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他喜欢趁部下们休息的时候，走进他们的房间，问他们这样的问题：“谁从帕辛来？”或是“谁的数学学得好？”或者是那个决定汉斯·休伯曼命运的问题，“谁的字写得漂亮？”自打他第一次这么问过之后，就再也没人愿意第一个来回答问题。那次，一个急于表现的叫菲利浦·舒勒克的愣头青骄傲地起身回答：“是，长官，我从帕辛来。”他立刻得到了一把牙刷，奉命刷洗便池。

    你当然能够理解了，当中士问到谁的字写得好时，没人愿意挺身而出。他们以为又会接受一个全面的卫生检查，或去擦干净古怪中尉那双踩上屎的靴子。

    “快点说，”中士捉弄起他们来，他的头发上抹了点油，显得油光水滑的，不过，头顶上却老有一小撮头发警惕地翘着。“你们这群废物里总该有人能把字写好吧？”

    远处传来枪声。

    枪声促使他们做出反应。

    “听着，”舒雷德中士说，“这次与以前不同，要刷上整整一早上，说不定还要更长时间。”他忍不住笑了，“你们这帮家伙玩纸牌的时候，舒勒克却在洗茅坑，这回该轮到你们了。”

    要活命还是要自尊。

    他非常希望有一个部下能机灵点，能活下来。

    埃里克·范登伯格和汉斯·休伯曼交换了一下眼神。如果这当口有人站出来，这代表着他将保全生命，但那是排里全部弟兄用余生为他换来的，这将让他生不如死，没人愿意当懦夫，不过，要是有人推荐另一个人的话……

    还是没人站到队伍前面，可是，一个声音飘了出来。那声音听上去轻飘飘的，但发力不小。“汉斯·休伯曼。”声音来自埃里克·范登伯格，显然，他认为今天不是朋友送死的日子。

    中士在队伍前走了一圈。

    “谁在说话？”

    史蒂芬·舒雷德是一个杰出的步测者，一个说话、做事、打仗都急匆匆的小个子。他在两列士兵面前踱来踱去。汉斯目视前方，等待命令。也许是某个护士生病了，需要有人给手受到感染的伤员解开绷带再重新包扎好；也许是有一千封信需要有人舔舔信封，把信粘牢，再把这些装着死亡通知书的信寄回阵亡将士的家中。

    就在这时，那声音又说话了，他的话越过所有人的头顶，让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休伯曼，”埃里克·范登伯格平静地说，“他的字写得整齐漂亮，长官，非常漂亮。”

    “问题解决了，”中士噘嘴一笑，“休伯曼，就是你了。”

    这个瘦瘦的高个子走上前一步，问他的任务是什么。

    中士叹了口气。“上尉要找个人替他写寄几十封信，他的手有风湿的毛病，就是关节炎。你去干吧。”

    没有时间争辩。舒勒克还被派去洗厕所呢，另一个，那个被派去舔信封的菲勒根，差点没累死，他的舌头都被染成蓝色了。

    “是，长官。”汉斯点点头，事情到此结束。他的字写得好坏姑且不论，但他运气确实不错。他竭尽全力写好每一封信的同时，其他人都上了战场。

    无人生还。

    这是汉斯·休伯曼第一次从我身边逃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就要第二次从我身边逃脱了，那是1943年，在艾森。

    两次战争，两次逃脱。

    一次是在他年轻时，一次是在他的中年。

    很少有人能幸运地欺骗我两次。

    那次大战中，他一直随身携带着这部手风琴。

    等他退伍后，查问到地址，来到埃里克·范登伯格在斯图加特的家里，范登伯格的妻子告诉他可以保存下那把琴。她的公寓里已经乱丢着好几把琴了，因为她曾教过手风琴。范登伯格留下的这部琴会勾起她的伤心往事，她不愿再看到它，其余的已经足以留做纪念了。

    “是他教会我拉手风琴的。”汉斯告诉她，或许这能给她带来一丝安慰。

    也许果真如此，伤心的女人问他能否给她演奏一曲。她默默地流着泪，听他笨拙地按着琴键拉完了一曲《蓝色的多瑙河》，这首曲子是她丈夫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