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会议还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份是呈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的《联邦制宪会议决议》。署名的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11个邦和纽约汉密尔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雅茨和兰欣退席后，纽约代表团已无表决权。汉密尔顿不能代表他的邦，只能代表他个人。另一份文件是直线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致邦联议会的信。在这封由古文诺·莫里斯起草、并署明“经制宪会议一致同意”的信中，华盛顿说，我们现在有幸向邦联议会呈交我们认为最值得推荐的宪法文本，它或许不能期待每一个邦都完全彻底赞同，但我们希望并相信，出现少数例外，是在合理预期的范围之内。这部宪法如能促进我们如此亲爱的国家的永久福利，保障她的自由和幸福，是我们最热烈的希望。

    这封信很有必要。毕竟，费城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2月21日的决议召开的，必须对邦联议会有个交待。但邦联议会的态度如何，许多人心里没有底，因为费城会议实在是走得太远了。邦联议会当时的决议，只是要对邦联条例作一些修改，谁想到他们居然另起炉灶，弄出个联邦宪法来，还要把邦联改成联邦。

    值得庆幸的是，1787年8月28日，邦联议会（当时的主席是宾夕法尼亚的亚瑟·圣克莱尔，1/3的代表是制宪会议代表）通过决议，驳回指责制宪会议和邦联议会越权的动议，同意将宪法交给各邦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的程序正式启动。

    当然，新一轮的斗争也就开始。10月4日，梅森在费城出版的邮报发表文章，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10日，伦道夫在弗吉尼亚众议院陈述其拒签之理由。18日，格里在马萨诸塞做相同的陈述。他们的目的，是先发制人，争取民众，延缓批准宪法。

    支持宪法的人也不甘示弱。10月21日，汉密尔顿以“联邦党人”的名义发表论文，批驳反对派。此后一年间，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时任邦联外交部长，后来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三人共发表论文85篇，为宪法辩护，并于1788年结集出版。这就是有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一派，通常被称作“联邦党人”（Federalists)，反对派则被称作“凡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但我们要讲清楚，这里说的党，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党，不是一回事。它是政治派别，不是政治组织，既没有入党手续，也没有党员登记。与其说是党（Party），不如说是派（Faction），因此Federalists和Anti-federalists也译为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

    其实这种说法也欠准确。因为所谓联邦主义者，原本是国家主义者。后来和邦联主义者妥协，才变成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也其实不是“反联邦”，而是“反宪法”，准确地说，是反对费城会议制定的那个宪法。反对也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只要修改《邦联条例》即可，有的则主张另搞一套。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反对派都和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唱对台戏，就把他们混为一谈。

    反对批准费城宪法的理由，主要有三个：制宪会议越权，缺少权利法案，危害各邦存在。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时持这三种观点。不满宪法缺少权利法案的，是一些“民权主义者”；认为宪法危害各邦存在的，则是一些“邦联主义者”。后者主要是后来愤而退场以示抗议的那些人，即雅茨、兰欣、默塞和路德·马丁“四大金刚”以及他们的同盟军。在他们看来，尽管大家都是“美利坚人”，但并不共一个国家。各邦才是各自的“祖国”，和中国不过是一个“多国联盟”，或者说，“一个民族，多个国家，一个联盟”。他们的政治理想，也是自食其力，小国寡民，即小国家、弱政府、非君主、自立宪，有点类似于希腊城邦制度。6月6日，谢尔曼在制宪会议上说，许多事情还是放在各邦政府手里好。人民生活在小邦，比生活在大邦幸福。邦或许就该像罗德岛那么小。太大了，政府就鞭长莫及。艾尔斯沃斯在6月30日也说，全国政府只应该分担国家安全，他想要的却是邦内的幸福。每个公民的幸福只能在他的邦内获得，也只有在自己的邦里他才能有所指望。他的幸福有赖于邦权的存在，就像新生的婴儿需要母亲哺育一样。谢尔曼和艾尔斯沃斯是康涅狄格代表，并非邦权思想最重的人，最终也都支持宪法。他们的想法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这其实也是有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国家这个词，英语中本来就有两个，一个是nation，一个是country。Nation 强调政治上的一致，即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全部人民、国土、主权等概念。Country则强调一种自然形成的区域，相当于祖国、故土、家园。显然，邦就是美国人的country，合众国则是他们的nation。对于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只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美国人来说，生于斯长于斯的country是亲切的，而那个远在天边，八杆子打不着的nation，还有那个什么“全国政府”，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那时的美国，还是一片蛮荒大陆，没有飞机火车高速公路，谁也不知道“中央政府”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明白，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country），他们的邦就是他们的country，为什么还要另外弄一个nation，而把他们的country毁掉？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邦权主义者是不乏拥簇的。

    民权主义者的情况又不同。

    在民权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公民的权利。一个国家，如果她的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俄保障，那就是一个好国家。她的政府如果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那就是好政府，又没有效能倒在其次。当然，政府应该有效能，但不能为了效能牺牲公民的权利。如果效能和民权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那么，应该舍去的是效能。因为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这就很清楚了：政府，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建立的。如果不能保障，要它做什么？

    宪法也一样。一部宪法，如果在向政府授权的时候，居然只字不提要保证公民的权利，这又是什么狗屁宪法？这正是梅森要持反对态度的原因。梅森对宪法草案的批评和否定几乎是全面的。大至众议院没有代议实质，参议员不是民选代表，联邦司法权力过大，议会权力含义广泛，小至总统没有宪法顾问，副总统既没有必要又很危险等等。但他最得到广泛同情的一条意见，是联邦宪法没有宣布公民权利的条款，没有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维护陪审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连习惯法的好处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宪法，实在是糟透了。

    梅森这样指责宪法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权利法案之父”，正如麦迪逊是“联邦宪法之父”。1776年，梅森参与制订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公民权利法案”，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13部宪法中惟一具备权利法案的。制宪会议最后几天，准确地说就是9月12日，梅森向会议提出增加公民权利方案的动议，而且可以参考各邦权利法案，起草并不困难，几个小时就能弄好。梅森的动议得到格里的附议，却遭到谢尔曼的反对（可见民权主义者和邦权主义者不一回事）。谢尔曼说用不着，因为各邦都有权利法案，并不因这部宪法而废止，只要继续生效就行了。梅森说恐怕不行，宪法是最高法律，高于各邦权利宣言。宪法里面没有权利法案，公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表决结果，除马萨诸塞不在场，纽约无表决权外，其余10邦都反对，梅森的动议被否决。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误。这倒不是因为制宪代表不重视公民权利，更非他们反对权利法案，只不过在他们看来，当务之急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会议已经开了很久，大家都很疲劳，也有些不耐烦。再说谢尔曼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依照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但凡未经人民和宪法授权的，就是政府不能做的。联邦宪法既然没有授权政府侵犯公民权利，自然就不能侵犯。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岂不更糟？

    然而在梅森看来，这是不可原谅的失误。他和伦道夫都坚信，实行这部宪法的结果必定是虐政。9月15日，梅森说，这部宪法是在不了解人民想法的情况下制订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对人民说：要么接受，要么一无所有。宪法弄成现在这样，实在让人无法可说。我在这里不同意，回到弗吉尼亚也不支持；我在这里不签名，回去以后也决不投赞成票。他的意思和伦道夫一样：难道要我去推销一套必将以虐政告终的方案？

    不能说反对派的意见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历史的车轮并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转动的。就在反联邦主义者抗议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批准宪法的进程却在节节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