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

    南京 安庆 瑶岗 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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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的低气压逐渐积聚起来，不知是由于黄梅季节的提前，还是政治气候的恶劣，气闷压抑日见浓重。

    总统府内，参谋总长顾祝同正在召开国防部江防作战会议，会议气氛与户外的空气一样窒闷。顾祝同做了开场白后，出现长时间的冷场，空气仿若凝结。汤恩伯粗大的脖子上涨着暗紫色的血管，在座的大都敞开了衣襟，他却连领口的扣子也不松开。

    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安徽无为人，许是感到气氛太压抑了，咧嘴一笑，说：“我老家来人说，驻在那一带的共军挨家挨户搜集尿壶，说是渡江的时候放在船上当油灯照明用。”

    徐庭瑶的话果然引得在座的人大笑起来。海军司令桂永清说：“共匪那一套我们都领略过，诡计多端，什么绝招、馊点子都想得出。别看这搜集尿壶听起来像笑话，细想想就没那么简单，说明他们连过江的一切细节都想到了。我们海军倒是不怕他们的尿壶，怕的是他们偷渡。”

    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说：“也不必过虑。共军一无海军舰队，二无空中掩护，单靠几只破木船就能漂过长江，爬到江南来？我看没那么容易。”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接道：“长江自古称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他共产党是天兵天将？”

    气氛有些活跃了。汤恩伯不知丁司令、秦次长说的是心里话还是自我打气，此刻他与前两个月对江防的看法大相径庭。二月下旬，他到溪口见蒋介石。蒋问他淞沪地区和长江下游的防务，他报告说：“总裁放心，长江固若金汤。我们还在长江防线部署了机动部队，如果共军由镇江南京段渡江，我军可突击歼灭之。退一步说，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各部队还可由镇江沿公路及铁路逐节抵抗，退至上海；然后以海空军一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蒋介石表示满意。

    然而到了三月中旬，随着和谈的呼声越来越高，共军的部队一批一批向长江进发，国军上下的动荡愈来愈疾。长江北岸与江心洲据点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自退。国防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一绥靖区、第七绥靖区、各兵团、各守备司令部不得不制定严厉措施；江北一律不准停船，不肯停泊南岸的船只一律凿沉；无论上行下行，船只一律靠南岸行驶；夜间停止行船；重要地段戒严封锁，不准船渡；沿江村镇严格实行联保连坐，不断搜查搜剿；各部队不听命令、不战而退者，一律绳以军法，绝不宽容。

    此时，汤恩伯语气沉重地说：“诸位，现在外面都在传言和平，我想在座的应该没人会相信。我们是军人，军人绝不轻信和平。长江是横在国军面前的生死界，只有守住长江，国军才能扭转颓势，起死回生。不错，长江是天险，是天堑。然而，没有精诚善战的指挥官，没有精锐勇猛的士兵，要想守住长江也是徒然。口马善走，蒙古马性烈，没有善驭者，总是枉然。诸位，眼下对于党国是极其严峻的日子。总裁虽不在我们身边，但他的记挂和忧心使他常常宵旰焦灼，燃膏耗脂，我等不可不鞠躬尽瘁啊！”

    汤恩伯一席话给会议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悲壮。

    接下来，汤恩伯宣布了江防部署：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部所属之二十五个军，约四十五万人，于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地区及浙赣线以北地区布防；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所属之十五个军，约二十五万人，于湖口至宜昌段沿江地区布防；海军第二舰队，辖各种舰艇八十九艘，位于长江下游；江防舰队，辖各舰艇四十四艘，位于长江中游；空军四个大队，共有作战飞机三百余架，配置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海空军担负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务之任务。

    顾祝同强调指出道：“合肥、蚌埠相继陷入共军之手。现在长江北岸只有一个重镇安庆，万勿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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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野战军遵总前委部署，为西集团军，渡江作战由枞阳至望江宽约二百华里之地段。刘伯承的具体部署是：三兵团于安庆以东至枞阳段渡江；五兵团于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而后速沿浮梁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四兵团于望江至马当间渡江，而后沿江东下，接替第九兵团监视芜湖敌军之任务，并做攻占南京之准备；暂归二野指挥的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守于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二野渡江作战。

    刘伯承于四月一日带领二野司令部进驻舒城；二日拟就了《二野渡江作战的基本命令》；三日在参谋长李达的陪同下，出了舒城，驱车南行。他们此行去的是战斗前沿，敌占领地——安庆。

