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漫长而疲惫的航程。机上没有昂贵的加油设施。这架大力神只是押运囚犯的飞机，是帮阿富汗政府一个忙，本该由他们去古巴押解他们自己的人，但他们根本没有飞机能去完成这项工作。

    他们飞过了在亚速尔群岛和在德国拉姆斯泰因的美军基地。第二天傍晚，这架AC-130运输机朝着坐落在荒凉的沙马利平原南缘的巨大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缓缓降下飞行高度。

    航班的机组人员已经换了两次班，但押送组一直坚持着，他们有的看书看报，有的打扑克，有的打瞌睡。舷窗外的四台涡轮螺旋桨推动着他们一直飞向东方。那个囚犯仍戴着镣铐。他也在尽可能地睡觉。

    大力神飞机朝着巴格拉姆基地美国区内巨大的机库前沿滑行过去时，接收组在等待着他们。负责押送的美军宪兵少校欣喜地看到在场的除了那辆囚车，还有二十名阿富汗特种部队的战士，率领该部队的指挥官是尤素夫准将。

    少校走下飞机的跳板，去完成手续上的文书工作，然后才能交付囚犯。这只花了几秒钟时间。然后他朝他的同事点了点头。他们解开了把那个阿富汗人与机舱中段拴在一起的那条铁链，把他带了出来，走入阿富汗冬季的寒风中。

    特种部队战士围住他，把他拉上那辆囚车，扔进车厢。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美军少校彻底松了一口气，他朝阿富汗少将敬了一个礼，后者回了礼。

    “请你们看管好他，先生。”美国人说，“他是一个很顽固的人。”

    “你放心吧，少校，”阿富汗军官回答，“他将在波尔·伊·查基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

    几分钟之后，囚车开动了，后面跟着装载着阿富汗特种部队战士的那辆卡车。他们驶入朝南通往喀布尔的那条公路。到天完全黑下来时，囚车与卡车分了开来，这段情景后来会被官方描述为一次不幸的事故。囚车独自前行。

    波尔·伊·查基监狱坐落在喀布尔东边、靠近喀布尔平原东缘的那条大峡谷里，是一栋让人望而生畏的建筑。在苏军占领期间，这座监狱由阿富汗的秘密警察控制，里面经常传出刑讯时的凄厉尖叫。

    在阿富汗内战时，有几万人再也没能活着走出来。自从阿富汗共和国新的民选政府诞生后，这里的条件已有了很大改善，但它的石头城垛、巷道和地牢似乎仍然回荡着鬼叫声。幸运的是，那辆囚车永远没能抵达那里。

    在甩掉那辆监护的军用卡车后，一辆皮卡车从前方十英里的一条支路驶出来，跟在了囚车的后面。皮卡闪了几下灯光，囚车司机就停在了事先侦察好的、一丛矮树后面的一块路边平地上。在那里，“逃跑”发生了。

    囚车一离开巴格拉姆周边的聱戒范围，囚犯的镣铐就被卸去了。在囚车行驶中，他已经换上了暖和的灰色羊毛衣袍和靴子。就在停车前，他已经把那条令人生畏的塔利班黑头巾围在了额头上。

    尤素夫准将已经从卡车的驾驶室出来了，并被接上了皮卡，现在是他在指挥了。皮卡后部的敞开式车厢里有四具尸体。

    这四具尸体都是刚从市殡仪馆里取来的。其中两具蓄有胡子，身着塔利班服装。其实他们都是建筑工人，曾在捆扎得不够牢固的脚手架顶端作业，脚手架倒下来时把他们两人都摔死了。

    另两个分别死于交通事故。阿富汗的公路大都是坑坑洼洼的，要想平稳地行驶就得开到道路中央去。如果对面有车过来就停步不前，会被视为胆小鬼，但结果就是车毁人亡。两具没留胡子的尸体穿着狱警的制服。

    这两个狱警将被发现已经拔出了手枪，但还是死了。几颗子弹射进尸体。路边伏击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分散在各处，也有几发子弹是从聱卫的手枪里发射出来的。囚车门已被鹤嘴锄砸坏而敞开着。那就是第二天晚些时候，这辆囚车被发现时的情景。

