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星期一的下午，普雷斯顿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4点钟刚过，一架奥地利航空公司的客机从维也纳飞抵希思罗机场。一名旅客来到护照检查口。他既不是英国公民，也不是欧洲共同体的公民。他有一张正式的奥地利护照，名字叫弗朗兹·温克勒。

    移民官员对这种绿色塑料皮、封面上烫着金鹰的奥地利护照很熟悉，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护照是新近签发的，上面盖着五六个欧洲国家的出入境章，并且还有英国的有效签证。

    官员的左手在桌下打出了护照的号码，护照的每一页上都有打孔号码。他看了一眼显示荧屏，合上护照，还给了那人，脸上微微一笑。“谢谢，先生。下一个。”

    温克勒先生提起手提包过去后，官员抬眼向对面20英尺外的一个小窗口看了看，同时，右脚踏了一下地板上的“警报钮”。在办公室里的常驻特勤人员看到了他的眼色，移民官员向温克勒先生那儿看了一眼，点点头。特勤人员的脸从窗口上消失了。几秒钟后，特勤人员同另一个同事便溜出去，悄悄地盯着那个奥地利人。另一个同事急忙将中央大厅外面的一辆车开出去。

    温克勒没有大行李，没有到行李厅去，直接从海关绿色区出来了。在中央大厅里，他花了点时间把旅行支票换成英镑。在这个时间里，一个特勤人员从上面的游廊给那人照了一张相。

    奥地利人在外面的二号楼前叫了一辆出租车。于是，几个特勤人员都爬进他们的没有标志的轿车中跟着他。司机紧紧地盯着前面的出租车；一位年纪较大的特勤人员则用无线电向苏格兰场报告。按规定，苏格兰场又通知了查尔斯大街。由于早有命令说，六局对任何持有假护照的人都感兴趣，所以，查尔斯大街又把这个情况通知了桑蒂纳尔大楼。

    温克勒坐的出租车来到贝斯沃特路，在艾治威尔路和苏塞克斯公园路的十字路口下了车、付了钱。这一带，是一家接一家的带早餐的普通旅馆，商人和乘晚车到达帕了顿站的旅客，都愿意住在这些较经济的旅馆里。

    特勤人员到马路对面盯着。奥地利人好像没有预订房间，他沿街走下去，直到看见一家窗口挂着“有房间”的牌子的旅馆时，他走了进去。他一定找到了房间，因为他没有出来。

    温克勒离开希思罗机场一个小时的时候，普雷斯顿在切尔希住宅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他的联系人——奈杰尔爵士命令负责与普雷斯顿联系的人员之一。

    “有位乔先生从希思罗来了，”这位六局的联络员说，“可能没什么事，但他的护照号码在电脑中有点出入。他叫弗朗兹·温克勒，奥地利人，乘维也纳飞机来的。”

    “我想他们还没把他逮起来吧？”普雷斯顿说。他在思索：奥地利与捷克和匈牙利接壤，是一个中立国家，也是苏联集团间谍的好跳板。

    “没有，”桑蒂纳尔的那人回答，“根据我们的要求，他们跟上他了……等一下……”几秒钟后，那人又走回来说：“他们刚才在帕丁顿的一个小旅馆把他盯住了。”

    “能给我转到局长那儿吗？”普雷斯顿问。

    奈杰尔爵士正在开会。他离开会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什么事，约翰？”

    普雷斯顿把事情的大概讲了一下。这事还没传到局长耳朵里。

    “你认为正是你等的那个人吗？”

    “他可能是一个交通员，”普雷斯顿说，“他跟六周前的那个人差不多。”

    “那么，你怎么办，约翰？”

    “我希望六局能要求盯梢处接过来。所有交到科克大楼盯梢处长手里的报告都要由你的人监督，同样的材料要交到桑蒂纳尔大楼，再转给我。如果他与人接头的话，两个人都要盯梢。”

    “好的，”奈杰尔爵士说，“我要求盯梢处接管，巴里·班克斯要坐到科克的无线电室里，把进展情况不断地用电话报告。”

    局长亲自给关系单位K分局的局长打了电话，提出了要求。K分局局长又与平行单位A分局联系，把一个昼夜盯梢小组派到帕丁顿的苏塞克斯公园路。小组的负责人恰巧是哈里·伯金肖。

