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1) 中土佛教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中行 本章:第04章(1) 中土佛教

    4.1源流说略

    禅宗是中土佛教的一宗,想了解禅宗,先要略知中土佛教的情况。中土佛教来自印度,虽然有发展,有变化,但枝干不能离根,尤其早期,是印度佛教的繁衍,因而就是讲中土的,也不当数典忘祖。

    但这祖又是太繁杂了,只好谈一点点关系密切的。据说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不久(佛教教史几乎都是无确证的传说),像孔门弟子整理写定孔子的言行为一样,佛门弟子也聚会,想整理写定佛的训戒。这样的聚会名为结集,据说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于佛葬后在王舍城,有五百大弟子参加(这就是五百罗汉的来源);第二次于佛灭度后约百年在毗舍离城,有七百高僧参加;第三次于阿育王(公元前250前后在位)时在波吒厘子城,有一千和尚参加。每次结集都写定一些经典;至于何种经典,所传不尽同,这里从略。

    结集,是因为对于佛所说,惟恐有误记;或所记和所解已经有分歧。但分歧终于不能免,因为一传再传,有讹误是必然的;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同样一句话,甲可以从中取得实义,乙可以从中悟得玄机,何况佛法所讲,大多是意义不定的抽象概念,尤其容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说结集时已经有宗派之分,印度称为部。起初分为上座、大众两部。上座指老字号的和尚,相当于贵族;大众指少壮派的和尚,相当于平民。老字号的保守,严格遵守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少壮派敢想敢说,阿育王时期出了个大天,说五事(一余所诱,二无知,三犹预,四他令入,五道因声起),在教理上越走越远。此风不可遏,于是上座、大众两部又分化为十八部:上座分为犊子、经量等十部;大众分为说出世、多闻等八部。

    在教理方面,上座部、大众部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上座说有,大众说空;上座安于小乘,大众趋向大乘。有和空都具有远离常识的意义:有,是指一切法的自体三世长有;空,是指一切法念念生灭,所以过去未来无实体,只有现在瞬间的体用为有。上座部的理论基本上是原始佛教的。大众部思路比较开放,且追得深,气度大(强调普度),所以得到较多人的赞许,其后就发展为大乘佛教。佛教传入中土,小乘不兴盛,六朝以后,地盘完全为大乘所占领,与印度源泉的下流是有密切关系的。

    4.2前期佛教

    中土佛教的历史,内容复杂,千头万绪,为了简明,想分作三期:前期,由东汉到西晋;中期,由南北朝到唐;后期,由五代十国到明清。中的意义相当于盛,是重点。

    4.2.1汉

    佛教传入中土,最早在何时,有异说。有的,大概意在夸饰,与道教争胜,说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在位,年号永平)以前。引经据典,近的推到汉武帝,远的推到秦始皇,更远的推到。可惜都证据不足,难于取信。

    多数人认为可信的是汉明帝永平求法的传说,见于东汉末牟子《理惑论》第二十章: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即印度)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合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其他书称为白马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此外还有许多书谈到,内容大同小异。所记事详细明确,但也有漏洞,因而近年来有人疑为不实。不过这项记载可信与否是一回事,佛教何时传入是另一回事。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举西汉哀帝时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佛)经,明帝时楚王英已为桑门(沙门,和尚)、伊蒲塞(优婆塞,男居士)设盛馔,傅毅已知天竺有佛陀之教为理由,证明佛教的传入必在明帝以前。以常情推测,两汉和西域的交往相当频繁,西域诸国是信奉佛教的,传入的可能比不传入的可能一定大得多。

    佛教初传入时期,重要的活动是译经。译者都是外国人,如安世高来自安息(初来的佛学大师,名前多标明国籍),支娄迦谶来自大月支(也写大月氏),竺佛朗来自天竺,康孟详来自康居。其中最有名的是安世高,译出《安般守意经》(最早传入讲禅法的)等约三十几部。其次是支娄迦谶,译出《般若道行经》等十几部。

    教义的传播还比较粗浅,大多是灵魂不灭、地狱受报、祭祀得福之类。所以在当时人的眼里,佛法不过是方伎的一种,出家人同样是方士、道士,可以称呼为道人。但佛教徒的出世色彩,可能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如《后汉书·襄楷传》记襄楷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上书说: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盻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像这样对付情欲(绝),是道家也远远赶不上的(只是寡欲)。宫中有浮屠祠,推想只是祭佛而不住僧。宫外已经有寺院,如传说建于明帝时的白马寺就是。寺院不多,都是供外来的和尚住的。中土人不住,原因有二:一是据《高僧传·佛图澄传》:“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二是当时还没有传戒的规定,也就不能有正式受戒的比丘和比丘尼。

