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金所长在凌晨3点被叫醒了，他很不高兴。但听说是伦敦五局的一个官员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等他帮忙时，他同意立刻就来。20分钟后，他来了，脸没刮，头也没梳。

    普雷斯顿简要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所长专心致志地听着：一个外国人，可能是苏联间谍，从伦敦一直跟到这里；在切斯特菲尔德站跳了车，又跟到康普路一座房子，门牌号码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谁住在那所房子里，也不知道嫌疑犯为什么到那里去，但是我可以查出来。不过目前我还不打算逮捕他。我要监视那所房子。今天上午，我们可以同德比郡警察局长商量一下怎么处理。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有四个人在那里盯梢，但天一亮他们就要露馅儿了。所以，我现在需要帮忙。”

    “怎么帮你呢？普雷斯顿先生。”所长问。

    “比如说，你有没有不带标志的车？”

    “没有。有几辆警车和两辆篷车，没有标志，但侧面有警车编号。”

    “能不能给我们一辆没有标志的篷车，停在那条街上？让我的人躲在里面，暂时先对付一下。”

    所长打电话通知值班的警察，提出同样的问题，等了一会儿，又说：“打电话叫醒他，让他马上给我打电话。”说完转身对着普雷斯顿说：“我们的一个人有一辆篷车，但很旧了，常常推着走。”

    30分钟以后，睡眼惺忪的警察跟盯梢小组在足球场正门口碰了头。伯金肖和手下的几个人爬进篷车，开到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马路对面停了下来。那个警察按照指示，爬出车去，伸了伸懒腰，像下夜班回家一样，顺着路走了。

    伯金肖从后门往外窥视着，并用无线电与普雷斯顿联系。“现在好多了，”他说，“我们在马路对面能看得很清楚。另外，门牌是59号。”

    “再坚持一会儿，”普雷斯顿说，“我正设法安排得更好一些。如果温克勒徒步走了，两个人跟着，两个人留下监视房子。如果他坐车走，篷车要跟上。”

    “所长，我们要把那所房子监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要在路对面找一所房子，在楼上监视。能不能在康普敦路上找到一家可以让我们用的房子？”

    所长沉思着。“我认识一家住在康普敦路的人，”他说，“我们都是共济会的，是会友，所以认识他。他过去是海军的上士，现在退休了。他住在68号。但我不知道在马路的哪一边。”

    伯金肖回答说，68号在马路对面，隔两座房子。楼上的正面（显然是卧室）正好能清楚地看到那个目标。于是，金所长从派出所给他的朋友打电话。

    按照普雷斯顿的主意，所长告诉睡意朦胧的房东——山姆·罗依斯顿先生——警察有一个行动，要监视一个嫌疑犯，那人藏到了马路对面。罗依斯顿清醒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守法公民，他当然同意警察使用他的卧室了。

    汽车悄悄地绕到西街，伯金肖和他的人从房子之间溜过去，跨过花园篱笆，从后花园进入了康普敦路上罗依斯顿先生的房子。在夏日的晨曦还未洒向大地时，盯梢小组就进入了罗依斯顿的楼上卧室，透过纱窗帘，监视着街对面的59号。

    罗依斯顿先生穿着驼色睡衣，僵直地站着。由于能为女皇的官员效劳而充满着爱国的自豪感，他也站在纱窗前瞪着马路对面的房子。

    “银行抢劫犯，是吗？贩毒的？”

    “差不多是那回事。”伯金肖回答说。

    “这些外国人，”他说，“咱们的人决不会干那种事。就不该让他们这号人入境。”

    盯梢组的金格呆呆地盯着外面，他的父母来自牙买加；芒戈正从楼下搬上来两把椅子，他是苏格兰人。罗依斯顿太太像老鼠一样从哪儿钻了出来，头上的卷发器和卡针都摘下去了。

    “谁想喝杯茶吗？”她问。

    巴尼又年轻又漂亮，竭力装出一副笑脸说：“那太好了，太太。”