    场景布置完毕后，尤素夫准将坐在了皮卡司机旁的前座上。原先的那个囚犯爬进后车厢里，与把他带过来的那两名特种部队战士坐在了一起。他们三人都把头巾下垂的那一端拉上来遮住脸面，以抵御寒冷。

    皮卡车绕过喀布尔，穿过乡间，最终抵达了南下通往加兹尼和坎大哈的那条公路。在那里，每天晚上都有一长溜大篷车在路边等待，这幅景象全亚洲人都知道。

    这些汽车似乎都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生产出来的。它们行驶在中东和远东地区的许多道路上，发出隆隆的响声，喷出一长溜浓烟。还经常能看到它们因抛锚而停在路边，司机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买到所需的配件。

    它们能沿着石子土路，穿行在荒凉的山坡上，并能翻越高高的山岭。有时候，人们能在道路下方的峡谷里看到一辆已经摔散的大篷车骨架。但它们是这个大洲的商业运输命脉，载运着五花八门的商品，运到那些偏远的小村镇去。

    多年前，因为它们的装饰，英国人把它们称为大篷车。车身上的每一个空白处都被仔细地涂上了宗教和历史的场景，代表着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和佛教，还常常混合起来。车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饰品、彩带和箔片，甚至还有铃档。所以它们在行驶时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在喀布尔南方那条公路上等候的大篷车有好几百辆，司机都在他们的驾驶室里睡觉，等待着黎明的到来。皮卡在长长的车队旁边停了下来。麦克·马丁从车厢里跳下来，走到了驾驶室旁。方向盘后面的那个人用方格子头巾遮掩着脸面。

    在另一边，尤素夫准将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这是道路的尽头，旅程的开始。马丁转过身时，听到了司机的声音：

    “祝你好运，老板。”

    又是这种称呼。只有英国特空团战士才称他们的军官为“老板”。在巴格拉姆办理交接的那位美军少校不仅对那个囚犯是什么人一无所知，而且他也不知道阿富汗特种部队是由英国特空团帮助组建和训练的。

    马丁转过身子，朝着车队的前方走了过去。在他的身后，那辆皮卡车掉转车头返回喀布尔去了，它的尾灯渐渐暗淡下来。在驾驶室里，那位特空团中士用手机拨打了喀布尔的一个号码。这个电话由情报站长接听了。中士咕浓着说了两个词语，然后通话就结束了。

    驻阿富汗的英国情报站长也用保密线路打了一个电话。这是喀布尔的凌晨四点，英国苏格兰的晚上十一点钟。在一块屏幕上出现了一条线状的信息。菲利普和麦克唐纳已经在房间里了，就等待着看到这一幕：“撬棍行动开始运行。”

    在一条寒冷的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麦克·马丁最后看了一眼身后。皮卡车的红色尾灯已经消失了。他转身继续前行。现在他已经成了那个阿富汗人。

    他知道他在寻找什么，但在走过了一百辆卡车后他才找到它——一辆挂着巴基斯坦卡拉奇牌照的卡车。这种卡车的司机不大可能是普什图人，所以不会去注意他的普什图语说得不够标准。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正在返回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家中。

    现在让司机们起床还为时过早，所以去叫醒那辆被选中的卡车司机是不明智的。通常情况下，如果劳累了一天、正在沉睡的人突然被叫醒，脾气会很坏，而马丁需要他有一个好心情。于是他蜷缩在那辆卡车底下，颤抖着度过了两个小时。

    六点时，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片朝霞，车队中有了响动，有人开始生火，把一个铁锅架到火堆上去烧水。在中亚地区，生活中离不开茶水，只要有一堆火，就可以沏上一壶茶，围上一伙人。马丁站起来，走到火堆旁去烘烤他那双冻僵了的手。

    那个烧茶的是普什图人，但沉默寡言，这正合马丁之意。他已经解下头巾，塞进了挂在肩上的那只马桶包里。在取得对方的同情之前如果表露出是一个塔利班人，那是不明智的。他用一些阿富汗钱币买了一杯茶，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几分钟之后，那个俾路支人睡眼惺忪、摇摇摆摆地钻出驾驶室，走过来喝茶。

