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

    大别山区 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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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雪大别山，漫山皆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冰封雪盖之中。然而，那些扎根并且拥抱着大山的冬青松柏却听到了冻土底层哗啦啦的流水声，闻到了春的气息，感受到了春的涌动。

    中共金寨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张延积、县长王相卿、县委副书记张健三接到漆店区委书记江川的紧急通知：迅速赶到漆店楼房村。在关王庙区开辟工作的第二纵队第五旅教导队政委高峰和杜炳如也接到了通知。

    穿过七里冲，越过余窝山，三十多里的山路，两个小时就赶到了。刚走到村头，远远看到几位部队的同志背着松柴从山上下来；进了村，又见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便知道一定是来了正规部队。

    江川接待了他们。江川原是第二纵队民运部副部长，一进大别山就被分配到皖西做地方工作。

    江川说：“有个好消息，你们猜猜。”

    “二纵过来啦？”

    “前方打了胜仗？”

    江川都摇头。

    杜炳如猜得犯急：“你这没头儿的文章，哪个能猜得着？就直说吧。”

    江川这才笑着说：“邓政委和前指的几位首长来了，邀你们谈谈。”

    众人一愣，竟都不相信。几个月来脱离主力，分散在大别山南北开展工作，敌来我往，动荡不安，不要说见野战军首长，连瞅到正规部队的影子都高兴得不得了。邓小平“突如其来”，而且点名要和他们谈谈，难怪县长书记们惊愕、激动不已。

    “前指”通信员领着他们绕过村中的小河，走进一座小院子。

    太阳已经落山，屋子里很暗。邓小平、李先念，还有鄂豫军区政委段君毅正围着一堆燃烧的木柴烤火。邓小平请他们也坐在火边，说：“赶了这么远的路，更冷，先暖暖。”

    警卫员点燃了两支松油柴，屋里立时光亮了。邓小平瘦了，胡子也很久没刮，只有那两只凹陷的眼睛和以往一样，映着火光，给人一种充满信心的感染力。

    屋子里很冷。火堆燃得不旺，冒起的烟却十分呛人。李先念低下头，一边吹，一边咳嗽；邓小平也用一本书扇火。柴太湿了。

    江川对杜炳如耳语：“这些柴是首长刚刚从山上打来的。”

    杜炳如这才想起进村时看到从山上背柴下来的同志，原来是首长们。这么寒冷的天气，邓小平他们都只穿着薄薄的粗布棉袄。相形之下，杜炳如倒比他们穿得厚实多了。杜炳如心里不是滋味儿。王相卿县长大概也不好意思，杜炳如见他总是把身上那件破皮大衣下角露出的羊毛往里掖；动动身子又露出来，就再往里掖。

    火总算燃得旺一些，屋里稍暖。邓小平拍着手上的炭灰，说：“我们从这里路过，顺便找大家谈谈。先听你们讲，到大别山后做了哪些事，群众发动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说。”

    县长、县委书记们汇报了金寨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消匪反霸打小保队的情况。他们还特别提到在分田、分浮财、打土豪的土改过程中出现了过“左”现象，现在已经遵照刘邓和中原局的指示予以纠正。

    火越烧越旺，李先念把双手拢在火堆上方，来回翻巴掌，然后攥住杜炳如的手，说：“你的手这么凉，都快成冰砣了。你们这一段干得很好，群众发动起来了，根据地坚守住了。蒋介石、白崇禧拿我们没有办法。邓政委，这下我可有本钱对房东大娘说硬话了。”

    杜炳如的手一直被李先念攥着，真的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听李先念说起“房东”“硬话”，他不明白，便问道：“李副司令员，房东大娘怎么啦？”

    邓小平笑道：“那天在宣化店，先念同志住在他的老房东家。那是新四军五师突围前的一位群众骨干。房东大娘见到他，泪先流出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回进大别山，你还走不走？’先念同志怎样回答？他说，‘大娘啊，这次我们再走，您就打我李先念的屁股！’瞧，你们多么了不起，你们保住了先念同志的屁股。”

