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号，星期五，被人们当成不吉祥的日子，但对于普雷斯顿来说，恰恰相反。在跟踪两个高级职员的枯燥差事中，他第一次休息了一下。

    已经监视了16天，毫无结果。两个人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不提防监视，就是说，谁也不去看身后有没有盯梢的。这样，侦察哨们的任务就显得很容易，但也很枯燥。

    住在城里的这个人每天都在同一个时刻离开贝尔格莱维亚大街的住宅，走到海德公园路口，转到宪章山，穿过杰姆斯公园，便来到骑兵校场。穿过校场，经过白厅，便一直走进部里。有时到外面吃午饭，有时在部里吃。晚上大都在家里或到他的俱乐部去。

    坐火车来的人住在伊登桥外面的一座漂亮小屋里，每天坐同一趟火车来，从茶陵路口站走到部里，然后消失在里边。侦察哨每天晚上都给他“打更”，非常留神，一直到早上第一组来换班。两个人谁也不干令人怀疑的事。信检和监听也说明只是正常往来账单，私人信件，平平常常的电话。都过着正人君子的社会生活。这样，一直到2月13号。

    普雷斯顿是监视的指挥，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联络室里。这时突然传来监视跟踪理查德·彼得斯的B组的呼叫。

    “乔正在叫出租车，我们在车中尾随。”在侦察哨的语言中，目标总是“乔”，“查梅”，或者“咱朋友”。

    B组下班时，普雷斯顿与组长哈里·伯金肖研究了一下。他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对自己的毕生职业很精通。他能够在伦敦的街道上、在人群中混几个小时，而当目标企图溜走时，他又能迅速地跟上去。

    他穿着方格上衣，戴圆顶帽，拿着风衣，脖子上挎着相机，像一名普通的美国旅游者。所有的侦察哨都有帽子、上衣和风衣，又柔软又可翻过来用，这就成了六件。侦察员们都很重视自己的道具和多用性，使自己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换装。

    “那么，出了什么事儿？哈里。”普雷斯顿问。

    “他跟平常一样从部里出来，我们盯上他，让他处于‘箱子’的中央，但他改变了经常的方向，走到特拉法加广场，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快下班了，急忙把情况告诉了接班的，便尾随着出租车。

    “他在贝斯沃特街的潘仔熟食店下了车，朝克兰里卡德公园走去。走了一半，便朝一个前院一直走进去，下了通向地下室的台阶。我的一个小伙子走到跟前去看，下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扇通到地下室的门。他从那儿进去了乙一会儿，小伙子只好走开——乔又出来了，顺着台阶往上走。他转回贝斯沃特大街，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西区，然后又按照往常的路线朝家走去。我们在花园路口把他交给了接班组。”

    “他到地下室去了多长时间？”

    “三四十秒钟。”伯金肖说，“他要么是很快地被放进去了，要么是他自己有钥匙。里面没有灯光。好像是进去取邮件或看看有没有。”

    “什么样的房子？”

    “看起来很脏，地下室也很脏。明早这些都会写在记事本上。我可以走了吗？我的脚疼死了。”

    整个晚上，普雷斯顿都在考虑这件事。理查德·彼得斯爵士为什么要拜访那样一所房子呢？只40秒钟？他不会去看谁，时间不够。取邮件？或留下一个便条？他安排人监视这所房子。一小时后，有一个人坐在车里，拿着照相机守在那里。

    周末就是周末。普雷斯顿本可以要求民事部门在周末周日去调查那所房子，但那会引起一些风波。这是额外的监视。他决定等到周一再说。

    非常委员会一致同意克利洛夫教授当主席和发言人。正是他，通知巴甫洛夫少校说，非常委员会已准备好，要向总书记汇报。这时，正是周六上午。几个小时后，四个人便接到通知，叫他们到沃苏沃总书记的周末别墅里去汇报。

    其他三个人都坐自己的车来了。巴甫洛夫少校亲自给菲尔比开车。菲尔比也可以用司机葛利高利叶夫开车，这个司机是克格勃车队的，已经给他开两周车了。

    在莫斯科的西边，穿过乌斯潘斯卡妮桥，沿着莫斯科河岸边，有一片后盖起来的村庄。这里聚集着苏联上层和重要人物的别墅。即使在这里，等级也很分明。在别列德尔基诺是艺术家科学家和军官的别墅；在朱可夫卡，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以下人物的别墅；但是，最上层的要员们的别墅则在沃苏沃。其他任何别墅都不能和这里的相媲美。

