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叶夫选择在客厅里干活，把窗帘拉上，打开电灯。首先，他要那九件该组装的东西。

    “得要一个垃圾袋。”他说。彼得罗夫斯基从厨房中拿来一只。

    “按我的话把东西递给我，”装配师说，“首先，雪茄盒。”

    他撕开包封，拉开盖子。盒中有两层雪茄，上面13只，下面12只，每只都在一个铝管中。

    “应该是下面一排左数第三只。”

    正是如此。他把雪茄从管中倒出来，用刀片将雪茄割开，从里面的烟丝中抽出一只纤细的玻璃管，一端卷曲着，带有两条盘着的细电线。这是一只雷管。其余的东西都扔进了垃圾袋。

    “石膏壳。”

    石膏壳有两层。第一层干了后，再加第二层。在两层中间，一张灰色的像玻璃腻子似的东西擀得平平的，用塑料薄膜包起来，以免粘住；再缠到胳膊上。瓦西里叶夫将两层巴黎石膏揭开，把空膛里的灰色粘土也剥掉，撕去塑料薄膜，将里面的东西揉成一个球。这是半磅塑料炸药。

    李什卡先生的鞋给了他。他把两只后跟都切开，从一个跟里拿出一只圆形钢盘，直径2英寸，厚1英寸。边上套成又宽又平的螺纹，一面有一条深沟，可以插进一只宽头的螺丝刀。从另一只鞋跟里拿出一个灰色的金属盘，比那个平一些，宽2英寸。这是用锂制成的。锂是一种惰性金属，它与钋结合时，便成为引爆器，使原子反应达到最高能量。

    与其相配合的钋盘则取自那只电动刮胡器。它曾一度使卡莱尔·沃斯尼亚克担惊受怕；它也是顶替在格拉斯哥丢失的那个钋盘的。这样，还剩下五件偷运过来的部件。

    从卡车排气管里卸出的、带有隔热层的东西被拆开后，露出一只钢管，重20公斤。它的内径2英寸，外径4英寸，所以，管壁厚1英寸，电硬化钢制成。一端内壁套成螺纹，另一端有钢帽。在钢帽的中心有一个小孔，可以将雷管插进去。

    从大副罗蒙诺夫的半导体收音机里，瓦西里叶夫取出定时器。这是一只密封的扁钢盒，长短像一盒香烟那么大，一面有两只大按钮，一个红的，一个黄的；另一面引出两条花线，一个正极，一个负极。每个角上都有一个挂耳似的东西，上面有孔，以便用螺栓固定在铁卷柜的外面，卷柜里面装炸弹。

    装配师拿起伦魁斯特先生萨博车上的灭火器，拧下底部，这个底部是准备小组切开后又重新组装的，然后又刷上漆，盖住接缝。从里面取出的不是灭火泡沫，而是软填料。最后是一个像铅一样的重棒，5英寸长，直径2英寸。虽然很小，但仍有4公斤半重。瓦西里叶夫戴上厚手套操作。

    “这是纯铀-235。这东西有放射性吗？”彼得罗夫斯基问。他好奇地在一旁看着。

    “对。但并不怎么危险。人们总是认为所有的有放射性的东西都有同样的危险。不全这样。夜光表是放射性的，但我们大家都戴。铀放出阿尔法射线，不高。现在是针，这才是要命的，但只在达到临界点时才是要命的。那只是在起爆之际，而不是现在。”

    从奥斯汀车上拿来的两只大灯要一层接一层地剥开。瓦西里叶夫拿下玻璃灯泡、细灯丝和反光碗，剩下的只是两个非常沉重的半球形碗状物，每只1英寸厚，电硬化钢制成。每个碗边都有法兰图，钻了16个孔，以便上螺丝。合到一起后，正好构成一个圆球。

    一只碗的底部有一个直径2英寸的圆孔，孔内有螺纹，可以将李什卡左鞋跟里的钢圆盘拧进去。另一只碗的底部伸出一截短管，里面有2英寸宽的空洞，外面有法兰圈和螺纹，可拧进卡车排气管卸下的钢管里。

