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兹莎把这些东西收进一个纸袋：她的花衬衣和一对长袜，两只不配套的羊毛手套，一条缀满星星和彗星的南瓜色毛毯，一个已经有裂痕的塑料水杯，一个香蕉，一套骰子。

    那是2001年4月一个寒冷的早晨，莱拉23岁生日之前不久。天空灰蒙蒙的，阴湿的寒风一阵阵的，吹得纱门吱嘎、吱嘎响。

    几天之前，莱拉听说艾哈迈德·沙·马苏德已经去过法国跟欧盟议会沟通。马苏德现在回到他出生的北方，领导着北方联盟——惟一仍在抵抗塔利班的部队。在欧洲，马苏德警告西方国家说阿富汗有恐怖主义分子训练营，他还请求美国帮助他抗击塔利班。

    “如果布什总统不帮助我们，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将会很快给美国和欧洲带来灾难。”

    前一个月，莱拉已经知道塔利班在巴米扬大佛的洞穴中安置了烈性炸药，指责大佛是偶像崇拜和罪恶的物体，将它们炸得粉碎。从美国到中国，举世哗然。全球各地的政府、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写信，请求塔利班别毁坏这两件阿富汗最大的历史文物。但塔利班不管不顾，引爆了埋藏在已存在两千年之久的大佛里面的炸药。每一声爆炸都引来他们“真主伟大”的赞颂，每当佛像在烟雾升腾之中失去一根胳膊或者一条腿，他们就会齐声欢呼。莱拉想起了从前，l987年，她曾和爸爸、塔里克站在两尊大佛中比较大那一尊的头顶，任凭和风吹拂着他们洒满阳光的脸庞，凝望着一只老鹰在下面开阔的山谷上方来回盘旋。但当她听到佛像被毁的消息，莱拉无动于衷。自己的生活已然成了一堆尘土，她如何还能关心什么佛像？

    拉希德跟她说该走了，莱拉依旧坐在客厅角落的地板上，不言不语，脸上木无表情，一头卷发凌乱地散落在脸庞前方。莱拉不管多么用力地呼吸，似乎总是不能给她的肺充上足够的空气。

    前往卡德察区的路上，拉希德抱着察尔迈伊，阿兹莎握紧玛丽雅姆的手，和她并排匆匆地走着。风吹起系在阿兹莎脖子上那条脏兮兮的围巾，也吹皱了她的裙摆。阿兹莎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仿佛她已经察觉到每踏出一步，她成为弃儿的时间就近了一点。莱拉没有勇气告诉阿兹莎真相。她说要送阿兹莎去学校，那是一个特殊的学校，学生在那儿吃饭和睡觉，下课之后不回家。这时阿兹莎连珠炮般向莱拉提问，这几天来她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学生是分开房间睡觉还是统统睡在一个大房间里面？会有人跟她交朋友吗？莱拉确信老师会很友善吗？

    问得最多的是这个：我得在那边待多久？

    他们在离那座仓库似的矮房子还有两个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

    “察尔迈伊和我在这边等你们，”拉希德说，“啊，我差点忘记了？？”

    他从口袋掏出一条口香糖，一件分别的礼物，装出慷慨的样子，生硬地把它递给阿兹莎。阿兹莎接了过去，低声说了旬谢谢。阿兹莎的善良和宽宏让莱拉吃惊不已。她泪水盈眶，心如刀绞。想到今天下午阿兹莎将不会在她身旁睡觉，阿兹莎骨瘦如柴的手臂将不会放在她的胸膛上，阿兹莎的脑袋将不会靠着她的肋骨，阿兹莎的呼吸将不会温暖她的脖子，阿兹莎的脚跟将不会搭在她的肚皮上，莱拉难过得几乎就要昏过去。

    阿兹莎领头走开，察尔迈伊哭喊起来。兹莎！兹莎！他扭动身体，在他父亲怀抱中挣扎着，呼唤着他的姐姐，直到马路对面一只流浪艺人的猴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她们三个人，玛丽雅姆、莱拉和阿兹莎，走过剩下的那两个街区的路程。她们离那座房子越来越近，莱拉能看见它的墙面已然开裂，屋顶坍塌，几扇没有玻璃的窗户上钉着木板，倾颓的墙壁后面，是一个秋千架的顶部。

    她们站在门前，莱拉把她早先跟阿兹莎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如果他们问起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回答？”