    天已破晓。有些卡车开始发动，冒出了一缕缕黑烟。俾路支人返回自己的驾驶室，马丁跟了过去。

    “你好，兄弟。”俾路支人应答了，但有些疑惑。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去南方的边境和斯平布尔达克镇？”

    如果那人是在返回巴基斯坦，那么他将会穿过这座边境小镇。到那时候，马丁知道，那里就该悬赏他的人头了。他将不得不徒步绕过边境检查站。

    “如果这能使真主高兴的话。”俾路支人回答说。

    “看在仁慈的真主的分上，你能不能让一个想回家去与家人团聚的可怜的人与你一起同行？”

    俾路支人想了想。一般跑长途去喀布尔，他的表弟通常会和他做个伴，但这次表弟生病留在了卡拉奇。所以这次他是单独驾车，路途十分劳顿。

    “你会开车吗？”他问道。

    “事实上，我开过多年的车。”

    他们默默无语，相伴着驾车朝南方驶去，倾听着从仪表板上方那只破旧的塑料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东方流行音乐。声音尖锐刺耳，又像在吹口哨。但马丁不知道这到底是静电的干扰，还是音调本身的缘故。

    太阳在渐渐升高，他们驾着隆隆作响的卡车穿过加兹尼，朝坎大哈驶去。半路上，他们停下来喝茶吃饭，添加燃油，都是马丁付的款，于是俾路支人渐渐友好起来。

    虽然马丁既不会说乌尔都语，也不懂俾路支方言，而那个来自卡拉奇的人只会说一些结结巴巴的普什图语，再加上从里学来的几句阿拉伯语，并借助手势交流，他们相处得倒是颇为融洽。

    俾路支人不喜欢开夜车，所以到了坎大哈东北方，他们又要停车过夜了。已经到了查布尔省，这里是阿富汗的荒凉地区，也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在前后有车，对面也有车辆驶来的白天行车比较安全。匪徒喜欢夜晚。

    在坎大哈北郊，马丁声称要睡觉，于是爬上了坐椅后面那张窄窄的床铺。坎大哈曾经是塔利班的总部和堡垒，马丁不想让前塔利班成员看到一个老朋友坐在一辆路过的卡车上。

    在坎大哈南郊，他又替代俾路支人驾车。下午三点左右，斯平布尔达克镇快到了。马丁说他就住在镇子的北郊，于是他十分感激地与主人道了别，在离边境检查站还有好几英里处下了车。

    因为那位俾路支人不会说普什图语，所以刚才他一直把收音机定在流行音乐的频道上，因此马丁没有听到那条新闻广播。在国境线上，等候通过的车辆比通常排得更长。等到俾路支人把卡车开到栏杆前时，阿富汗边防警察给他看了一张通缉的照片。一张留着黑胡子的塔利班的脸在凝视着他。

    他是一个诚实勤奋的人。他想快点回家去与老婆和四个孩子团聚。生活本来就已经够艰苦的了。为什么要多耽搁上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在阿富汗的一座监狱里，努力解释说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

    “看在真主的分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发誓说。于是他们放他走了。

    再也不能随便让人搭车了，当他继续驾车行驶在南行通往基达的那条公路上时他这么想着。阿富汗人不是他的同胞。为什么要卷入进去呢？他不知道刚才那个塔利班人曾经干了什么。

    马丁已被警告过，劫持囚车、谋杀狱警，以及关塔那摩湾囚犯的逃脱事件是瞒不过去的。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将头一个闹得沸沸扬扬。

    由于囚车没能抵达监狱，“谋杀”现场已经被派往巴格拉姆那条道路的一支巡逻队发现了。囚车与押运军车的分离，被描述为缺乏责任心。但囚犯的逃脱显然是塔利班残余势力的一伙暴徒所干的。针对他们的一场缉捕行动已经展开了。

    不幸的是，美国使馆给阿富汗政府提供了一张照片，这是不能拒绝的。中情局和秘情局的情报站长努力使事情放慢节奏，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当所有的边防检查站都收到一张传真的照片时，马丁仍在斯平布尔达克镇北方。

    虽然对此一无所知，但马丁还是认为不能这么大摇大摆地通过关卡。在斯平布尔达克镇上方的山坡里，他蹲下身体，等待着夜晚的到来。在山上这个位置，他能够看清地形，以及他即将要走的路线。