    最后一个是小孩的球，从宿营车上拿来的。瓦西里叶夫割掉那花花绿绿的胶皮，一只金属球在灯下闪光。

    “这包着的是铅，”他说，“里面是铀球——原子裂变核。以后我要把它拿出去，它也是放射性的，跟那个一样。”

    九个部件都齐备后，他感到很满意，便开始弄钢卷柜。把它放躺下，提起盖，用板条和木棒在里面做了一个框架，像一个低低的摇篮，坐在柜底上，又用一层厚厚的防震泡沫盖上了。

    “装进去炸弹之后，在四边和上面还要塞进一些。”他解释说。

    他拿起四个电池，将电极分别接到一起，用胶带缠起来，又在卷柜的盖上钻了四个小孔，在盖里固定上电池。这时已是中午了。

    “好，”他说，“咱们把它装到一起。可是，你见过原子弹没有？”

    “没见过。”彼得罗夫斯基声音嘶哑地说。他是一个徒手搏斗专家，不怕拳头和刀枪棍棒。但瓦西里叶夫摆弄这种足以摧毁一座城镇的玩意儿时，却无动于衷，还显得很快活，真使彼得罗夫斯基担心。跟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原子科学是很玄妙的。

    “过去，这玩意儿是很复杂的，”装配师说，“非常大，即使是威力很小的，也得在非常复杂的实验室里制造。现在，尖端的核武器，数百万吨级的氢弹，体积很小。但今天的基本原子弹已经简化到了在任何工作台上都可以组装的程度了，当然要有必要的部件，还要懂得工艺和加点小心才行。”

    “了不起。”彼得罗夫斯基说。瓦西里叶夫正在切除铀-235外面的薄铅皮。铅皮像包装纸一样，包得严严的，用喷灯封好接缝。很容易地揭开了，里面又是一个球，直径5英寸，中间钻了一个直径2英寸的洞。

    “想知道它怎么工作吗？”瓦西里叶夫问。

    “当然了。”

    “这个球是铀，重量是15公斤半。它的量还没有达到临界点；铀在它的量超过临界点时，才发生链式反应。”

    “什么是‘链式反应’？”

    “它开始嘶嘶地响，不是像汽水那样地嘶嘶响，我说的嘶嘶响是指一种放射术语，它开始进入爆炸状态。这个球还没有进入那个阶段，你看到那边的短棒没有？”

    “看到了。”

    那是铀棒，从灭火器中取出来的。

    “那个棒正好能放进球中央的2英寸洞中。它进入球中后，它们的量就达到了临界点。那个钢管就像一支枪管，铀棒就像子弹；引爆以后，塑料炸药就把铀棒顺着管道崩进球的中心。”

    “于是就轰——地炸了。”

    “还不会那样，还要一个起爆器，不然的话，铀自己就嘶嘶地自消自灭了，放出大量的射线，但不发生爆炸。要想让它轰地爆炸，还得用中子云去轰击临界铀。这两个圆盘——锂的和钋的，就构成了起爆器。它们分开时，毫无害处，钋放出微弱的阿尔法射线，锂是惰性的。啪地将它们合到一起，就发生一种奇怪的现象。它们开始反应，放出我们所需要的中子云。由于它的作用，铀开始裂变，放出极大的能量，这就是破坏力。它只需要亿万分之一秒。这只钢管只能在这短暂的一瞬间起控制作用。”

    “谁把起爆器扔进去呢？”彼得罗夫斯基在大难临头之际还在打趣地问。

    瓦西里叶夫笑了。“谁也不用。两个圆盘已经装好了，只是分开着。我们把钋盘装到铀球洞的一端，锂盘则装到铀棒的一端。当铀棒像子弹一样从钢管射进球心时，棒端的锂盘便一下子贴到了钋盘上。就这样起爆。”