    4.2.2三国两晋

    这两个时期合起来,将近一百年(公元220—316)。佛教的重要活动还是译经。重要的译者有:康僧铠在魏都洛阳译出《无量寿经》等四部;帛延在同地译出《首楞严经》等七部;支谦在吴都建业译出《维摩诘经》等八十余部;康僧会在同地译出《六度集经》等数部;竺法护在两晋初年译出《普曜经》等一百六七十部;竺叔兰在陈留等地译出《放光般若经》等数部;帛法祖在长安等地译出《菩萨修行经》等十几部;安法钦在洛阳译出《道神足无极变化经》等五部。所译经典,教理方面偏于大乘的般若,这就为后来道安的般若学开了先河。

    译经中的一件大事是,三国魏的晚年,印度和尚昙柯迦罗来洛阳,译出《僧祇戒心》,其后不久安息和尚昙谛来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并根据戒律的规定举行传戒仪式,这就为佛教势力的扩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路。

    中土人出家,有人说始于东汉末的严佛调(安世高弟子)。但也有人说,严只是居士,并未出家。如果后一说近真,那最早出家的名人,应该是三国魏的朱士行。朱不只是最早出家的,还是最早西行求法的。他研究般若,中土经典有限,义多难通,于是在魏末(公元260)往西域。到于阗,得《大品般若》数十万言,于西晋初年命弟子送回洛阳,他没有回来。

    有了戒律的规定,出家人逐渐增多,据说西晋时有僧尼三四千人;僧寺,仅洛阳、长安就有近二百所。

    4.3中期佛教

    这一期包括南期(东晋和宋、齐、梁、陈),北朝(五胡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朝代多,地域杂,加上佛教最兴盛,更是千头万绪。所谓兴盛,是内,教理钻得深,分得细(各宗各派);外,热闹,由寺院、出家到造像、俗讲等等,真是五花八门;还有,影响也大,由小民的念“阿弥陀佛”到士大夫的谈空说寂,更是无孔不入。内容太多太杂,只得取大舍小,只谈一点点显赫的。

    4.3.1南北朝(一)

    这时期包括南朝的东晋和北朝的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民族(史称五胡)先后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夏、成(或成汉)十六国,时间是一百年多一点(公元317—420)。

    译经的盛况远远超过前代,不仅译师多,译品多,而且出了不少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大师。这包括僧伽提婆、僧伽跋澄、僧伽罗叉、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昙摩难提、竺佛念、帛尸梨蜜多罗(高坐道人)、弗若多罗、鸠摩罗什等。

    其中尤以鸠摩罗什名声最高,贡献最大,与唐初的玄奘,同居译经大师的首位。这时期所译经典的方面也广,包括“阿含”(小乘经)、“阿毗昙”(说一切有论部)、“律藏”“密教经典”“大乘经论”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乘经论,如《大品般若》《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都出于鸠摩罗什之手。教理的研究和传布也远远超过前代。重要的大师有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竺僧朗、竺潜、道生、道融、僧肇、法显、慧观、慧严、支遁等。研讨的内容太多,太专,不能介绍。只说说多数人感兴趣的是般若性空的学说。可是同是说空而看法不同,道安时期有六家的分别。所谓六家,指一“本无”(万有生于无),二“即色”(色法因缘和合而生,无自性),三“识含”(万有为心识所变),四“幻化”(世间诸法皆幻),五“心无”(对外物不起计执心,故说空无),六“缘会”(诸法因缘会合而有,无实体)。其中道安的本无说势力最大。其后鸠摩罗什更深入发挥,创毕竟空说(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皆空无余),其弟子僧肇作《不真空(不真即空)

    论》(见《肇论》),即使不是越来越玄奥,也总是越来越细致了。其实目的仍是简单的,是想证明现世无可爱恋,因为不实。

    不爱恋现世是消极方面,消极总是为积极服务的,就是说,舍是为了取。所取当然是出世,或说涅槃。这时期,佛法在取的方面有了新的趋向,是由道安(在北方)开始,慧远(在南方)发扬光大,根据《无量寿经》《弥勒下生经》等经典,倡导往生弥勒净土的修持方法。与般若性空的玄远理论相比,往生净土的路像是既容易走,又收获大,所以对后来佛教的更深入人心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大,西行求法的风气也兴盛起来。先后有法显、智严、宝云、智猛等多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从长安出发,到天竺、师子国(斯里兰卡)等三十余国,获得很多经典,十几年后回到建业,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等经典。

    出家、在家的信徒,数量增加得很快。在北方,只长安一处的僧尼就过万。其他地方,尤其南方的佛教中心建业,数目当然也不会少。寺院自然也要相应地增多。与信仰俱来的还有佛像的各种形式,包括塑像、画像(包括画佛教故事,名家有顾恺之、曹不兴等)和雕像。雕像还发展为大规模的形式,是石窟造像。据说敦煌千佛洞就是苻秦时期开始建造的。

    道释融合从这个时期起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道家推重老庄的无为,理论讲无,行事讲冲虚淡泊,尚清谈,这同佛家的讲般若、轻世间名利有相通之处,又因为许多出家大师深知儒道(如慧远、支遁等),许多士大夫名流信佛,通佛理(如孙绰、宗炳等),所以有不少名僧和名士交了朋友,谈吐也是即道且释,就是后来说的禅味。