    普雷斯顿在自己的小房中沮丧地踱来踱去。他想到外面的街上去，至少应该到行动的前线去，不想在自己的国土上却类似一个潜伏者，更不愿充当自己的顶头上司们权力角逐的人质。

    当晚7点钟，哈里·伯金肖的人前往接了岗。特勤处的人也很乐意把这种任务交出来。这是一个温暖而美丽的黄昏，令人愉快。四人盯梢小组在小旅馆的前后左右形成了一个“箱子”——街上那边一个、这边一个，旅馆对面一个、旅馆后面一个。两辆车混在苏塞克斯路上停着的几十辆车子里。一旦那位先生行动，便可以马上跟住。四个人都用无线电互相联系，并由伯金肖与总部联系——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室。

    巴里·班克斯也在科克，因为这个行动是应“六局”的要求而采取的。他们都在等待着温克勒接头。

    伤脑筋的是，温克勒并不去接头。他什么也不干。他只是坐在带有纱窗的小房间里或躺在低低的床上。8点30分，他出来了，走到艾治威尔路的一家餐馆，简单地吃了点晚饭，又回来了。他没有扔下什么东西，也没接到什么指示，饭桌上也没留什么东西，在街上没跟任何人讲话。

    他做了两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在去饭馆的艾治威尔路上，他突然停下来，向一个玻璃窗看了一会儿，又回身朝来路走回去。这是发现有没有盯梢的老花招儿。但这个招儿并不一定高明。

    离开餐馆后，他停在马路边，等着车水马龙的车辆空隙，然后急忙穿过马路。在马路另一边，他停下来，回头环视路上，看有没有人跟着他穿过马路。什么人也没有。温克勒这样做的结果，只是离伯金肖的第四个盯梢更近了，那个盯梢始终在马路的对面。当温克勒搜寻路面时，那个盯梢就在几英尺之外，假装在叫出租车。

    “我们在盯着他，”伯金肖告诉科克大街的总部说，“他在防备盯梢，但很蹩脚。”

    伯金肖的判断传到了切尔希，普雷斯顿听到后点了点头，放心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温克勒在艾治威尔路转了一圈后，回到旅馆，晚上再也没出来。

    同时，在桑蒂纳尔大楼的地下室，另一件事情正在抓紧进行。特勤人员在希思罗机场和贝斯沃特马路上给温克勒拍的照片已经洗印出来，并且毕恭毕敬地摆到了传奇性人物布劳德温女士的慧眼前。

    对外国间谍或涉嫌间谍的识认，是任何情报机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可能为对手干事，有的可能不是——都被各种情报机关照了相，即使是同盟国的人，也免不了要被照下来，装进一本本的相册中。外国使节。商业人员、科技文化代表团等，虽然不一定都拍照，但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或其同情国的人，是一定要拍照的。

    档案越积越多。同一个男人或女人，大约都有20张照片，拍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这些照片从来不扔掉，它们的用处就是为了“识认出”什么人来。

    如果一位叫伊万诺夫的俄国人陪着一个贸易代表团去加拿大，那么，他的面部照片就将被加拿大皇家警察传送给华盛顿。伦敦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兄弟机构。很可能有这样的事，在五年前非洲某共和国的独立庆典上曾拍过同样一个人的照片，但那人却叫科兹洛夫，是一个记者。如果一旦对科兹洛夫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时，参照他在握大华时的身份，那么，对他就可以“识认”出来，说明他只能是一个克格勃。

    盟友情报机关之间，包括以色列精明强干的摩萨德情报局，一直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照片交换。几乎没有一个到西方的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苏联集团来的记者不出现在相册里的。同样，进入苏联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不在苏共中央的大厅中愉快地照一张相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电脑库来储存千百万张面孔的图像，以便与每天源源不断进入美国的面孔相对照。而英国却使用布劳德温女士，虽然这有点浪漫，但却是真的。

    布劳德温女士岁数不小了，常常是操劳过度。她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总是让她快些“识认”这个、“识认”那个。这一行，她已经干了40年，并且一直为桑蒂纳尔大楼工作。她在那儿有一个庞大的照片档案库，构成了六局的“脸谱大全”。其实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排排洞穴似的小屋，里面是一排排的相册。只有她对这些照片了如指掌。