    瓦西里叶夫用一滴高级胶水将钋盘粘到从李什卡鞋跟里取出的钢盘上，再把钢盘拧到一只钢碗的圆筒内，拿起铀球，放入碗中，碗内壁上有四个小突，正好滑进球上的四个槽内。装好后，铀球便固定了位置。瓦西里叶夫掏出一只钢笔电筒。向铀球中心的洞中看着。

    “在那儿，”他说，“在洞底那儿等着。”

    然后，他把第二个钢碗扣上，正好合成一个圆球。又花了一个小时把16个螺丝沿着法兰圈固定紧，使两个半球紧紧地合成一体。

    “现在装枪管。”他说。他把塑料炸药塞进18英寸长的钢管里，从厨房拿来一个拖把，用拖把柄将炸药轻轻地压实，从钢管底部的小孔中，彼得罗夫斯基看到塑料炸药已经挤出来了。瓦西里叶夫又用高级胶水将锂盘粘到铀棒的一端，用软手纸包住，使它在管中受震时不至于滑脱出来，再将铀棒装到管中，使它直抵管底的炸药上，然后，将钢管拧到球体上。它像一个灰色的直径7英寸的甜瓜，一面伸出一个18英寸的手柄，也好像一枚大号的手榴弹。

    “快完了，”瓦西里叶夫说，“就剩下常规炸药的安装了。”

    他拿起雷管，把一头的导线分开，用绝缘胶带包起来。如果短路了，就会失效。又用两段5安培的导线分别接到雷管的两条线上。然后，把雷管塞进钢管另一端的小孔里，插入塑料炸药之中。

    他像抱婴儿一样，小心地把炸弹放到垫着泡沫的摇篮里，又在四周和上面包上一些泡沫，就像放进了被窝一样，只是把两条导线留在外面。一只线接到电池的正极上。

    第三条线从电池的负极引了出来，这样，瓦西里叶夫每只手上还有一条线。他把每条线露出的部分都包上胶带。

    “只是防止它们一旦碰到一起，”他笑着说，“不然的话，就呜呼哀哉了。”

    还有一个没有用上的部件就是定时器。瓦西里叶夫在钢卷柜侧面靠上部的地方钻了5个孔。中间的孔是穿过定时器上的导线用的，他把导线穿了过来。另外4个孔是用螺丝把定时器固定在卷柜上用的，他把定时器固定好，把电池上的线、雷管的线与定时器上的导线，按照颜色接好。彼得罗夫斯基屏住了呼吸。

    “别担心，”瓦西里叶夫看到了他的样子，说，“这个定时器已经在家里多次做过实验，短路装置在里边，很好使。”

    他把最后一条线接好，把接头都厚厚地缠上绝缘，把卷柜盖子关上，再锁好，把钥匙交给了彼得罗夫斯基。

    “好了，罗斯同志，交给你了。你可以用手推车把它推到车房里面去，别碰坏它。你愿意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震动也不会影响它。最后一点：这个黄钮，把它使劲按下去时，定时器开始走，但不接通电路，两个钟头后，定时器会接通电路。按这个黄钮，你可以有两个钟头的时间逃走。

    “这个红钮是手动起爆装置，一按便立即爆炸。”

    他还不知道他说的不对。人家怎么告诉他的，他就怎么信了。在莫斯科只有四个人知道，两个钮都是定在立即爆炸上的。

    已经是傍晚了。“好了，罗斯朋友，我想吃点喝点什么，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好回家。你看这样行吗？”

    “行，”彼得罗夫斯基说，“咱们把卷柜放到这个角落里，在衣柜和酒柜中间。你自己先喝点威士忌，我弄点晚饭。”

    上午10点钟，他们坐着彼得罗夫斯基的小车向希思罗机场开去。在科尔切斯特西南方一个偏僻去处，那里的路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彼得罗夫斯基停下来解手。几秒钟后，瓦西里叶夫听到他一声惊叫，便跑过去看出了什么事。在一排树的后面，彼得罗夫斯基熟练地拧断了他的大脖筋，结束了他的生命，剥光他身上一切有标识的东西，将死尸放到一个深坑里，用新鲜树枝盖起来。尸体可能在一两天后被人发现，也可能更长些。警察调查结果要把照片登在当地报纸上，他的邻居阿米塔奇可能看报，也可能不看报，他可能认出来，也可能认不出来。不管怎么说，那时一切都太晚了。彼得罗夫斯基开车回伊普斯威奇。

