1969年，韩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其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仅与非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相同，可是到80年代后期，韩国的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下降到十分之一，其工业经济总量跃居全球前十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