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至四月

    六安 蚌埠 合肥 长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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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伏案疾书，俊秀遒劲的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地落在黄黄的毛边纸上——《渡江战术注意事项》。他的严谨体现于战场、案头，甚至生活中，诸如起居、言谈、着装。他打的绑腿，是那种叠摞起来的“人”字花，紧挺精神，一丝不苟，一年四季如此——即便在盛夏，过黄泛区的时候，后面三十万大军尾追，天上层层飞机轰炸，脚下是一陷三尺深的淤泥。

    三月下旬，他带领二野司令部进了皖西重镇六安。六安是当年的苏维埃革命老区，几乎家家都“闹过红”，户户都有子弟参加红军。解放军进城的那天，满城的红旗红标语，满街满巷的欢迎人群，城楼上都站满了人。

    城北小学的老校长，带领着学校的教员、学生正挥舞着小红旗欢迎解放军，县工委的干部找到他说：“解放军不愿扰民，要在学校的操场露宿，你看怎么办？”

    校长立即动员，除了一间女教员的宿舍，其余房舍全部腾了个空。

    傍晚学校门口来了三辆吉普车，一位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的老军人从车里走出来。

    老校长得知那就是刘伯承，激动地说：“哎呀呀，他还是川蜀名将、讨袁英雄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名字了！我们学校幸运啊，真不敢想刘伯承能在我们学校住！”

    刘伯承带领部队住在了后院的三间房里，那是学校的算术教员室。

    在这里，刘伯承逐一阐述了他以十点构成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他对渡江作战进行的战略战术准备早就开始了。在他撰写的《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的编译前言中，他分析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一针见血地指出：

    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备于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

    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守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如此做。他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是还是因为兵力少而不容易做到。汉口以下长达两千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基干军的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对于如何斩断这个“死蛇阵”，刘伯承认为：

    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之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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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有珠城之称的蚌埠市南郊有一个叫孙家圩子的村庄，村子侧后是梅花山，山上的石头全是有梅花图案的。村子不算小，大都是土坯墙、茅草顶。

    三月下旬，甲长带着几个兵来号房子，首先进了孙敦兰的家。上个月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的部队也是在这个村子住的，刘汝明就住在孙敦兰家里。怕大哥、二哥被抓壮丁，孙敦兰的母亲把大儿子、二儿子藏进地洞里，洞口就在母亲的床下。哪知刘汝明就住进了母亲那间屋子里，饭、水都没法往地洞里送，急得母亲躲在柴棚里直哭。幸亏只住了一天，刘汝明和他的部队就匆匆忙忙走了。此时一听说又要来兵，母亲紧张得浑身发抖。

    甲长说：“这次来的是共产党的兵，是解放军。”

    孙敦兰的母亲仍是抖个不止，她没见过解放军，也没听说过共产党。甲长旁边的大个子兵说：“大娘，别害怕，我们就是抗日时期的新四军，现在叫解放军。”

    孙家圩子这一带在抗战时期是游击区，日本的部队和伪军住蚌埠市，新四军在梅花山——那是罗炳辉带的新四军六支队。白天是日伪的天下，夜里是新四军的天下，这一带的百姓没有不知道新四军的。孙敦兰的母亲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将南面新盖的准备给二儿子娶媳妇用的四间茅草房让了出来。

    孙敦兰那年十四岁，开始被母亲锁在后排屋子里，后来从窗口看到几个兵拉着一些绳子，东一条西一条地往南屋里拉，觉得挺好玩，就越窗而出，站在院子里看。看着看着，他就凑到南屋门口，屋里明明没有一个人，却听到有人说话，还是个女人的声音。他吓了一跳，仔细寻找，渐渐发现声音是从一个方方的木头匣子里传出来的。

    “闹鬼了！”他喊了一声，撒丫子就跑。

    院子里的兵哄堂大笑，故意逗他：“越跑鬼越追！”