    她的大脑就像中央情报局的电脑库一样，甚至有时要比那个电脑库还灵。在她的大脑里储存的不是30年战争的细节，也不是华尔街的股票行情，而是各种面孔。像鼻子的形状、下巴的线条、眼睛的神采；像面颊的垂度、嘴唇的曲线和擎杯夹烟的姿势；像一个人在奥地利酒馆中微笑时被拍了照，几年以后他那镶装牙齿的光泽，又出现在伦敦的超级市场里——这些都储存在她那惊人的记忆里。

    这天晚上，贝斯沃特街在沉睡，伯金肖的人守在监视岗位上，而布劳德温女士却坐在那里，盯着弗朗兹·温克勒的脸。两位六局来的年轻人默默地等待着。一小时后，她只是说：“远东。”便沿着一排排的相簿走去。在5月26日（星期二）的凌晨，他被“识认”出来了。

    这张照片照得不好，还是五年前的。那时温克勒头发还较深，身体也细一些。他正在参加印度大使馆的一个招待会，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的大使旁边。

    一个年轻人看着两张照片，疑虑重重。“你敢肯定吗，布劳德温？”

    “他的相貌要是变了的话，除非铁树开了花。”

    年轻人急忙回去打电话。

    “认出来了，”他说，“他是个捷克人，五年前是东京捷克大使馆的一个一般工作人员，名字叫吉利·海克。”

    普雷斯顿在凌晨3点被电话吵醒。他听了一会儿，谢谢打电话的人，把听筒又放下了。他高兴地笑了。

    “逮住你了。”他说。

    上午10点钟，温克勒仍在旅馆里。科克大楼的行动控制已经转交给了K分局二处二科——苏联卫星国处捷克科的西蒙·马杰里。不管怎么说，捷克归他们管。巴里·班克斯晚上在办公室睡的，现在也和西蒙在一起，随时把进展情况报告给桑蒂纳尔大楼。

    与此同时，普雷斯顿给美国大使馆的法律顾问打了一个私人电话，这是私人之间的关系。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里办公的法律顾问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常驻伦敦代表。普雷斯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对方说一定尽快回电话，考虑到两地的时差，大约在五六个小时以后能回复。

    11点时，温克勒从旅馆出来了。他又走到艾治威尔路，叫了一辆出租车，向花园巷开去。两辆监视车跟着他，车中坐着盯梢人员。在海德公园路口，出租车向皮卡的里开去。在皮卡的里东边的色克斯站附近，温克勒打发走了出租车。尽管他并没有看到谁在盯他，但也耍了几个小花招，企图甩掉盯梢者。

    “又来这一套了。”兰·斯图尔特小声地说。他已经看过了伯金肖的盯梢记录，等着那出戏重演。温克勒突然闪进附近的一条拱廊，从那一端走出来，急忙走到人行道上，转身看他刚刚穿过的拱廊里是否有人跟着他。没人出来。他们没有必要，在拱廊的另一端早就有一个尾巴等在那儿了。

    这些尾巴对伦敦了如指掌，比警察和司机还要熟悉。他们知道每幢大楼有几个出口，哪里有拱廊和地下道，哪里有窄胡同通向哪里。不管哪个被盯梢的人若想溜走的话，总会有一个人早已在他的前面，后面的人则可以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跟着，而且，两边也都有人盯着。这个“箱子”从来不会四裂八半的，而且，只有非常机灵的人才能发现自己被盯上了。

    温克勒感到很满意，没有尾巴。他走进雷金特街上的英国铁路旅行中心。他询问了到谢菲尔德的火车时间。几英尺外站着一个戴围巾的苏格兰足球迷，正在联系回马瑟韦尔——他是一个盯梢。温克勒用现金买了一张去谢菲尔德的往返火车票。最后一班车是9点25分，从圣潘克拉站开出。他谢谢售票员后，离开了那里。

    他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吃了午饭，又回到苏塞克斯公园路，整个下午都待在那里。

    1点钟以后，普雷斯顿得到了温克勒买了去谢菲尔德火车票的消息。他找到奈杰尔·欧文爵士，爵士正要到俱乐部去吃午饭。

    “可能是毫无目的，但又好像他要去城外。”他说，“他可能去接头，或许在车上，或许在谢菲尔德。他拖了这么长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提前来了。关键是，爵士，如果他离开伦敦，咱们就得有一个野外指挥和盯梢组一起去。我想去指挥。”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容易啊，而且，我还得试试我能不能帮上忙。”