    大家轰地笑了。邓小平又把火拨旺了些，收住笑，说道：“我们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大规模的‘围剿’，在大别山站住了。前一段，白崇禧有三十三个旅‘围剿’大别山。二陈一打平汉线，他不得不抽去十三个旅。现在还有二十个旅背在我们身上。我们艰苦一些，在大别山多背它几个旅，二陈和刘司令员他们在外线就能多歼灭一些敌人，这个账是合算的。我想，倘若今后战略需要，可以再抽出一些主力部队去外线作战。当然，这使你们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压力更大了。你们说说，再减主力，你们能不能挺住？”

    杜炳如他们都说：“困难会多一些，但能坚持。”

    “好！承认困难，不怕困难，战胜困难，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格。我心里有底了。”邓小平转了话头说，“找大家来，除了谈这些，还有件事。今天晚上，新华广播电台要播毛主席的重要文章。时间差不多了……”

    邓小平起身，到屋子的一角调试电台。李达背着一捆新打的湿柴进来，正要打招呼，邓小平作了个手势，示意大家注意听——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

    “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听完广播已经夜半，邓小平问警卫员：“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警卫员说：“有几块糠饼子，还有一包葵花籽。”

    邓小平：“好，全部拿来，再多倒些开水。”

    警卫员摆上糠饼和葵花籽，又给每个人倒了一杯白开水。

    邓小平笑容满面，举起手中的杯子：“有吃有喝还有菜，很丰盛嘛！让我们为毛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的一年干杯！”

    窗外透出曙光，雄鸡引吭高唱。这是一九四八年的第一个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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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前指”“后指”分开已经五十二天了。

    将近两个月，刘邓分手而他们的名字却没有分开，无论是发给中央的，还是发给各大战区的电报，仍和以往一样签署着密不可分的“刘邓”二字。

    第二纵队在掩护第十纵队西去桐柏之后，为了向外拖散敌人，自光山、罗山一带挥师东进，直趋潢川、固始，吸引已南下进入“前指”所在的新县、商城地区之敌第四十八、五十八师匆忙回救。待两敌行将逼近时，第二纵队又自固始分路插向皖西，歼敌第四十六师一部，迫敌继续东调。进入一九四八年一月，陈再道再次利用敌人欲寻刘邓主力决战的心理，率部忽东忽西，将敌第十、十一师等部一直牵至淮河以北；尔后又突然渡河折回淮南，再次收复光山，并在商城洪店子地区予敌第十一师以重创。如是，拉着敌人走了一个圆圈。

    与第二纵队行动的同时，分驻皖西太湖、霍山等地的第三纵队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大踏步向鄂东方向转移，拖住敌数个主力师在麻城、新县、黄安、商城、潢川、固始地区，先后三次摆脱敌第七、二十八、四十八、五十八、四十六师等部的大合击，连续战斗行军十八天，行程千余里，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散的艰巨任务。

    第六纵队在敌“清剿”开始后，部队分散以旅、团为单位活动。纵队副政委鲍志先带领第十六旅活动于罗田、英山、麻城等中心地区，清除土顽，掩护根据地工作；纵队政委杜义德和副司令员韦杰则率主力辗转于鄂东，调动和分散敌人，并在运动中战宋埠，袭广济，打黄陂，直逼拱卫武汉大本营的黄（陂）、麻（城）防线，迫敌疲于奔命。

    杨勇率领的第一纵队在刘伯承的亲自指挥下过淮河、汝河，攻下汝南；又配合陈粟、陈谢集团完成了平汉战役，迅速协同豫皖苏区开辟了息县、临泉、项城、上蔡、正阳等十余个县的地方工作，建立了豫皖苏军区第四分区，填补了淮西地区空白，使豫皖苏和大别山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第十、十二纵队开辟的江汉、桐柏根据地也已巩固，使汉水和淮河继黄河之后逐步变为解放区的内河，为日后大规模展开中原作战创造了自然地理和人力物力的条件。

    假若把所有这些战事都清晰地标在地图上，将会惊异地发现：刘伯承和邓小平，一个“前指”，一个“后指”，似有一根无形的魂线紧系着他们，方圆数百里遍地开花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形”分“神”不分的实证。

