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什么也没发生。当晚，卡普斯蒂克和普雷斯顿趁职员们都酣然人梦之际来到国防部，查验复印的份数。一共印了7份：乔治·贝伦森3份，另两个有阿森松岛文件的人每人印两份，第四个人没有印。
第二天晚上，贝伦森先生的行动有点奇怪。侦察哨报告：天黑以后，贝伦森离开了贝尔格莱维亚街的住宅，来到附近的一个电话间。他们说不出他拨了什么号码，但他只说了几句话，便放下了听筒走回家了。普雷斯顿很纳闷，为什么家里有蛮好的电话，却跑到外面去打电话。普雷斯顿已经猜到了一些，因为家中的电话被监听了。
星期四。这是第三天了。乔治·贝伦森按往常的时间离开了国防部，叫了一辆出租车，向圣约翰教堂开去。在这个具有田园气息的教区闹市上，有一家冰淇淋咖啡店。这位国防部的大员走进去，坐下来，叫了一份该店的特产——水果冰淇淋。
约翰·普雷斯顿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室里，听着侦察哨的汇报。汇报人是莱恩·斯图尔特，A监视组的组长。
“我派进去两个人，”他说，“外面街上还有两个，再加上我的车。”
“他在里面干什么呢？”普雷斯顿问。
“看不见，”斯图尔特对着无线电说，“得等一会儿里面的人趁空告诉我。”
实际上，贝伦森先生坐在一个座位里，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填写从文件箱中拿出的一份《每日电讯报》上的文字游戏。他根本不去注意挤在角落里的两个穿着牛仔裤的大学生。
30分钟后，他叫来服务员算账。他走到付款处，交了钱便走了。
“他回到了街上，”莱恩·斯图尔特叫道，“我的两个人待在里面。他来到闹市，在找出租车。我看到里面的人了，他们正在付款。”
“你问问他们在里面干什么了。”普雷斯顿说。他想，整个事情有点奇怪。这也许是一个特殊的冰淇淋店。但是，从国防部到贝尔格莱维亚的一路上，美以费尔和西区都有冰淇淋店，为什么非要跑到大老远的里金特公园北边的圣约翰教堂这一带来吃一份冰淇淋呢？
又传来了斯图尔特的声音。“来了一辆出租车，他在叫汽车，等一下，里面的人来了。”
稍稍停了一会儿，他们在说话，然后说：“好像他吃完了冰淇淋，也填完了《每日电讯报》上的填字游戏，然后，付了款就走了。”
“报纸在哪儿？”普雷斯顿问。
“他填完就留在那儿了……等一下……然后，店主就走过来收拾桌子，把脏碗和报纸都收拾到厨房去了……他上了汽车开走了。我们干什么……还守着他吗？”
普雷斯顿的思绪翻腾不已。哈里·伯金肖和B组一直监视理查德·彼得斯爵士，刚刚休息几天。他们风里、雨里、雾里待了几周。现在只有一个组在执勤，如果撤了这个组而丢了贝伦森，让他到别的地方去接头，那么，哈考特·史密斯更得给他小鞋穿了，他当机立断。
“莱恩，腾出一个车，跟上出租车。我知道，如果他徒步溜走就不够用了，但没办法，把你的其他人都调到冰淇淋店来。”
“好的。”莱恩·斯图尔特说。然后，无线电里没声音了。
普雷斯顿很走运。出租车一直开到西区贝伦森先生的俱乐部，他下了车便走进去了。但是，普雷斯顿想，他也可能在那里与什么人接头。
莱恩·斯图尔特进到冰淇淋店，坐下来喝咖啡，看（旗帜报），一直到关门的时候。什么事也没发生。关门时，人家让他离开，他便走了。在街上的四人小组看着店员们下班走了，店主关了门，熄了灯。
普雷斯顿从科克大街安排对这个冰淇淋店实行电话监听并查找店主身份。原来他叫西格诺。白诺蒂，正式移民，来自那不勒斯，已经在这里居住了20年，从不惹是生非。半夜时，冰淇淋店和西格诺。白诺蒂在瑞士屋的家中都被安上了电话监听。但什么收获也没有。
普雷斯顿在科克大街熬了一夜，一点觉也没睡。斯图尔特的监视是从晚上8点开始的。他们对冰淇淋店和白诺蒂家监视了一夜。
星期五早上9点钟，白诺蒂走回店中，10点钟开始营业。莱恩·斯图尔特和日班小组又开始监视起来。11点时，斯图尔特呼叫了。
“门前来了一辆送货车，”他告诉普雷斯顿说，“车上的人好像在装大桶的冰淇淋，好像他们实行送货上门服务。”
普雷斯顿冲了第20杯咖啡，由于缺觉，他的头有些昏沉沉的。
“我知道了，”他说，“电话簿里有这个广告。派两个人和一辆车跟上送货车，把每个收货人都记下来。”
“这里加上我只有两个人、一辆车，”斯图尔特，“人太少了。”
“查尔斯大街要开个碰头会，我设法再搞来一个组。”普雷斯顿说。
冰淇淋送货车上午送了12家，都是在圣约翰教堂和瑞士屋一带，最南边的两家在玛丽勒勃恩，有的是住宅楼。虽然侦察哨在这些地方出现会引起怀疑，但他们还是设法记下了地址。然后，送货车就回店了。下午没有送货。
“你回家前能把地址表留在科克大街吗？”普雷斯顿问斯图尔特。
当晚，电话监听报告说，贝伦森在家时收到四个电话，包括一个打错了号的电话。他没有往外打电话。全都录在磁带上了。普雷斯顿想听听磁带，监听人员说里面什么令人怀疑的话也没有。但他想，最好还是听一听。
