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把自己不当回事，他们不会同情弱者，也自然不会把别的民族当回事。把自己当作机器，把别人自然当成草木瓦犬，这样的生命意识，确实让别的民族不寒而栗。
然而，日本真正让中国人心寒的地方，不是你曾经杀过多少中国人、手段有多么残忍，而是时过境迁之后，你翻脸不认账——否认侵华、否认强征慰安妇、否认南京大屠杀。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坦白了当时的暴行。当年参加攻占南京的外贺关次是隶属佐佐木支队的一个卫生队担架兵，自从1937年8月接到应征入伍命令，到1939年7月止，天天记日记，叙事详细，证实屠杀事实随处可见：12月13日：33联队的1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2到30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架地刺杀了中国兵70人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现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者，不计其数。
12月15日：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着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人杀了我们许多朋友，杀死他们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12月17日：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距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攻占南京的日军共计6个师团、3个航空队和海军1个舰队。陆军中支队、联队、中队之类，总共不下30支队伍。外贺关次所在的佐佐木支队仅是其中之一。他又是担架兵，行动受到限制，不能像随军记者可以根据需要到各处采访。所以他看到的仅是中华门外、宿营地、太平门外、下关等处屠杀俘虏和平民的实况。
关于12月13日在下关屠杀了大量的市民问题，第6师团所属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在《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中这样写道：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着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尸体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尸体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
该书由第6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所著，由日本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委员会编。赤星义雄在该书中又说：12月14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边进发，正好是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
扬子江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起航和停泊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楚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赤星光雄所见到的扬子江中、岸边中国军民的尸体，是第6师团在上新河等地所杀害的。“此一暴行我已在《铁证如山》一节中论述。”赤星接着说，“看来至少有5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死尸之江’。”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军入城后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的情景，并在《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中描述如下：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我看到坦克发出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迷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致有了一种感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
铃木二郎所说是日军在光华门里屠杀中国士兵的惨状。中国军队在城里准备进行巷战。但因唐生智下达了撤出南京的命令而未进行巷战。然而一经被日军发现便当即一一屠杀。铃木二郎又描述：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用刺刀刺落在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直向俘虏的胸膛或腰部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把我错当成中国人）企图刺杀我的一幅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
12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横田曾就俘虏中国官兵的“战绩”发出一篇新闻电讯稿，其中说：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城南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闻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乎吃惊发愣，以至于我方由于人少是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
这么多的俘虏日本军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横田记者曾在电讯稿中提到给这些俘虏吃饭就是大问题，但未报道处理结果。两角部队指的是第13师团第65联队。该联队的随军记者秦贤助，后来在回忆录《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周报》第398号）中对如何处理这批俘虏做了回答：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
甚至被称为“精锐的白虎队”也屠杀其俘虏？这难道是白虎部队的过错吗？是所谓富有人情味的部队长两角大佐的意图吗？抑或是师团长即荻洲部队长荻洲立兵中将所选择的处理方法吗？
军司令部曾向中央（参谋本部陆军省）请示了几次，最初发来的电训是“好好谋划！”这一道命令很不明确，也没有关于处理俘虏的方法。一再请示后，发来的电训也是“研究处理！”如何研究好呢？军司令部觉得为难，于是第三次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司令部负责处理！”军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暧昧。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而易举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城内，日本军已经屠杀了俘虏，并扫荡残敌，直到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而且，日本军认为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只有杀掉2万俘虏。
……再说，无论哪一个部队在大陆战线上连战连胜后，都骄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结果什么都干了。
秦贤助说“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不完全准确，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接近南京城便开始了。