    斯平布尔达克小镇在他前方五英里和身下一英里处。他能够看到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以及在路上行驶着的卡车。他能够看到一座曾经是英国军队堡垒的巨大的旧城堡。

    他知道一九一九年对那座城堡的攻占，是英军最后一次使用中世纪的云梯。他们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接近了，除了骡子的哞叫声、勺子在炊锅里的撞击声和战士们因踢痈了脚趾的咒骂声，四周像坟地般寂静，为的是不惊动防守方。

    云梯短了十英尺，于是云梯连同爬在上面的一百名战士一起掉了下来，砸进了干涸的护城河里。幸运的是，蹲伏在城墙后面的普什图守卫者认为进攻军队肯定人数众多，于是他们从后门逃到山上去了。

    该城堡不费一枪一弹就沦陷了。

    半夜前，马丁静静地沿着这座城堡的围墙绕了过去，穿过镇子，进入巴基斯坦。到太阳升起时，他已经在通往基达的那条公路上走了十英里。在那里，他等到了一辆愿意接受付款乘客的卡车，让他搭车去基达。最后，在这些地区会被立即认出的黑色的塔利班头巾，成了可以炫耀的资本，而不是风险。所以，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了。

    如果说白沙瓦是一座伊斯兰色彩相当浓重的城市，那么基达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基地”组织的强烈同情只有米拉姆沙能超过它。这些都是在西北边境的省份，诸事都是按照当地部族的规矩。虽然这里已经越过了阿富汗国界，但普什图人仍占居民的多数，也流行普什图语，还信奉极端传统的伊斯兰教。一条塔利班的头巾是人们来与他打招呼的标记。

    虽然从基达南行的那条主公路可以抵达卡拉奇，但马丁得到过指示要走西南方向的小公路去那个已经荒废了的港口瓜达尔。

    这个港城坐落在俾路支斯坦的西南角，几乎到了伊朗的边境。瓜达尔曾经是一个默默无闻、臭气熏天的渔村，现在已发展成一个大港口和货物集散中心，走私贸易干得很欢，尤其是鸦片。伊斯兰教也许会反对吸食毒品，但那是针对穆斯林而言。如果西方的异教徒愿意花大笔的钱毒死自己，那与信仰真主的虔诚的善男信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于是罂粟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种植起来了，尤其是在阿富汗，然后在当地被提炼成最基本的吗啡，再走私运输到西方，成了海洛因，成了死亡。在这个神圣的贸易中，瓜达尔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基达，马丁尽可能避开与普什图人的交谈，以免被识破。他发现了另一个南下去瓜达尔的俾路支族卡车司机。只是在基达时，他才获悉对他的人头的悬赏是五百万阿富汗尼，但只限于阿富汗境内。

    在他听到“祝你好运，老板”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才从那辆卡车上跳下来，走进路边的一家咖啡店，坐下来开始舒适地享用一杯甜绿茶。有人在盼望着他，但不是本地人。

    ※※※

    二十四小时前，两架“掠食者”侦察机中的第一架已经从阿曼苏丹国图姆莱特起飞了。这两架无人驾驶飞机将轮换着对指定区域进行每天二十四小时的侦察巡逻。

    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的“掠食者”UAVRQ-1无人驾驶侦察机，看上去其貌不扬。它看起来很像是一个飞机模型。

    它只有二十七英尺长，像铅笔那样纤细。它的梯形海鸥式翅膀的翼展是四十八英尺。艉部有一台单一的“罗塔克斯”发动机，从容量为一百加仑的油箱里吸取燃油，为螺旋桨提供飞行的动力。

    然而这种简单的动力却能使它达到一百一十七的航速，或者以七十三节的速度巡航。它的最大飞行时间是四十八小时，但它更多的是执行距基地四百节半径的任务，在二十四小时后返回基地。

    由于发动机是后置式的，它的导向控制设备能够安排在前部。可以由控制员进行手动操作，也可以由计算机程序对其进行遥控操作，指示它去做什么事情，并一直这么做下去，直至给它新的指令。