    他毫无顾虑，关于装配师的命令是一清二楚的。他不能想像，瓦西里叶夫是如何看待他要回家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有其他难题。一切都就绪了，但时间太短。他已经看过伦德尔沙姆森林，也选好了地点。那里树木浓密，但距离美国空军本特沃特斯基地的铁丝网只有100码远。早晨4点钟时不会有什么人。他按上黄钮后，在6点就会爆炸。在定时器嘀嗒嘀嗒走时，上面是盖着厚厚的新树枝的，而他却在拼命朝伦敦方向开去。

    惟一不知道的是哪一天早晨，但是他知道，开始行动的信号将在头一天晚上10点钟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英语新闻节目中发来。利用广播员在宣读第一条新闻时有意念错字的形式来表达。但是，由于瓦西里叶夫不能告知莫斯科了，他还得另行通知莫斯科一切就绪。这就意味着还要最后一次用无线电发报，然后，两名希腊人就没用了。在6月的温暖夜晚的黑暗中，他离开了切里海斯胡同，悄悄地朝北开向塞特福德，去取他的摩托车。9点钟时，他骑着摩托向西北的英国米德兰平原驶去。

    在这平静的夜晚，罗依斯顿家楼上的盯梢暗哨的枯燥烦闷气氛被打破了。刚过10点钟，兰·斯图尔特的声音从派出所那边传了过来。

    “约翰，我的一个小伙子正在酒馆里吃饭，电话响了两次，然后，打电话的人就挂了；又响了两次，又挂掉了。然后，又打了第三次，听到的人接了电话。”

    “两个希腊人接电话没有？”

    “第一次响的时候，他们没有去接，第二次也没接，继续招待客人……等一下……约翰，你在吗？”

    “当然在啊。”

    “我的在外面的一个人报告说，一个希腊人走了，从后门走的，正朝他们的车走去。”

    “两辆车、四个人跟上，”普雷斯顿说，“留下两个人监视酒馆。出去的人可能出城。”

    但希腊人没出城。安德烈斯·斯台发尼兹开车回到康普顿路，停下车，进了屋。挡上窗帘开了灯。再也没发生什么事。在11点20分，斯皮里敦比平时早一些就关了酒馆，走回家中。到家时是差一刻12点。

    普雷斯顿的大鱼在快到午夜时来到了。马路上万籁俱寂。几乎所有的灯都关了。普雷斯顿把他的四辆车和手下人散在各处，但谁也没有看到那个人的到来。他们首先是从斯图尔特的一个人那里知道的。

    “在康普敦路口有一个人，在与克劳斯街交叉处。”

    “在干什么？”普雷斯顿问。

    “什么也没干，在黑影中一动不动地站着。”

    “等着。”

    罗依斯顿家楼上房间里一片漆黑。窗帘拉开了，几个人站得离窗户远一点。芒戈躬身在装有红外线镜头的照相机后面；普雷斯顿把小无线电紧贴着耳朵。斯图尔特小组的六个人以及他的两名司机和车分布在四处，都用无线电联系。街上一家门开了，把一只猫赶了出来，又关上了。

    “他动了，”无线电里传来声音，“顺街朝你们那边走去了，很慢。”

    “看到了，”金格小声说，他正站在窗户旁边，“中等个，很健壮，深色长风衣。”

    “芒戈，你能在他到希腊人门前路灯附近时照几张吗？”伯金肖问。

    芒戈将镜头调了调。“我把镜头对准路灯一带了。”他说。

    “他又走近了10码。”金格说。

    穿风衣的人悄无声息地走进了路灯的灯光范围内。芒戈的相机连续快速地照了五张。那人走过路灯，来到斯台发尼兹家的门前。他走过短短的市道，没按铃，却敲了敲门。门立即开了。门道里没有灯光。深色风衣进到里面，门关上了。