    安庆地处皖西南，长江下游，上连荆楚，下接吴越，历来为皖鄂赣三省边界通衢商贸中心，是皖西最大的商埠和长江重要港口。这座古城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先民们在劳作、生息、繁衍。这里的皖山、皖水，为周代古皖国故地。安徽简称“皖”，即由此而来。“安庆”之称始于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一四四七年），寓平安吉庆之意。

    安庆枕山面江，山明水丽，不但有史称“古南岳”的天柱山、司空山、大龙山、小孤山、浮山等天然名胜，盛世唐宋亦留下了“烟雨楼台，寺观庙宇”五十五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安庆，人文济盛，唐有诗人曹松，宋有“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明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方以智，清有“照古腾今”的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近代有教育家吴汝纶，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张恨水，新文化运动巨匠、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等，都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留下浓墨重彩。近代史上，太平军三克安庆、石达开易制、安庆保卫战、徐锡麟起义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安庆。

    特殊的地理位置、繁荣的经济形势、悠久的历史文化、险要的地形地貌，使这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历来为兵争之地。古人称：“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于是乎在。”南宋为抵御金兵而筑城，元末、明清发生过激烈争战，太平天国的“安庆保卫战”为最悲壮的乐章。

    一九四九年春的安庆，同样为国共两大对峙集团棋盘上的一个“眼”。白崇禧在这个“眼”上摆了一个军——主力第四十六军；刘伯承的放大镜无数次将这个“眼”套牢。

    三月初，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向南开进。刘伯承有意让陈赓率军绕道麻城，打垮了白崇禧部队的第七军，占领了麻城；而后，又命四兵团在此停留达一周之久，并派出小部队佯动，传风准备打九江。如此这般，刘伯承还觉“砝码”不够，又着四野先遣第四十、四十三军顺平汉线火速南下，攻取信阳，直逼广水、宣化店。

    显然，刘伯承布下的是个“疑兵阵”。白崇禧果然上钩。见我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向湖北扑去，他疑为要抄袭武汉，急令第四十六军主力向武汉、九江收缩靠拢，只留下一七四师驻守安庆。解放军南下先遣部队乘势解放了太湖、潜山、望江、宿松，逼近安庆。

    一七四师孤悬安庆，白崇禧忧心忡忡。共军云集江北，一旦动作，安庆必首当其冲。如此牺牲他的一个师，岂能坐视等闲？他毕竟有“小诸葛”的绰号，几天后向国防部质问：“现在安庆已属第八兵团辖区，为何还要一七四师守防安庆？”

    参谋总长顾祝同倒憋了口气，曾几何时，你白崇禧把持着这个战略要地不肯撒手；眼下共军逼到江北，你为保全自己的兵力，又向国防部提出这样的质问，算盘也打得忒精！然大敌当前，顾祝同既不能和桂系军阀红了脸，又不能放弃国军扎在江北唯一的“钉子”、战略要地——安庆。他责令汤恩伯速将刘汝明的八兵团分兵，接管安庆防务。

    刘汝明的八兵团负责铜陵至九江四百里江防，他的对面，即中共第二野战军渡江之地段。有道是“天阔地广，冤家路窄”，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十二万人马强渡黄河之时，黄河上的守军便是刘汝明的部队。只不过，那时他的部队是第四绥靖区。

    这个老杂牌军在淮海大战中，被解放军阻于怀远，无所作为。顾祝同责他驰援黄维兵团不力，刘汝明不服。他说：“第四绥区南调蚌埠，临行前将五个师抽去一个师，只剩下四个师总共十个团。又要守备蚌埠，又要驰援黄维，你们真的以为这是可能的吗？哪位高明能为之，我刘某立马交出印信，请他指挥！”顾祝同不再说什么，准备给他补足五个师。哪知还没动作，徐蚌惨败，刘汝明奉命南撤。该兵团路经合肥、曹县、裕溪口，一路抓丁，抓得鸡飞狗跳。安徽省主席桂系大将夏威电斥刘汝明，提出抗议。刘汝明潇洒一笑，说：“桂系就是这个毛病，眼长在头顶上，看不清时局。安徽省都没有了，还不趁早多抓几个，是想把壮丁留给共产党不成？”

    刘汝明南下还没到驻守地，又接到汤恩伯命令，让他西去改守安庆段。于是，刘部所经繁昌、铜陵、青阳又遭了殃。夏威破口大骂：“操他奶奶的，土匪不如！”