星期六上午，是普雷斯顿有生以来最忙的时候。技术处的人帮他安了一个录音机，他以各种借口，拜访了每一户收到冰淇淋的顾客，如果是妇女出来开门，他便问能否跟她丈夫说两句话。因为是星期六，除了一户之外，他都录了音。
有一个声音似乎有点耳熟。是谁呢？有点口吃？他以前在哪儿听到过呢？他又对了一下每家的主人，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在科克大街附近的餐馆闷闷地吃了点午饭。在喝咖啡时，他想起来了。他急忙回到科克大楼，又把录音带放了一遍。很可能。不是结论，但很可能。
在苏格兰场辩证科学部的广泛设施中有一个声音分析科，罪犯在监听录音面前否认是他自己的声音时，便由这个科来验证。英国保安局没有辩证科学设备，这类事情，只有依靠苏格兰场，并且要靠特勤处来安排。
普雷斯顿给警察兰德打了个电话，在家中找到了他。在兰德的帮助下，优先安排他在星期六的下午到苏格兰场声音分析科去见面。只找到一个技术员，正在看足球赛，不愿意来工作。但到底还是来了。他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戴着水晶眼镜。他把普雷斯顿的录音带放了五六遍，观察波形显示屏上那上上下下起伏的亮线，记录声音中那些细微的音调音质的差别。
“同一声音，”他最后说，“没问题。”
星期天，普雷斯顿靠外交使团名单识别出了那个声音的本人。他还拜访了一位在伦敦大学理科系的朋友，跟他磨了一天，问了好多问题。最后，给伯纳德·亨明斯打了个电话。
“我认为，有些问题应该向帕拉根委员会汇报，爵士，”他说，“最好是明天上午。”
帕拉根委员会上午11点碰头，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叫普雷斯顿汇报。尽管伯纳德·亨明斯爵士表情严肃，但会上总有一种盼望的情绪。
普雷斯顿把发出阿森松岛文件以后两天来的情况尽量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遍。讲到贝伦森先生星期三晚上从公用电话间打出了奇怪而又简短的电话时，会场里发出一片感兴趣的骚动声。
“你们给那个电话录音了吗？”佩里·琼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我们到不了跟前。”普雷斯顿回答。
“那你认为他打电话干什么呢？”
“我认为，贝伦森先生是通知他的上司在哪儿接头，可能是用代号来表示时间和地点。”
“对此你有什么证据吗？”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
普雷斯顿继续讲述他去冰淇淋店、《每日电讯报》的遗弃以及被店主亲自收走的情况。
“你们设法找到那张报纸没有？”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没有，爵士。搜查冰淇淋店就会导致白诺蒂先生被捕。但是，如果报纸里有什么东西的话；而贝伦森也可以狡辩说他犯了疏忽大意的错误。”
“这么说，你认为到冰淇淋店是去接头吗？”安东尼·普鲁姆问。
“我敢肯定。”普雷斯顿说。他继续讲第二天把冰淇淋送到12个顾客家的情况，他如何录了11家的嗓音样带，以及贝伦森在当晚接到错电话的事。
“当晚打了电话，说是打错了号码，道了歉并挂了电话的嗓音，正是收到冰淇淋的一个顾客的嗓音。”
桌子周围一片沉默。
“会不会是巧合呢？”休伯特·维利尔斯不无怀疑地问，“在这个城市里打错电话的真是太多了。我也总是接到错电话。”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查了一下，他能用电脑。”普雷斯顿平静地说，“一个人在这个有1200万人的城市里到一家冰淇淋店吃了一份冰淇淋；那个冰淇淋店主第二天上午向12家顾客送了冰淇淋；顾客中的一个又在半夜里给吃冰淇淋的人打了一个错电话。这种偶然的机会只是百万分之一。星期五晚上的电话是一个安全收到情报的通知。”
“让我想一想，看我是否听懂了。”佩里·琼斯爵士说，“贝伦森从三位同事手中收回我那份精心制造的文件复印件，假装把它们都剪碎销毁了。实际上他留下了一份。他把文件叠在报纸里，把它留在冰淇淋店。店主收起报纸，把文件用塑料布包起来，第二天藏到冰淇淋中送到上司的手中。上司给贝伦森打电话，说他收到了。”
“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普雷斯顿说。
“一百万比一的偶然性。”安东尼·普鲁姆小声说，“奈杰尔，你怎么看？”
这位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摇起头来。“我不相信这种百万比一的偶然性，”他说，“在咱们的工作中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伯纳德？不可能，这明明是个接头，从情报员到上司，经过中转站白诺蒂。约翰·普雷斯顿的分析很正确。祝贺你。贝伦森是我们找的那个人。”