    4.3.2南北朝(二)

    这时期,南朝包括宋、齐、梁、陈,约一百七十年(公元420—588);北朝包括北魏以及分裂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约一百六十年(公元420—581)。

    先说南朝。

    译经的事业还在继续。有名的译师有佛陀什、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求那毗地、达摩摩提、曼陀罗、真谛、宝志等。

    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真谛,在梁、陈之际译出《无上依经》《十七地论》《摄大乘论》等约五十部经典。

    佛理的研究和诠释更加深入,并由泛泛地讲某一门变为专攻一两部经论。有专研究、弘扬阿毗昙的,称为毗昙师,如法业、僧渊、慧集、智藏等。有专研究、弘扬《成实论》的,称为成实师,如僧导、道猛、慧次、法云、法偃等。有专研究、弘扬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称为三论师,如僧朗、僧诠、法朗、智辩、慧勇等。有专研究、弘扬《摄大乘论》的,称为摄论师,如智恺、法泰、曹毗、僧荣、法侃等。有专研究、弘扬十诵律的,称为十诵律师,如僧业、昙斌、慧询、慧猷、智称、法超、智文等。有专研究、弘扬涅槃学的,称为涅槃师,如道生、宝林、慧观、慧静、僧宗、慧皎等。这类研究,有的更深入,更扩大,徒众和著作增多,就发展为不同的宗派。

    这时期,佛理方面曾引起一次大争论,就是神灭还是不灭。佛家主张神(有各种异解异名,如心识、自性等)不灭,因为如果灭,生死即使事大,也就没有办法,六道轮回也就成为无稽之谈。可是不灭又很难举出实证,于是有人根据常识的所闻所见,驳斥神不灭说,重要的论文有何承天的《达性论》和范缜的《神灭论》。

    经典越来越多,于是有人整理为目录。三次都在梁代:一是僧绍编的《华林殿众经目录》,二是宝唱编的《众经目录》,三是僧祐编的《出三藏记集》。现在存世的只有最后一种。

    这时期,佛教势力更加膨胀,简直可以说到了顶点。最明显的表现是渗入各阶层,渗入生活的各方面。四朝的皇帝几乎都信佛。其中最突出的是梁武帝萧衍,他不但修建了很多寺院,而且四次到同泰寺舍身为奴。结果引来侯景之乱。可是后来的皇帝并没有看作前车之鉴,如陈的武帝、文帝都曾向寺院舍身。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于是官僚、名士等,也都以事佛、与名僧往来为荣。平民文化低,更容易相信福报,信佛的当然更多。据说宋、齐、陈三朝,僧尼都多到三万多人,寺院一两千所;梁朝僧尼多到八万多人,寺院多到三千所。出家人多,寺院多,于是各种法会(斋会、水陆会、盂兰盆会等)也应运而起,如梁武帝就举办过多次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无遮(平等待遇)大会。造像的风气也很盛,为了功德,有的用木雕,有的用铜铸,还有的用金银铸;大的高一两丈,多的到几万躯。

    道释融合,名士和名僧的交往更加频繁。玄谈之外,还可以用诗,如谢灵运、颜延之、智恺、智藏都是这方面的名手。

    再说北朝。

    译经的事业仍在继续。主要是北魏(早期在平城,晚期随东魏由洛阳移到邺都)。译经大师有昙曜、吉迦夜、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其中菩提流支尤其有名,用半生精力,译出《法华经论》《十地经论》《入楞伽经》《深密解脱经》等共三十部。北齐、北周时期,译经大师有那连提黎耶舍、达摩闍那、闍那耶舍、耶舍崛多等。

    佛理的研究和诠释也像南朝,因专精而分为不同的部门。

    有专研究、弘扬阿毗昙的,称为毗昙师,如智游、慧嵩、志念、道猷、道岳等。有专研究、弘扬《成实论》的,称为成实师,如僧嵩、僧渊、昙度、道登、道纪等。有专研究、弘扬《摄大乘论》的,称为摄论师,如靖嵩、昙迁等。有专研究、弘扬涅槃学的,称为涅槃师,如昙准、昙无最、宝延、昙延等。有专研究、弘扬《十地经论》的,称为地论师,如道宠、僧休、慧光、法上、僧范等。有专研究、弘扬四论(三论加《大智度论》)的,称为四论师,如道场、昙鸾、静蔼、道判、慧影等。有专研究、弘扬《四分律》的,称为四分律师,如法聪、慧光、道云、道晖、洪道等。有专研究、弘扬净土的念佛法门的,称为净土师,如昙鸾、慧海、灵裕等。有专研究、弘扬楞伽的禅法的,称为楞伽师,如菩提达磨(禅宗东土初祖)、道育、慧可、慧满、僧副等。