    刘汝明好脾气，没动荤话，笑嘻嘻反唇相讥：“看那个夏威把安徽整成了什么样子，人都跑光了，连壮丁都难捉到几个。”

    汤尽伯令刘汝明把五十五军驻安庆，六十八军驻青阳，江两岸各一个军。刘汝明说：“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增加一个军的番号，不然难以分兵。”

    汤恩伯怒道：“你这两个军兵额尚且不满，如何再增加番号？！”

    刘汝明不再申辩，只是将他的两个军都摆在江南，一线配置于青阳贵池，安庆仍由白崇禧的一七四师守备。白崇禧不见刘汝明接防，复向国防部抗议。消息传到溪口，蒋介石用竹杖捣着妙高台的青石板骂道：“这个流氓无赖，早该把娘个希匹枪毙掉！”

    无奈之下，汤恩伯征得蒋介石同意，将李延年兵团的九十六军由浦口调拨给刘汝明。李延年窝着一肚子火，又怕刘汝明将他的九十六军派守安庆，只好亲临青阳，与刘汝明协商。刘汝明如此坐大，足见国民党势蹩力薄，不得不向这个老杂牌委曲求全。

    刘汝明自然知道李延年为何而来，他苦着脸诉说道：“吉公，我也是有苦难言啊！八兵团的老底子你还不知道？四百里江防，一里地才能摊上几个兵？我哪里还有兵力守安庆？”

    李延年无心听他聒噪，摆摆手说：“国防部让我的九十六军拨归你指挥，一个师守安庆，一个师加强江防守备。”

    “这如何使得，刘某承受不起呀……”

    李延年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也不必推托。若是共产党过了江，还不是一块儿完蛋。”说着口气缓和下来，“九十六军的部署，虽说汤座有令，但依我之见，还是不宜分割为好。”

    刘汝明岂是个糊涂之人，他一心想保全自己的实力，李延年又何尝不作此想呢？于是，他哈哈一笑，道：“吉公放心，我刘某不会把自己的部队留在江南，把配属的部队派到江北守城。安庆就让那帮广西猴子守着吧，我不接防就是。”

    李、刘二人达成协议，九十六军由浦口开到青阳。刘汝明命其负责大渡口东西的江防，五十五军、六十八军各让出五十里的江防阵地。

    白崇禧在武汉叹道：“老蒋只会防己，不会防敌。刘汝明不肯驻安庆，为何不直接将九十六军派往安庆驻守？！”

    夏威对白崇禧说：“安庆现在既然是刘汝明的防区，我们为什么要替他死守？撤掉算了。”

    白崇禧沉思不语。自发了“亥敬电”，形成“逼宫”之势，他小心谨慎起来。还有一层，那就是他在九江驻有重兵，与战略要地安庆互为掎角之势，安庆不可随便放弃。

    刘伯承一路南行，直奔二百里外的安庆。

    打不打安庆，刘伯承一直未能定夺。虽然安庆城内守军势薄，但安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对渡江部队构成了威胁。起初他决定由三兵团十一军把安庆拿下来，拔掉这颗“钉子”。然而，打安庆势必要耗时，牵扯兵力，渡江之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又是如此之多。

    刘伯承是个缜密之人，到底打不打安庆，他要亲地视察。一路上车子几次陷入泥坑，急得李达鼻子尖上沁满了汗珠。

    中午时分，车子到了安庆外围。李达担心刘伯承的安全，不肯让车子再往前开。刘伯承下了车，从东段走到西段。这座历史名城他仰慕已久，那里有中国历代杰出人物的遗迹……然而，现在映入他眼帘的是犬牙交错的工事、坚固现代的堡垒、绵延的丘陵、广袤的沼泽……

    “李达，你有何感想？”刘伯承甩着两脚泥，坐在一块湿淋淋的石头上。

    “安庆不愧为一个战略要地，”李达操着山西口音说，“易守难攻，挟江而恃，又有如此坚固的工事。要打，必须攻坚。”

    刘伯承点了点头，沉默了许久，说：“我看了，安庆东、西两段均可以渡江。只要城内的守敌不出来干扰，可以先不打他。”他走了几步，又道，“军委的意思是利用矛盾，‘钳白打汤’。我们就暂且给白崇禧点面子，不打安庆。等过了江，回头再收拾他的一七四师。”