    在街对面，紧张减轻了。

    “芒戈，把照片取出来，送到派出所暗室里，立即洗出来送到苏格兰场，也要立即送给查尔斯大街和桑蒂纳尔大楼。我要让他们准备好识认一下。”

    什么东西使普雷斯顿感到不解。那人走路的样子使他纳闷。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为什么穿风衣呢？为了防潮？整天都是阳光明媚呀。为了掩盖什么？浅色衣服？高级衣服？

    “芒戈，他穿的是什么？你在近处看到了他。”

    芒戈刚要出门。“风衣，”他说，“深色，很长。”

    “里面呢？”

    金格打了个口哨。“靴子，想起来了，高筒皮靴。”

    “这个混蛋，他是骑摩托来的。”普雷斯顿说。他对着无线电话说：“街上的每一个人，只许徒步，不能有发动机声，除了康普敦路，到每一条街上去，找一辆发动机还热着的摩托车。”

    问题是，他想，我不知道他要在那里待多长时间，5分钟？10分？60分？

    他呼叫兰·斯图尔特：“兰，我是约翰，如果找到了那辆摩托车，要给它装上一个方向跟踪器，同时通知金所长，要他指挥。那人溜走时，我们跟着，哈里小组和我。你和你的人留下监视希腊人。我们离开一个小时以后，警察可以搜查房子和逮捕希腊人。”

    正在派出所里的兰·斯图尔特表示同意，并给金所长家打电话。

    1点还差20分时，这帮人才找到那辆摩托车，立即向普雷斯顿报告。他们仍在罗依斯顿的房子里。

    “有一辆大型的BM，在奎因路一头。后座的货箱锁着，后轮两边各有一只驮筐，没锁。发动机和排气管还热着。”

    “车牌号？”

    告诉了号码。他把号码告诉了在派出所的兰·斯图尔特。斯图尔特叫人立即查找，原来是萨福克郡的号，注册人是多切斯特郡的一位叫杰姆斯·邓肯·罗斯的人。

    “不是偷来的车、假牌子，就是无名地址。”普雷斯顿小声说。

    一小时以后，多切斯特的警察说，这是最近最后注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发现摩托车的人得到命令，让他把跟踪器装到驮筐上，打开开关，离开摩托。这人叫乔尔，是伯金肖的两名司机之一。他回到自己的车中，坐在驾驶盘后面，试了一下，跟踪器确实好使。

    “OK，”普雷斯顿说，“现在换换班，驾驶员各就各位。兰·斯图尔特的三个人，转移到西街的后门，到这儿来换我们，一个一个的，不能出动静，现在就来。”

    他对屋内的几个人说：“哈里，收拾一下，你先走，用前面的车，我将跟你会齐。巴尼、金格，用后面的车。如果芒戈愿意的话，跟我一起走。”

    斯图尔特小组从后门一个接一个地到来了。普雷斯顿默默祷告着：对面的特务可千万别在我们换班时走了啊！他最后一个离开。他把头探到罗依斯顿的卧室里，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保证，天亮时一切都会结束的。里面回答了一声，但声音中疑虑多于相信。

    普雷斯顿从后花园溜到西街。5分钟后，找到了伯金肖和乔尔的车，停在福杰姆伯路上。金格和巴尼从第二辆车上报告说，他们在马斯登路的那一端。

    伯金肖快快不乐地说：“咳，要不是这辆摩托的话，我们还蹲在屎坑里不知道动呢！”

    普雷斯顿坐在后面。伯金肖坐在司机旁，看着面前仪表盘上的指示屏。它像一个小小的雷达屏，一有节奏地闪烁着；以车的纵向轴线为基准的90度扇形内表示出方向，现在的距离大约为半英里。第二辆车上也有同样的装置，需要时，两辆车可以进行交叉跟踪。