    他头也不回，嗖地又跳进窗内。

    第二天大部队就来了。住进孙敦兰家南屋的是个胖子，四十多岁，不算高，大脸盘，大眼睛，大嗓门，跟着四个听差的。孙敦兰的母亲还是把大儿子、二儿子藏进了地洞里。

    一天过去了，那胖胖的官只在傍晚到村外溜达了一会儿，一整天都没出屋。到他屋里去的人倒是不少，个个匆匆忙忙，拿着纸、本，喊着“报告”出出进进。孙敦兰的父亲对母亲说：“这些兵倒像是新四军，在村里征粮草都是公买公卖，不打人，不抓丁，不看女人，穿戴也齐整，跟刘汝明的队伍不一样。我看还是把两个小子叫出来吧。”

    母亲同意了。孙敦兰说：“别锁我了，我听到别人家的小孩子在外面唱歌呢。”母亲也点了头。

    第二天孙敦兰的父亲出门到田里去，那个胖胖的官笑呵呵地打招呼说：“老板，种了几亩田？”

    “四亩，长官。”

    “庄稼长得好不好？”

    “托长官的福，今年雨水不缺，麦子、稻子都还可以。”

    “哈哈，我没有福啊，老板是托自己的福噢！”说着进屋去了。

    孙敦兰的父亲在院门外问站岗的兵：“住我家里的长官是个大官吧？人很和气哩。”

    站岗的兵说：“是个团长。”

    这天夜里，孙敦兰大伯的儿子孙敦荣悄悄对他说：“三哥，告诉你，这回来的大军稀罕事多呢！我家住的那矮个头儿官儿，天不明就用井水洗身子。真的，不信明天你早起去看。”

    次日孙敦兰早早爬了起来，溜出门去，孙敦荣已经在等他。两人跑到孙敦荣家的围墙后面，透过篱笆的缝隙，果真看到一个矮个子的人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裤，撩着一大桶冰了巴叽的冷水在冲澡。孙敦兰看得打了个寒战，紧了紧身上的棉袄。

    孙敦荣低声说：“三哥，看他洗得挺痛快，咱们也试试？”

    孙敦兰犹豫地：“那不冻猴啦？”

    “你看他，身上都洗红啦，他咋不冷？”

    “他们这些人会闹鬼儿，能把人装到一个很小的盒子里；不用洋油，不用火，手一碰，灯会自己明！”

    “小鬼，你们在那里做啥子嘛？”那矮个子官发现了他们。

    他们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嘀咕：“他们为啥都管小孩叫‘小鬼’呢？”

    “大概……他们都是‘大鬼’吧。”

    这天站岗的兵给孙敦兰家里人打招呼，说这几天南屋要开会，让他们配合配合，安静些。

    果然，这一天来了不少人，院外停了好几辆小汽车，南屋里不断传出笑声。从窗子可以看到，那个胖胖的官和一个瘦老头儿最能笑；那个洗冷水澡的矮个子不好笑，抿着薄嘴唇抽烟，看他们笑。孙敦兰又被母亲锁在屋里，因为怕他瞎胡闹，影响南屋开会。四十八年后，孙敦兰老先生对笔者说：“哪里知道，那时候屋里坐的都是中国的元帅和将军。住在我家的是陈毅，住在孙敦荣家里的是邓小平，那个瘦老头儿是谭震林——其实他那时候也不过四十多岁，在我们孩子眼里他可是个老头儿了。长大后我喜欢看历史书，看了一些回忆录，一对号，可不得了，原来那个‘鼎定乾坤’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就是在那几天研究形成的，就在我家这座土坯茅屋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简陋的作战会议室了吧！……”

    孙敦兰老先生说得不错，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总前委会议在孙家圩子召开。刘伯承正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不能到会，其余四人——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都出席了，华野参谋长张震和一些兵团司令也列席了会议。