    最早的俄国别墅只是一座小房。但这些别墅却是最豪华的亭台楼阁，每所都占地数百亩，周围都是松柏杨柳，一天24小时都有九局的警卫人员巡逻，以保证这些达官贵人的宁静和安全。

    菲尔比知道，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可以有四套住宅。家庭住宅是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如果不下野，就可以永远住在那里。公家提供的避暑地是在列宁山，那里有专门人员管理，保持清洁舒适，并装有窃听设备，除了招待外宾外，平时很少用。第三套就是莫斯科外树林里的别墅。在这里，新上来的大官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进行设计和建筑、最后是夏季避暑地，多数都是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但是，总书记很早以前就在高加索矿泉疗养地的基斯洛夫德斯克修建了夏季避暑地，专门治疗胃功能失调。

    菲尔比从来没有看见过总书记在沃苏沃的别墅。冒着傍晚的冷风，海鸥轿车到达这里时，他看到这套别墅又长又低，石块砌成、挂瓦屋顶，跟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家里的家具一样，具有朴实无华的特点。里面温度很高。总书记在一个宽大的客厅中接待他们全体，炉中的木拌子呼呼地烧着，使室内增加了温暖。稍事寒暄几句，总书记便示意克利洛夫教授讲一下非常委员会的想法。

    “您会明白，总书记同志，我们寻求的办法是使英国选民的百分之十以上都倒向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使他们对现存的保守党失去信任，第二个是选举工党才是他们的希望和安全的归宿。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问自己，是否有一个捷径来统帅或接近于统帅这次选举。经过深入考虑，我们认为，在经济方面——失业、工厂倒闭、提高工业自动化、甚至削减公共服务——都不能达到我们所寻求的目的。

    “我们认为，只有一个途径：利用当前英国和西欧最大的、最有煽动性的、非政治经济的办法，就是削减核武器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席卷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巨大问题，是广大人民所惧怕的问题。我们感到，正是要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的突破口，一个我们要全力使用的途径。”

    “那么，你们的特殊建议是什么呢？”总书记委婉地问。

    “总书记同志，您可能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花费了不止数百万、甚至几十亿卢布去鼓动各种反核势力，去煽动西欧人民，说什么单方面裁减核武器是与他们的和平愿望并行不悖的。我们的全面努力和他们的收效都是很明显的。我们当前所寻求的、并要全力以赴去努力的就是这个。

    “在下一次竞选中的四个党派中，英国工党是惟一的要致力于单方面核裁军的政党。我们的观点是丢掉二切停滞不前的想法，使用贷款、反情报、宣传去说服摇摆不定的百分之十的英国选民，使他们相信，选举工党就是选举了和平。”

    等待着总书记做出反应的沉默几乎都可以感觉出来。他终于开了口。“我们进行了八年的努力，也是你们提到的，有什么收效吗？”

    克利洛夫教授好像被人用空对空导弹轰了一下。菲尔比看到了这位苏联巨头的心情，摇了摇头。总书记看到了他的表示，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八年的时间，极力动摇西欧选民们对他们政府的信任。现在，所有的单方面裁军运动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我们的朋友控制了，而且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个运动在争取同盟军的制造影响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

    总书记把两只手“啪”地一下拍到轮椅的扶手上。这位总是冷若冰霜的人物的这种突然举动，大大地震惊了聚精会神听着的四个人。

    “连根毫毛都没有改变。”总书记喊道。然后，他的声音又恢复常态说：“五年前和四年前，中央委员会的、大学的和克格勃的分析研究小组的专家们都告诉我说，单方面裁军运动是多么强大，以至于可以制止部署巡航导弹和地对地导弹。我们相信了。我们走进了死胡同。在日内瓦，我们陷进去了。我们的宣传说，如果我们能坚持下去，则西方政府就会向我们全力支持的‘和平’示威让步，并且会放弃部署地对地导弹和巡航导弹。然而，他们还是部署了。我们只好退下来。”