    于是，她的一天开始了。她一杯接一杯地沏茶，接连地送上来；但她家好像没有什么吃的东西。

    在派出所，文书警察已经查出了康普顿街59号居民的身份。

    “两名希腊的塞浦路斯人，先生。”文书向所长报告说，“是兄弟俩，都是单身汉。姓斯台发尼兹，一个叫安德烈斯，一个叫斯皮里敦。从当时的值班记录看，是四年前迁人的。他们在霍利威尔路开一个希腊小酒馆。”

    普雷斯顿花了半个小时向伦敦打电话。先打通了桑蒂纳尔大楼的值班员，那人把线接给了巴里·班克斯。

    “巴里，我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找到局长，并让他给我打电话。”

    5分钟以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来了电话，平心静气而又头脑清醒，好像他没有睡觉一样。普雷斯顿将晚上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爵士，在谢菲尔德有个碰头。两名特勤人员和三名武警，奉命要进行逮捕。”

    “我想那不是我们的安排吧，约翰？”

    “据我所知，不是。”

    “那好，约翰，这边由我来处理。你已经搞到了房子，现在要搬进去吗？”

    “我们是搞到了一所房子，”普雷斯顿更正说，“但我还不想搬进去，因为我认为跟踪还没有跟到头。”

    “还有一件事，爵士，如果温克勒离开这里回家去的话，我希望让他和和平平地回去。如果他是一个交通员的话，或者只是来检修一下什么的话，那么，他的上司要等他回维也纳的。如果他没回去，他们马上就会缩回去，彻底改变行动路线。”

    “对，”奈杰尔谨慎地说，“这事我要跟伯纳德爵士商量一下。你想随队留在那儿呢，还是想回伦敦来？”

    “可能的话，我要待在这儿。”

    “好的，我要按照你的意见以六局的名义提出一个最高的要求。听我说，不要暴露你的身份，把你们的行动情况向查尔斯大街汇报。”

    奈杰尔爵士放下电话后，便向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家里挂电话。五局的总局长同意8点钟在前卫俱乐部早餐时会面。

    “这样你明白了吧，伯纳德？很可能真是苏共中央正在这个国家进行一个大的行动。”六局局长奈杰尔爵士一边往第二片面包片上抹黄油一边说。

    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的情绪被打乱了，他坐在那里，眼前的早点一动没动。

    “布赖恩应该把格拉斯哥的事情告诉我，”他说，“那个报告他还压在办公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总是常常在判断上犯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奈杰尔爵士自言自语地说，“我在维也纳的人认为温克勒是一个长期潜伏团伙的交通员。我判断，简·马雷很可能是这个线上的人物。现在看来，似乎有两个行动在进行着。”

    他忍耐着没有讲出昨天为了从同事手中得到普雷斯顿——让他在温克勒行动中做野外指挥——而自己给自己发了一封电报的事。作为一个局长，有时候可以坦率，有时候也要谨慎，不能什么都说出去。

    “那么第二个行动跟格拉斯哥的事件有联系吗？”伯纳德爵士问。

    奈杰尔爵士耸了耸肩膀。“我也不知道，伯纳德，我们都在摸黑走路。显然布赖恩是不相信这些的，他也许是对的。不管怎么说，我是驳了他的面子。可是，格拉斯哥事件，米德兰的神秘电报，温克勒的到来……温克勒这个家伙给我们带来一个突破口，这可能是再也得不到的机会了。”

    “那么，奈杰尔，你的结论如何？”

    奈杰尔爵士歉意地笑了，这正是他所等着的问题。“没有结论，伯纳德，几个尝试性的推断。如果温克勒是个交通员，我等着他接关系，或者是来送东西，或者是来取什么东西，在某个公共场所——停车场啦，河边啦，公园长凳啦，湖边坐位啦。

    “如果这儿有一个大的行动的话，一定潜伏着一个大号的间谍，导演着这个闹剧。如果你是这个人的话，你会让交通员到你家来吗？当然不会。你要有一个秘密接头处，或许两处。喝点咖啡吧。”

    “好的，我同意。”伯纳德在同事给他倒咖啡时，只是等着他说下去。

    “所以，伯纳德，在我看来，温克勒不是大鱼，只是一个小萝卜头，一个交通员、信使或什么人。那两个住在切斯特菲尔德小房子里的塞浦路斯人也是一样，潜伏的。你说是吗？”