    同南朝一样,佛教势力在北朝也升到顶峰。几朝皇帝,绝大部分是信奉佛教、尊重名僧的。一般平民当然更少例外。佛法盛,信徒多,从许多方面可以表现出来。一是僧尼多,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以前,城乡合计,僧尼有八万多;到魏末增到二百多万。二是僧寺多,北魏平城时期是六千多所;到魏末,仅洛阳一地就有一千多所(《洛阳伽蓝记》记其大略,可见豪华宏丽的一斑),全国各地是三万多所。其时建塔的风气也盛起来,许多僧寺兼有塔。三是造像多,最著名的是,北魏平城时期的武州山石窟(今大同云岗石窟),洛阳时期的龙门石窟,此处还有麦积山、天龙山、响堂山等地的石窟。四是刻石经,有名的有响堂山石经、泰山经石峪石经等。五是因为信徒多,民间还有了信奉佛教的组织,名为义邑,首领名为邑主、邑长等,成员名为邑子、邑人等。

    这时期也有西行求法的事。著名的有宋云和惠生,到西域许多国,取来不少经论,并著书记西行的经过(《洛阳伽蓝记》卷五专记此事)。

    这时期,佛教的一件大事是出了两个庙号都是“武”的“灭法”的皇帝。一是北魏迁都洛阳前的太武帝(公元424—452在位)。他信道士寇谦之和司徒崔洁的话,说佛教是“西戎虚诞,妄生娇孽”,先是让五十岁以下的僧人都还俗,服兵役;其后,因为发现长安一寺院收藏兵器、财物及妇女等,于是下令杀尽僧徒,毁寺院、经像等。幸而其时太子晃监国,故意缓宣诏书,僧徒多闻风逃匿,经像也有不少人秘藏,佛教才不至完全灭绝。另一是北周武帝(公元560—578在位)。他重儒术,轻道、佛,曾多次发起争论道、佛的高下,又听信还俗僧人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意见,开始是减寺减僧;其后是废斥道、佛二教,令僧徒、道士都还俗,财物没收散给臣下。攻灭北齐以后,用同样的办法,强迫僧徒还俗,焚毁经像,财物没收归官。据说周境道、佛还俗的有二百多万人,齐境僧徒还俗的有三百万人。

    4.3.3隋

    隋朝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八年,可是长期分裂的局面成为统一,佛教情况就有了混合南北、继往开来的性质。

    译经仍然没有停顿。重要的译师有那连提耶舍、毗尼多流支、闍那崛多、达摩笈多等。其中闍那崛多成就最大,在长安大兴善寺译经二十年,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等三十余部。

    佛理方面出了一些造诣深、影响大的大师。如慧远(不是东晋的庐山慧远)通各宗各派,著《大乘义章》,普遍解释大小乘的名相,开后来华严宗的先河。智觊以《法华经》为本,创一念三千等说,成为天台宗的创始者。吉藏承鸠摩罗什、僧肇的思想体系,研究三论,成为三论宗的创始者。此外,继北朝摄论师的传统,研究《摄大乘论》的也不少,其中以昙迁为最有名。

    这时期,佛教的一件大事是出现了信行和尚创立的三阶教。三阶教有教理,说其时已经到了末法时期,应该适应这个时期采用近于苦行的修持方法,如一天只吃一次乞讨来的饭,见人即礼拜(一切众生是真佛),死后尸体供鸟兽吃(布施),等等。所谓三阶,是把时、地、人都分为三个阶段,如依时分,佛灭度后五百年(有异说)为第一阶,第二个五百年为第二阶,以后一千年为第三阶,是末法时期。这个教在隋至唐朝早期势力相当大。可是因为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皇帝)视为异端,到唐朝后期就逐渐灭绝了。

    经典积存更多,于是有继续编撰目录的事。重要的有法经等编的《众经目录》,费长房编的《历代三宝记》,彦琮等编的《众经目录》。

    佛教势力仍然很旺盛。原因同过往一样,是在上者提倡,一般人民信受。隋文帝热心护法,建寺,建塔,度僧尼,造佛像,并提倡公私写经(开唐朝大批写经的风气);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并且受菩萨戒,自称菩萨戒弟子。石窟造像和刻石经仍然继续,著名的房山石经就是这时期开始刻的。

    这时期,佛教还由中土东传到高丽、百济、新罗和日本。

    这些国家都有不少僧人来长安学习佛法。文帝时期,高丽、百济、新罗并分得舍利,带回国建塔供养。

    4.3.4唐

    唐朝由建国到灭亡(公元618—907),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至少在前期和中期,佛教还处于顶峰时期。不只兴盛,还可以拿出几种第一来。初年出了个玄奘,无论是译经,西行求法,还是通晓教义,都应该高踞出家人的首位。佛理研究方面,各宗各派争奇斗胜,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其中尤其禅宗,开花结果都是在这个时期。弘法的方式也有大发展,因要求通俗化而兴起俗讲,于是而产生了变文。信徒数量更多,信的程度更深,有种种作功德的花样,如写经,近年发现于敦煌千佛洞的,绝大多数是这时期写的。名僧和名士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产生了不少出于僧俗的带佛教气息的诗文。