    奈杰尔爵士叹了一口气。他想，让午饭见鬼去吧！他找来私人助手。“把我在怀特订的午饭取消了，把车准备好，再发一个电报。按这个顺序办。”

    助手落实头两个任务时，奈杰尔爵士给伯纳德·亨明斯的家——苏里区法纳姆——打了个电话。

    “对不起，又麻烦你了，伯纳德，出了点事儿，又得找你参谋参谋了……不，最好当面谈。我来好吗？好天气，没关系。好，大约3点钟吧。”

    “打电报吗？”助手问。

    “打给谁？”

    “给我自己。”

    “那当然。从哪儿？”

    “维也纳站长。”

    “要不要通知他一下，爵士？”

    “不用麻烦他。只是让密码室安排一下就行。让我3分钟后收到他的电报。”

    “当然可以，电文呢？”

    奈杰尔爵士口述了电文。给他自己发了一封要干什么的电报。这只不过是从他的良师益友、前任毛利斯·奥德弗尔德那里捡来的老花招。当密码室把这封电报以维也纳来电的形式送到他手中后，这位老局长把电报揣在口袋里，下楼朝他的车走去。

    他在蒂尔福德找到了伯纳德爵士，伯纳德正在花园里，坐在5月的阳光下晒太阳，双膝上包着毯子。

    “说是今天来，”五局的总局长诙谐地说，“准得明天才能到。”

    “那是，那是。”

    “那么，找我有什么贵干啊？”

    “棘手啊，”奈杰尔爵士说，“有人已从维也纳飞抵伦敦。表面上是个奥地利商人，但却是假的。昨晚我们把他认出来了——捷克特务。捷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的一个小伙子，下级人物。我们认为他是个交通员。”

    伯纳德爵士点点头。“对，我这儿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听说了。我的人正盯着他，是不是？”

    “正是如此。问题是，他似乎今晚要离开伦敦，到北部去。五局需要一名野外指挥随同盯梢组一起去。”

    “当然了，我们有。布赖恩会安排的。”

    “对，当然了，这是你们的行动。可是……你还记得贝伦森案子吗？有两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搞清楚。马雷是通过伦敦这里的使馆驻地进行联系的，还是利用外面派来的联络员？马雷操纵的这条线上只有贝伦森一个人呢，还是还有其他人？”

    “我想起来了，我们当时把这些问题撂下了，想等我们从马雷那里找到一些线索再说。”

    “完全正确，今天，我收到维也纳站长的一封电报。”

    他掏出了电报，伯纳德爵士读着，眼眉皱了起来。“有联系？可能吗？”

    “可能。温克勒，原名海克，似乎是一个交通员。维也纳确认，他名义上是捷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的人，但实际上是克格勃的走卒。据我掌握，马雷在操纵贝伦森时，前两年曾两次去维也纳，每次都是短期文化考察，但是……”

    “在执行联系任务？”

    奈杰尔爵士耸了耸肩。他总是引而不发。

    “那么，他到谢菲尔德去干什么呢？”

    “谁知道呀，伯纳德？在约克郡还有一条线？温克勒能不能是几条线的联络员呢？”

    “那么，你让五局怎么办？多派盯梢的？”

    “不，是约翰·普雷斯顿。你记得是他先查出了贝伦森，尔后又是马雷吗？我喜欢他的作风。他刚休了一次假，又得了流感——别人这样告诉我的，但他明天上班。他离开了这么长时间，手中一定不会有什么案子。从业务上看，他又是C分局五处三科的，负责港口和机场。你是知道K分局那些小伙子是多么吊儿郎当的，如果让他临时负责一下K分局二处二科……你有权任命他当这次行动的野外指挥……”

    “这个……我也说不准，奈杰尔，这确实是布赖恩……”

    “伯纳德，你同意的话，我真感谢你了，咱们还是面对现实。从贝伦森案子一开始，普雷斯顿就经手。如果温克勒是那个案子的一部分，他可能会碰到熟悉的面孔的。”

    “好吧，”伯纳德爵士说，“我给你。我在这儿签署一个指示。”

    “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带过去。”六局局长奈杰尔说，“你也省了事。让我的司机把便条送到查尔斯大街去……”