    李达说：“可由十军围困监视安庆守敌，换下十一军渡江作战。”

    “好。”刘伯承仰起脸，透过雨帘又望向安庆城。

    雨越下越大，刘伯承仍无归意。李达正要开口，听刘帅吟道：

    “知道是谁的诗吧？”刘伯承吟罢回过头问。李达咂吧了几下憨厚的嘴唇，摇了摇头。

    “这是王安石游安庆的天柱山时留下的绝句。”刘伯承拍打着泥屁股说，“好了，忘归也得归呀！等解放了全中国再游天柱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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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时快时缓，一阵接一阵，一场接一场。往年五月才到雨季，这才刚刚过了春分，雨便急匆匆赶来，耐不住寂寞了。

    房东家的鸡叫了三遍，邓小平翻身从帆布行军床上坐起，冲了个冷水澡，戴上一只尖顶大斗笠，走出村子。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都到周围的田野里走一走，做做体操。

    瑶岗村子不大，像所有的南方村子一样，散散落落的农宅，一家一户朝向无规律，也没有大院墙。不像北方的村子，一户挨一户，每户都有个墙头将院子围着，一排一行，前街后街，东街西街，井然有序。南方的村落更具个性，不一定坐北朝南，也不用高墙围遮，开门一目了然，少了些封闭，多了些开放。瑶岗村里的农宅大都依偎在浓密的楸树下，蓊蓊翠翠一片。中间一条小河潺潺流过，黄嘴的白鸭子、红掌的大肥鹅戏水弄波，极富情趣。

    邓小平出村西，下了个缓坡，就看到葱茏的麦田、稻田上已经有人影晃动。天还没亮透，又落着雨，耕地的、担肥的、挖垄排水的，都出来了。

    邓小平和村民们打着招呼，在窄窄的田埂上行走。吸足了雨水的田埂又粘又滑，他一步一趔趄，引来村民善意的笑声。他们那黝黑消瘦的脸，那由于营养不良而过早枯萎的发鬓和无光泽的皮肤，幻化在邓小平的眼睛里，变成了一张张表格、数字、材料。

    那是秘书前天送给他的，安徽江北沿江各县人民支援解放军渡江的情况报告。仅以潜山县为例，有这么一串数字：大米六百二十七万斤；木柴九百二十万斤；马草二百五十万斤；食油二万斤；食盐二万三千斤；担架一百七十副；挑夫六百五十人；军鞋四万九千双；雨伞一万三千四百把。另外还有麻袋、铁钉、桐油、竹子、斗笠……不计其数。物资之外，为了渡江部队的顺利开进，为了确保运输交通畅通无阻，他们修公路、建桥梁、挖船坞、建仓库、疏通河道、架设电线……无偿地付出他们的体力和血汗。

    这里是新区，多数县地方政府还不完善。一个通知下去，这些尚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沿江百姓，用他们青筋毕露的双手，将大军需要的一切拿了出来。刘伯承在材料上批字：“六安、合肥到安庆道上的民工，海潮似的日夜送军粮。沿江居民省出自己的粮食给军队吃，他们贡献之大，感人极深。”

    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江北各地党政和人民努力支前，特别是皖北新区尽到了超过其本身能力的努力……”

    一百多万野战军、三百二十万常备民工和近两万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的吃、喝、用，以及渡江作战的种种准备，令百姓负担之繁重，实在是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好在四月七日中央军委来电，告之四月十五日准时渡江。电报曰：

    （一）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于十五日以前成立协定，现决定请饶漱石同志接此电后立即乘专车来北平一谈。如能于九日夜或十日晨到平，在平停住两天，则十三日或十四日即可返部。

    （二）请加紧准备于十五日准时渡江，你们方面务必不要变更。如果我们需要略为推迟时间，当临时紧急通知你们。

    不知何时，雨已经停了。阴得水盆似的天空，出现了浓淡不均的色差。东方天际亮度渐渐增加，不一会儿，裂开了一道金色的缝隙，像一条游动的金蛇。多日不见的曦光在跳动、挣扎。

    邓小平内心的沉重，一下子缓释了许多。一场场春雨不停地下，曾使他担心长江的雨季会提前到来。一旦如此，江水暴涨，渡江将面临不可想象的困难。这是邓小平几天来最为焦心的事。