    掠食者真正的关键设备安装在它的圆鼻子里，那里配备着可拆卸的“天球”航仪的吊舱。

    所有的通讯器材都是面朝上安装的，可与太空中的人造卫星通话。它们可以接收所有的照片和图像，并把监听到的会话一起发送到基地。

    朝下的设施是“天猫座”合成孔径雷达和L-3“威斯卡姆”照相装置。这种摄影设备的最新型号，与在阿曼上空所使用的一样，能克服黑夜、云雾、雨雪和冰雹，配有分光定位系统。

    美英入侵阿富汗后，在发现目标但不能及时实施打击时，掠食者回去找制造商，于是一种新的版本出现了。它携带着“地狱火”导弹，给空中的眼睛配上了相应的武器。

    两年后，来自也门的“基地”组织头目离开他那座十分隐蔽的院子，与他的四位同事坐进了一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他根本不知道，美国人的好几双眼睛都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屏幕上注视着他。

    一声令下，“地狱火”导弹离开了掠食者的机腹，几秒钟之后，那辆陆地巡洋舰连同它的乘客一起灰飞烟灭了。这一切全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块等离子屏幕上全景显示出来。

    从图姆莱特起飞的这两架掠食者没有配置武器。它们的全部任务是在看不到、听不到、雷达探测不到的两万英尺的高空执行巡逻，监视着身下的地面和海面。

    ※※※

    瓜达尔有四座清真寺，但英国人悄悄地询问了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局后，得知第四个和最小的那个是煽动原教旨主义的温床。与大多数伊斯兰小型清真寺一样，这是一个只有一名伊玛目的小寺院，靠善男信女的捐助维持着。这座清真寺是由伊玛目阿卜杜拉·哈拉比创立和管理的。

    他熟知这个地方的全体教徒，当他在那把高椅子上引领祈祷仪式时，他一眼就发现来了一个新人。即使是在寺院的后部，那块黑色的塔利班头巾仍然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后来，那个留着黑胡子的陌生人还没来得及换回凉鞋、消失在街上的人群中，伊玛目便拉住了他的袖口。

    “我们仁慈的真主向你表示问候。”他咕哝着说。他讲的是阿拉伯语，而不是乌尔都语。

    “也问候你，伊玛目。”陌生人说。他回答的也是阿拉伯语，但伊玛目注意到了普什图语口音。疑问得到了确认，这个人来自部落地区。

    “朋友们和我现在要去休息室。”他说，“跟我们一起去喝茶好吗？”

    普什图人想了想，然后严肃地点点头。大多数清真寺都有一间休息室，可供析祷者休闲、聊天、社交和宗教培训。在西方，对青少年的极端主义思想的灌输常常就是在那种地方完成的。

    “我是伊玛目哈拉比。请问我们这位祈祷者的姓名？”他问道。

    马丁毫不犹豫地报出了阿富汗总统的名字和特种部队准将的姓氏。

    “我叫哈米德·尤素夫。”他回答说。

    “好，欢迎你，哈米德·尤素夫。”伊玛目说，“我注意到你戴着塔利班的头巾。你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吗？”

    “自从一九九四年我在坎大哈加入毛拉奥马尔那时候起，一直都是。”

    休息室是清真寺后面一间破败的棚屋，里面有十几个人。茶端了上来。马丁注意到其中一个男人在凝视着他。随后，这个人急切地把伊玛目拉到旁边，狂乱地耳语起来。他解释说，他是做梦也不会想去看电视及其肮脏的画面的，但他经过一家电视商店时橱窗里有一台电视机。

    “我敢肯定就是这个人，”他咝咝地说，“他从喀布尔逃脱了，就在三天前。”

    马丁不懂乌尔都语，更不用说带着俾路支口音了，但他知道他正在被谈论着。那位伊玛目也许会哀叹所有西方的和现代的东西，但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发觉手机是一件很方便的工具，即使它是由西方的基督教国家芬兰的诺基亚生产的。他让三个朋友去稳住那个陌生人，与他攀谈，设法不让他离开。然后他回到了自己那间简陋的居室并拨打了好几个电话。在他返回时，他感到大有所获。

    一开始就是一个塔利班战士，家人和亲属都死于美国人之手，曾在美国佬入侵期间指挥塔利班部队在前线抵抗，曾参与卡拉伊贾吉监狱的暴动，曾在美军的关塔那摩湾地狱被关押了五年，曾在亲美的喀布尔政权手中逃脱——这个人不是一名难民，而是一个英雄。