    刘伯承昨晚离开临泉县张庄，行程六十里到达韦楼。此时，敌人主力已北渡淮河，企图再次“围剿”，其便衣特务已接近野战军司令部的后卫部队。

    刘伯承本来有一匹马，但天色漆黑，崎岖不平的小路又覆着积雪，那马一步一个趔趄，刘伯承只好下马与战士们一起在雪地里跋涉。警卫员几次抬来担架，都被他拒绝了。

    天色微明，刘伯承立即指示架电台。自从和邓小平分手后，刘伯承竟把他多年的习惯改了，每日的第一件事不再是问天气、问敌情、看地图，无论行军新到一地，还是清晨起来，头一句话便问：“邓政委在哪里？”“他的周围有多少敌人？”“我们部队离他多远？”有时电台难以接通，他就亲自守在电报机旁。一旦收报机传出大别山的信号，他便俯身凝神细听。

    在韦楼的“后指”和在新县的“前指”电台接通了，参谋向刘伯承报告：“邓政委现正在电报机旁。”

    “好。赶快告诉邓政委‘后指’所在位置，然后报告我们掌握的敌情。”

    经过整夜的行军，刘伯承还没有倦意。他在屋外站了几分钟，一任寒风拂面，又转回来，说：“最后，问邓政委好。”

    同一时刻，新县境内，“前指”。

    邓小平守在电报机前。发报员敲发出了最后一组密码，邓小平说：“告诉司令员，我好。问候司令员。”

    窗外已是霞光满天。

    邓小平是前天进入新县县境的，他要在这里为鄂豫二地委作个形势报告。

    快到春节了，村子里已经有了过年味儿，不少人家在杀猪宰羊蒸年糕，贴上红红的对联和门神。一户人家的对联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他驻足看了几遍，忍不住笑了。对联左右对仗：大别山纵横南北，蒋介石不识东西。横批：红军必胜。

    邓小平自语道：“‘识’与‘是’，这个谐音很有意思。”

    在临时会场，参加会议的人已经到齐。

    邓小平笑道：“同志们都很辛苦。春节快到了，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会场响起掌声。邓小平接道：“咱们中国老百姓过节都讲个吉利，我今天就是来讲‘吉利话’的。有同志问，我们反攻究竟取得了多大胜利？毛主席说了，自反攻以来，歼敌六十九万。这数字一点也不夸大。加上十二月歼灭的十一万，总计八十万。自进到大别山以后，九月至十二月，我们并未大打，但还是打掉了敌人五个旅，歼敌五万，比自卫战争第一年战果大。中央分配作战任务，第二年再消灭敌人九十六个旅，每月分配我们两个旅，我们算是完成了任务。陈粟、陈谢，东北的战果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前进了一千里，开创了三大解放区，人口多了四千五百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和军区组织。大别山敌情最严重，而我们不仅战略展开了，战术也展开了。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脚！”

    邓小平分析全国战局，揭示敌人在战略上的致命弱点，最后作了结论：“我们要看到两点：一、基本的——敌人是防御的；二、敌人是攻势防御，以进攻达到防御——我们把它叫作垂死挣扎。垂死是基本的，不看到这一点，便不会了解反攻的胜利。挣扎是另一面，不看到这一点，会松懈、麻痹、丧失斗志。总之，胜利不是遥远的！”

    二月七日，中央军委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陈、唐集团，展开中原作战。

    二月九日，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为对付敌人的残酷扫荡，并部署主力转移后的工作，野战军主力须留大别山再与敌打一个“圈子”。

    二月二十二日，邓小平接见鄂豫区领导人，部署主力转出后的工作，要求做好对付敌人残酷“清剿”的准备。之后，中原局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在野战军主力转出后，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应以更广泛、更积极的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坚守大别山战略阵地。

    至此，大别山主力转出以及内线坚持的全部准备工作完妥，新的战略远景即将变成辉煌的现实。不难设想，野战军主力转至中原作战之后，大别山区面临的将是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此时，无论是谁也不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大别山的战略阵地在皖西、鄂豫、江汉、桐柏军区和地方群众的坚持下是稳固的，共产党人在这里扎稳的脚跟绝不会动摇了！