    他带着便条离开了蒂尔福德。这是一张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的亲笔命令，指示约翰·普雷斯顿临时借调到K分局工作，一旦温克勒离开首都，他便是该行动的指挥。

    奈杰尔爵士复印了两份，自己留一份，给普雷斯顿一份；原件送到查尔斯大街。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没在办公室，所以，命令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了。

    当晚7点钟，普雷斯顿终于离开了切尔希住宅。他又回到了广阔天地。他喜欢这样。

    在苏塞克斯公园路，他溜到伯金肖背后。“哈啰，哈里！”

    “天啊，约翰·普雷斯顿，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来呼吸点新鲜空气。”

    “噢，别让人看见。我们在路对面有个朋友。”

    “我知道。我听说他9点25分要去谢菲尔德。”

    “你怎么知道的？”

    普雷斯顿拿出了伯纳德爵士手迹的复印件。

    哈里·伯金肖仔细看了一下。“哦，总局长大人亲笔，跟我们在一起了。站远点，别让人看见。”

    “有多余的步话机吗？”

    伯金肖向路的一头点点头。“拐过去，在拉德诺街，棕色的考蒂纳车，手套箱里有一个多余的。”

    “我在车里等着。”普雷斯顿说。

    伯金肖很纳闷，谁也没跟他说普雷斯顿要和他们一起去，并且当指挥。他甚至还没听说过普雷斯顿在捷克科待过。然而，总局长的签名却是有分量的。他嘛，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他耸了耸肩，又嚼了一块薄荷糖，继续监视。

    8点半钟，温克勒离开了旅馆，手中提着一只提包。他叫了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向司机说了几句什么。

    他一走出门，伯金肖就通知了小组和两辆车。他跳上了第一辆车，跟着出租车，距离100码。普雷斯顿在第二辆车里。10分钟后，他们发现出租车朝东向车站开去。伯金肖汇报了这个情况。西蒙·马杰里的声音从科克大街传来：“好的，哈里，我们的野外指挥就来了。”

    “我们已经有了野外指挥，”伯金肖说，“他已经在我们这儿了。”

    马杰里听起来很新鲜，他问指挥叫什么名字，听了后，他觉得一定是出了什么错。“他连K分局二处二科的人还不是呢！”他抗议说。

    “他现在是了，”伯金肖说，无忧无虑的口气，“我看到信了，总局长签署的。”

    马杰里从科克大街给查尔斯大街打电话。正当车队在傍晚的黑暗中向东开去的时候，查尔斯大街接着发生了一个插曲。经查询，伯纳德爵士的指示是确实的。马杰里失望地摊开双手。“为什么查尔斯大街那些饭桶不拿主意？”他撤出了派往圣潘克拉站的人，然后设法找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发牢骚。

    温克勒在站前广场下了车，穿过那惟一的砖砌拱门，进入圆屋顶的维多利亚式火车站，问了一下出站口。四名盯梢和普雷斯顿混杂在砖和铸铁结构的中央大厅里的旅客之中。

    9点25分的车在二站台，正在呼叫去莱斯特、德比、切斯特菲尔德和谢菲尔德的旅客上车。温克勒找到自己乘的那列车，顺着列车走了一遍，经过三节一等车厢和餐车，来到靠车首的三节绿色软座的二等车厢。他在中间挑了一个座，把提包放到行李架上，坐在那里等开车。

    这是一节不对号的普通车厢。几分钟以后，一个黑人青年，头上戴着耳机、腰上挂着小收录机，走进车厢，坐在三个座位以外的地方。他一坐下来，就随着音乐的节拍点着头，闭上眼睛，欣赏着音乐。伯金肖的一个盯梢就位了。他的耳机里并没有响着音乐，而是在收听伯金肖的指示。

    伯金肖盯梢小组的另一个人坐在前一节车厢里。哈里·伯金肖和普雷斯顿在第三节。这样，就把温克勒装到了“箱子”里。而第四个人则坐在后面的头等厢里，以防温克勒为了甩掉他所认为的“尾巴”而突然跑到后面去。

    9点25分整，125次列车呜呜地开出了圣潘克拉车站向北驰去。9点30分，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正在俱乐部吃饭，突然有电话找他。打电话的是西蒙·马杰里。这位副总局长一听，便急忙跑出来，截了一辆出租车，穿过西区的两英里路段，回到查尔斯大楼。