“那么，你发现这个关系后怎么处理了？普雷斯顿先生。”安东尼爵士问。
“我把所有监视贝伦森先生的人都调过来监视他的上司。”普雷斯顿说，“我已经把他找出来了。说实在的，今天上午我就和侦察哨们跟上他了，从他的玛丽勒勃恩的住宅一直到他的办公处。他是一个单身汉，一个外国大使，名字叫简·马雷先生。”
“简？听起来像捷克名。”佩里·琼斯爵士说。
“不是，”普雷斯顿郁郁地说，“简·马雷是南非共和国使馆的大使。”
大家一片沉默，似乎不敢置信。斯特里克兰爵士以一种外交上不适用的话说：“真他妈见鬼！”所有的眼光都投向奈杰尔·欧文爵士。
奈杰尔·欧文爵士坐在会议桌的一端，他很受震动。他暗自想道：如果是真的，我要割掉他的睾丸当酒菜下酒。
他想到了亨利·皮埃纳尔将军——南非全国情报局局长，前南非国家保安局局长的接替人。对于南非人来说，雇佣一些英国流氓打手去抢劫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是一回事；在英国国防部安插一个间谍却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局之间的宣战。
“先生们，我想得到大家的恩准，我准备用几天时间把这件事深入地调查一下。”奈杰尔爵士说。
两天以后，即3月4日，撒切尔夫人曾经召集并商量提前进行大选的内阁大臣之一，正在伦敦荷兰公园的家中和太太一起吃早饭。太太正在浏览一本休假指南。
“希腊的科学海峡挺好，”她说，“或者克里特。”
没有回答。她又强调说：“亲爱的，今年夏天咱们可真得出去好好休息两周了。都两年了。6月份怎么样？在旅游盛季最拥挤的高峰之前，而天气又是最好的时候。”
“6月不行。”大臣说。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可是，6月多美呀！”她争辩说。
“6月不行，”他重复说，“除了6月，什么时候都行，亲爱的。”
她瞪大了眼睛。“6月有什么事那么重要？”
“你甭管了。”
“你这个老滑头，”她气喘吁吁地说，“又是玛格丽特，是不是？上周日在切卡斯的秘密谈话。她想到乡下去，而我却倒霉了。”
“嘘——”她丈夫说。但是，凭25年的经验，她知道她言中了。
她抬起头，看到他们的女儿艾玛正站在门口。“你要出去，亲爱的？”
“是啊，”姑娘说，“回头见。”
艾玛·劳克伍德，19岁，艺术学院的学生，热衷于激进派政治。她讨厌父亲的政治观点，竭力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抗议他们。在她父母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从不错过反核示威和左翼的抗议游行。她的抗议方式之一还有和西蒙·迪瓦因一起睡觉。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讲师。他俩在一次示威中相识。
他并不是什么好恋人，只是用狂热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对“资产阶级”的切齿痛恨来吸引她。在他的眼里，任何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强烈地反对他们的人，便冠以法西斯分子。当晚，在枕头边，她把早晨在门口听到的父母的闲话告诉了他。
迪瓦因是一系列革命研究小组的成员，并为内部发行的强硬左派刊物热情撰稿。两天以后，他在跟一个编辑一起讨论稿时，提到了从艾玛·劳克伍德那儿听来的消息。他为这个编辑写了一篇稿，文中号召考莱工厂热爱自由的汽车工人们，利用一名工人因偷窃而被开除的事件，捣毁工厂的生产线。
编辑告诉迪瓦因说，这篇文章的煽动性还达不到出版的要求，但他答应跟同事研究一下，并告诉他说，这事谁也不要告诉。迪瓦因离开后，这个编辑确实跟他的一个同事研究了一下，这是他的消息渠道，而这个渠道又把消息传给了后台老板苏联使馆。3月10日，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迪瓦因如果知道会这样的话，一定要给吓坏的。作为托洛茨基的全球性一次革命理论的热情追随者，他痛恨莫斯科及其一切主张。
英国机构内部的一个大间谍的后台竟然是一名南非外交官，这使奈杰尔·欧文大为光火。他采取了惟一的选择——直截了当地向南非全国情报局摊牌并让对方做出解释。
英国秘密情报局与南非全国情报局（前身为国家保安局）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按两国的政治家们的说法是“根本不存在”。更实际点说是“互不亲近”。关系是有的，但出于政治原因，很不融洽。