    活动了一下手脚，做了两遍操，邓小平准备回村了。离村子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汊，邓小平看到陈毅和一群孩子蹲在河边钓泥鳅。南方水网交错，泥鳅、螃蟹、龙虾都是小孩子们的猎物。

    “好喽，你们钓了半天，该轮到我喽！”陈毅眼馋地瞄着孩子们手上的钩子，跃跃欲试。一个后脑勺上留着一条小“尾巴”的孩子，有些不情愿地将泥鳅钩让给了陈毅。

    “你不要抢人家的生意哟。”邓小平站在背后打趣。

    “不是抢生意，是传手艺——这是我小时候的拿手把戏呢。”

    邓小平笑着回了村子。

    总前委指挥部设在一个三进三出的瓦舍里，如此威风的屋子，村子里不多。屋主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情报科科长。

    王世鑫夫妻住在瓦舍最里面一进，二进东厢房邓小平住。邓小平卧室兼办公室的隔壁是三间有着雕花木门窗的屋子，三张八仙桌并在一起，上面铺了一块白桌布，既是会议桌，又是饭桌。大屋的头进，东厢房住着陈毅，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东西厢房中间为值班室。

    邓小平端着一缸子白开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通常早上他批阅文件，起草文件、电报。陈毅的秘书是陶旭斌；舒同的秘书是林路；邓小平不带秘书，凡事他都是亲自动手，亲自处理，值班秘书只需将文件、电报送给他即可。

    他在既是床头柜又是办公桌的一张两斗桌前坐下，点上一支烟，开始审阅第三野战军颁布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一、遵守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各种规定；

    二、遵守城市政策，爱护市政建设；

    三、保持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

    二、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

    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

    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

    七、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八、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

    九、不准封建结合，徇私舞弊；

    “土八路”就要进城了。毛泽东已经进入北平城，第二、三野战军跨过长江也将向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际大都市上海开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一直走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道路，跨过长江这道天险，从此将进入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了城市。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共产党及其军队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城市的舞台。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第一书记，重任在肩，对整体部署既要有宏观关照，又必须看到细节在大局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疏漏。

    门被推开了，陈毅带着两腿泥，哈哈地笑着：“同志哥儿，我们可以打打牙祭喽！”说着高高举起手上的一串泥鳅。

    邓小平一看，兴致也来了。这两个四川佬都是美食者，嘴馋得很。“好得很嘛！中午咱就来个泥鳅氽豆腐！”邓小平高兴地说。

    “个劳什子不好吃，要味道浓烈一些的。”陈毅想了想，“爆炒泥鳅丝如何？”

    邓小平摇头：“泥鳅不比黄鳝，啷个能切丝爆炒？鲜味糟蹋了不说，准定要炒成一锅糨糊。”

    “算了算了，我们不要争了。交给厨师，正好让他亮亮手艺嘛。”

    邓小平身边不带秘书，但有一个厨师，就是一盘清水辣子，他也能整治得有滋有味。平常苦于不见腥荤，没有“用武之地”，如今陈毅这几条泥鳅可以让他展示一下了。

    中午，一大碗鲜美的荠菜煨泥鳅端上了桌子。陈毅、邓小平刚拿起筷子，值班秘书进来，将一份中央军委的电报递给了邓小平。

    总前委，并合刘、张、李，粟裕：

    卯佳电悉。我们卯虞电询问你们一个月内江水情况是否会有大的变化，尚未获复。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左右。如果这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陈毅见邓小平的神色迅速发生变化，不待他看完便凑上前看。

    “和平渡江自然求之不得，但推迟渡江时间可万万使不得！”陈毅将手上筷子一放，接过电报又看。

    邓小平点上烟，吱吱地抽了几口，一弹烟灰，说：“我们要把水情和推迟渡江时间的种种不利因素，迅速报告军委。”

    午后，给军委的电报发出。

    ……前接虞电后即令部队调查江水情况，尚未获答复。顷据曾希圣等说，他们在长江边驻数年，每年阳历五月初开始涨大水。而且五月的水比七八月的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产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建议，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前提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五月起的大军供应必须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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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到了高潮，假装偷懒的哥哥被机智泼辣的妹妹捉弄得狼狈不堪，拱手求饶。剧情诙谐风趣，清新振奋。张治中笑得流出眼泪，使劲鼓掌。

    这是四月七日，周恩来特地为南京的和谈代表安排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张治中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角度，我始终是在笑着。我由衷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有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