    菲尔比点了点头，显得很谦恭。在1983年，他曾竭力在建议中指出，西方的“反战分子”运动，尽管在庞大的示威游行中喊声震天，但动摇不了大选，也改变不了政府的主张。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想，事实正朝他指的方向发展。

    “这事引起了众怒，同志们，还没有平静下去。”总书记说，“现在你们还提这种建议。菲尔比上校同志，关于这个问题，英国的公众舆论民意测验的最新结果如何？”

    “恐怕不好。”菲尔比说，“最近透露，英国有百分之二十支持单方面核裁军。但这也是参差不齐的。在工人阶级、工党的一贯投票者中的数字比这个还要低。一个令人悲观的事实是，总书记同志，英国工人阶级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民意测验还表明，从传统上看来，他们都是最爱国的人。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中，顽固的工会主义者们置规章条例于不顾，竟然拥向码头，昼夜不停地装军舰，以便及早出海。

    “我想，一个人如果要正视残酷的现实的话，他就应该承认，英国工人并不认为他们的最高利益是与我们或至少是与削弱英国的国防休戚相关的。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现在会改变看法的。”

    “残酷的现实，这正是我要求这个委员会正视的。”总书记说。他停了几分钟。“回去吧，同志们，回去再好好想一想，给我找出一个方案，一个积极的措施，靠它能使广大群众产生恐惧、空前的恐惧，从而使一般的男女都为了从他们的土地上清除核武器而投票，为工党而投票。”

    他们离开后，这位俄国人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窗前。他凝视着被雪压得噼噼啪啪响的桦树林。他的前任还没有埋葬，他就掌握了权力，扫除了障碍。但他也承认，他的前任在有生之年，主持并完成了五件大事。

    他的前任，提高了食品的生产和保障了足量供应；广泛地调整了年度生产不足的工业，使消费品生产提高了一倍；整顿了各级党组织的纪律；根除了腐蚀国家生命力的腐败堕落的祸根；对于国家周围的各种敌人，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都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他也要像前任那样，永远被人们记住。但四年过去了，他心里明白，他仍一事无成。

    他已经老了，而且疾病缠身。他知道，流水落花春去也。他一直引以自豪的是，自己是一个重实干、讲求实际的人，而又从不逾越马克思主义正统之雷池一步。但是，讲实际的人也会有幻想，上了岁数的人也往往追求虚荣。他的追求很简单：他想取得一个惊天动地的胜利，一座属于他的而且惟他独有的丰碑。究竟他要求多少呢？在这寒风凛烈的冬夜，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星期天，普雷斯顿出来兜兜风，从克兰里卡德公园街的那座房前过了一下。这条街是从贝斯沃特街一直朝北的马路。伯金肖说得对，它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六层楼房，过去曾一度富丽堂皇，但现在却已破旧不堪，只能当做宿舍出租。正面的狭窄地面上杂草丛生，向上登五个台阶是一个朝街的窄门，旁边向下一排台阶通向一个小地下室。从外面能看到地下室门的上沿。他很纳闷，一位堂堂的高级职员、英国的贵族，怎么会愿意到这种龌龊的地方来呢？

    他知道，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坐哨，可能躲在一辆车里，手里拿着长镜头照相机，随时准备拍照。他不想看那个坐哨在哪里，但他清楚，那人一定会看见他的（在星期一，他果然出现在记事簿上：“一位平常打扮的人在11点21分时走过，似乎对该房子感兴趣。”得了吧，他想，别费笔墨了）。

    星期一上午，他拜访了当地的区政府，看了一下那条街付房租的名单。那个地址只有一个房东，叫做迈克尔·翟·米夫萨德。他感谢这位翟先生，这个名字在这儿不会多。他在对讲机上说了几句，克兰里卡德公园街的坐哨便溜到马路的对面查了一下电铃按钮，一楼写的是米夫萨德先生。普雷斯顿想，他是房主，又是住户，其余的部分连同家具出租。租用没有家具的房间的房客要交地方税的。

    快到中午时，他到克罗依顿去了一趟，从移民电脑中查出了迈克尔·翟·米夫萨德的身世。这个人是马耳他人，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来英国已经30年了。什么问题也看不出来，但15年前有一个问号，后来没有追查，也没有说明。苏格兰场刑事记录室的电脑解释了那个问号：该人几乎被驱逐出境。因为非法收入，服了二年劳役。午饭以后，普雷斯顿到查尔斯大街财务处找阿姆斯特朗。