    “是，”伯纳德同意地说，“潜伏的小人物。”

    “这样看来，切斯特菲尔德的小房子似乎是个接收送来的包裹、信件的中转站，是个避风港，也许是个电台据点。不管怎么说，这个地点对头，政府电讯总局两次截获的电报都是在德比希尔峰地区和谢菲尔德北部山丘一带，从切斯特菲尔德到那里去很容易。”

    “那么温克勒又怎么解释呢？”

    “伯纳德，这会怎么看呢？或许是发报机出了故障而派来的维修机师？或许是来检查进度的？不管哪种情况，我认为都应该放他回去报告，说一切正常。”

    “这样，那条大鱼，你认为他就会露头吗？”

    奈杰尔爵士又耸了耸肩膀。他怕的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可能会用逮捕来阻碍行动的进行，可能要搜查切斯特菲尔德那所小房子。在奈杰尔爵士看来，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蛮干。

    “我应该想到他们一定要在什么地方接头。他不是去找塞浦路斯人，就是他们来找他。”他说。

    “奈杰尔，你已经知道了一些，我想，切斯特菲尔德那所房子至少还要监视一些时候。”

    这时，秘密情报局的这个头头显得心情很沉重。“伯纳德，老朋友，咱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但是，你那位年轻的布赖恩却急不可待地要闯进去抓人，昨晚他在谢菲尔德已经干了。当然了，急功近利地看，抓人似乎是挺好的，但是……”

    “你甭管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了，奈杰尔，”伯纳德怏怏不快地说，“我可能管得太宽了，但我这条老犬还能汪汪几声呢。实不相瞒，这个行动我要亲自挂帅。”

    奈杰尔爵士倾过身去，把手放到伯纳德爵士的胳膊上。“我打心眼里希望你这样做，伯纳德。”

    9点半时，温克勒徒步离开了康普敦路的那所房子。芒戈和巴尼从罗依斯顿家后门溜出来，穿过花园，在阿什盖特路盯上了他。温克勒回到车站，坐上了去伦敦的火车，在圣潘克拉车站又被另一组盯梢盯住了。芒戈和巴尼又回到德比郡。

    温克勒再没回他住的那所房子，就像在火车上扔掉了手提包，里面的睡衣、衬衣都不要了一样，他跟那所房子也永远断绝了关系。他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乘上了下午飞往维也纳的飞机。后来，奈杰尔·欧文在维也纳的站长报告说，苏联使馆的两个人接的他。

    整个下午，普雷斯顿都把自己关在派出所里，制定在这个郡内进行监视工作的方案和细节。

    整个官僚机构都运转起来了：查尔斯大街搬动了内务部，内务部授权德比郡警察总长指示金所长，要给予普雷斯顿及其手下一切合作。金先生乐于从命，但一切文字手续必须健全。

    兰·斯图尔特和第二个小组开车到来了，并被安置在警察单身宿舍。那塞浦路斯两兄弟中午以前离开康普敦路去霍利威尔路口的小酒馆时，警察用长镜头给他们照了相，并用摩托车送回伦敦。又从曼彻斯特请来专家，到当地的电话局给两部电话——塞浦路斯两兄弟的家里和酒馆里的——都装上监听，他们的汽车上也被装上了方向报警器。

    下午快下班时，伦敦方面“识认”出了两个塞浦路斯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塞浦路斯人，但确实是兄弟俩。他们都是希腊老共产党员，20年以前，他们离开希腊本土来到塞浦路斯。雅典很快通知伦敦说：他们的真名是康斯塔波普罗斯。塞浦路斯也有消息说8年前他们不见了。

    克罗依登移民登记表明，斯台发尼兹兄弟俩5年前以塞浦路斯正式公民的身份进入英国，并得到居住的许可。

    切斯特菲尔德的登记表明，他们3年半前才从伦敦迁来，长期租了一所房子开酒馆，又在康普敦路租了一套小住宅。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老实的和奉公守法的公民。小酒馆每周营业六天，午饭时人不多，但晚餐开到很晚，并供应可以带走的份饭，生意很兴隆。

    在这个派出所里，除了金所长之外，只有六个人知道了这件事。对其他警察只说是一个全国性的贩毒案，让伦敦的人来，是因为他们认识那些人的面孔。

    太阳下山后，普雷斯顿在派出所里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到伯金肖和他的小组这里来了。