    “原来是这么个摩托车，”普雷斯顿垂头丧气地说，“在这种街道上，咱们是永远跟不住它的。路上太空了，而且这个人又太能干了。”

    “他走了。”

    步话机里突然传来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斯图尔特在罗依斯顿家的人报告说，穿风衣的人离开了门口，穿过马路。他们肯定他顺着康普敦路向克劳斯路走去，正好朝着BM摩托车的方向走去。然后就看不见他了。两分钟以后，斯图尔特的一个司机（他的车停在圣马格丽特路上）报告说，特务从前面的路上穿过，仍向奎因路走去。然后，又没有消息了。5分钟过去了。普雷斯顿祈祷着。

    “他动了。”

    伯金肖在前面座位上激动得跳了起来。对于这位冷漠的盯梢者来说，这是很少见的。在小荧屏上，闪光在慢慢移动，说明摩托车与本车的角度在改变。

    “目标在移动。”第二辆车证实说。

    “让他走1英里，然后出发。”普雷斯顿说，“现在发动引擎。”

    显示信号在切斯特菲尔德中心向南又向东疾驰。快到劳兹米尔转盘时，几辆车开始跟上去。当他们到达转盘时，便一点怀疑也没有了。从摩托车传来的信号明显增强，并且一直沿着A617号公路向曼斯菲尔德和纽阿克开去。距离：刚刚超过1英里。前面的摩托车连他们的灯光都看不见。乔尔笑了。

    “想把我们甩掉，你这个坏蛋。”他说。

    要是那个人驾着汽车的话，普雷斯顿就高兴了。摩托车是不好跟的，又快又变化多端。在密集的车辆中，它可以钻来钻去，甩掉跟踪；它可以穿小巷跨人行道，但汽车过不去；甚至在乡间时，可以离开大路，到草地上去开，而汽车是很难跟得上的。现在的关键是离那人远一点，不让他知道被跟上了。

    前面开摩托的人还不错。他按照时速限制驾驶，但很少低于时速限制，在转弯时也不减速。他沿着M1号高速公路东侧的A617号公路开着，穿过沉睡的曼斯菲尔德，又继续向纽阿克开去。这时大约是两点钟。他又从德比郡来到土地肥沃的诺丁汉郡，仍然不减速。

    接近纽阿克时，他停下了。

    “距离迅速接近。”乔尔突然说。

    “关灯，停车。”普雷斯顿急促地说。

    实际上，彼得罗夫斯基拐到了旁边的一条路上，熄了灯灭了火，坐在路边看着他刚刚走来的路上。一辆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过，消失在纽阿克方向。再也没有什么了。1英里以外的路上，两辆跟踪车停在路边，彼得罗夫斯基一动不动地待了5分钟，然后打着火，顺着公路向东南开去。他们看到荧屏上的信号移动后，又跟上了，始终把距离保持在1英里以上。

    他们跟过了特伦特河。那里，巨大的糖厂的灯光在他们的右边照耀着，然后跟进了纽阿克。现在是3点刚过。在城内，信号变化得很激烈，跟踪车也便拐来拐去。后来，信号似乎是开上了通向林肯的A46号公路。但跟踪车开上该公路半英里时，乔尔突然刹住了车。

    “他朝右边开跑了。”他说，“距离越来越远。”

    “回头。”普雷斯顿说。他们在城内找到了转弯处。目标顺着A17号公路向东南方向朝着斯利福德开去了。

    在切斯特菲尔德，两点25分时，警察对斯台发尼兹的房子采取了行动。十名穿制服的警察，前面是两名特勤人员，穿着便服。要是再早10分钟的话，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逮住两名苏联间谍的。事情真不凑巧，正当特勤人员到门口时；门打开了。

    显然，希腊兄弟俩带着发报机准备坐车去发报，编排好的密码已经录在发报机里了。安德烈斯·斯台发尼兹正走出来发动车，突然看到了警察，斯皮里敦拿着发报机跟在后面。安德烈斯喊声不好，便退回去急忙关门。警察冲上去，用肩撞门。