    “他被圣战组织的人杀害了。”阿兹莎小心谨慎地说。

    “很好。阿兹莎，你能明白吗？”

    “因为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阿兹莎说。如今她们就在这里，这座房子已经出现在眼前，她显得很慌张。她的下唇不停地颤抖，泪水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莱拉知道她正在挣扎着让自己更勇敢一些。“如果我们说真话，”阿兹莎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他们不会接纳我。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我想回家。”

    “我会常常来看你的，”莱拉勉强地说，“我保证。”

    “我也会，”玛丽雅姆说，“我们会来探望你的，亲爱的阿兹莎，我们还会一起玩，就跟过去一样。你只是在这里待一阵，等你父亲找到工作就回家。”

    “他们这里有东西吃。”莱拉声音颤抖着说。她庆幸自己穿了布卡，庆幸阿兹莎看不到布卡之后的她已经肝肠寸断。“在这里，你不会饿肚子。他们有米饭、面包和水，说不定还有水果。”

    “但你又不能在这里。玛丽雅姆阿姨也不会在这里陪我。”

    “我会来看你的，”莱拉说，“我会常常来。看着我，阿兹莎。我会来探望你。我是你的母亲。就算杀了我，我也会来看你的。”

    恤孤院的负责人是个背有点驼的瘦小男人，面容和蔼可亲。他秃顶，留着乱蓬蓬的胡子，眼睛小得像两粒豌豆。他的名字叫察曼。他戴着无边便帽。他的眼镜的左边镜片已经碎了。

    领着她们去办公室的路上，他问莱拉和玛丽雅姆叫什么名字，也问起阿兹莎的名字和年龄。他们穿过阴暗的走廊，一些赤足的孩子纷纷给他们让路，站到旁边看着他们。他们不是剪了平头就是剃了光头。他们穿着衣袖磨损的毛衣，膝盖磨破的破旧牛仔裤，用胶带打补丁的外套。莱拉嗅到肥皂、滑石粉、氨水和尿液的味道，也察觉到阿兹莎越来越紧张，她已经开始抽鼻子了。

    莱拉朝院子瞥了一眼：杂草丛生的空地，歪斜的秋千架，废旧的汽车轮胎，瘪下去的篮球。他们路过的房间空荡荡的，窗户都蒙着塑料纸。有个男孩从其中一个房间冲出来，抓住莱拉的手肘，试图爬到她的怀里。有个护理员正在清理一滩看上去像尿的液体，他放下拖把，把那个男孩赶走。

    察曼看上去对那些孤儿很和善。从那些孤儿身边走过时，他伸手拍拍他们的脑袋，关怀地跟他们说一两句话，摸摸他们的头发，一点都不造作。那些孩子喜欢跟他交流。莱拉觉得他们全都期待得到他的赞扬。

    他请她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房间里面只有三张折叠椅，还有一张凌乱的桌子，上面堆满了纸张。

    “你是赫拉特人，”察曼对玛丽雅姆说，“我从你的口音听出来的。”

    他靠着椅背，十指相扣的双手放在肚子上，他说他有个姐夫以前生活在那儿。尽管这些都是寻常的姿势，但莱拉注意到他的行动有点不便。尽管他脸上挂着微笑，莱拉还是察觉到微笑下面隐藏着的麻烦和伤痕，这副高兴的样子掩饰着的失望和挫折。

    “他是个做玻璃的，”察曼说，“他做过一些漂亮的翠绿色的天鹅。你要是对着阳光把它们举起来，它们的内部会闪闪发亮，好像那玻璃里面填满了很多小小的宝石。你有没有回去过？”

    玛丽雅姆说她没有。

    “我本人是从坎大哈来的。你去过坎大哈吗，夫人？没去过啊？那里很漂亮。那儿的花园很美！葡萄很甜！啊，那些葡萄。我一想起来就流口水。”

    几个孩子聚集在门口，朝房间里窥探。察曼用普什图语温和地叫他们走开。

    “当然，我也喜欢赫拉特。艺术家、作家、苏非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城市。你知道的，过去有个笑话，说你要是在赫拉特伸出一条腿，肯定能踢中一个诗人的屁股。”

    阿兹莎在莱拉身旁忍俊不禁。

    察曼假装舒了一口气。“啊，好了。我让你笑起来了，小姑娘。我通常很难让人发笑哦。喏，刚才我还在担心呢。我以为我得学鸡叫或者学驴鸣。不过你已经笑起来啦。你真是太可爱了。”