    张治中自四月一日到北平，接触了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还和大学生、中学生进行了交谈，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北平他并不陌生，春天依旧刮着干涩的风，风里裹携着来自塞外的黄沙。但无论走在街头的行人，还是忙碌着的男女，那富有弹性的脚步，那挂在嘴角的微笑，那舒展的眉梢，更有那大街小巷的欢庆锣鼓、秧歌队、腰鼓队，都真实确切地给人以“换了人间”的感觉。然而这并没有给他多少喜悦，他像被套在喜悦中的痛苦者，徒使痛苦加倍。

    这种感觉临来北平前也曾有过。

    那是三月三十日，他为和谈之事专程去溪口听蒋介石面谕后返回南京，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阵阵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从未有过的热烈场面。面对听众的热烈情绪，他内心却十分痛苦。这些人赞成和谈，是因为他们对和谈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以为可以“谈”出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国民党内无论主战的还是主和的，均缺乏对时局的清醒冷静的认识。他们不明白或不愿相信，国民党已经到了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不可能。

    张治中内心的矛盾交织着，他的痛苦在于他既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又对这个为之服务了二十余年的党仍一往情深，对蒋介石怀着知遇之恩。

    来北平之前，三月二十九日，张治中执意再到溪口去一次，也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成行的。当时屈武问他：“文白，这种时候去溪口，还有必要吗？”

    张治中叹道：“这样大的事情，须总裁点头才行。他虽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上。若没有他的认同，和谈即使达成协议，也没用。他还是党的总裁，我们是党员，也有向他请示的义务。再者，从礼貌出发，临别看看他也是应该的。”

    蒋介石接见了他，仍是优礼有加，但情绪的冷淡是明显的。溪口亦不是他上次去时的清静，从南京去的人很多，人人表情冷漠黯淡。有些人抹不开面子，同他敷衍几句；有的有意回避。张治中揣度，这种气氛可能与即将开始的和谈以及他扮演的角色有关。

    蒋介石对国共的这次和谈，态度很微妙。他十分清楚，和谈是李宗仁挥舞在手、取媚于国内国际的旗帜。李宗仁的这种举措、努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划江而治。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桂系便能在江南半壁江山称孤道寡，蒋家天下便被桂系所取得。但蒋介石积多年政海宦波之沉浮，清楚政治交易场上的游戏规则绝对是你死我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余地。他断定李宗仁的梦想难以成真，故而他不出面反对和谈，而且作出支持和谈的姿态，因为他需要和谈来赢得他所需要的时间。只要和谈能拖至秋后或者夏末，正在装备的新兵团，二百万部队即可投入战场。

    张治中回南京后，于四月一日率和谈代表团飞北平。无论如何沉重、艰难，他终于带着国民党过多的幻想与奢望，如同一只和平纸舟，驶向彼岸。

    解放了的北平给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多方面的心灵撞击，这种撞击在他见到中共首脑毛泽东时，更为强烈。

    观看秧歌剧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当那熟悉的身影出现时，他看到的仍是穿着深灰补丁棉布衣服的毛泽东，和他四年前在延安看到的没有两样。他心里叹道：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偶然的。

    “文白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毛泽东笑容可掬地握住张治中的手，“谢谢你。一九四五年到重庆，承蒙你的热情接待。”

    “没想到这次见到毛主席，又是为了谈判。”张治中不无遗憾。有半句话他没说出口，那就是，今天的谈判，双方的位置和四年前调了个个儿。

    毛泽东笑道：“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这天毛泽东和张治中谈了许多问题，气氛活跃融洽，以致张治中谈着谈着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偏离了国民党官方的立场。

    昨天，毛泽东在这间房子里接见过桂系的使者刘仲容。这是国共接触的另一个渠道，秘而不宣的渠道。世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常常不取决于前台的热闹，而在于幕后的交易。刘仲容是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与中共接触和谈的秘密代表，毛泽东亦欢迎他来。早在毛泽东初进延安的艰难时期，刘仲容就和毛泽东有过接触，也可以算作老相识了。毛泽东一见到这位湖南老乡就说：“老乡，你来晚喽！早来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入城仪式了。”

    刘仲容忙道：“路上不好走，要穿过前线，火车开开停停。”

    毛泽东感慨地：“十多年前，我们从荒凉的保安刚搬到延安的时候，你穿过封锁线来看我；这次我们从西柏坡山里刚进北平，你又穿过前线来看我。可见，我们不仅是老乡，我们还有缘分。”