    这些老总们各自独当一面，很少能得一聚，少不了互相问候、打趣。谭震林听说陈毅得了一个“海柳烟嘴”，便有“共产”的“企图”，说：“听说仲弘（陈毅的字）先生近日得一宝贝，也不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小气了嘛。”

    陈毅狡黠一笑：“林老板，想打我的‘秋风’吧？本人就是不上你的当！”

    众人大笑。

    邓小平点了支烟，宣布会议开始。他首先传达了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而后宣读了三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的军委来电。

    军委在三月十九日的来电曰：“……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二十二日的来电指出：“……如此，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

    时间是极其紧迫的，渡江战役即将拉开帷幕，这次战前会议即具体确定渡江方案的会议。

    邓小平指出会议的总原则是：要做好敌人集结兵力于京、沪、杭地区，暂时与我对峙或决战的准备；要考虑渡江后站稳脚跟，巩固滩头阵地，打退敌人反扑，尔后乘胜向纵深扩大战果。

    这个原则是在粟裕的情报网搜集的大量情报基础上提出的。

    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就有派粟裕渡江的战略构想，后听取了粟裕的意见，推迟了这一行动。但一向有着“超前”意识的粟裕，从那时即开始做渡江的准备，先后派出三批小部队和地方干部南下，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与长江相关联的湖河港汊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绘制了地图。第三野战军分布的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军事情报网络搜集的大批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和各类军事地图，也为这次会议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粟裕在淮海战役之后，回济南治疗了胃病。这个常年伴随他的疾病，每每在他极度紧张、疲劳之时，都要恶性发作一次。从他那黑瘦的面颊、重重的眼晕上，可以明显看出病魔和疲劳还没有离开他。这个生性沉默、不苟言笑的“粟郎”，永远是那么沉稳恬静，如同一潭幽深清澈的湖水。毛泽东注意到他的不凡，曾经认真地望着他的凹眼睛，问他是不是少数民族。粟裕摇头。其实，粟裕是侗族人，生前他却一直未知。湘西山区那个有着一片枫树林子的农家小院有他童年的记忆，但那个小院不知道自己养育了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

    粟裕在会上发言，他着重指出：汤恩伯有七十五个师，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五十四个师，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位于浙赣线上的有二十一个师。白崇禧的四十个师部署在第一线江防的有二十七个师，第二线有十三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有舰艇一百三十余艘，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三百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从近期得到的情报分析，敌人长江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不足，二线部队几乎没有。如此看来，敌人有可能在我各路大军顺利渡江的形势下，形成溃退局面，撤守浙赣线做纵深抵抗。

    会议在研究具体方案时，谭震林发言指出：“军委要求我们四月十三、十四日渡江，那日正是农历十六，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于四月十五日，即农历十八的晚九时以前开始渡江。那时正值昏夜，出动有利。”

    大家一致同意此建议。

    讨论到渡江的具体办法时，邓小平说：“一九四七年我们大军南下，强渡黄河前，伯承同志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这次会议他没能来，我这里有一份《渡江作战之研究》，是伯承同志写的，非常有价值。”

    陈毅接道：“伯承同志的这个《渡江作战之研究》我看了，能回答解决渡江中可能面临的许多问题，我看还是在这里念一下子。”他从邓小平手中接过材料，风趣地说，“伯承同志可是个大军事家、大知识分子，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我陈毅照本宣科，众将官可要听好噢。”

    “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加风篷；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偷渡；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刘伯承上来就抛出了一大堆问题，像一把钩子先勾住指战员们的心，而后才逐一分析研究，论据论理独到精辟，令人豁然开朗。可惜陈老总念得太快，那些做笔记的兵团司令员手忙脚乱，还是没记全。

    陈毅说：“小平同志，干脆将伯承这份材料多印一些下发部队，你看如何？”