根据《现代快报》2007年12月13日的报道：早在1999年1月，美国政府就成立了IG机构，其职责是寻找美国目前持有的与纳粹德国罪行有关的档案，对其进行识别、编制目录并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议。然而，IG起初的研究对象只针对纳粹德国，并不包括日本。后来之所以将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缘自美国国内的多种呼声。例如，美国西海岸众多的华裔人士一直在关注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犯罪问题；1997年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一书反响强烈。再如，在美韩裔人士对慰安妇的问题也非常关心。再加上一些曾经在太平洋战场当过日军战俘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呼吁，美国政界也逐步改变了态度，将二战期间的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
到目前为止，IG已经解密了10万页有关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罪行的文件，涉及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准备细菌战、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惨案等种种细节。
例如，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由美国记者德丁发回的报道：“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汽车才能通行。”“日军占领下关门后，对守备队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兵尸体在砂袋间堆积如山，高达六英尺。到15日深夜，日军还没有清扫街头，两三天中，军车来往频繁，常常在人、狗、马的尸体上碾转而过。”
例如：日本军医保坂晃的日记，1937年11月29日，常州。“我们出发前去扫荡常州的敌人。中午时分，我们的队伍开进常州城。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大约8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赶到一块儿，黄昏时分统统被我们开枪打死。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惨景。即将被杀死的这些人簇拥在一起，都在祈祷、哭喊并哀求饶命。对如此凄惨的场面，我简直都没有勇气看下去。很快，重机枪就开火了，人们都纷纷发出惨叫声，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经有了魔鬼的心肠，我也觉得惨不忍睹。战争真是太悲惨了！”
例如，1938年1月17日，广田弘毅电报：“几天前回到上海以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的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信函，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的施暴形式。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包括强奸年幼的儿童，对市民无情的残暴，这些内容持续地从各地报道出来，而这些地方的仇恨和杀戮仅仅在几星期之前才停止。日本军队在别处的这些暴行，令这里（上海）（良心）较好类型的日本人感到莫大羞耻，这种羞耻感更因为本地日本军人的系列疯狂行为而加强。今天的《华北日报新闻》报道了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事例：一个醉酒的日本士兵，因为找不到想要的妇女，开枪打死了3名超过60岁的妇女，打伤了另外几个手无寸铁的市民。”
上述这段文字是以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的名义，从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这封密电被美国情报中心截获并解密，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这是目前搜集到的最重要的日军在南京屠杀居民30万人的铁证之一。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发表特别通告，宣布设置由中、美、苏、英及法国、印度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5月，远东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了诉讼，这场诉讼后来被称作“东京审判”。
在进行“南京大屠杀”审判时，攻占南京的日军主帅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法庭上这样轻淡地描述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我在南京之战中小心谨慎，但在当时忙乱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冲动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
松井石根的“轻松”假面很快被美国牧师拍摄的历史胶片戳穿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日军攻占南京时留在南京城内，他目睹并用摄影机拍摄下了日军的兽行，当这段一百零五分钟的历史影像作为证词在法庭上播放时，世界震惊了，连现场的日本记者都连用三个“惨”字来形容，日本记者写道“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高文斌曾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当年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时，他在搜寻材料中发现了两名参与大屠杀的漏网战犯，高文斌回忆：“一次，我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这张报纸在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两个日本军官持刀而立，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杀人比赛，看谁砍中国人的头多。”
高文斌立即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汇报，经调查审讯，两名日军少佐在向南京进攻时，相约进行杀人比赛，共斩杀中国军民253人，两个杀人狂魔被从日本解回南京，由中国军事法庭执行枪决。
东京审判后期，远东法庭围绕着对战犯是否判处死刑曾发生过分歧，11名法官中，因有些人所在国未受日军蹂躏，不赞成对战犯处死刑，中国法官梅汝璈等慷慨陈词，力主严办首恶，最终以六对五的微弱表决优势，将7名日本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审判书中，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四万万受害的中国人民，写下了十多万字。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948年12月22日深夜，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日本甲级战犯，先后走上了东京“巢鸭”监狱内的绞刑台，他们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与日军大小战斗16.5万多次，歼敌150万，占二战日本阵亡人数的70%。与此同时，中国山河破碎，付出了无数生命和鲜血。蒋介石在日本正式投降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十年以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一些经历南京日本投降仪式的中国官兵记得，这场仪式只有15分钟，但为了这短短的15分钟，四万万中国人却为此奋战了整整14年。