    译经已经是高潮的末期,但成就很大。译经大师很多,如玄奘、智通、佛陀波利、菩提流志、实义难陀、义净、智严、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尸罗达摩等。其中贡献最大的当然是玄奘,用将近二十年精力,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部有六百卷之多。译的质量也远远超过前代,因为其时已经有严格的译场制度和精密的翻译律例,而且,如玄奘、义净、不空等,都精通梵汉两种文字,不再有语言的隔阂。

    教理的研究,承过去的余绪而更加深入,从而体系更加严整,面目更加鲜明,就形成不同的宗派。有天台宗,重要大师为智威、玄朗、湛然等。有三论宗,重要大师为吉藏、慧远、智拔、慧均等。有慈恩宗(即法相宗),重要大师为玄奘、窥基、慧沼、智周等。有律宗(主要的一派是南山宗),重要大师为道宣、大慈、融济、文纲等。有贤首宗(也称华严宗),重要大师为杜顺、智俨、法藏(字贤首)、澄观、宗密等。有密宗,重要大师为善无畏、金刚智、一行、不空等。有净土宗,重要大师为道绰、善导、怀感、慧日等。有禅宗(下章详述)。

    经典编目,这时期也有重要著作,如玄琬编《众经目录》,道宣编《大唐内典录》,智升编《续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等。其中《开元释教录》,内容和体例都很精审,到现在还是研究佛教典籍的重要参考书。

    各宗派弘扬教理,大多是着重辨析名相,难免深奥而繁琐,一般人难于接受。为了普及,这时期兴起一种通俗化的宣传方式,名为俗讲,就是用讲唱故事的形式阐说教义。这种讲唱的本子名为变文,成为以后通俗小说的始祖(本章末还要谈到)。

    唐朝皇帝,绝大多数是维护佛教的。士大夫和平民,接受传统的生活习惯,已经把佛教看作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只惯于信,而且惯于行。表现于外,或现在还能看到或推知的,是各种信奉活动的遗迹。上者是诗文,其次是大量的寺、塔、经幢、造像(包括石窟造像)、刻石经、写经(中期以后开始有刻板印刷的经典)等。

    西行求法的人也不少,据义净《大唐求法高僧传》记载,仅唐朝初年就有六十人。最著名的当然是玄奘,于太宗贞观三年出发,经西域到印度,往返十七年,取回佛舍利一百五十粒,经论六百五十七部,金檀佛像七躯。此外,义净、慧超、玄照、道琳等也是西行求法人中很有名的。

    这时期也曾出现反佛教的事。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所谓会昌法难。武宗是信道教的,对佛教有恶感,从会昌二年(公元842)起,用种种办法压制僧尼,直到下令拆毁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据记载,共拆毁大寺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多万人,连铜铁铸的佛像也熔化殆尽。另一次是韩愈排佛,他写《原道》《论佛骨表》等文,主张对佛教要“人其人(强迫僧徒还俗作普通人),火其书(烧佛教典籍),庐其居(变寺院为民房)”。可是这位韩文公究竟是手无寸铁的文人,虽然力竭声嘶,影响却是难于通到习俗的底层的。

    中土与东方高丽、日本等国之间,僧徒的来往更加频繁(主要是来唐朝留学)。于是佛教东传,并也发扬光大,建立了各种宗派。

    4.4后期佛教

    这一期时间长,由唐末到清末,大约一千年。朝代包括很多。其中有统一的,是元、明、清;有分治的,是北宋和辽,南宋和金,有分裂的,是五代十国。佛教情况是大致保持旧的传统,虽然某时、某地、某宗派、某举动略呈兴盛之势,但总的看来,正如红日偏西,光和热都比较微弱了。

    4.4.1五代十国

    五代是统治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是南方的前蜀、吴、吴越、闽、南汉、荆南、楚、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时间由后梁建国(公元907)算起,到后周灭亡(公元960)截止(十国中的南唐、北汉等,北宋建国十几年后才灭亡),不过五十多年。

    政治情况复杂,因而佛教的兴衰情况也就随着复杂。大致说,北方的统治者,信佛的程度没有南方那样深。如对于僧徒出家,北方限制较多,而且推行一种所谓试经业的考试方法。南方如吴越、闽、南唐等国,君主都热心佛教事业,所以建寺、建塔、造像、写经等活动都规模宏大。

    教理方面也趋向衰落。只有天台宗和律宗还保持相当的势力:天台宗的大师有义寂、义通、知礼等;律宗的大师有贞峻、澄楚、元表、守言、赞宁等。禅宗的情况特殊,因为唐朝中期以后渐渐有独霸之势,所以这时期仍在发扬光大(详见下章)。