    “明天我可以当一名国内税收检查员吗？”他问。

    阿姆斯特朗叹了一口气。“尽量安排吧，下班前打个电话来。”

    然后，他来到法律顾问处。“你能替我要求特勤处给我开一个这个地址的搜查证吗？另外，我还需要特勤处一名警察并随时准备跟我一起去。”

    英国保安局没有逮捕权。要逮捕一个公民，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只有警察才能使逮捕生效。保安局想要抓某个人时，总是由特勤处出面。

    “你不是要强行逮捕吧？”律师怀疑地问。

    “当然不是。”普雷斯顿说，“我要等那房客出现的时候，然后再进去搜查。可能要逮捕，要看搜查的情况，所以，我得要个警察。”

    “好吧，”律师叹息说，“我跟有关律师打个招呼，明早我把两件事都安排好。”

    下午5点之前，普雷斯顿从财务处拿到了国内税收员证件。阿姆斯特朗还给了他一个卡片，上面有电话号码。“如果有质疑，让他打这个电话。这是威尔斯登格林的国内税务所，找查思雷先生，他会给你作证。另外，你的名字是布兰特。”

    “啊，我明白了。”

    第二天上午，他去了。迈克尔·翟·米夫萨德很不像话，没有刮脸，穿着背心，粗暴无礼。但他还是让普雷斯顿进入了那乱七八糟的客厅。

    “你说什么？”米夫萨德抗议似地说，“什么收入？我的收入都申报了。”

    “米夫萨德先生，我向你保证，我只是例行公事的检查，常常这样的。既然你所有的房租都申报了，既然没有什么隐瞒的……”

    “我什么也没有隐瞒，不信你可以去找我的会计师。”米夫萨德挑衅地说。

    “我会的，如果我愿意的话。”普雷斯顿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可以肯定，你的会计费要花好多钱的。咱们还是打开窗户说亮话，如果房租没问题，我就检查别处去。但是，请原谅，如果那套房子为了不正当目的而出租了，那事情就不一样了。我，是管所得税的，但是，把我发现的问题报告给警察，也是我的责任。你知道靠非法收入为生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什么意思？”米夫萨德抗议说，“这儿根本没什么非法收入，都是好房客。他们付房租，我交税。什么也不差。”

    但他的脸还是有点变黄，并且很不情愿地拿出了房租簿。普雷斯顿假装对什么都感兴趣。他看到地下室是租给一个叫迪基先生的，每星期40英镑。他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看了一遍。

    米夫萨德从来没有见过地下室的房客，那位房客准时无误地用现金付房租。但这里有一封开始租房时的打字信件，签的是迪基先生。临走时，尽管米夫萨德先生一再抗议，他还是把那封信带走了。快吃午饭时，他把那封信和理查德·彼得斯爵士的笔迹和签名的复印件一起交给了苏格兰场笔迹专家。快下班时，苏格兰场给他打电话说，笔迹一样，但经过伪装。

    这样看来，普雷斯顿想道，彼得斯自己还另开了一个住处。是为了跟他的上司会面？很可能。普雷斯顿下了命令：如果彼得斯再来这里，一定要立即通知他，不管他在哪儿。对地下室仍要密切监视，以对付有外人出现。

    星期三慢慢地过去了，星期四也要过去了。这天，理查德·彼得斯下班离开国防部后，叫了一辆出租车，朝贝斯沃特开去。坐哨马上跟普雷斯顿联系。他正在戈登大街的酒吧里。从这儿，他给苏格兰场特勤处打电话，把那位指定的警察从食堂里叫了出来。他在电话里把地址告诉了警察。“跟我在马路对面会面，越快越好，但不要出声。”他说。

    他们在涉嫌住宅对面的暗处碰了头。这是一个寒冷的傍晚。普雷斯顿在200码之外就打发走了出租车。特勤处的警察坐着一辆没有标记的公车来了，和司机一起把车停在路口，熄了灯。警察兰德是一个年轻人，不大有经验。这是他第一次与五局的人执行任务，显得有点惴惴不安。哈里·伯金肖从黑影中走了出来。

    “他进去多长时间了，哈里？”

    “55分钟了。”伯金肖说。

    “还有别人吗？”

    “没有。”