    邓小平表示赞同。

    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两份电报，邓小平接过展读，一份曰李宗仁又从西北调了一个独立第九十五师增防江南。邓小平把电报递给陈毅他们，想了想，说：“对头，从前我在冯玉祥那里工作的时候，就晓得这个部队，现在又要见面喽。”

    接着，邓小平又看第二份电报。看着看着，他突然倏地扬起了双眉，欣喜地高声说：“好啊，毛主席、党中央，昨天进北京啦！”当时北京还叫北平，但是在座的人都听到邓小平说的是北京。

    这个消息使会场为之欢腾。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北平是情理中的事，然一旦这一天成为了现实，那种振奋与激动，还是让这些数十年横刀立马的将军们为之动容。这让他们切实地感到，新中国的诞生已为之不远，共产党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邓小平为了克制难以平静的心情，点上了一支烟，一口嘬下半截儿。不太喜欢说笑的他，这时不乏幽默地说：“哎呀，以后进京可要三跪九叩喽！”

    三野的参谋长张震是个活跃的人物，接道：“可要小心哟，弄不好要被推出午门斩首的！”

    陈毅大笑：“同志哥，还要刀下留情嘛。”

    谈笑间，两张并在一起开会用的八仙桌已经拉开，摆上了饭菜。不等招呼，众人早围桌而坐，挥舞起筷子。

    饭后会议继续，傍晚时总体部署完成。第二、三野战军一百二十万渡江部队，被划分为东、中、西三个作战集团。首先以中集团从芜湖至枞阳段突破，击敌左侧背，切断敌南撤道路。中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七、九兵团及榴弹炮兵第二、四团、一团的一个营和骑兵团组成，约三十余万人，由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

    再以东集团从镇江、江阴段突破，切断南京、上海间交通，割裂敌人防御体系；尔后视情况留必要兵力控制京沪线，以主力协同中集团挺进合击可能南撤之敌主力于太湖西侧朗溪、广德地区。东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八、九兵团及榴弹炮第五、六团、苏北军区三个警备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约三十五万人，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指挥。

    西集团由安庆东、西地段渡江，进击浙赣线。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第三、四、五兵团组成，约三十五万人，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指挥。

    为便于对整个战役进行组织指挥，邓小平、陈毅率轻便指挥所，进至合肥附近，统一协调各集团的行动。

    会议结束后，张震受陈毅之命，根据会议纪要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渡江作战计划。张震用了几天的时间拟就后呈陈毅，陈毅审阅后转呈邓小平。邓小平阅后将张震叫了来，说：“兵团指挥不宜太具体，主要说明战役企图、可能的预案即可。”

    张震说：“好，我重新来。”

    邓小平考虑了一会儿，说：“时间紧迫，我自己动手吧。”

    三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运筹帷幄，拟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全文共分八个部分，从全局上正确分析了敌情，提出了我军的作战纲领、作战部署、战役目的及发起战役的时限等；在布置各野战军、兵团任务的同时，指出了各部可根据情况的具体变化，机断专行。

    陈毅看后极为赞赏，当日以总前委名义发出，呈报中央军委并告第二野战军。

    四月三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纲要》呈报中央的次日，四月一日下午四时，邓小平、陈毅率总前委机关告别了孙家圩子，前往新的指挥地——合肥撮镇瑶冈村。

    那天天空飘着牛毛细雨，村里的老百姓站在雨里为他们送行。陈毅对孙敦兰的父亲说：“老板，我们住在这里不少天，给你们添了好些麻烦，谢谢你们了！”

    孙敦兰想凑上去，摸摸陈毅腰上的那把小手枪，却挤不上去。他的两个哥哥木桩子一样矗在陈毅面前，憋红了脸，想跟部队走呢。孙敦荣的运气不错，邓小平离开他家时，警卫员送了他一个用子弹壳做的哨子，放嘴上一吹，响半个村子，把孙敦兰羡慕得了不得。