    他离开派出所前，诚恳地向金所长表示感谢，谢谢他的帮助。

    “你要到那所房子里去盯梢吗？”所长问。

    “是啊，我到那儿去。”普雷斯顿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金所长苦笑了一下。“昨晚半夜的时候，楼下来了一个倒霉的搬运工，好像是什么人把他从轻骑上打倒，把车给骑跑了。我们在福杰姆伯路找到了他的轻骑，一点儿也没坏。而且，他对攻击者的描述很清楚。你不大出来，是不是？”

    “是这样，我不会常出来。”

    “那太明智了。”金所长说。

    罗依斯顿先生住在自己的家中，还要每天装得跟往常一样，上午去商店，下午去玩保龄球。增加了的吃喝必须在天黑后才能去买，以免引起邻居们的怀疑。他还给送上来一台小电视，用他的话说是为了“楼上的孩子们”，于是，他们便住下来等着和看电视。

    罗依斯顿夫妇挪到了后面的卧室去住。那个房间中的单人床搬到了前屋，盯梢的小伙子们轮流在床上休息，另外还搬来一个带三脚架的双筒望远镜和一架照相机，白天用长镜头拍照，晚上用红外线镜头拍照；两辆汽车都加满了油停在近处。兰·斯图尔特的小组在派出所里负责通讯联系，一端通罗依斯顿家，一端通伦敦。

    普雷斯顿到来时，看到四个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巴尼和芒戈刚从伦敦回来，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地板上呼呼地睡大觉。金格正坐在逍遥椅上，悠闲地抿着刚沏好的一杯茶，伯金肖像泥菩萨一样，坐在椅子上，透过透明窗帘盯着对面的空房子。

    在风里雨里熬了大半辈子的人，这种生活是很舒适的。感到温暖、干燥、有足够的薄荷糖，还可以脱掉鞋。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他是饱尝过了的。目标房子的后面有一堵15英尺高的混凝土墙——足球场的，这就意味着，没有必要派人躲到后面的树丛中去过夜。普雷斯顿坐在他与照相机之间的空椅子上，接过金格递给他的一杯茶。

    “你带来秘密小组了吗？”伯金肖问。他是指技术处那些用于秘密搜捕的擒拿高手。

    “没有，”普雷斯顿说，“一个原因是，我们还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人；另一个原因是，里面一定有一系列的报警器，他们能知道有人进去过，而我们却看不到；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要等那个大鱼露头。他一出现，我们就用车跟上他。兰·斯图尔特的小组可以来接管这所房子。”

    他们默默无声地坐在那里。巴尼醒了。“电视有什么节目？”他问。“没什么，”金格说，“傍晚新闻，老是那一套废话。”

    24小时之后，星期四的傍晚，也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新闻却很吸引人。在他们那小小的荧屏上，他们看到首相站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身着蓝色衣服，面前是一片新闻电视采访记者。

    她宣布，她刚从白金汉宫回来，她已经要求解散议院。紧接着，全国就要开始准备大选，时间定为下个月，即6月18日。

    接着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这个新闻，各党派的领袖和显赫人物都在表达他们必胜的信心。

    “换个节目吧。”伯金肖对普雷斯顿说，但没有得到回答。普雷斯顿盯着荧屏，陷入沉思。他终于开了口：“我想这回我可找到了。”

    “哎，别跟我们打哑谜了。”芒戈说。

    “什么呀，约翰？”笑声停下来后，伯金肖问。

    “我的截止时间。”普雷斯顿说，但他却拒绝讲明什么事。

    到1987年这个时候，欧洲的汽车厂家已经没有谁再生产那种旧式的圆形大灯了，但有一家还是如此，那就是微型奥斯汀。6月2日傍晚，从法国瑟堡开到英国南安普敦的渡船上下来的一批车辆中，就有这样一辆奥斯汀车。

    这辆车是四周前在奥地利买的，开到德国一家地下修配厂进行了改装，又开回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行车执照等单据都是奥地利的，开车的这位旅客也是持奥地利证件，但他实际上是捷克人，是捷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遵照沃尔科夫少校的旨意派遣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交通员，把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所需的东西带到英国来。