    普雷斯顿拿出搜查证并示意兰德说：“好，咱们进去。”

    “他会使用暴力吗？”兰德问。

    “嗯——我想不会。”普雷斯顿说，“他是一位中年职员。他也可能受伤。”

    他们穿过马路，悄悄地来到门前。地下室的窗帘后透出暗暗的光。他们悄无声响地走下楼梯，普雷斯顿按了铃，里面传出高跟鞋的声音。门开了。在昏暗的灯光下恍惚是个女人。

    她一看到两个男人，挂在厚厚口红上的笑意立即消失了。她想关上门，但兰德推开了，一胳膊把她拨到一边，跑了进去。

    她已不是黄花女子了，但她很会打扮。卷曲的长发拖到肩上，衬托着浓施粉黛的脸，眉毛上过多地抹了眉毛油，眼圈也涂成黑黑的，脸蛋上擦着红粉，嘴上抹了一圈亮亮的唇膏。在她没来得及系上睡衣的大襟前，普雷斯顿在一瞥中看到她黑色的长简袜和吊带、紧身胸衣上镶着红绸条。

    他把她从门厅中推到客厅里，让她坐下。她盯着地毯。他们默默地坐着，兰德搜查着里间屋子。兰德知道，逃犯总是藏在床下或衣柜中。他搜得很细。10分钟后，他从后面出来了，有点不好意思。

    “连他的影儿都没有，先生。一定是从后门越过花园栅栏溜到另一条街去了。”

    恰在这时，前门有人按铃。

    “你的人吗，先生？”兰德问普雷斯顿。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按一下不是。”他回答说。

    兰德去开前门。普雷斯顿听到“啊”的一声，并听到跑动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一个人来到门前，看到开门的是警察，便欲逃走。伯金肖的人在台阶上面截住他，追上来的兰德给他戴上了手铐。然后，那人不声不响地被领进了警车。

    普雷斯顿和那女人坐在那里听着嘈杂声消失了。“这不是拘捕，”他安静地说，“但我想，你恐怕要到警察局走一趟，行吗？”

    那女人伤心地点了点头。“我先换换衣服，你说行吗？”

    “我想应该这样，理查德爵士。”普雷斯顿说。

    一个钟头之后，一位强壮的、但同性恋倾向很强烈的卡车司机被从帕丁顿格林警察局放了出来，他受到了严重的警告，不要再干这种蠢事，不要相信成年人杂志上那些无名广告。

    约翰·普雷斯顿陪着理查德·彼得斯爵士来到乡下，跟他待在一起，听他解释，直到半夜才开车回伦敦，并花了整个后半夜时间写了报告。星期五上午11点，帕拉根委员会的成员们碰头时，每个成员面前都有一份这个报告。每个人都有一种既吃惊而又恶心的感觉。

    真糟透了，内阁大臣马丁·弗兰纳里爵士心里想，先是海曼，然后是特雷斯特雷尔，然后是邓尼特，现在又是他。这些混蛋就这么没脸吗？

    最后一个看完报告的人也抬起了头。

    “真是骇人听闻。”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说。

    “我们部里不可能再要他了。”国防部的佩里·琼斯爵士说。

    “他现在在哪儿？”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问五局总局长。总局长坐在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的旁边。

    “在我们乡下的一所房子里，”哈考特·史密斯抢先说，“他已经给部里打了电话，说他昨晚在冰上滑了一下，踝骨摔坏了，说打了石膏，得休息两周，这是医生的命令。这就可以拖一些日子。”

    “咱们再看一看另一个问题好吗？”六局的奈杰尔·欧文小声说，“姑且不管他那怪癖。那么，他是咱们的人吗？他是不是泄密的人？”

    布赖思。哈考特·史密斯清了清喉咙。“讯问刚刚开始，先生们，”他说，“但看来他似乎就是。当然，他也可能是初犯，被人胁迫干的。”

    “时间是很关键的。”外交部的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插进来说，“关于损失的程度，仍然悬而未决。在我这方面的问题是，何时和怎么向我们的盟友解释。”

    “我们，哦——可以用高压审讯，”哈考特·史密斯建议说，“我认为，这样的话，24小时就可以找到答案。”