    蚌埠刚解放，铁路客运还未恢复，只有运煤的闷罐车还运行。侦察参谋李伏仇动了脑子，与铁路负责人协商，在闷罐车上为邓小平、陈毅加了一节硬座车厢。

    天将黑时，邓小平、陈毅到了蚌埠火车站。爱动的陈毅从车头走到车尾，对邓小平说：“我看那些闷罐车厢还有不少空着的，我们这个总前委机关可算是袖珍机关喽。”

    “袖珍机关轻便快捷，好嘛。”邓小平说着，眼睛转了转，“我说，你看我们坐闷罐车厢好不好？”

    陈毅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邓小平笑道：“闷罐车厢可以躺下睡一觉，既节约时间，又能消除疲劳，可谓一举两得。”

    陈毅看着邓小平深陷的眼窝、高耸的颧骨，知道他这些天疲劳得很。陈毅自己昨晚也才睡了两个小时。

    “好个一举两得！就坐闷罐车厢。”陈毅赞同。

    李伏仇忙道：“那是拉煤的闷罐车厢！”

    邓小平说：“能睡觉就行。”

    陈毅接道：“现在哪里能睡觉，哪里就是天堂！”

    李伏仇连忙在拉煤的闷罐车厢里临时架了两张行军床。

    火车一路呼啸，第二天天刚亮，合肥到了。邓小平、陈毅坐起身来，没等开口，先是一阵大笑。

    两人的脸上除了牙齿和眼珠，全是黑的，附着一层厚厚的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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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西沉，满天烧起火红的晚霞，有如千百万红旗在飘动。浩瀚的长江水被感染，那黛色的江面渐渐变得浅紫，接着又幻化成胭脂红，不等细观，又转为深红、深紫、古铜……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先遣部队十五军先期抵达江边。三月二十八日，军前卫四十五师，以霹雳手段，将据守华阳镇及江字号滩头阵地之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三五五团全部歼灭，扫清了江北障碍，控制了直出长江的华阳渡口。

    华阳镇在望江县东南八公里，这里的湖泊水域宽广，便于屯集渡江器材和水上练兵。江湖之间有华阳河连贯，是良好的出击通道。南岸多系沙滩，便于登陆，是个非常理想的集结地。

    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现实是：没有船只，没有水手，没有各种必需的修造船的工具和器材，真正的“两袖清风”。当地的船只，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有的在敌人撤退时被拖走。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到蒋军的迫害，有的“逃反”到外地，有的被蒋军连人带船逼到江南。十五军面对的情况是普遍的。和十五军同期出发的先遣十一军，遇到的是同样的难题。

    渡江作战，不能“渡”便谈不上战。就“战”而论，随着部队到了江边的湖汊湖网，新的问题也出现了。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是黄土高原和豫北平原的子弟兵，他们的一双脚，一天一夜跑上二百里，不起泡，不红肿。若让他们骑上马，在那辽阔无垠的大平原上奔跑，他们能撒开缰绳，空扬起双手，在人们的喝彩声中来一段精彩的骑术表演。

    现在，他们那些“绝活”几乎全派不上用场了。在湖上一圈兜下来，他们的五脏六腑都倒了个个儿，哇哇直吐。长江还没见着，长江的这些小分流就把他们折腾成这副模样。于是在他们心底装着的那个长江——“一江春水，两岸桃花”，不再如诗如画，面目变得狰狞起来。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

    “听说黄河是‘面恶心善’，长江是‘面善心恶’。”

    “长江里有‘江猪’，比地上的老虎还凶！”

    “还有咬船的矶石，说是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而他们面对的任务又十分紧急，要求“半个月内必须完成一切渡江准备”。一切，囊括了渡江所需要的全部：侦察、情报、船只、水手、战术、技术……刘伯承再次嘱咐他的部队，“万勿娇情疏忽”。