    门被撞倒后，安德烈斯正在门后，被压在下面。他跳起来，在窄窄的过道里像野兽一样搏斗着，两名警察才将他摔倒。

    两名特勤人员从混战的人堆中跨过去，迅速地察看一下楼下的房间，向屋后的两名警察喊着，屋后的人说没看到什么人跑过去，两名特勤人员便向楼上冲。卧室是空的。他们发现斯皮里敦在屋顶的阁楼里，发报机放在地面上，机上的一条软线引到墙上的插座里，机盘上的小红灯亮着。他一言不发地走了出来。

    在曼威治山，政府电讯总局监听站截获到一个秘密电台的快速信号，记录时间是6月11日（星期日）凌晨两点58分。三角测位立刻判断出发报地点是在切斯特菲尔德城内的西区。立即通知了该地派出所，并且将电话转到了正在车中的所长罗宾·金。他接过话筒告诉曼威治山说：“我知道了。我们已经抓住他们了。”

    在莫斯科，二级准尉收报员从头上摘下耳机，向电报打字员点点头。“很弱，但很清楚。”他说。

    打字员噼噼啪啪地打起来，旁边跳出长长的一页纸，上面布满了一些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字母。打完后，收报机旁边的准尉把那条纸撕下来，送到破译机中，机中已经输入了同样的一次使用的密码。破译机将纸条吸进去，里面的电脑认读着那些字母，又显示出清晰的内容。准尉读了一下电文，笑了。他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报了自己的姓名，又核实了一下接电话人的姓名，说：“曙光在‘前进’。”

    过了纽阿克以后，原野开始平坦起来，风却大了。跟踪车进入了稍有起伏的林肯郡高地，笔直的公路一直通向芬市。一闪一闪的信号既稳定又强烈，引导着普雷斯顿的两辆车顺着公路穿过斯利福德市，向沃什湾和诺福克市开去。

    在斯利福德东南，彼得罗夫斯基又停下来，扫视着黑暗的地平线，看看他刚刚开过来的路上有没有灯光。在距他1英里远的地方，跟踪者关了车灯，一声不吭地等在那里。当信号又开始移动时，他们又跟上去。

    在萨特顿村，他们又迷了一段路。从这个沉睡的村庄向远处伸展开两条路：A16号公路向南通向斯包尔丁；而川号公路向东南，通向朗萨顿和金斯林，穿过诺福克郡。他们花了两分钟才判定，信号沿着通向诺福克的川号公路一直开下去了。距离已经增加到3英里。

    “赶上去。”普雷斯顿命令说。乔尔让速度表的指针保持在145公里上，直到距离为1英里半时，才减了速。

    在金斯林的南边，他们过了乌斯河的桥。几秒钟后，信号从立交桥那里开上了向南通向唐南马克特和塞特福德的公路。

    “他到底要到哪儿去呢？”乔尔嘟嘟哝哝地说。

    “他一定在那边有一个老巢，”普雷斯顿在后边说，“只管跟着。”

    在他们的左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抹暗粉色，路边掠过的树影也清晰起来了。乔尔把大灯换成了侧灯。

    在远远的南方，晨光同样地洒在一长串大客车车队上。车队轰轰隆隆地在萨福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的闹市中拥挤堵塞的街道上开过去，有200多辆车，来自全国各地，车里挤满了游行者；其他示威者有开小车来的，有骑摩托来的，有骑自行车来的，也有步行来的。这个缓慢的游行队伍，打着彩旗举着标语，从城中走出来，来到A143号公路上，到伊克斯沃十字路口去休息。在狭窄的车道上，客车再也开不了了，便在靠近十字路口的路边，把车中困得直打哈欠的人们赶下来，来到这晨曦灿烂的萨福克原野。领队的人催促和哄骗人们排成队伍，而萨福克的警察则跨在摩托车上监视着。

    在伦敦，灯仍然亮着。当那些盯梢的正跟着那个人的时候，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及时得到通知，并且按照他的意图把他从家中接来了。他和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一起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室内。