事实上，日本许多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人没有受到追究，在远东军事法庭起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日本文化、日本军制缺乏了解。美国人在当时没有理解日军参谋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的“下克上”现象，而受其“政府管理军队，军队是职业军人的集团”这种西方固定观念的影响，在决定甲级战犯时是以政府关系为主。因此与陆军省有关的高级军官（课长以上）几乎全部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而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却几乎没有受到追究。还有不少证据被彻底销毁，证人被封口。
1945年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陆军军部就命令下属各部队、教育机关、附属机关销毁一切机密文件，各部队机关浓烟滚滚达数日之久。因此第一手证据极为缺乏，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参谋本部的第一手资料，几乎都是几位反对扩大战争的参谋们偷偷留下来的。
日本人有一个抱团的习惯，而且日本陆军除近卫师团以外，均为“乡土联队”所组成。因此各地的“回乡军人会”之类的组织多如牛毛。而这些“回乡军人会”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时相同的层次构造，因此只要军官们下了“钳口令”，就很难指望有人能出来说明事实。
绝大多数的军人回到家乡重新开始新生活。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像陆军参谋出身的计政信那样还是对政治对国事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竞选参议员的；也有像第8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陆大27期首席）那样，回乡修一间“反省小屋”，终生在此屋反省战争罪行的；也有像濑岛龙三那样投身商界，发挥参谋的才能，把一个原来很小的纤维商社，领导成一个荣踞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业。
还有一些职业的军人，离开战场就无法生活的军人。他们在战后还是一直在寻找战场，亚洲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国共内战的时候，双方都有旧日本军人参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时候，苏加诺手下也有两千余名日本兵。
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后来给蒋介石做过顾问。还有一个叫做“白团”的旧日军军官援蒋组织，总数达83人。领头的是富田直亮少将，他的中文名字叫“白鸿亮”，因此叫做“白团”，当时旧军人是处于“公职追放”的时期，没有行动自由，更不能出国，这些人全是坐运香蕉的中国台湾船只偷渡去中国台湾的。
2007年1月3日，一位让中国人尊敬的日本老人，在日本京都府与谢之海医院逝世，终年95岁。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很多中国人自愿地竖起一个他的遗像，这是他当年鞠躬和跪地谢罪的地方，如今，不少中国人在他的遗像面前鞠躬告别，表达对这位“昔日敌人、今日友人”的敬意。
1987年，一个日本人来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鞠躬”，他不但对死去的遇难者墓碑不停地鞠躬，而且每见到一个中国人，不管对方是工作人员还是参观者，也都深深鞠上一躬，一边鞠躬，还一边喃喃自语：我是东史郎，我是一名东洋鬼子！我是来谢罪的……据说，那天这个日本老兵东史郎整整鞠躬了三小时，以后多年，东史郎都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向死难者表示悼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中国人民谢罪。
这个名为东史郎的老人，191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1937年中日卢沟桥事变后，当时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是日军第16师团步兵20联队上等兵。在他的日记里，当时年轻气盛的东史郎也和其他青年一样，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他入伍前曾经这样写道：“嘿，我们日本人！不管是释迦，是孔子，还是基督，只要与日本违抗，就必须让他流血，必须同他作战！”
东史郎在他的中，曾经勾勒了他出征时的景象：当时的日本民众被天皇思想狂热煽动得热潮高涨，在无数条随风摇曳色彩鲜艳的彩带与胜过怒涛的感动、兴奋的叫喊声中，激情澎湃地走上了出征中国的道路。后来他回忆，只有他的生母的激励与养母的哭泣和国民完全相反，可是在日本狂热的侵华战争口号中，没能牵动他对战争与人性的一点点思索。
作为上等兵的东史郎，来到中国先后参加了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等战役。每到一处，他无不见识和参加了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和暴行，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向中、美、苏、英、法等国家无条件投降，已经是军曹的东史郎，带领几个日本兵从浙江慈溪押送一批武器前往上海缴械，当他们的船只到了十六铺码头时，负责接管的中国军官一眼就认出了东史郎，他是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巧合的是，这位中国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自己藏身在重重死尸之下，从万死里逃生，可是历史又安排了他们的再度见面，面对这个中国军人的灼灼眼神，东史郎万念俱灰，日本军人对待俘虏的行迹让他万念俱灰，只求速死。可是那个中国军官却告诉他，中国人一定会惩罚战犯，讨还血债，但是不会用仇恨对仇恨。
那个中国军官的宽大，一直深深影响着东史郎，回国后，他先后开办企业，有电影院，还有丝织厂等，也娶妻育子，生活算是十分幸福。他经常对别人说，是中国人的宽恕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对自己以前在中国的侵略行为，东史郎永远不能原谅，他多次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还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1987年，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东史郎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并专程到南京反省谢罪。在这个日记中，东史郎记录了他当时的战友桥本光治在南京原最高法院门前用邮政袋杀人的暴行。
在日记出版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作为当事人的桥本光治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是，1993年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操纵下，这位桥本光治状告东史郎等人“证据不足，损害名誉”，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三次判定东史郎败诉。
2005年，东史郎刚刚完成双腿动脉硬化手术，气色和精力明显已不如过去。但他还是办好了出国护照，并兑换好了钱币，但由于身体状况不允许，终究未能成行。曾七次赴南京谢罪的他，打算最后一次到南京谢罪。他在日本京都府丹后半岛人町自己的家中，专程委托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向南京人民再一次转达自己的忏悔与谢罪，去南京再一次谢罪忏悔，最终成了他未竟的遗愿。
他得病之后，曾多次表示，要在人生行将结束前站出来，披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战争罪行，还历史以真实，希望日中两国世代永远友好和平。他坚持认为，日本必须正视和承认这段历史，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才能发展真正的中日友好关系。就这样，拥有着承认和忏悔这两样品质的东史郎走了，而继承他的日本人，越来越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