    长时间令人难耐的沉默。想到他们的一个同事，不管他干了什么，被那些“蛮横”的人审讯着，心中确实不是滋味。马丁·弗兰纳里爵士觉得心中绞来绞去的，他对暴力本来就反感。

    “在这个阶段非要这样吗？”他问。

    奈杰尔·欧文爵士从报告上抬起头。“伯纳德，这个叫普雷斯顿的人，这个调查的人，看来他是很能干的。”

    “对。”伯纳德·亨明斯爵士肯定地说。

    “我在想，”欧文继续说，犹犹豫豫的样子，“……在贝斯沃特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好像跟彼得斯一起待了几个小时。我想，咱们这个委员会跟他见面谈一谈，是不是会更有帮助呢？”

    “今天早上我跟他简单聊了聊，”哈考特·史密斯急忙插嘴说，“我肯定能回答所发生的一切。”

    这位六局的局长急忙道歉。

    “亲爱的布赖恩，这个，我心里一点也不怀疑。”他说，“问题是——怎么说呢……有时直接审问一名嫌疑犯往往可以澄清书面上的错误。我不知委员会的意见如何，但我们是要做决定的，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刚才只是认为，听一听跟彼得斯谈过的人说什么，会有帮助的。”

    桌子周围的人都连连点头。亨明斯明显地示意让哈考特·史密斯去打电话找普雷斯顿。几位显贵等待的时候，送来了咖啡。30分钟后，普雷斯顿被领进来了。几位元老好奇地审视着他，让他在桌子中间坐下来，正面对着总局长和副总局长。安东尼·普鲁姆爵士解释了委员会的难处。

    “只说说你们俩在一起的情况，好吗？”安东尼爵士问。

    普雷斯顿想了一下。“在去乡下的路上，他的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他说，“在这以前，尽管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他还可以控制自己。我是一个人带他去的，我自己开车。他哭了起来，并且说了。”

    “说下去，”安东尼爵士提示说，“他说了什么？”

    “他承认有同性恋的怪癖，但害怕扣上叛国罪。他极力否认这一点，而且，在我把他留给看守之前，他一直矢口否认。”

    “是啊，他会的，”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说，“他还可能是自己人呢！”

    “对，可能。”普雷斯顿同意地说。

    “那么，你的看法，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奈杰尔·欧文爵士小声说。

    普雷斯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先生们，我认为他不是。”

    “为什么？”安东尼爵士说。

    “正如奈杰尔爵士指出的，只是心里这么想。”普雷斯顿说，“我曾见过两个人，他们的一切都破灭了，而且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道路已经山穷水尽了。当人陷入这种情绪时，他们的本相就大暴露了。只有极少数的冷静的人，像菲尔比和布伦特，他们能够抑制住自己。但这种人是意识形态上的叛徒，死心塌地的变节者。如果理查德·彼得斯爵士被胁迫叛国的话，我想，他或者在完全暴露时就承认，或者在被指控叛国时，至少不会感到惊讶。他显得非常吃惊。他也可能是装的，但在那时他是装不出来的。只能是一种，不然的话，他就该得奥斯卡电影演员奖金了。”

    在这个帕拉根全体出席的会议上，作为这样一个小人物，他的发言是有点长了，但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哈考特·史密斯愠怒地看着普雷斯顿。奈杰尔爵士饶有兴趣地研究着普雷斯顿。他在文件中读到过关于普雷斯顿的事，知道使普雷斯顿暴露了军队情报人员身份的伦敦德里事件。他也注意到哈考特·史密斯的眼神，心里很纳闷，为什么五局的副总局长不喜欢普雷斯顿呢？他本人却挺喜欢普雷斯顿的。

    “你认为怎么样，奈杰尔？”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问。

    奈杰尔·欧文点了点头。“我也见过叛徒被揭露时那种绝望的情绪。瓦萨尔，普赖姆——都是软弱和动摇的人，当他们看到要走投无路时，便暴露了本性。这么说来，如果不是彼得斯，那似乎就剩下乔治·贝伦森了。”

    “已经一个月了，”帕特里克说，“不管怎么说，咱们也该把嫌疑犯定下来了。”

    “嫌疑犯仍然可能是这两个人的助手或秘书之类的人，”佩里·琼斯强调说，“你说对吗，普雷斯顿先生？”