    出家人作诗,这时期人数更多,简直成为风气,如齐己著《白莲集》,贯休著《禅月集》,在文学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这时期还出了个灭法的皇帝,后周世宗(公元954—959在位)。他从显德二年(公元955)起反佛,废除未经国家赐予寺额的寺院三千多所;严格限制出家资格,并不许私度。又因为缺少货币,于是没收铜铸佛像,熔化了铸钱。中国佛教史说的三武一宗的灭法,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就是这位周世宗。

    4.4.2宋(附说辽金)

    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域不很广,时间却长,超过三百年(公元960—1279)。佛教的情况,大体说是兴盛的。

    译经事业,由唐朝晚期停顿,这时期又恢复了。像唐朝一样,翻译有严密的组织和规程。译师大多是外来的僧人,有法天、法贤、法护、日称、智吉祥、金总持等。共译出经论二百多部,合七百多卷。成绩远远落后于唐朝,因为重要的经论大多早已有译本。

    佛理的弘扬方面,势力最大的是禅宗(下一章谈)。此外有律宗,或说道宣的南山宗,重要大师为赞宁、允堪、元照等。有贤首宗,重要大师为子璇、净源、师会、希迪等。有慈恩宗,重要大师为秘公、通慧、傅章、继伦、守千等。有天台宗,重要大师为义寂、义通、知礼、晤恩、广智等。有净土宗,重要大师为省常、宗赜、志磐等。

    宋朝皇帝大体说都是维护佛教的(只有徽宗崇奉道教,曾强制僧道合流,使出家人改服饰,改寺名为宫,称菩萨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佛教仍为各阶层的人所信奉,单说出家人,全国僧尼总数有三四十万。信奉的活动,除建寺、建塔、造像、写经、斋僧、举行各种法会等之外,还添了刻经(刻木板印刷全藏)一项。最早也最重要的是宋初开宝年间在四川刻的蜀版藏经,历时十二年,收经论六千六百多卷。此后中土多次刻大藏,以及高丽、日本等地刻大藏,几乎都是以这个版本为底本。蜀版之外,宋朝刻大藏还有四次:

    一是福州东禅寺版,二是福州开元寺版,三是湖州思溪版,四是平江碛砂版。

    这时期,佛与儒相互影响,接近甚至糅合的程度更加深远。有明显表现为调和的,如契嵩著《辅教篇》,张商英著《护法论》《宗禅辩》,都宣扬佛、儒可以互助,不当偏废。有不明显表现的,如禅的明心见性,儒的天理人欲,都是把邻居的什物隔墙拿过来混在自己的什物里。

    西行求法的人在这个时期还有不少,其中如道圆、继业(一行三百人)、行勤(一行百五十七人)等都是很有名的。中土与东方高丽、日本诸国,僧徒来往仍不少。外国僧人来中国,绝大部分是学禅法的,如日本的奝然、寂昭、觉阿、荣西等,对日本禅学的发达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附带说说占据北方的辽、金两朝。那是契丹和女真建立的国家,就文化说,低于中原的两宋,知解少就更需要宗教,所以对佛教就更加尊崇。如辽兴宗曾归依受戒,金世宗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最高统治者如此信奉,佛教当然要受到特殊的照顾。建寺、建塔、造像、写经、斋僧、行香等等活动不算,还增加了大量的布施。如辽的兰陵郡夫人萧氏,施给中京静安寺土地三千顷,谷一万石,钱二千贯,民户五十家,牛五十头,马四十匹;金世宗生母贞懿太后出家后住清水禅寺,施给田二百顷,钱百万。这样一来,寺院成为特殊的富户,僧徒成为特殊的阶级,站在佛教的立场,有好的一面,是道场兴隆;但也有坏的一面,是出家后养尊处优,生活世俗化,不久就会把苦、集、灭、道的教义忘了。

    佛理方面,势力比较大的是禅宗(下一章谈)。其他各宗也出了些有名的法师,如华严宗,辽有鲜演,金有宝严、义柔等;密宗,辽有觉苑、道硕等,金有法冲、知玲等;律宗,辽有守道、等伟等,金有悟铢、智深等;净土宗,辽有非浊、论晓等,金有祖朗、广思等。

    这两朝都重视刻经的事。辽刻的大藏,与宋刻蜀版藏经相比,内容增多,通称契丹藏。金刻的大藏过去不见记载,公元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一部(有残缺),是比丘尼崔法珍发愿所刻,现在通称为赵城藏。

    辽、金时代的佛教艺术品,留到现在的还有不少。主要是建筑,如天津市属蓟县的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山西的应县木塔,北京的天宁寺塔等,都是辽代建筑;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宝殿,山西五台延庆寺的大殿,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山门等,都是金代建筑。

    4.4.3元

    元朝时间不很长,只是一百年多一点(公元1260—1368)。皇帝都是信奉佛教的,尤其是属于密教的喇嘛教。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教名僧帕思巴为帝师;以后各朝皇帝即位前先要从帝师受戒。帝师是掌管佛教的僧官。元朝还出了不少有学问的喇嘛,如胆巴、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答思等。