    他唤来一个护理员，让他照顾阿兹莎几分钟。阿兹莎跳上玛丽雅姆的膝盖，伸手抱住她。

    “我们有些话要说，乖女儿，”莱拉说，“我就在这儿。好吗？我就在这儿。”

    “我们去外面走一会吧，亲爱的莱拉？”玛丽雅姆说，“你母亲有些话要在这里跟察曼叔叔说。一会就好。走吧。”

    待得只剩下他们两人，察曼问起阿兹莎的生日、病史，以及对什么药物过敏。他问起阿兹莎的父亲，莱拉怀着奇怪的感觉说了一个其实是实情的谎言。察曼听着，他的脸色既没有流露出相信，也没有表示怀疑。他抱着尊重他人的心态开了这家恤孤院，他说。如果有一位夫人说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又无法抚养孩子，他将不会追究这句话的真假。

    莱拉哭了起来。

    察曼放下了钢笔。

    “我真丢人。”莱拉哽咽着说，她的手捂着嘴巴。

    “看着我，夫人。”

    “抛弃自己的孩子，这算什么母亲啊？”

    “看着我。”

    莱拉抬起了目光。

    “这不是你的错。你明白吗？不是你的错。应该受到责备的是那些野蛮人。他们让我觉得身为普什图人很丢脸。他们玷污了我们这个民族。而且又不只你一个人这么做，夫人。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我们都有碰到像你这样的母亲，这些母亲无法抚养她们的孩子，只好来到这里，因为塔利班禁止她们出去谋生。所以你不用自责。这里没有人会责怪你。我能理解。”他身体向前倾，“夫人。我能理解。”

    莱拉用布卡的一角擦眼泪。

    “好了吗？”

    他和蔼地微笑着。“别哭，夫人。别让她看到你哭。”

    莱拉又擦了擦眼睛。“真主保佑你，”她郑重地说，“真主保佑你，大哥。”

    但是等到道别的时间来临时，发生的场面果然不出莱拉所料。

    阿兹莎张皇失措。

    莱拉靠着玛丽雅姆走回家，一路上她总是能听见阿兹莎的哭喊。在脑海中，她看见察曼伸出厚实的、长满老茧的双手去拉阿兹莎的手臂；她看见他起初轻轻地拉着她，然后用力拉，然后使劲将阿兹莎从她身边拉开。她看见察曼抱着阿兹莎匆匆拐进走廊的转角处，阿兹莎双脚不停地踢着；她听见阿兹莎撕心裂肺的哭喊，仿佛她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似的。莱拉看见自己沿着走廊奔下去，低着头，一声号哭从她喉咙升出来。

    回家之后，她对玛丽雅姆说：“我闻到她的味道。”她那迷茫的眼光穿过玛丽雅姆的肩膀，穿过院子和围墙，落在那颜色像吸烟的人吐出来的浓痰般的褐色群山。“我闻到她睡觉的味道了，你呢？你闻到了吗？”

    “啊，亲爱的莱拉，”玛丽雅姆说，“别这样。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

    起初，拉希德讲笑话给莱拉听，陪同他们——她，玛丽雅姆和察尔迈伊——去恤孤院，只不过他一路上不停地装出悲伤的表情，唠唠叨叨地抱怨她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困难，说他的后背和小腿疼得不得了，来回恤孤院的路也让他的脚板发痛。他要莱拉知道，她让他吃了很多苦头。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他说，“这一点你都不关心。如果你有门路可走，我看我是追不上你了。可惜你没有门路，莱拉。你不会有你自己的路可走的。”

    他们在离恤孤院两个街区的地方分开，他给她们的时间从来不会超过十五分钟。“你们要是迟了一分钟，”他说，“我就会走开。我是说真的。”

    为了和阿兹莎相处的时间能久一点，莱拉只得和他纠缠，苦苦哀求。她这么做，既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玛丽雅姆。阿兹莎的离开让玛丽雅姆伤心欲绝，但是和过去一样，玛丽雅姆选择了独自默默忍受自己的苦楚。也是为了察尔迈伊，他每天都为找不到姐姐而大发脾气，有时候还会哭个不停。