    伊玛目哈拉比也许是一个巴基斯坦人，但他厌恶与美国合作的巴基斯坦政府。他完全同情“基地”组织。公平地说，能使他后半辈子富足的五百万阿富汗尼的赏钱根本就没有打动他。

    他回到休息厅，把那个陌生人招呼过去。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他咝咝地说，“你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阿富汗人。你和我在一起是安全的，但不是在瓜达尔。联合情报局的密探到处都是，他们在悬赏你的人头呢。你住在哪里？”

    “我没有住所。我从北方过来，刚刚抵达这里。”马丁说。

    “我知道你从哪里来，新闻一直在播放。你必须留在这里，但不能久留。你还是要离开瓜达尔的。你将会需要新的证件，新的身份证，安全地离开这里。也许我认识一个人。”

    他派遣他的古兰经学校的一个小男孩去了港口。他要找的那条船没在港内。它得在二十四小时后才能抵达。那个小孩耐心地等待在它每次靠岸停泊的码头上。

    费萨尔·本·萨利姆是阿拉伯湾的卡塔尔人。他出生在一个海湾旁的一座渔民棚屋里，附近的渔村后来成了繁忙的首都多哈。但那是在发现了石油、在英国人撤退、在美国人到来以后，在金钱像潮水般涌进来之前。

    童年时，他就知道了贫困，自觉地尊敬那些傲慢的白皮肤外国人。但他从小就立志要出人头地，混出个模样来。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他所了解的海洋。他做了一艘沿海货船的水手。由于那艘船航行在阿曼国佐法尔省的马西拉岛和萨拉至波斯湾纵深的科威特和巴林的港口之间，凭着他聪敏的脑袋，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他知道总有人想出售什么商品，而且愿意低价出售。也总有人，在某个地方，想购买这种商品，而且愿意高价购买。在两者之间就是那个叫做海关的监管机构。费萨尔·本·萨利姆通过走私发了财。

    旅途中，他看到了许多他喜欢的东西：漂亮的布匹和挂毯、古老的伊斯兰艺术品、珍贵的手稿和富丽堂皇的清真寺。他还看到了他鄙视的东西：富裕的西方人、在太阳底下被烤得发红的猪一般的脸、令人作呕的穿着比基尼的妇女、醉鬼，以及所有的不义之财。

    他也发现了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从由沙漠里滚滚流淌出来的石油获得了利益的事实。但由于他们也崇尚西方的习俗，喝洋酒泡洋妞，因此他也鄙视他们。

    在他四十五岁时，也就是俾路支族的一个小男孩在瓜达尔码头上等待着他的二十年前，费萨尔·本·萨利姆身上发生了两件事情。

    当时，他已经赚取并积聚了足够的金钱，买下了一艘运输木材的独桅三角帆船。那是由阿曼最好的工匠打造的，起名为“珍珠”。他已经成了一名狂热的瓦哈比。

    当新的先知们起来响应穆杜迪和赛义德·库塔布的教导时，他们向异教和衰退势力宣布了圣战。当年轻人去阿富汗抗击无神论的苏联人时，他的祈祷者们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当其他人劫持客机撞向西方的摩天大楼时，他跪下来祈祷他们能真正进入真主的花园。

    在世人面前，他保持着做事认真、彬彬有礼、生活俭朴的形象，是珍珠号帆船的虔诚的船长和船主。他装上货物，航行在整个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他从不制造麻烦，但如果一位真正的教徒有求于他，不管是要救济金还是去一个地方避难，他都乐意相助。

    他已经引起了西方情报机关的注意，因为在哈德拉茅被抓获的沙特“基地”组织的一名成员在利雅德的一座牢房里招供时，无意中说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本·拉登的绝密情报有时候是口述给一名信使，由该信使用心记住并做好了在被抓住之前的自杀准备，坐船离开阿拉伯半岛，他会在巴基斯坦西南方的俾路支沿海上岸，然后北上把口信带给居住在瓦济里斯坦某个洞穴里的本·拉登酋长。这艘船就是珍珠号。经巴基斯坦联合情报局的同意并在他们的协助下，这船并没有遭到拦截，而是被监视起来。