    燃眉之急的是船只和水手。

    共产党的军队再次显示了他和人民的鱼水之情。听说是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来到江边，“逃反”的、流浪他乡的，陆续返回家园；胆子大些的，被抓到江南岸的也偷渡过来。部队在宣传渡江意义的同时，将自己的口粮省下来，救济那些“青黄不接”闹春荒的人家。地方工委配合部队制定了船只征集政策，宣布：有主的船只，使用后确保物归原主，无论新旧，损坏赔偿；无主的船只，谁发现打捞并提供给部队的，将来就归谁。布告贴出后，船主和知情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一位老和尚被部队的卫生员从疟疾的病魔手里夺回了生命，他说：“大军仁民爱物，不可不助。”他在签筒里做了点儿手脚，使那些对部队依违未定的船主到庙里问吉凶时，总得好签，以为大军得天意相助，遂踊跃交船。

    有了船，不等于有了水手。将船工变为敢在炮火中强渡的突击队员，比征船更为艰难。那些教育战士颇有一套的指导员、教导员，凭着自己的热情和经验，召集船老大们开会、座谈，忙活开了。

    那一天指导员靳虎堂组织船工们开会，他滔滔不绝，大谈“土改翻身”，大讲“渡江意义”“军民合作”。他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讲得头头是道，自己都被感动了。看看船工们，有的不知在想什么，有的伸着懒腰，有的干脆蹲在角落里打瞌睡。靳虎堂问道：“老乡，你们有什么感想？”

    “听不懂……”“坐太久，屁股疼。”

    一盆冷水下来，靳虎堂感到说不出的沮丧和失望。

    地方党委得知此情后，笑道：“你们把搞土改的经验搬到这里来，怎么行？他们都是跑码头的，见识广，吃亏多，疑心大，不轻信。但他们有他们的脾性，讲义气，重义情；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真心对他好，他拿脑袋换。他们都在‘帮’，就是‘三番子’。在‘帮’的人，都论辈分，‘老头子’一句话就是圣旨。”

    秦基伟首先出面将“老头子”请至“帐中”喝酒，请他“参与军机”；师团主帅也请“大辈分”的人聚餐同饮，请他们出点子；指导员、教导员都上了船，和船老大聊家常，交朋友；战士们则像徒弟服侍师傅那样，上了船首先集体向船工敬礼，端饭递水，虚心学艺。除此之外，对船工家属的生活一律优待；对于帮助部队有功、有特殊贡献的，颁发记功令，挂光荣旗，领导宴请，记者照相。

    那些经常喝几口老酒，衣襟大敞的江湖汉子，把手掌重重地往战士的肩上一拍，另一只手握成拳砸着自己的胸脯：“老弟，一百个放心。有船在，就有我在。有我在，就准保送你们过江。”

    “别把我看成糊涂虫，你们大军为哪桩来过江的，我还不明白？命只有一条，你舍得丢，我留着干什么？！”

    “老弟，人穷志不短。俺们都是有血性的，生平恨的就是那些压迫派。从古到今，没见过你们这号好人。要说送你们一船都不干，还算得上是闯江湖的汉子？”

    “一句话，不送大军过江，枉为今世人！”

    水上练兵开始了。

    农历三月天，冬眠的虫子刚刚苏醒不久，战士们甩下棉衣，赤条条只剩下一件短裤。他们一整天一整天泡在彻骨凉的河汊水网里，有的抱着一块门板，乱扑腾；有的抱着一根粗茅竹，扎猛子；有的一拱一拱，像狗刨。风里、雨里，这些“旱鸭子”终于习惯了水性。

    晴空下，湖水波涌，泱泱一片。船工们带领着新徒弟，不时发出短促的叫喊：“左舵！”“右舵！”“半篷！”“满篷！”……船身笨拙地移动开来，在湖里打转转。新徒弟急得憋红了脸，越使蛮劲，船越转，船工哈哈大笑。风停了，船像被水吸住，再不肯动。小伙子耐不住性子，仰起脖子，瞅着桅杆顶的小风信旗，“呵——咯”一声。他们吹着新学来的唿哨，结结巴巴，十分蹩脚，全没了在老水手嘴里的神韵。引得补网的渔家女掩口讪笑。