    有时候，在去恤孤院的路上，拉希德会停下来，抱怨他的腿很酸。然后他会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家里走，一点脚酸腿软的迹象都没有。要不然他会吧嗒一下舌头，然后说：“我的肺，莱拉。我喘不过气来。说不定明天我就会觉得好一点，或者后天。我们等等看。”他连一声喘息都懒得装出来。每当他转身走回家时，他常常会点燃一根香烟。莱拉只得无助地跟着他回家，心中既恨且怒，气得浑身发抖。

    然后，有一天，他说再也不会带莱拉过去了。“为了找工作，我一整天都在马路上走，”他说，“我累得不行了。”

    “那我自己去，”莱拉说，“别拦我，拉希德。你听到吗？你想打的话，随便你怎么打，但我一定要去。”

    “随你的便。但你避不开塔利班的。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我跟你一起去。”玛丽雅姆说。

    莱拉不肯答应。“你必须留在家里照顾察尔迈伊。万一我们被拦住了？？我不希望他看到。”

    就这样，突然之间，如何见到阿兹莎成了莱拉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有一半时间，她没能走到恤孤院那边去。往往她在横穿马路的时候，就会被塔利班撞见，遭到盘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一个人？你的丈夫在哪里？——然后被押送回家。如果走运的话，她只会受到一声责骂，或者屁股被踢一脚，后背被推一把。在其他时候，塔利班会用木棒、刚折断的树枝和短皮鞭抽她，扇她耳光，用拳头打她。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塔利班用一根收音机的天线抽打莱拉。打完之后，他又在她脖子上猛击一拳，对她说：“别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我会打得你妈的奶汁从你骨头里面喷出来。”

    那一次，莱拉回到家里。她趴在地板上，觉得自己活像一只既可怜又愚蠢的动物；玛丽雅姆拿着一块湿布给她擦净后背和大腿的血迹，她不时痛得倒抽冷气。但是，莱拉通常拒绝受困家中。她装出一副回家的样子，然后换了一条路线，沿着马路的边缘走。有时候她会被逮住，受到盘问和斥责——每天两次、三次甚至四次。然后皮鞭和天线会劈头盖脸抽过来，她带着浑身血迹挣扎着走回家，至于阿兹莎，她连一眼都没看到。很快，莱拉就习惯了多穿几件衣服，就算天气很热，她也会在布卡下面穿两三件毛衣，为的是减轻一点挨打的痛苦。

    但是对莱拉而言，如果她能避开塔利班，终于见到阿兹莎，那么挨打也是值得的。到那个时候，她可以尽情地和阿兹莎待在一起，有时候甚至一待几个小时。她们坐在院子里的秋千架附近，周围是别的孩子和前来探视的母亲，聊起阿兹莎过去一个星期学到的知识。

    阿兹莎说察曼叔叔每天总会教他们一点东西，多数时候是阅读和写作，有时是地理学，一点历史学或者科学知识，还有一些关于动植物的知识。

    “但是我们必须把窗帘拉起来，”阿兹莎说，“这样就不会被塔利班发现了。”察曼叔叔准备了毛线针和线团，她说，以便应付塔利班的检查。“我们把书本藏起来，假装织毛衣。”

    有一天，莱拉去探望阿兹莎，她看到一个中年妇女；那女人来看望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把布卡的头套掀在背后。莱拉认出那张尖尖的脸庞和浓黑的眉毛，但她的嘴巴已经瘪了下去，头发也已灰白。莱拉还记得这个女人当时系着围巾，穿着黑色的裙子，说话声音尖利；也记得她常常把一头乌黑的头发挽成一个发髻，人们能看见她脖子后面黑色的鬃毛。莱拉记得这个女人曾经禁止女学生把脸蒙起来，她说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既然男人不用把面部遮住，那么就没有理由要求女人这么做。

    画家阿姨有一次抬起头，和莱拉对视了一眼；但莱拉发现，她原来的老师并没有盯着她看，并没有认出她来。

    “这些是地壳上的裂缝，”阿兹莎说，“它们叫断层。”

    当时是2001年6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天气很温暖。他们四个人——莱拉、察尔迈伊、玛丽雅姆和阿兹莎——坐在恤孤院的后院。拉希德这次变得很宽厚——他有时候会这样——送她们三个过来。他在马路下方的公共汽车站等她们。