    “托毛主席的福啊！”刘仲容十分感动。

    “我们没有福。我们从延安到北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今天的胜利，靠的是能吃苦，能克服困难。”毛泽东的神色严肃起来，“进城了，我不断给大家讲，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谈到南京政府有三种人，刘仲容说：“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求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有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很有兴趣，“李宗仁、白崇禧二位先生算哪一派呢？”

    刘仲容停顿了片刻：“这么说吧，他们是既防范蒋介石背后下毒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吃掉。如此，不得不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理想局面。所以，白崇禧极力希望共产党不要过江。他估计共产党能抽出的渡江作战部队不过六十万，认为国民党凭着长江天险，以海空军固守，解放军想过江也不是那么容易。”

    “白先生不要我们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停下脚步，严肃地说，“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部队是一百万，而不是六十万。而且，我们还有一百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

    刘仲容说：“这是白崇禧估计不到的。”

    “你还敢回南京吗？我可以为你打包票，保证你平安回来。”毛泽东打趣地问。

    刘仲容笑了：“敢，他们还等着我从北平带回的消息呢。”

    “好。”毛泽东又续上一支烟，猛抽一口说，“你回去可向李宗仁、白崇禧转告：一、关于李宗仁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们不出击，我们不动他们，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只要他们不出击，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的问题，国共双方正式谈判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出席；如果李先生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都可以，我方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时候，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啦。四、现存双方谈判代表正在接触，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白二先生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踱了一圈步，毛泽东接着道：“另外，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还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这天毛泽东和张治中谈到将近中午，从全局谈到局部，由整体谈到细节。毛泽东看张治中似有难言之隐，便道：“文白先生，有话尽管说。我们是主张和谈的，不然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打仗的，发动内战的不是我们嘛。只要李宗仁先生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张治中沉吟了片刻，说：“据我观察，李宗仁还是有诚意的。他是以和谈上台的，和谈不成也于他不利。只是和谈条款中提到的战犯问题……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

    毛泽东笑了。岂止是李宗仁有难处，你张治中这个首席代表也难得很，都摆脱不了溪口那个头号战犯的威慑。“文白先生说的所谓难处，我理解。为了和谈大局，我们可以考虑从和平条款里将那个战犯名字拿下来，你看如何？”

    张治中没料到毛泽东如此宽宏，忙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毛泽东说：“这些天双方的代表接触一下，交谈交谈，待和谈方案拟好，正式谈判就容易了。”

    张治中点头，问道：“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

    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道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张治中由衷地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责任是重大的。”

    “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的。”毛泽东对这位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说，“当前，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是的，是的。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的襟怀，我想我们的合作是大有希望的。”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大德大仁感到无比欣慰。

    不知不觉四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留张治中一起进午餐。张治中得知毛泽东昨晚工作至拂晓，不忍再打扰，便谢辞了。

    四月二日至十二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个别商谈。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生活规律全被打乱。

    与此同时，来自江边的电报，沉甸甸地，一份一份，接踵而来，送到毛泽东手中。先是总前委，接着是二野、三野，字里行间透着急切与焦灼。

    二野报告：

    据多方调查，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实测，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四日十天内，上涨五十一公分）。四月末五月初即加速上涨；六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渡江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还是以四月十五日渡江为宜。

    三野报告：

    长江下游四月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五月即属雨季。如延长一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一是内河船只，在江中行驶困难。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面只能做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军情紧迫，时不我待。江水、雨水、粮草、军心，均不宜过长地推迟渡江的时间。就此午夜中央专题开了紧急会议，大家的意见一致认为本月十五日渡江已是不可能，就目前和谈情况，最快亦须五至十天。

    此举重大，渡江作战的胜负决定了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或推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千百万官兵的鲜血与生命。

    十一日早晨五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渡江总前委，刘、张李、粟、张。

    （一）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二）按照总前委灰未电，阳历五月初开始大水，则由卯删至五月初，尚有半个月至二十天未发大水。我军从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五日十四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凭决策。

    （三）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立子、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三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签字后两天（即十八日）公布。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

    （四）和平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须有数天时间（即十七日至二十一日），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公里，或让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

    （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尚有数天时间，即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渡江（协定规定签字后立即开始实行），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

    （七）假如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即二十三至二十九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

    （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二十二日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九）总之，四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