    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下午伯纳德·亨明斯签署的命令。他气得脸都变白了。

    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考虑了几分钟后，便抓起电话，以平时一样谦恭的口气，要求总机给接本局法律顾问家的电话。

    法律顾问负责本局与特勤处之间的联系工作。在挂电话时，他查了一下去谢菲尔德的火车时间表。法律顾问正在坎姆伯雷的家中聚精会神地看电视，他来到电话旁。

    “我需要特勤处逮捕一个人，”哈考特·史密斯说，“我有理由认为一个非法入境者是苏联间谍并且可能逃走，名字叫弗朗兹·温克勒，自报奥地利公民。逮捕理由：假护照嫌疑。他从伦敦坐火车将于11点59分到达谢菲尔德。对，我知道通知的时间太短了，但正因为如此才是紧急情况。对，请马上通知苏格兰场特勤处长，让他通知谢菲尔德，在火车抵达谢菲尔德时采取行动。”

    他心情沉重地放下电话。普雷斯顿当了野外指挥之事一定使他大为头疼。但是，逮捕嫌疑犯却是警察的事，而且，这个案子又是归他管的。

    车厢里空荡荡。用两节车厢替代这六节车厢就能容纳下这60名旅客。在前节车厢里盯梢的巴尼与其他10名旅客坐在那里，他们都是清白的。他脸朝后坐着，以便能透过过道的门玻璃看到温克勒的头顶。

    金格，戴耳机的黑人青年，与温克勒一起坐在第二节，另外还有5名乘客。第三节车厢的60个座位上，加上普雷斯顿和伯金肖，才只有12个人。过去了一小时零一刻钟，温克勒什么也没干。他连书报都不看，只是望着黑暗的窗外。

    10点45分，火车慢下来，进入莱斯特站。他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拿下提包，向前走去，来到盥洗处，将朝向站台的门上的窗户拉下来。金格通知了大家，大家都准备着，必要的话，立即行动。

    车停下后，一名乘客推开温克勒走过去。

    “请问，这是谢菲尔德吗？”温克勒问。

    “不是，这是莱斯特。”那人回答并下了车。

    “啊，原来不是。谢谢你。”温克勒说。他放下提包，但仍然向站台上看来看去。车开后，他又回到那个座位上，将提包放到行李架上。

    11点12分时，在德比站上，他又这样来了一次。这回他问的是站台上的一个行李搬运工。

    “德比。”那个搬运工喊道，“谢菲尔德再过一站才是。”

    同样，在停车期间，他透过窗户向外望着，然后又回到座位上，将提包扔到行李架上。普雷斯顿透过连接过道上的窗子看着他。

    11点43分，火车开进了切斯特菲尔德。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车站，但修耷得很漂亮，刷着鲜艳的油漆，挂着花篮。这一回，温克勒将提包留在行李架上，走到门口，从窗口探出身子看，有两三名旅客正急急忙忙朝出站口走去。车子要开时，站台上空无一人。车子刚开动，温克勒一下子拉开门，向正在后移的混凝土站台跳下去，随手一甩，将车门关上了。

    伯金肖在对手面前很少慌了手脚。他后来承认，这次确实把他搞懵了。四个盯梢都可以很容易地跳到站台上去，但站台上一点掩蔽物也没有，他们如果跳下去的话，那就会像秃头上的虱子一样了。温克勒可能认出他们来并且可能取消了接头。普雷斯顿和伯金肖跑到车门口，在这儿碰到了从前边过来的金格。窗子仍开着，普雷斯顿探出头去看。因为没有尾巴，温克勒正满意地顺着站台走，背朝着火车。

    “哈里，跟梢小组坐汽车赶到这里来，”普雷斯顿喊道，“到了后，用无线电跟我联系。金格，给我关上门。”

    他拉开门，向车梯走下去，像跳伞员一样向下跳去。

    跳伞员着陆时的速度大约每小时18公里，测速取决于风速。普雷斯顿向路基跳下去的时候，车速是48公里。他心中默祷着可别撞到混凝土电杆或大石头上。他很侥幸，5月的浓密的草地给他减缓了速度。他收头蜷身，胳膊腿抱成一团滚向一边。哈里后来告诉他说他都不敢看；金格说他滚得像个玩具，沿着路基和旋转的车轮滚着。他最后停住时，正躺在草和路之间的排水沟里。他挣扎着站起来，转过身去，一瘸一拐地朝着车站的灯光走去。