由于人们越来越反对种族歧视政策，南非与英国历届政府的关系都很僵，而且在工党政府时比保守党更糟。在1960～1975年工党政府掌权期间，由于罗得西亚政局一团糟，这种关系竟然奇怪地保持下来了。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承认，他需要所能得到的关于伊恩·史密斯的罗得西亚的一切情报，以实施他的制裁。而南非人是掌握大部分情况的。当他们下野、保守党于1979年5月东山再起之后，这种关系又继续下来，原因是由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他们不得不承认，南非人民那里有很好的关系网。
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正是由于英国从西德得到信息，说东德与南非海军准将迪特尔·格哈特的老婆有联系，而使他后来被当做苏联集团间谍遭逮捕。英国还利用秘密情报局包罗万象的档案，抛出几个人的材料并透露给南非，说这几个人是苏联派往南非的间谍。
1967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不愉快。当时国家保安局的一名叫诺尔曼·布莱克本的特务在赞白吉夜总会当酒吧招待，与一位花园小姐过从甚密。这些花园小姐都是唐宁街10号的秘书，因为他们的工作间都朝向花园而得名。
这位陷入情网的海伦（她的名字从略，因她早已建立了家庭）在案发前曾交给布莱克本一些精选的文件。此事闹得满城风雨。打那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大事小事，从葡萄酒走味到农业歉收，哈罗德·威尔逊都归罪于南非国家保安局。
后来，关系有所好转，因而，英国派到南非一个站长。站长一般住在约翰内斯堡，提供南非全国情报局的情况。英国对南非的领土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南非也在驻伦敦大使馆中安排几名工作人员（秘密情报局知道他们），并在馆外也有几名（英国保安局监视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监视南非革命组织（像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等等）在伦敦这边的活动。只要这些南非人规规矩矩，就不去动他们。
英国在约翰内斯堡的站长设法与亨利·皮埃纳尔将军进行了私人接触，并向伦敦的上司报告了这位全国情报局的头头说了什么。奈杰尔爵士于3月10日召开了帕拉很委员会会议。
“伟大的善良的皮埃纳尔将军发誓说他对我们保持精诚，对简·马雷毫无所知。他声称马雷现在和过去从来没有为他工作过。”
“他说的是真话吗？”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在这种事情中，谁也不敢保准。”奈杰尔爵士说，“但是，他可能说的是真话。有一点可以看出，他应该知道，我们发现马雷已经有三天了。如果马雷是他的人，他知道我们会进行强烈报复的。他在这儿的人一个也没有撤走。我想，如果他觉得有罪的话，他就会撤人。”
“那么，这个马雷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佩里·琼斯爵士问。
“皮埃纳尔声称，他也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奈杰尔回答说，“他还同意了我的要求，派一个人到那儿和他们共同进行调查。”
“现在贝伦森和马雷的情况怎样？”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向代表五局的哈考特·史密斯问道。
“两人都在严密监视中，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没有抄家。只是昼夜地邮检、电话监听和盯梢。”哈考特·史密斯回答。
“你要多长时间，奈杰尔？”普鲁姆问。
“10天。”
“好吧，10天为限。10天以后，我们就要用所能掌握的材料对他起诉，并要做出损失估计，不管他合作还是不合作。”
第二天，奈杰尔·欧文爵士到法纳姆附近的家中去拜访病休的伯纳德·亨明斯爵士。
“伯纳德，你的那个人，普雷斯顿，我知道他很了不起。本来我可以派自己的一个人去，但我喜欢他的作风。能把他借给我到南非去出一趟差吗？”
伯纳德爵士同意了。普雷斯顿乘了3月12日的夜航班机去了约翰内斯堡。直到他上了飞机，这个消息才传到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的办公桌上。他气得火冒三丈。他知道，他被踢到一边了。
12日晚，非常委员会在库图佐夫大街的住宅中向总书记作汇报。
“你们给我搞了什么了？”苏联总书记小声地问。
克利洛夫教授，作为会议主席，向洛哥夫博士示意，后者便打开卷宗读了起来。