    对于一般佛教,帝室也是维护的,如建立寺院,举行法会,刻印藏经,费用都由国库负担。其结果是寺院增多,全国有两万几千所;僧尼增多,全国有二十几万。此外,朝廷还惯于以田地施给寺院,少则几十顷,多则几百顷。寺院成为富户,于是兼营工商业。财货增多,显然,戒定慧必致相应地减少,出家成为特殊的行业,也追求享乐,就佛教教义说,是爱之反而害之了。

    在教理方面,有较大成就的仍然是禅宗(下一章谈)。此外,天台宗的名僧有性澄、允若等;华严宗的名僧有文才、了性等;法相宗的名僧有英辩、志德等;律宗的名僧有法闻。不过与前一时代相比,总是强驽之末了。

    这时期新兴起两个教派:白云宗和白莲宗。两宗都着重念佛,提倡菜食。因为是新兴的,当时被人视为异端,受到阻止和打击。在教理方面没有什么大建树。

    元代刻经事业不很发达。值得注意的有弘法寺大藏,是利用金代大藏的经版,校订刻印的;有普宁寺大藏,是杭州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僧徒募化刻印的。

    僧徒作诗的风气仍然很盛,如明本、行端、栯堂、清珙、圆至、本诚、大圭、善住等,诗文都有集行世。

    佛教艺术,成就最高的是造像。有汉人刘元,得佛像工艺大师阿尼哥(尼泊尔人)的真传,精于塑像,元朝名刹的塑像有不少是他塑的,据说北京东岳庙的塑像也出于他之手。铜铸佛像,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现在还是很有名的。

    4.4.4明

    明朝时间比较长,由建国到灭亡,经历了二百七十多年(公元1368—1644)。关于佛教,重要的变动是:一,由尊崇喇嘛教改为以中土的各宗为主体;喇嘛虽然仍有帝师、国师等称号,但那是出于对外族宗派的笼络。二,明太祖朱元璋在凤阳皇觉寺当过和尚,对寺院和僧徒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于是针对他心目中的弊端,由过去的单纯扶持改为着重整顿。

    办法有多种,如设置各级僧官管理佛教事务,包括任免寺院的住持;分学佛的专业为禅(以禅定求悟)、讲(研习各种教义)、教(依各种仪法活动)三类,要求僧徒要各有所专;定期考试,经典不通者淘汰;严格度牒制度,男四十以下、女五十以下不得出家;减少寺院数目,出家者必须集中居住,过集体生活;等等。不过对于流传已久、深入人心的佛教,政治力量终归是有限的,又因为后来推行度牒收费办法,出家容易了,从而寺院的数目大量增加,僧尼的数目也大量增加。

    在教理方面,仍然以禅宗最为兴盛(下一章谈)。其次是净土宗,以念佛求解脱,几乎成为各宗派的共同法门,弘法的大师有道衍(姚广孝)、宗本、袾宏、成时等。其他各宗也还保留一些流风余韵。弘扬华严宗的有普泰、洪恩、慧浸、通润等。弘扬天台宗的有慧日、士璋、力金、无尽等。弘扬法相宗的有巢松、真可、明显、广承等。弘扬律宗的有朴原、如馨、三昧、弘赞等。

    明朝后期还出了一些著名的佛学大师,其中最重要的是:

    云栖大师袾宏,紫柏大师真可,憨山大师德清,蕅益大师智旭。他们都学识渊博,著述很多。其中德清著《中庸直指》《老子解》等书,智旭著《四书解》《周易禅解》等书,沟通儒、道、释三教,可以代表一时的风气。

    明代刻经事业很盛,刻全藏计有五次:一是洪武年间在南京刻的,称为南藏;二是永乐年间在南京刻的,也称为南藏;三是永乐年间在北京刻的,称为北藏;(以上三种是官刻)四是其后刻于杭州的,称为武林藏;五是明末在山西五台山开刻,完成于清初浙江径山的,称为嘉兴藏(由嘉兴楞严寺发行)或径山藏。

    因佛教而有的中外交往也不少。主要是中国和西域,中国和尼泊尔,中国和日本。

    文人学者,不出家而研究佛学的风气,这时期也很盛。如宋濂、李贽、袁宏道弟兄、瞿汝稷、焦竑、屠隆等,都是很有名的佛学家和护法者。

    4.4.5清

    这个阶段比明朝略短一些,将近二百七十年(公元1644—1911)。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华,宗教信仰带有边地民族的色彩,就是比较重视喇嘛教。但是在文化方面,由皇室到八旗子弟,都倾向汉化,所以中土各宗也受到维持旧传统的待遇。所谓旧传统,是采用明朝的制度,设置僧官,佛教事业如建寺、造像、度僧尼等都有限制。但限制总是越来越松懈,原因,除了历代共同的由励精图治必致渐变为得过且过之外,还有建国一开始就出了几位好佛的皇帝。顺治皇帝好参禅,尊通琇为玉林国师。康熙皇帝也视佛门为风雅之地,外出喜欢游名山,住名刹,并赋诗题字。雍正皇帝更进一步,不只喜欢禅学,并以通禅自负,因而自号为圆明居士,还编了《御选语录》。上层人物喜爱,一般人民循旧轨走,因而佛教就仍是繁荣昌盛,据统计,早年大小寺院有八万左右,僧尼有十几万;晚年,寺院几乎遍布全国各村镇,僧尼据说有八十万,不出家而拜佛、菩萨的,就难以数计了。

