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种与跳蚤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吴晓波 本章:龙种与跳蚤

    2003年,四处狂奔而无所收获的赵新先和他的三九冲到了悬崖的边缘。

    5月,曼哈顿时代广场上的那块“999三九药业”广告牌被悄然拆除了,赵新先坚守了8年的梦想随风飘逝。为了这块广告牌,三九每月大约需支付12万美元,8年下来总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三九的资金现状已经养不起这道昂贵的风景线了。

    9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98亿贷款:银行逼债三九集团》,披露三九共欠银行贷款余额98亿元,已经陷入巨额财务危机。此文一出,顿时把三九的资金窘境曝光天下,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讨债大军”纷至沓来,三九总部一片混乱。一些性急的银行开始封存三九资产,冻结质押股权,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三九在全国各地的数百家子孙公司都成了银行逼债的对象。其中做得最绝的是浙江湖州的中国工商银行,索性冻结了三九湖州药厂的银行账户,将所有进入的流动资金全数扣押,造成药厂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陷入停顿,只好宣布破产。

    对于所有企业来说,银行信用的破产几乎是无可救药的。三九到了自创办以来最惊险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候,试图自救的赵新先突然把矛头对准了国有资产的拥有者。他认为:“三九负债率偏高的根源在于三九集团是一个怪胎,作为国有企业,其国有出资人是存在的,但却没有实际出资,国有出资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对于三九集团而言,国家不仅没有出一分钱,而且也从未享受过债转股、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很显然,已经超过了60岁退休年龄的赵新先不想再坐等下去了。他想利用此次财务危机,彻底——至少部分地解决三九的产权问题。

    在三九的产权问题上,赵新先表现得非常摇摆。

    他一直觉得三九是他一手缔造出来的。甚至在一次中高层干部会议上,他对台下的部属说:“没有我赵新先,就没有三九。”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错的,在他治理三九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没有受到过太大的约束和干涉;他所受到的待遇也是极高的,除了全国劳模、全国政协委员等政治荣誉外,他还拥有军中文职二级官衔,享受中将待遇,这在中国企业家中绝无仅有。不过,尽管他缔造了三九,但三九却始终不是他的。

    赵新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产权明晰化试验一度受到默许,不少企业都开始尝试经营层MBO,南方的tCL、美的等企业先行一步完成了产权改造。对此,赵新先表现得很无所谓,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三九是我做大的,MBO多此一举。”到后来,他开始意识到产权的重要性,但也仅仅轻描淡写地一句:“这个问题我考虑没有用,这要我的‘婆婆’去考虑才行啊。”1998年底,中央下达军商脱钩的命令,三九与解放军总后勤部脱钩,归口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管理;到2003年,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九作为中国直属187家企业之一,转属其管理。随着“婆婆”的变更,赵新先在产权改造上的主动性渐渐变得越来越小。

    当2003年秋天的财务危机总爆发的时候,赵新先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他算了一笔账:“三九发展到今天,上缴给国家的利税是40多个亿,上缴给银行的利息是30多个亿,上缴给上级将近10个亿。这个数字跟三九在银行的贷款数字相近,都在80亿元左右。”由此,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实现出资到位的问题,解决50亿元净资产的最终归属;二是完成股份制改造,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最终完成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一次媒体访谈中,当有记者提问“三九如何走出困境,继续去完成整合中国中药产业的使命”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不把我的产权问题解决好,三九就没有办法去整合这个产业,只有三九把产权问题解决了,它才有整合的力量、整合的动机。”

    2004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新先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再度把矛头直指国资委。他说,国资委管辖的中央企业里,存在着部分这样的企业,即国家并没有投入资本金,企业是靠向原来的上级单位借款发展起来的,不仅在当初的两三年内还清了借款,而且向上级上缴了相当于借款数十倍的利润,这样的企业虽然归属国有企业,但国家早已没有了实际的、直接的资本金投入。因此,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机构,国资委应当担负起企业股东为获得发展的流动资金增加投资,投入新的资本金的职能。