    在海关，检查了一下小奥斯汀，但什么也没查出来。离开南安普敦码头后，司机便开上了伦敦的方向。但刚开到这个海港城市的北郊时，他却离开公路，进入一个大停车场。天已经很黑了，他把车停在最里面，公路上飞奔的汽车是一点也看不见他的。他下了车，手里拿着螺丝刀，开始卸大灯。

    首先，他把灯和灯座间的镀铬复合圈卸下来，又用一把大螺丝刀把固定螺丝卸下来。卸完后，把灯从灯座中拿出来，把灯座里和灯脚上的连接线拆掉。看起来那灯很沉重，他把灯装到一个帆布袋中，放在旁边。

    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把两个大灯都卸下来。卸完后，那个小车就瞪着两只空空的大眼睛望着黑暗的夜晚了。他知道，明天早晨，他就得在南安普敦买两只新灯换上，然后再开走。

    现在，他提起沉重的帆布袋，来到公路上，向港口的方向走回去300多码。这里的汽车站是接头地点。他看了一下表，还差10分钟。

    恰好10分钟以后，一个穿摩托服的人走到这个公共汽车站。这里没有旁人，那人看了一下路上说：“末班车总要等好长时间的。”

    捷克人松了一口气。“是啊，”他回答，“但还好，谢谢上帝，我半夜里总能到家的。”

    他们默默地等到开往南安普顿的公共汽车到来，捷克人把帆布袋留在地上，上了车。当公共汽车的尾灯在城市那边消失后，骑摩托车的人拎起提包走开了。他沿着路边走到一个住宅区，他的摩托放在那里。

    他骑回塞特福德，换成汽车。黎明时，又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切里海斯街的家中，手中提着等了几周的东西，这是清单中的最后一个部件。第九只包裹送到了。

    两天以后，对切斯特菲尔德的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监视已经一周了，但什么结果也没有。

    希腊两兄弟过着平淡单调的日子。他们9点左右起床，在家里忙一阵子，好像所有的洗刷打扫都是他们自己干。在中午以前，开着他们用了五年的车到酒馆去忙活。在那里，他们一直干到半夜关门的时候，然后回家睡觉。没有人来拜访，电话也很少。有几个电话只是关于采购肉、莱和一些日常琐事。

    兰·斯图尔特和他的人在霍利威尔路口的酒馆那儿。他们的汇报也是如此。那里的电话多一些，但也都是定购食品、订桌子和要求送酒的。作为一个盯梢，是不能每晚都坐到里面去吃饭的。两个希腊人都是职业间谍，从事秘密工作多年，一个顾客经常来吃饭并且赖着不走，会被他们识破的。但斯图尔特和同事们都尽力而为。

    罗依斯顿家的小组的主要问题是厌烦情绪。在开始的那一段热情冷淡下来以后，连罗依斯顿夫妇也感到他们在场的不便。罗依斯顿先生曾同意自愿为保守党游说——他也愿意随时帮助别人——并在自己的窗前挂上了支持当地保守党候选人的标语。

    这样，出出进进就可以多一些了。因为，任何一个戴着保守党玫瑰形徽章的人进来或出去，都不会引起邻居们的警觉。

    从而，伯金肖几个人戴着玫瑰形徽章，在希腊兄弟去酒馆后，就可以出来走一走。这就使单调的气氛稍有改变。惟一不被枯燥所烦恼的就是哈里·伯金肖。

    其余的人，主要感兴趣的就是电视。罗依斯顿夫妇不在家时，把声音开得小小的。白天和傍晚的主要节目就是竞选经过一周的竞选，三件事情开始明朗化了。

    在民意测验中，自由党－社会民主联盟始终上不来。看来，主要的争夺还是像传统那样，是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第二点，公众民意测验表明，两个大的政党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不像四年前——1983年时，保守党取胜是可以预见得到的；而且，选民级的民意测验表明，80张边缘选票几乎可以决定国家新政府的颜色。每次民意测验中，都是些浮动票——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决定着双方的进退。