    当他来到出站口时，收票员正关门要下夜班。收票员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衣衫破烂、狼狈不堪的人。

    “最后从这儿出去的那个人，”普雷斯顿问，“矮个子、胖墩墩的，穿灰风衣，往哪儿走了？”

    收票员向站前广场点点头，普雷斯顿跑过去。收票员意识到还没收票时，已经太晚了。在站前广场上，普雷斯顿看到一辆出租车的尾灯向城里的方向驶去。他知道，他完全可以让当地派出所查问出租车司机，问他把顾客拉到哪儿去了。但他也知道，那家伙毫无疑问会在中途把汽车打发走的，然后再步行一段路。

    几步以外，一个搬运工正在踩轻骑打火。

    “我要借借你的车。”普雷斯顿说。

    “到别处借去。”那搬运工说。

    没有时间解释或争辩，出租车的灯正从新环城路立交桥下开过去，就要看不见了。所以，普雷斯顿给了他一下，只在下巴上给了一下，那搬运工就趴了下去。普雷斯顿抓过倒下去的轻骑，从那人脚下抽出来，跨上去骑跑了。

    在红绿灯路口他都很幸运。出租车已经开上了公司大街，要不是出租车在图书馆前赶上红灯，他这个噗啦噗啦的轻骑是怎么也赶不上的。当出租车从霍利沃尔街开到萨尔塔盖特时，他只距离100多码了。然后，在前面那半英里多的笔直公路上，那辆大马力的出租车又把他甩远了。如果温克勒朝西拐向切斯特菲尔德的乡间的话，普雷斯顿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他的。

    赶巧的是，出租车在远远的地方变成一个小点时，它的刹车灯突然亮起来。在萨尔塔盖特与阿什盖特交汇处，温克勒钻出了出租车。普雷斯顿越开越近了，他可以看到温克勒站在车旁，前顾后盼地看了看。路上没有什么车，他只好继续往前开，像一个下夜班回家的人一样，从停着的出租车旁开过去，拐向福杰姆伯路，停了下来。温克勒穿过公路，普雷斯顿跟着他。温克勒再没回头看。他绕过切斯特菲尔德足球场的围墙，走进康普顿路。在这儿，他走向一座房子，敲了敲门。普雷斯顿在暗影中走着，来到街角，躲在拐角一家的树丛后。

    在那边，他看到黑黑的一座房子亮了灯，随之门打开了。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后，温克勒进去了。普雷斯顿叹了一口气，在树丛后安顿下来，决心监视下去。他不能去看温克勒进去的那家的门牌号，也不能监视那房子的后门。但他着到房子后面是足球场那高高的围墙，所以，在那边可能没有什么出口。

    两点钟时，他听到步话机里传出微弱的声音——伯金肖回到这边来了。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并告诉了位置。两点半时，他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向他的位置走来。伯金肖在树丛里跟他会齐了。

    “你没事吗，约翰？”

    “没事儿。他进屋了，树那边第二座、窗帘后有灯光的。”

    “知道了。约翰，在谢菲尔德有个碰头会，两名特勤处的和三名武装警察，是伦敦的指示；你愿意逮捕他吗？”

    “一点也不愿意。温克勒是个交通员。我要的是大鱼。他可能在那所房子里，谢菲尔德碰头会结果怎样？”

    伯金肖笑了。“感谢上帝对英国警察的安排，谢菲尔德是约克郡，这儿是德比郡；上午，两家的局长还要碰头商量。这就给你时间了。”

    “对，其他人呢？”

    “在路那头。我们坐出租车来的，车已经打发走了。约翰，我们没有车了，而且，天要亮了，这条路上没有隐身之处。”

    “在那边放两个盯梢，这儿放两个。”普雷斯顿说，“我要到城里去找派出所所长帮忙。如果那家伙溜了，告诉我一声，但要派两个人跟着他，两个人留在这儿监视那房子。”

    他离开花园，退回到切斯特菲尔德中心去找派出所。终于在比特沃尔街找到了。他走着，有一句话总在他的头脑中回荡。温克勒的举止不大对头，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