    很快渔家人就发现大兵们的聪明，他们那双握枪弄炮的手，不但摆弄顺溜了舵把、橹把、篷索，还把渔民代代相传的一帆两橹，顺风快逆风慢的渔船变了样。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用四块长三尺、宽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套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一个后卡子，将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等于加了十副橹，既可隐蔽身体，又大大加快了航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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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野十二军的战士们发明了一种“救生圈”。他们用二十斤重的稻草拧成把子，围成一个圈，往身上一套下水去，既可托枪，又能救生。这种救生圈在水里浸泡十二个小时后仍可使用。

    十二军军长王近山来到三十五师驻地。上午刘伯承给他通了电话，让十二军搞一次实战演习，一是取得江上作战的经验，二可消除一些北方战士对长江的畏惧心理。王近山选中了三十五师。该师靠近敌军江防据点的江心洲——铁板洲，洲上有敌第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三百余人，筑有地堡工事。

    王近山在三十五师布置任务后，来到湖边看战士们练兵。看到战士们一个个从“登山虎”变成了“浪里蛟”，浑身上下晒得黑不溜秋，他咧嘴笑了。

    战士们很喜欢他们这个“烧铺草”的军长，大声喊道：“王军长，来一个！”

    王近山心里早痒痒了，被这么一喊，把帽子一甩，便脱棉衣。

    随行的参谋急了：“军长，要冻病的！”

    “哪个说的？！数九天我还敢在河里扎猛子呢。”王近山说着已经脱得差不多了，扑通一声跳进湖里。湖里的战士们一片欢呼。

    王近山从小就戏水，在红安家门前那个水塘里，他将一个孩子所能淘的气全淘了。几十年过去了，功夫居然还在，他或仰或潜，或立或垂，整个一个“浪里白条”。战士们的眼看晕了，掌声一阵接一阵。

    王近山的警卫员小孟十分得意，他知道军长有“绝活”，扯着嗓子在岸上喊：“军长，竖蜻蜓！”“军长，捞月亮！”“军长，八仙过海！”

    “不来喽，不来喽。”

    “军长，再来个鲤鱼跳龙门嘛！”小孟还不肯罢休。

    “好喽，好喽，我让你指挥这么半天，腿都抽筋喽。”

    湖面上腾起一片笑声。

    这时，十二军副军长肖永银正在枞阳一线江堤附近奔走。交他指挥的是一个强大的炮群，十二军的四个山炮营、三兵团的一个山炮团、野司的一个榴炮团。按二野指挥部的部署，十二军将从主要突击方向——安庆以东的枞阳横渡长江，他们的左翼是三野部队，后侧桐城方向是二野刘伯承的部队。

    二百余门大炮隐蔽在长江大堤茂密的柳树林里。吐着嫩绿新叶的柳枝垂垂撒撒，绿腾腾翠沉沉一片，似上苍为渡江部队的大炮天裁的伪装，严严实实覆盖着乌亮的炮群。还有一部分大炮隐蔽在正对江南岸的半山坡上。坡上密密匝匝长满了映山红，一人高的枝丛油绿乌亮，与那炮群浑然一色。蓬蓬勃勃的映山红树丛中的粉红花蕾，在那一片油绿上随风摆动，远远望去，似一群嬉闹的顽童。

    肖永银蹲在大堤上的军指挥所里，挑着浓浓的眉毛，注视着烟雾凄迷的江对岸。他的那些大炮乌黑的炮口齐刷刷指着江南岸，全部编了号；对岸所有的敌工事，也都被编了号。“对号入座”，他的炮群必须进行有效的“发言”。如今不似强渡大渡河时的窘迫了，那时只有可怜巴巴的三五发炮弹，现在每门炮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发的炮弹。真正的“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