    光着脚丫的男孩在她们身边跑来跑去。他们踢着一个瘪气的足球，无精打采地彼此追逐。

    “在这些断层两边，是构成地壳的岩石层。”阿兹莎说。

    有人把阿兹莎脸上的头发拢到脑后扎起来，整整齐齐地盘在她头上。莱拉嗔怪地看了坐在她女儿后面给她扎辫子的玛丽雅姆一眼，要她安安静静地坐着。

    阿兹莎正在演示地壳的构造，她伸出双手，掌心朝上，相互摩擦。察尔迈伊很感兴趣，专注地看着她的动作。

    “它们叫地壳碎片，对吧？”

    “地壳板块。”莱拉说。她一说话就觉得痛。她的下巴依旧酸痛，她的后背和脖子也很疼。她的嘴唇发肿。两天前，她牙齿下排的一个门牙被拉希德打掉了，这时她的舌头不断伸进那个缺口。在爸爸和妈妈去世、她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莱拉无法相信一个人的身体竟然能够承受如此恶毒的、经常的殴打，而且还能保持继续运转。

    “对。当它们滑动的时候，它们会相互碰撞一看到吗，妈妈一并释放出能量，这些能量会传到地球的表面，令它抖动。”

    “你变得这么聪明啦，”玛丽雅姆说，“比你的笨阿姨聪明多了。“阿兹莎笑逐颜开。“你不笨，玛丽雅姆阿姨。察曼叔叔还说过，有时候，岩层的移动发生在很深、很深的地方，在那儿引起非常猛烈的变化，但我们在地表上只能感受到一点震动。只有一点点震动。”

    上一次，她们谈论的是大气层中的氧原子分散了来自太阳的蓝色光芒。如果地球没有大气层，阿兹莎说话的语速有点快，天空根本不会是蓝色的，而是变成一片漆黑的海洋，太阳则会变成黑暗中的一颗大星星。

    “阿兹莎这次跟我们一起回家吗？”察尔迈伊问。

    “就快啦，乖儿子，”莱拉说，“就快了。”

    莱拉看着他走开；他走路的样子像他父亲，身体前倾，脚趾朝内。他走到秋千架那边，推起空荡荡的座位，最后坐在水泥地上，拔着从裂缝生长出来的杂草。

    水从树叶上蒸发——妈妈，你知道吗？——把衣服挂在晾衣线上也是这个道理。这促使水向上流到树内。从地面经过树根，然后一直向上流到树干，通过树枝流进树叶。这个过程叫做蒸腾作用。

    莱拉不止一次地想，要是塔利班发现察曼叔叔偷偷给孩子上课，他们会怎样对付他呢？

    每次来的时候，阿兹莎总是不愿意给沉默留下太多的空间。她那银铃般悦耳的声音总是不停地说啊说。她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双手飞舞，夸张地做着手势，紧张兮兮的，一点都不像她原来的样子。阿兹莎的笑声也变了。莱拉怀疑这种笑声是不是隐含着什么，但她又宽慰自己，觉得那只不过是因为紧张而已。

    还有一些其他变化。莱拉会注意到阿兹莎指甲下面的泥土，阿兹莎会注意到她在看着，然后把双手埋在大腿里面。每当她们周围有孩子哭起来，擤鼻涕，或者有个孩子光着屁股走过去，头上沾满灰尘，阿兹莎便会眨着眼睛，匆忙解释几句。她就像一个因为家里乱糟糟、孩子脏兮兮而在客人面前觉得尴尬的女主人。

    若是问起她在那儿的生活，她用欢快的语气搪塞过去。

    我在这里很好，阿姨，我很好。

    那些孩子欺负你吗？

    没有，妈妈。他们都很好。

    你吃饭了吗？晚上睡觉了吗？

    吃了，也睡了。是的。我们昨晚还吃了羊肉。也可能是上个星期吃的。

    当阿兹莎这样说话的时候，莱拉觉得她像是一个小小的玛丽雅姆。

    这次阿兹莎说话有点磕巴。这是玛丽雅姆先发现的。不是很明显，但能察觉出来，是当她说到发音以t开头的字时尤其如此。莱拉问察曼这是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说：“我想她一直是这样的。”

    那个星期五下午，他们带着阿兹莎离开恤孤院，让她去跟在公共汽车站等他们的拉希德见上一面。看到他的父亲，察尔迈伊高兴地大喊了一声，在莱拉怀里扭来扭去。阿兹莎和拉希德打招呼的口气很生硬，不过并没有敌意。