    这时期也有译经事业。但与过去不同:过去是由外面的西土文字译成内部的中土文字;这时期只是满、汉、蒙、藏文字互译,目的限于内部流通。

    在教理方面,比较兴旺的仍然是禅宗(下一章谈)。其次是净土宗,因为方法简便而收获大,所以几乎成为各宗的共同信仰。专弘扬此宗的大师有行策、省庵、彻悟、瑞安、印光等。此外,弘扬天台宗的大师有受登、灵耀、观竺、广昱、妙空等。弘扬华严宗的大师有续法、印颗、圆亮、通理、显珠等。弘扬律宗的大师有海华、戒润、福聚、弘赞、长松等。弘扬法相宗的大师有大惠、大贤、智旭、果仁、道阶等。居士研究佛学,弘扬佛法(包括流通经典),这时期成为风气。早年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中年有钱伊庵、江沅、裕恩、张师诚等。晚年有杨文会、沈善登等。清朝的刻经事业,官刻汉文的只有雍正、乾隆间的龙藏一种,是根据明刻北藏予以增补的。此外还刻有藏文、蒙文、满文的藏经。私人刻经,晚年成为风气,如郑学川(后出家,名妙空)成立江北、苏州、杭州等刻经处,杨文会成立金陵刻经处,所刻经典都在三千卷上下。清朝末年,金山和尚宗仰和罗迦陵、黎端甫等,根据日本弘教书院藏经,在上海校印成频伽精舍藏经,成为我国刻印大藏的殿军。

    文学艺术方面,这时期出了不少诗僧,如苍雪、天然、借庵、笠云、奇禅(皆别号)等;其中寄禅又号八指头陀,在清末尤其有名。初年还出了几位有大名的画僧:朱耷(俗驴字),通称八大山人;道济,通称石涛;髡残,通称石溪;弘仁,通称渐江。

    4.5宗派

    以上是泛说中土佛教。还可以分说,或应该分说,是介绍不同的宗派。这相当麻烦,原因主要有两种:一,传承的统系很繁杂,其中有些只是传说,甚至有意编造,未必靠得住。二,宗派之分,主要是由于对教理的认识有分歧,或修持方法有差异。教理的分歧,有不少是很细碎的,或者很玄奥的,讲,就要陷入名相的大海,这对于一般读者,以及这样一本常识性的书,都是不适宜的。不得已,只得以简要易解为原则,可以不说的不说,难于浅近易解的也尽量不说。宗派,主要是宗,有广狭两种意义:广义是兼指学派和教派;狭义是只指教派。南北朝时期,教理的研究趋于深而专,于是有着重研究、弘扬某种经典的大师,如毗昙师、成实师、摄论师等。这样专精某种经典的学问,有人也称之为宗,这宗的意义是学派。隋唐以来,有些学派发扬光大,成为有祖师、有传承、有大量信徒、有教义教规的宗教团体,这样的佛教组织称为宗,这宗的意义是教派。

    因为宗的意义不定,佛教史籍举宗的数目,有或多或少的差异。多的是十三宗,名目是:一,毗昙宗(小乘有宗,通于俱舍宗),二,成实宗(小乘空宗),三,律宗(通称南山宗),四,三论宗(大乘空宗,也称性宗),五,涅槃宗,六,地论宗,七,净土宗(也称莲宗),八,禅宗(也称心宗),九,摄论宗,十,天台宗(也称法华宗),十一,华严宗(也称贤首宗),十二,法相宗(大乘有宗,也称慈恩宗、唯识宗、相宗),十三,真言宗(也称密宗)。(日本凝然《三国传通缘起》)其次是十宗,名目是:一,律宗,二,俱舍宗,三,成实宗,四,三论宗,五,天台宗,六,贤首宗,七,慈恩宗,八,禅宗,九,密宗,十,净土宗。(杨文会《十宗略说》)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只介绍八宗,名目是:一,三论宗,二,天台宗,三,法相宗,四,华严宗,五,律宗(原标题为戒律),六,禅宗,七,净土宗,八,真言宗。宗还有等级之别,如同是律宗,其下又有所谓相部宗和东塔宗;同是禅宗,其下又有所谓临济宗、曹洞宗等。以下依次介绍一下(禅宗下一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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