    第三个变化是，尽管涉及到经济问题和思想问题，尽管各党派都竭尽全力左右运动方向，但运动的趋势都是越来越明显地侧重于单方面核裁军。越来越多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最关心的或第二关心的就是核武器竞争问题。

    和平主义者所发起的一些运动，多为左倾的，他们也曾一度团结得很广泛，但仍跟以往的运动差不多，只是在白天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得到报纸和电视的广为宣传。这些运动，由于缺少基金组织，似乎只能依靠一些联合性渠道，雇用几百辆车，把示威者在全国各地拉来拉去。

    工党强硬左派的显要人物们，不可知论者也好，无神论者也好，几乎在每个公众场合和电视摄像机前，无不与圣公会的时髦派牧师们平分秋色，双方的成员都对对方所讲的观点深表同情。

    不言而喻的是，尽管社会民主同盟不赞同单方面裁军，但裁军主义者们的主要目标自然是保守党，就像他们的同盟自然是工党一样。工党的领袖，在全国执委会支持下，静观风向，公开地附和和支持那些单方面裁军主义者的要求。

    贯穿左派运动的另一个主题是反美主义。在一百多个讲台上，会议主席对谴责苏联的话都讳莫如深，而反复强调的中心就是对美国的仇恨，把美国描绘成战争贩子、帝国主义和和平的威胁者。

    6月4日，星期四，使整个运动鼓噪一时的竟是苏联的一个突然倡议：如果美国也能同样响应的话，苏联“保证”在整个西欧以及中立国家和所有的北约国家建立一个永久无核区。

    英国国防大臣竭力解释说：“甲，欧洲和美国武装力量的撤除是有目共睹的，而苏联的核弹头却没有撤离目标。乙，华沙条约组织常规武器的实力与北约组织相比是四比一。但他的发言在午饭前就被哄了两次。护卫们只好将他从和平主义者的手中抢了回来。”

    “谁都会认为这次大选就是一次核裁军的公民投票。”哈里·伯金肖一边嚼着薄荷泡泡糖一边咕咕哝哝地说。

    “正是。”普雷斯顿也简短地说。

    星期五，彼得罗夫斯基少校在伊普斯威奇的市中心采购东西。在五金店，他买了一辆轻便型双轮短柄手推车，就是那种常用来推袋子、垃圾桶或重箱子的车子。在一家建筑材料商店买了两块10英尺长的木板。

    在一家办公用品商店，买了一个小型铁卷柜，30英寸高，18英寸宽，12英寸厚，门上带锁。

    在木材商店，搞来了各种尺寸的板条、木棒和短梁；在一家“自己做”商店买来一套工具，包括一只高速钻和各种钢钻头和木钻头，还有一些钉子、螺帽、螺栓和一双厚厚的劳动手套。

    从一家包装库买来一些绝缘泡沫；下午又到一家电料行买了四只方形的9伏干电池和一些颜色不同的单股软线。他跑了两次，才用小汽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到切里海斯街的家中。他把这些东西都存在车房里。天黑以后，把大部分东西拿到室内。

    当晚，广播里的密码把装配师前来的具体情况告诉了他。这件事，事先没有让他记。这是第十个接头，时间是8号，星期一。他想，时间紧啊，太紧了，但他仍然可以按计划进行。

    正当彼得罗夫斯基破译密码之时，正当希腊弟兄招待从附近打烊酒馆转过来的客人之时，普雷斯顿正在派出所跟伯纳德·亨明斯爵士通电话。

    “问题是，约翰，老也没有结果，在切斯特菲尔德还得待多长时间啊？”伯纳德爵士说。

    “才刚刚一个星期，爵士，”普雷斯顿说，“已经监视好久了。”

    “对，这我懂。问题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现在，这边有人越来越主张闯进去搜一下，看看他们究竟在那所房子里搞什么名堂。你为什么不同意在他们去上班时进去秘密搜查一下呢？”

    “因为我想他们是高级特务，他们能看出来被搜查过了。一旦发生了那种情况，他们一定有一个巧妙方法通知其上司不要再来找他们了。”

    “是啊，我想你是对的。你可以像印度那样，把羊挂起来等着老虎来。但是，假设老虎不来呢？”