    在城市的另一方，奈杰尔·欧文爵士也在桑蒂纳尔大楼内他的办公室里，也是遵照他的要求而通知他的。在下面的地下室里，布劳德温女士已经坐了半夜，盯着一个人的面孔。那人站在德比郡一个城市的街灯下。她是在半夜一两点钟时，被从家中接来的，而且只是应了奈杰尔爵士的私人要求才同意来的。他用鲜花迎接她的到来，为了他，她可以上刀山；但别人谁也不行。

    “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她一看到那张照片，便这样说，“而且……”

    一个小时以后，她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到4点钟时，她认出来了。是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提供的。已经六年了，有些模糊不清了，而且只有一张。甚至摩萨德都拿不准，旁边的说明写得很明白，只是有点嫌疑。

    这是摩萨德的一个人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拍的。这人那时叫蒂莫思·唐纳利，沃特福德郡水晶公司推销员。在一次跟踪中给他照了相，并让他们自己人在都柏林查了一下。蒂莫思·唐纳利这个人确实有，但不在大马士革。他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照片上的这个人不见了。他再也没有露面。

    “就是他，”她说，“耳朵证明了。他戴个帽子就好了。”

    奈杰尔爵士向科克大街地下室打电话。“伯纳德，我们认为已经认出他来了。”他说，“我们可以给你印一张并且给你送来。”

    在金斯林以南6英里的地方，他们几乎丢了他。跟踪车正朝南向唐南马克特开去时，荧屏上的信号开始漂移，起初很细微，后来便明显了，它向东去了。普雷斯顿查了一下地图。

    “他在那边拐到川号公路上去了，”他说，“向塞特福德去了。在这儿向左。”

    在斯特拉塞特，他们又跟上了，然后是塞特福德的一条笔直大路，两边是树林，长着桦树、柞树和松树。他们开到了加罗山顶，可以看到前面那古老的交易市场沐浴在晨曦之中。乔尔突然停了车。

    “他又站住了。”

    又在看有没有盯梢？在开阔的乡间路面上，他是常常这样的。

    “他在什么地方？”

    乔尔看了一下距离指示器，指着前方。“正好在市中心，约翰。”

    普雷斯顿看了一下地图。除了他们在的这条路，还有五条路从塞特福德市内通向四方，像一个星星一样。天越来越亮了，5点了。普雷斯顿打了个哈欠。“咱们等他10分钟。”

    这10分钟，信号一点没动；又过了5分钟，还没动。普雷斯顿让第二辆车从环路绕过去。第二辆车从四个点与第一辆交叉测位，信号正好在塞特福德中心。普雷斯顿拿起听筒，说：“OK，我想咱们找到他的老巢了。逼近。”

    两辆车在市中心越靠越近，在马格达兰街汇到一起。5点25分时，发现那里原来是一个空旷的车房广场。乔尔将车掉了掉头，直到方向稳稳地指到一个门上。他们立刻紧张起来。

    “他在那儿。”乔尔说。

    普雷斯顿爬了出来。巴尼和金格也从那辆车中走过来。

    “金格，你能把那锁弄开吗？”

    金格以行动代替回答。他从车中工具箱里拿出一只火花塞扳手，将它插到门扳手上，用力猛一撬，只听锁里咔嚓一声。他看了看普雷斯顿，后者点点头。金格把那扇顶檐大门忽地一下拉开，急速闪到一旁。

    站在场子里的人愣住了。摩托车放在车房的中央，一个钉子上挂着黑色的皮摩托服和头盔，一双高筒靴靠墙放着。在沾满灰油的地板上是一辆小型汽车的轮胎印。

    “哦，上帝呀！”哈里·伯金肖说，“这是一个中转站。”

    乔尔将头探出车窗。“科克大楼刚从警察电话网打来电话，他们说有一张脸部全图。让他们送到哪儿？”

    “塞特福德警察局。”普雷斯顿说。他仰首望着蔚蓝的天空。“但是太晚了。”他自言自语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