菲尔比在总书记出席的情况下，虽然有些紧张，但总是被这位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物所感动。在委员会的讨论中，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他这个绝对权威者给他们提供了苏联所需要的一切资料，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但菲尔比在权力和用权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这位苏联各个领域中独揽大权的总书记的心狠手辣和残酷无情，使他羡慕不已。
几年前，这位总书记成为克格勃的权威主席时，并不是勃列日涅夫委派的，而是那位政治局里不公开的国王、党的理论家米哈依·苏斯洛夫的主意。由于没有依靠勃列日涅夫，他就长臂独揽了这个秘密组织。所以，使克格勃没有变成勃列日涅夫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1982年5月，苏斯洛夫死了。在勃列日涅夫日薄西山之际，他离开了克格勃，来到中央委员会。他没有犯那样的错误。
继承他的克格勃主席的是费道尔丘克将军，是他一手安插的。在党内，他巩固了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在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等待时机，最后终于爬上了显位。在上台后的几个月内，他就把各路大权集于一手之中：党、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由于手中掌握了所有的王牌，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总书记同志，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洛哥夫博士说。跟其他人一样，他使用官场称呼。“这是一个切实的计划，一个积极的措施，一个建议。它会使英国人陷入大动荡，从而使萨拉热窝事件和柏林赖什塔格大火黯然失色而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管它叫‘曙光计划’。”
他花了一个钟头才读完计划的全文。他不时抬起眼皮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总书记是大型象棋比赛中的高手，他脸上一直毫无表情。最后，洛哥夫博士终于读完了。他们等待着。一片沉默。
“这很担风险，”总书记平静地说，“有什么保障措施没有？使它不会像——其他行动那样引火烧身。”
他没有说出那个词。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在克格勃的最后一年，沃伊蒂瓦事件的惨败使他大伤脑筋，花了三年时间才使那场喧嚣和谴责平息下去。全世界的舆论都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这真使苏联出尽了丑。
1981年早春，保加利亚保密局报告说，他们在土耳其内部的人从西德拖到一条怪鱼。保加利亚是苏联忠实驯顺的卫星国，但出于种族、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深深地卷入了土耳其及土耳其族人的纠葛之中。他们发现的这个人是个恐怖主义职业刺客，受过黎巴嫩极左派的培训，为土耳其极右派格雷·沃尔弗斯当枪手。他越狱逃到西德。奇怪的是，他表示要刺杀教皇。他们该怎么办呢？把这位穆罕默德·阿贾扔出去不管呢，还是给他钱、给他假证件、再加上一支枪让他去干呢？在正常的情况下，克格勃的反应应该是谨慎的——干掉他。但现在情况不正常。卡罗尔·沃伊蒂瓦，这位世界上第一个波兰教皇，是一个主要威胁。波兰在怒吼，在那里，（共产党的）统治将要很快被持不同政见的团结工会所粉碎。
持不同政见的沃伊蒂瓦已经对波兰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苏联看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克格勃回答保加利亚说：你们干吧，但我们不过问。1981年5月，阿贾揣着钱、假证件、还有一支枪，被陪送到罗马，并给他指明了方向。他便孤注一掷，结果是许多人送了命。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洛哥夫博士说。这个“曙光计划”基本上是他策划的，并随时准备为它辩护。“沃伊蒂瓦事件由于三个原因而酿成大错：被刺者没有死；凶手被活捉；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替罪羊，比如说，意大利或美国的极右派。应该有一连串有力的证据，使全世界相信，阿贾的后台老板就是右派。”