    因为，苦难的时代正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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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宵节。

    黄昏过后，天边明月高挂，地上灯火通明，连早春的晚风都带着扑面不寒的暖意。一年明月从头圆，在这传统的团圆之日，村村户户一片喜庆气氛。

    “后指”早上离开张大庄，经沈丘、李桥，行程八十里，天黑后抵达安徽临泉县韦寨。

    杨国宇想方设法弄到一些糯米粉，还有一包白糖，发动干部战士包元宵。他一面张罗，一面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喜的提议：“面要省着点用，一定要包够数——每人两颗，一颗不能少。啥道理？一颗代表‘后指’，一颗代表‘前指’，吃到肚里，代表‘前指’‘后指’大团圆喽！”

    当晚，邓小平将率领“前指”到达韦寨，与“后指”会师。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下子传开了。

    刘伯承早已等候在韦寨村外的野地里，他的身后是两排长长的欢迎队伍。刘伯承在踱步，眼睛始终盯着前方。七十五个日日夜夜虽不算漫长，但这毕竟是刘伯承和邓小平最久的一次分别。

    “邓政委来啦！”一个战士喊起来。

    夜色中，马蹄踏踏，搅碎了冬日的清冽。

    刘伯承看不清，向前走几步，停下，突然大步走去。

    邓小平远远地跳下马，朝刘伯承奔来。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语言显得多余。军人、统帅重逢，两双紧握的手包容了全部的情感。

    时间在这巨掌相握的一瞬间凝固了。

    良久。邓小平望着刘伯承满脸的皱纹和银白的发丝，沉重地说：“司令员，你的白发又多了。”

    刘伯承也在上上下下打量着邓小平：“邓政委，你……瘦了。”

    邓小平微笑：“总而言之，我们都还活着，这就是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

    刘伯承开怀大笑：“记得进大别山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刘伯承还不想死，我还要睁着一只眼睛，试看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如今，离这一天不远了。”

    十里夹道欢迎的队伍响起一阵接一阵的掌声。

    从大别山转出的部队泪水洗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如果不是他们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这已经难以称为“部队”。自制的棉衣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带着棉籽的棉花；草灰、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现出红的、绿的、花的“原形”……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笔者翻阅了有关资料，上面记载着这样的数字——

    进大别山前，即一九四七年七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第一纵队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人；第二纵队三万一千人；第三纵队二万六千四百六十八人；第六纵队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二人；野战军直属队六千三百七十人。总计南下一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七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第一纵队二万三千人；第二纵队一万九千人；第三纵队二万四千人；第六纵队二万二千人；野战军直属队三千人。共计九万一千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三万人，其中被俘八千名。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第一纵队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三人；第二纵队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七人；第三纵队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人；第六纵队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人。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五万六千六百五十四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使加上此数，亦不足七万人。

    由浩浩十二万大军变为不足七万人马，笔者已经感到不需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了。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们体味到，为了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和英勇的牺牲。

    当代著名作家徐怀中当年也是刘邓的战士，他和其他一些人是最后一批转出大别山的。他们分遣在新县地区开展工作，离开主力部队的时间更长一些，就像孩子离开母亲的时间更长些一样，吃苦自然更多些。他对笔者说：“那天清晨，当我们渡过淮河，听到主力部队的司号员在山上吹号的声音时，我们都止不住哭了。”

    一位参加过大别山进军的老同志回忆当年，曾饱蘸激情地写过一首诗词，为后世记录下如此的壮怀：

    四十昼夜风云，三千里路征程。大河飞渡，平原长驱，鲁西鏖兵。初试锋，横扫十万蒋军。

    雄师南下，跨陇海，越黄泛，渡汝淮，入大别。铁骑饮马长江滨，任敌机横空，蒋军追阻，视若无人。

    合二陈，扭战局，转攻守，协全军。反攻急先锋，千里大跃进。壮举谁为者，刘邓常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