    费萨尔·本·萨利姆抵达了瓜达尔，满载着在迪拜的免税货栈里购买的家用电器。这些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和电视机比在自由港外的商店零售价格便宜很多。

    他接受了回程把巴基斯坦的地植运到海湾去的业务。这些地毯是由童工用纤细的手指编织的，注定要被正在迪拜和卡塔尔附近海岛上建造豪华别墅的富裕的西方人踩在脚下。

    他认真倾听了那个小男孩带来的口信，点了点头。两个小时后，在他的货物没有惊动海关、安全地卸上岸以后，他把珍珠号留给他的阿曼水手照看，自己则信步穿过瓜达尔街巷，走向那座清真寺。

    经过与巴基斯坦人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这位温文尔雅的阿拉伯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乌尔都语，于是他和那位伊玛目用这种语言交谈起来。他品了几口茶，吃了几块甜饼，用一块小小的麻纱手绢擦了擦手指。他不时点点头，瞟一下那个阿富汗人。当听到砸破囚车时，他赞许地微笑起来。然后他开始用阿拉伯语说话：

    “你想离开巴基斯坦吗，兄弟？”

    “这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马丁回答说，“这位伊玛目说得对。秘密警察会找到我，把我送回到喀布尔的那些走狗手里。那么我宁愿在此之前结束我的生命。”

    “真遗憾。”卡塔尔人耳语着说，“到目前为止……这种生活。那么，如果我把你带到海湾国家去，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会努力寻找到真正的信徒，向他们贡献我的力量。”

    “那又是什么呢？你能干什么呢？”

    “我能战斗。我愿意为真主的圣战而牺牲。”

    文质彬彬的卡塔尔船长想了一会儿。

    “那些地毯将在黎明时装船。”他说，“这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要装在甲板下面，以免被浪花打湿。然后我将驾船离开，首先会贴着港口的防波堤尽头驶过。如果一个人从堤岸跳上船，那是没人会注意到的。”

    经礼节性的互相致意之后，他离开了。黑暗中，马丁由那个男孩引领着到了码头。他在那里审视着珍珠号帆船，以便早晨时他能够认出它。上午十一点不到，它从防波堤旁经过了。间距有八英尺，马丁经短距离助跑后纵身跳上了船。

    那位阿曼水手在掌舵。费萨尔·本·萨利姆带着和善的微笑招呼了马丁。他给客人端来了淡水让他洗手，还有从马斯喀特棕榈树上摘下来的美味的枣子。

    中午时分，这位年长的卡塔尔人在宽敞的舱口旁边铺上了两片蒲席。两个男人并肩跪下来做午间的祈祷。对马丁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不是在人群中做祈祷。如果在人群中有一个音跑调是会被其他人的声音淹没的。但此时他必须说得一字不差。

    ※※※

    当一位特工被派往国外去从事一项非法、危险的任务时，他的管理员会在国内焦急地等待着某种他还活着、还是自由的、还在活动的信号。这种信号可以由他本人发过来，通过电话、通过在一份报刊上登载一条信息、通过在一道墙上的一个粉笔记号，或是通过事先约定的一只“死信箱”。这种信号也可以由没有直接接触、但一直观察着的一位盯梢员报告回来。这种信号被称为“活着的信号”。经过几天的沉默，等待某种“活着的信号”的管理员开始变得十分焦躁。

    这会儿在阿曼南方的图姆莱特是中午，在英国苏格兰是早饭时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还是凌晨。在图姆莱特和坦帕的美国人能够看到掠食者侦察机所看到的情况，但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他们并不知情。但苏格兰的埃泽尔空军基地却知道这是什么。

    图像非常清楚，一会儿把额头叩向甲板，一会儿仰面朝天，这样交替着，那位阿富汗人在珍珠号帆船上做祈祷。埃泽尔空军基地的控制室里响起了欢呼。几秒钟之后，英国秘密情报局中东处处长史蒂夫·希尔在他的早饭桌上接听了一个电话，他给了老婆一个出人意料的热吻。

    两分钟之后，中情局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在老亚历山大的住宅卧室床上接到了一个电话。他醒过来，听了听，微笑了，低声自言自语道：“上路了。”然后继续睡觉。那位阿富汗人仍在航程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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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