    拉希德说他们应该快点来，再过两个小时，他就得回去上班了。他在洲际饭店找了一份门卫的工作，这是他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工作时间是每周六天，从中午到晚上八点。拉希德的职责是替客人开车门和提行李，清扫偶尔溅在地上的液体。有时候，等到一天的工作结束，自助式餐厅的厨师会让拉希德带一些剩菜回家——只要他不把这件事说出去。通常是一些浸在油里的冷肉丸，外壳变得又干又硬的炸鸡翅，变得难以嚼动的贝壳意粉，坚硬的、混着沙子的米饭。拉希德曾经答应莱拉，等他存够钱就把阿兹莎接回家。

    拉希德穿着他的制服，酒红色的涤纶西装，白色的衬衣，用夹子夹住的领带，遮住他一头白发的大盖帽。穿着这身制服，拉希德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看上去脆弱而迷茫，几乎不露一点凶相，反而让人觉得他很可怜。就像一个对生活施舍给他的屈辱照单全收的人。一个老实得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佩的人。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泰坦尼克城”。他们走进河床，两边是临时摆在干涸堤岸上的摊档。他们沿着桥边的阶梯朝下走，看到一个赤足的男人被吊死在起重机上，他的耳朵被切掉了，脖子垂在一根绳子的末端。他们走进了喀布尔河，周围到处是招徕生意的商人，兑换外币的人，满脸疲惫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卖香烟的小贩，还有一些蒙着脸的妇女将伪造的抗生素处方给过往的行人看，跟他们讨钱去开药。挥舞着皮鞭、嚼着烟草块的塔利班在泰坦尼克城里面巡逻，随时准备给那些放肆的笑声和未曾遮住的脸庞一点教训。

    有个卖玩具的小摊夹在一个卖外套的地摊和一个卖假花的档口之间，察尔迈伊在玩具摊挑了一个橡胶篮球，上面画着黄色和蓝色的螺旋花纹。

    “你挑一件吧。”拉希德对阿兹莎说。

    阿兹莎没有反应，她尴尬得浑身僵硬。

    快点，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得上班了。”

    阿兹莎选了一个投币糖果机——投一枚硬币便会吐出一颗糖果，打开机器下面的小门便可以把硬币取出来。

    当小贩说出价钱的时候，拉希德双眉一扬。他跟小贩讨价还价。最后，拉希德恶声恶气地对阿兹莎——好像跟他讨价还价的人是她一样——说：“把它放回去，我买不起。”

    回去的路上，越接近恤孤院，阿兹莎的兴奋就减弱一分。她双手不再挥舞。她的脸色变得沉重。每次都是这样的。现在轮到莱拉说个不停了，玛丽雅姆也会插嘴说几旬。莱拉会紧张地笑着，慌张地用一些漫无边际的话来填满那令人忧伤的安静。

    后来，等到拉希德和他们道别、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之后，莱拉看着阿兹莎挥手和她们道别，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恤孤院后院的围墙走过去。她想起阿兹莎的口吃，想起阿兹莎刚才跟她谈到的断层和地壳深处猛烈的碰撞，想起她说有时候地面上的我们只感觉到一阵轻微的震动。

    “走开，你！”察尔迈伊大喊。

    “嘘，”玛丽雅姆说，“你在朝谁大喊啊？”

    他伸出手指着。“那边。那个人。”

    莱拉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房子的前门有一个人，斜倚在门口。当看见她们走过去时，他把脑袋扭开了。他松开抱在胸前的双臂。趔趄地向他们迈上几步。

    莱拉站住了。

    她喉咙发出一声哽咽。她的膝盖发软。莱拉突然想——突然需要——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臂，抓住她的肩膀，抓住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能够让她依靠。但她没有。她不敢。她丝毫不敢动弹。她不敢呼吸，甚至不敢眨眼，生怕他只是一个在远方闪闪发亮的奇迹，生怕他只是一个稍微扰动就会消失的脆弱幻景。莱拉纹丝不动地站着，看着塔里克，直到喘不过气来，直到眼睛一眨眼就发痛。而且，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吸了一口气、把眼睛闭上又睁开之后，他居然还奇迹般地站在那儿。塔里克依然站在那儿。

    莱拉容许自己向他迈上一步。然后又是一步。又是一步。然后她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