    赵新先的这些言论其实是拿他的职业生命当了赌注。他大胆逼宫国资委,无非想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国资委担负起出资人的职能,对三九注资50亿元,这样,银行逼债风波自然化解;其二,国资委同意三九进行股份制改造,那么他及其团队就可以顺势成为三九的真正主人。这两个目的无论达成哪一个都是令人满意的。而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动作的原因是,三九自创办以来一直由他掌控,从人事、财务到产业没有第二人了然全盘,如今乱局如麻,除他之外何人敢接、谁人能解?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他所愿。果不其然,就在北京“两会”期间发言的两个月后,5月16日,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亲赴深圳,突然宣布免去赵新先三九企业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职务。其公开的理由是,国资委管辖的干部60岁必须退休,而赵新先已经63岁了,离职退休是正常的。他同时给予了赵新先很高的评价,称他“40年如一日,为我国的医药事业,为三九企业集团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赵新先的经历再次证明,企业家是一个多么残酷的职业。

    1995年,正如日中天的赵新先作为特聘兼职教授,受邀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元旦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朱镕基对他说:“你放心,即使南方药厂垮了,我还要请你当教授,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从这里总结经验,企业是怎么垮的。当然我不希望垮。”此言悠悠,竟藏无穷忧虑。

    2004年10月,一直深受赵新先重用的三九集团副总裁、年仅43岁的陈重因病猝亡,在清理他的办公室时,发现数额巨大的不明存款;随后,审计署介入对三九的审计事宜,集团副总裁荣龙章、三九广州医院院长崔崇林、三九生化总经理张欣戎、三九汽车公司经理陈达成、三九工程公司总经理林长兴等相继被“双规”或通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三九重臣们的问题都与赵新先有丝缕牵连。

    根据后来的信息披露,赵新先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提供的资料显示,三九在香港注册了50多家公司,其类别均为“私人公司”,赵新先出任多家公司的董事长;而且在三九健康城等项目中,有数亿元资金不知去向。香港科技大学郎咸平教授在研究了三九的财务状况后,总结了赵新先的“捞钱六招鲜”:截、借、垫、套、挪、赖。

    除了资金上的违法行为外,《财经》杂志则另外给出了一种观察的结果:赵新先被突然宣布退休后,其继任者一直难以开展工作。一方面,三九的各项业务均出现崩塌迹象,用“一地鸡毛”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号称投资数十亿元的健康城因土地审批问题胎死腹中,连锁药店项目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以区区400万元的低廉价格转让。2005年5月,三九集团将其所持有的三九发展和三九生化的国有法人股,分别以3500万元和2.05亿元的价格出售给浙江、山西的两家民营企业,从这两家上市公司中彻底退出,所谓的“三九系”宣告瓦解。到秋季,有媒体报道,庞大的三九集团共有500多家企业,从总公司到分支公司共分五级管理,到第三级公司大多已出现鸟兽散的失控局面。另一方面,面对如此复杂、艰巨的重组工作,赵新先的一些旧部仍占住“小山头”不放,并且相信赵新先能再度复出。在此情形下,有关部门果断出手将赵新先“拿下”。

    无论如何,原本以为能安全着陆的赵新先在退休两年多后又成了焦点人物。

    赵新先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5年11月19日,赵新先去北京颐和园游玩,那天他的心情不错,一路上让家人拍了不少照片。在出园的时候,几名警察拦住了他。第二天,赵新先出现在南方的深圳梅林看守所。它位于笔架山西南侧一个很冷僻的山坳里,四周长满细高笔直的桉树和硕大树冠的荔枝树。赵新先被关押在一间只有几个平方米的囚室里,囚室的窗口很高,踮着脚往外望,瞧得见南方浩瀚的星空。从这个地方向东走1000多米,再拐一个弯,就是当年赵新先睡过狗棚的地方。

    从狗棚到囚室,赵新先走了整整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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