总书记像鸡吃米一样地点着头。
洛哥夫接着说：“这次，情况大不一样。每一步都有回旋的余地和金蝉脱壳的办法。执行人是一名高级职业特务，在被捕之前，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多数制品看起来都是无害的，没有人会追溯到苏联这边来。执行人在事发之后绝对活不了，并且有一系列的配合措施，使矛头无疑地指向美国。”
总书记转向马尔琴柯将军，问道：“行吗？”
三个委员都觉得不大自在。马尔琴柯若是做出什么反应，大家都会很容易地随和他。但他什么也没表示。
马尔琴柯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说：“很可行。我认为需要10到16个月才能完成。”
总书记问菲尔比说：“上校同志呢？”
菲尔比说话结巴得更厉害了。他在紧张时总是这样。“至于风险嘛，我还拿不准，技术上的可行性我也没有发言权。但是效果——它肯定会使百分之十的浮动选票倒向工党一方。”
“克利洛夫教授同志？”
“总书记同志，我反对。我认为，它的施行和产生的可能后果都是非常危险的。它完全违背了的条款。这个议定书一旦被破坏，大家都要遭殃。”
总书记似乎陷入了沉思，谁也不想打搅他。闪闪发光的眼镜后面的双眼凝思了5分钟之久。他终于抬起了头。“没有笔记，没有录音，外面也没有这个计划的废纸，是不是？”
“没有。”四个委员一致说。
“把文件和封套都给我。”总书记说。他接过来后，以一贯的单调的声音继续说：“这个计划很残酷、很毒辣，具有冒险性，也特别危险。现在委员会解散。你们各回各的岗位，不要再提非常委员会了，更不能提‘曙光计划’。”
四位卑微而虔诚的人站起来之后，他仍然坐在那里瞪着桌子出神。他们无声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几乎谁也没看谁一眼，便被引到楼下，向他们各自的汽车走去。
在空旷的院子里，各自钻进汽车。菲尔比坐在自己的伏尔加里，等着司机葛利高利叶夫发动引擎。但司机却坐着不动。另外三辆车都开出了院子，出了门洞，驶上林荫大路。菲尔比的车窗上有人敲了几下。他放下车窗，看到巴甫洛夫少校的脸。
“请跟我来，上校同志。”
菲尔比的心格登一下子。他明白，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是几个人中惟一的外国人。总书记是善于抓薄弱环节而出名的。他跟着巴甫洛夫少校又回到楼里。两分钟后，他又被领到总书记的客厅里。这老头子仍然坐在咖啡桌旁的轮椅里。他示意让菲尔比坐下。这位英国叛徒诚惶诚恐地坐下了。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总书记温和地问。
菲尔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个，残酷，大胆，危险。但是，如果成功了，很起作用。”
“这个计划很妙。”总书记小声地说，“要实行，但由我自己抓，别人谁也不能插手，只有我自己。而且，你要做不少工作。”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菲尔比大胆地说，“为什么是我呢？我是个外国人啊，虽然我一辈子都在为苏联效劳，而且也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三分之一，但我还是一个外国人啊！”
“一点不错，”总书记回答说，“除了我，你没有后台。你不能搞阴谋来反对我。”
“你要离开家和你的爱人，辞去司机，住在我的沃苏沃别墅宾馆里。在那里，你可以把执行‘曙光计划’的先遣队组织起来。你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权力，可以通过我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来贯彻。你自己不要露面。”总书记按了一下桌下的按钮。“你要在这个人的监护下工作。我想你早就认识他了。”
门开了。无动于衷的、目光冷淡的巴甫洛夫少校站在那里。
“他非常机警，而且特别敏锐，”总书记赞赏地说，“但又非常忠诚。他恰巧还是我的侄子。”
菲尔比站起来正要跟少校离去时，总书记递给他一个纸条。这是一张第一总局呈递给总书记亲阅的薄纸文件。菲尔比难以置信地看着。
“是这样，”总书记说，“我昨天收到的。你不能像马尔琴柯那样，要10到16个月。看来撒切尔夫人要在6月份就开始行动。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比她早一周。”
菲尔比长嘘了一口气。在1916年，只用10天就完成了俄国革命。而现在却给了这位英国天字第一号的大叛徒90天，来进行一次英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