    “确实，先生。”普雷斯顿说。

    “那么，我们就要清查一下乔治·贝伦森，或证明他是自己人。”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爵士说，有点丧失信心的样子。“如果把他查清楚了，就剩下彼得斯了。如果他不交待，我们再来清算他。”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普雷斯顿平静地说。

    这引起一点惊奇。并不是叫他到这儿来提建议的。但是安东尼·普鲁姆是一个有涵养的人。“请吧。”他说。

    “送回来的10份文件有一个特点。”普雷斯顿说。周围的人都点了点头。“其中7份，”普雷斯顿继续说，“包含着有关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大西洋北部和南部海军布防的材料。这似乎表明泄密者或其主子对北约这个地区的计划很感兴趣。能不能让贝伦森先生经手一份这方面内容的试探性文件？如果他是罪犯，他一定要设法搞到手并且要把它传出去的。”

    在场的人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引蛇出洞，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伯纳德·亨明斯爵士问道，“你看呢，奈杰尔？”

    “是啊，我看行。这很可能奏效。你看可行吗，佩里？”

    佩里·琼斯爵士噘起嘴唇。“说实在的，我认为很可行。”他说：“我在美国时，讨论过一个意见，但还没有进一步研究，就是我们将来要在阿森松岛扩大我们的加油和给养设施，包括供应我们的核潜艇的设施。美国人很感兴趣，并建议说，如果他们也可以在那儿建立设施的话，他们可以在资金上给以援助。这就省得我们的核潜艇到法斯莱茵岛了，那儿也不会再举行没完没了的游行示威了。美国人也省得回到弗吉尼亚的诺福克了。

    “我想，我可以准备一份非常鼓舞人心的建议，再把它搞成一份业已通过的政策的样子，散发给四五个人，包括贝伦森。”

    “贝伦森平时能接触到这样的文件吗？”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当然了，”琼斯说，“作为国防部军需处副处长，他那个处正是负责核武器一类的补给。他一定要经手的，还有其他三四个人。有些副本只能传给可靠的人看，然后传回来，绞碎销毁。原件要由专人送交给我。”

    大家都同意了。阿森松岛文件要在下星期二上午传到乔治·贝伦森的办公桌上。

    大家离开内阁办公厅后，奈杰尔·欧文爵士邀请伯纳德·亨明斯一起去吃午饭。

    “真能干，这个普雷斯顿，”欧文首先说，“我喜欢他插的这一杠子，他对你忠实吗？”

    “非常忠实呀！”伯纳德爵士说，显得疑惑不解的样子。

    啊，这就说明问题了，六局局长想道，心里在琢磨着。

    这个星期天是22号。英国首相是在她的正式乡间住宅——白金汉郡的切卡斯度过的。为严格保密起见，她要求内阁中最亲近的三个顾问和保守党主席自己开车前来见她。

    她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沉思。今年6月，是她的第二届任期的第四年期满。她决心在大选中取胜，连任第三届。经济分析表明，秋季要有个下降趋势，并伴以要求提高工资的浪潮。很可能产生罢工。她希望不要让1978年的“令人沮丧的冬季”重演。那时，由于工人停产而使工党政府信誉扫地，从而导致了1979年的下台。

    另外，在民意测验中，工党有百分之二十的社会民主——自由联盟的支持，加上其新的团结和调整，使其在民众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七的选票，只比保守党差百分之七。而且差距越来越小。总之，她想搞一次快速6月选举，但不能出现1983年发生的并迫使她当机立断的破坏事件。她需要一次突然的、以保守党宣言为基准的、三周的选举运动，不能拖延到1988年，也不能在1987年秋天，而是要在当年的夏天。

    她使得同事们沉默不语，但她喜欢的日子是周末的倒数第二天——星期四，6月18号。

    星期一，奈杰尔·欧文爵士与安德烈叶夫会了面。他们是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里非常秘密地会面的。他的人散布在石南园的各处，像网一样，确保苏联使馆的反间谍人员不能跟踪安德烈叶夫。他确实没有尾巴，于是，对这位苏联外交官进行监护的英国人也被叫开了。

    奈杰尔·欧文爵士把这项工作当成“局长的点”来亲自抓。这是不寻常的。因为任何一个局长本人通常都不亲自负责一个特务点。如果有这种情况，也是一种特殊的例外，不是特别重大，就是在局长大人成为局长之前就负责这个点，而且那个特务又不愿意跟别人接头。安德烈叶夫就存在这个问题。