    “我相信会来的，早晚而已，伯纳德爵士。”普雷斯顿说，“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好吧，”亨明斯在那边考虑了一下后，让步地说，“一周，约翰，下周五我就要派特勤人员到这儿来搜一搜。让我们正视现实，你找的那个人可能一直在里面。”

    “我认为他不在。温克勒不会拜访老虎洞的。我认为他仍然在外面什么地方，但他会来的。”

    “行了，约翰，一周。就是下周五。”

    伯纳德爵士挂上了电话。普雷斯顿盯着听筒。离选举还有13天，他已经感到沮丧，自己可能是大错而特错了。除了奈杰尔爵士外，已经再没有人相信他的预感了。一个不起眼的圆钋盘和一个小小的捷克交通员根本不值得去追查，甚至会风马牛不相及。

    “好吧，伯纳德爵士，”他对着嗡嗡的话筒说，“一周就一周。过了一周，无论如何，我也去搜查。”

    星期一下午，从赫尔辛基飞来的芬兰航空喷气客机跟往常一样，准时抵达了希思罗机场。机上的旅客通过机场海关时，没有发现什么不符合手续的问题。其中有一名高个子、大胡子的中年旅客，他的护照上写着他叫乌尔霍·努蒂拉。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芬兰语，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父母都是芬兰人，但他实际上是俄国人，叫瓦西里叶夫，职业是原子工程科学家，在苏联炮兵部队军械研究局工作。跟大多数芬兰人一样，他也能讲听得懂的英语。

    出了关之后，他搭乘机场客车来到希思罗的播塔饭店。他进入饭店的前厅，向有经过登记处，来到饭店的后门；后门通向停车场。他站在那里等着，下午的阳光照耀着停车场，没有人注意他。一辆小卧车开到他跟前，司机落下了窗玻璃。

    “机场的客车是把旅客送到这儿吗？”那人问。

    “不是，”这个旅客回答，“我想是送到前面吧。”

    “你从哪儿来呀？”那年轻人又问。

    “芬兰。”大胡子回答。

    “芬兰一定很冷吧？”

    “不冷。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很热的，但最讨厌的是蚊子。”

    那年轻人点点头。瓦西里叶夫绕过车，钻了进去。他们开走了。

    “贵姓？”彼得罗夫斯基问。

    “瓦西里叶夫。”

    “这就行了，其他什么也不用了。我叫罗斯。”

    “要走很远吗？”瓦西里叶夫问。

    “大约两小时。”

    剩余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默默无声地开着车。彼得罗夫斯基变换了几次路线，看有没有尾巴，没有。在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消失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切里海斯胡同。邻居路边的草坪上，阿米塔奇先生正在剪草坪。

    “公司的？”瓦西里叶夫下车后向门口走去时，邻居问。

    彼得罗夫斯基把那人的小提箱从车后拿出来，向阿米塔奇挤了挤眼。“总公司的，”他小声说，“工作出色，可能升啊。”

    “哦，我想也该了。”阿米塔奇笑着说。他鼓励似地点点头，又继续剪草。

    到客厅后，彼得罗夫斯基跟往常一样，先拉上窗帘再打开灯。瓦西里叶夫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好。”开灯后，他说：“谈谈公事，送给你的九件东西都收到了吗？”

    “收到了，共九件。”

    “咱们核实一下。一个小孩玩的球，重约20公斤。”

    “你看看。”

    “一双鞋，一盒雪茄，一个石膏壳。”

    “你瞧。”

    “一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电动刮胡器，一只钢管，特别沉。”

    “那可能是这个。”彼得罗夫斯基从衣柜里面拿出一只短短的金属筒，很重，外面带有防热层。

    “是它，”瓦西里叶夫说，“最后是，一只手提灭火器，非常沉，和一对大灯，也很重。”

    “你瞧。”

    “好，都对。如果你把那些普通的附件买齐了，我明天早上就开始干。”

    “何不现在就干呢？”

    “你瞧，小伙子，首先，又锯又钻，在这个时间会引起邻居不满的；其次，我累了，跟这些玩意儿打交道是马虎不得的。我明早神清气爽地开始干，天黑就能搞完。”

    彼得罗夫斯基点点头。“你在后面的卧室睡。我星期三送你去希思罗，赶上午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