    事情回溯到1972年2月，那时，奈杰尔·欧文还是一个平头百姓，在东京联络站当个小头头。就在那个月，日本反恐怖者决定拔掉狂热极左的左派红军团总部。该总部设在一个叫浅涧地方的大龙根山山坡上的别墅里，山坡上积满了白雪。反恐怖者的头头叫佐佐，是欧文的一个朋友。这次行动由佐佐来指挥。

    欧文曾在英国精锐的空中特勤部队中学习过，掌握了一些有用的经验，给佐佐先生提供了一些建议。他的一些建议挽救了一些日本人的生命。出于自己国家的中立政策，佐佐先生无法对他表示特殊的感谢。但在一个月以后的外交鸡尾酒会上，这位机灵的日本人用眼神把对面的一位苏联外交官示意给他，然后笑了笑便走开了。欧文走拢去，发现那苏联人是新来东京的，名字叫安德烈叶夫。

    欧文跟踪了这个苏联人，发现他像傻狍子一样跟一名日本姑娘私下来往。这是违反纪律的。当然日本人早就知道了，因为每个在东京的苏联人，只要他一离开使馆，就立即被悄悄地盯梢。

    欧文设下了一个圈套，搞到一些适当的照片和录音，然后采取捉奸拿双的方法，突然冲到安德烈叶夫跟前。这个苏联人吓坏了，认为是他们自己人来抓他。他一边穿裤子一边同意跟欧文谈一谈。他是情报员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克格勃地下局一个N线人物。

    负责国外所有活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又分成具体局、特殊部和普通部。以普通外交身份为掩护的克格勃人员都来自某个国内部，其中的七部是负责日本的。这些人被派往国外后，被称做PR线。他们的工作是广泛搜集情报，进行有益的接触，阅读科技出版物等等。

    但是，第一总局的最核心部分是地下局，或叫S局。这个局的工作没有国家界限。地下局负责训练和统管地下工作人员。他们不是以外交人员身份出现，而是以非常秘密的身份出现，使用假证件、执行秘密任务。地下局的人员不在使馆里工作。

    然而，在每个苏联使馆的每个克格勃驻地里，通常只有一名S局的人，在国外的职务叫做N线人物，负责特殊职责，常常是统管那些为其服务的当地特务，或者协助、或者从技术上帮助隐藏很深的苏联阵营派出的特务。

    安德烈叶夫来自于S局。更奇怪的是，他不是一个日本通，而使馆中所有来自七部的人却都是日本通。他是一个英语通。他来此地的任务是与一名美国空军军士长接头。在圣地亚哥与这个军士挂上了钩，现在被调到了路柄湾的美国空军日本联合基地。

    由于无法向莫斯科的上司作解释，安德烈叶夫答应为欧文干事。他在与军士长的接触中，由于施加压力太大，军士长便在军需处的厕所里用左轮手枪草率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安德烈叶夫也立即被调回莫斯科。欧文那时曾想把这个人就地处理。但是，他又改变了主意。

    后来，安德烈叶夫又在伦敦出现了。六个月前，一叠新照片传送到欧文的办公桌上，正是安德烈叶夫。安德烈叶夫从S局调到PR线工作，以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的身份为掩护。奈杰尔·欧文爵士又下了钩。安德烈叶夫除了合作，别无选择，但他拒绝与其他人来往。所以，奈杰尔爵士只得当做局长的点来亲自抓。

    关于英国国防部泄密的事，他没有什么可提供的。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如果有这种事，国防部泄密的那个人可能受苏联在英国的某个地下情报点控制或者与使馆的三个N线人物之一进行联系。但是，这样的人喝咖啡时是不会谈论这种重要事情的，他本人从未听说过。但他将格外留神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分手了。

    佩里·琼斯爵士于星期二把阿森松岛文件分发出去。他把星期一的一整天时间都花费在准备这份文件上了。文件发给了四个人。伯蒂·卡普斯蒂克已同意每晚到部里来，检查复印的情况。普雷斯顿叮嘱侦探们，如果乔治·贝伦森一搔痒痒，马上就通知他。对邮检，他也是这样布置的，并让电话监听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然后，他们便各就各位地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