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埃利·维赛尔 本章:第三部分

    星期天,一半人,包括父亲,在干活;另一半,包括我,趁机休息,闲呆着。

    大约十点钟,警报响了。听到警报声后,楼长让大家呆在楼里,党卫军全都躲进掩体里。借机逃出比较容易——卫兵离开了瞭望塔,铁丝网的电源被切断。党卫军接到命令,只要发现楼外有人,就开枪射击。

    集中营很快就像一艘被人遗弃的船。树篱小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厨房旁有两口大锅,锅里是热气腾腾的汤,没人看管。两锅汤呀!两锅汤就在道路中间,冒着香气,没人看守!一顿豪华盛宴就要白白浪费掉!这是天大的诱惑!几百双贪婪的、放光的眼睛盯着它们,就像几百只狼围着两只羊。两只没有牧人照看的羊,任凭别人攫取。但是谁敢?

    恐惧比饥饿更令人害怕。突然,37号楼门开了一道缝,一个人出来了,像蛇一样朝汤锅爬去。

    几百双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几百人与他一起爬行,身体磨擦着石头,随着他的身体一起蠕动。大家的心在颤抖,主要是因为嫉妒。他是惟一有胆量的人。

    他接近了第一口锅,大家的心“呯呯”直跳。他成功了!嫉妒吞噬着我们,燃烧着我们。但我们一点儿都不羡慕他。可怜的英雄不惜用性命换一两份汤……在我们看来,他死定了。

    他躺在距锅不远的地方,挣扎着挺起身子,想爬到锅边上。可能是由于太虚弱,可能是因为恐惧,他顿了一会儿,毫无疑问,是要聚集力量。他终于成功了,爬到锅边上。刹那间,他好像在汤水中看见自己鬼魅似的影子,发出一声可怕的惨叫,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惨绝人寰的叫声,他张大嘴,一头扎进冒着热气的汤中。枪声响了,我们心头一悸。那人躺在地上,脸上沾满了汤汁,在锅旁扭曲蠕动了片刻,一动都不动了。

    这时我们才听到飞机声。几乎是在同时,工棚开始摇晃。

    “他们在轰炸布纳工厂。”有人喊道。

    我为父亲担心,他正在工厂里干活。但我还是很高兴,眼见着工厂火光冲天——这是报应!我们听说德国军队在几条战线上吃了败仗,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今天才明白,是真的!

    我们不害怕。只要有一颗炸弹掉在楼群里,就会有几百个囚徒丧命。但我们不怕死,尤其不怕这种死。每一颗炸弹都让我们兴奋不已,信心倍增。

    空袭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愿它能延续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了。美国飞机的声音随风而去,我们就在自己的公墓里。我们在天际线上看见长长的黑烟,警号再次响起,警报解除了。

    大家从楼里出来,呼吸着带有火药味和浓烟的空气,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芒。一颗炸弹掉在集中营的正中央,距离集合空场很近,但没有爆炸。我们不得不把它清除掉,抬到集中营外面。

    集中营司令官在助手和总囚头的陪同下来巡视。空袭在他脸上留下了惊恐的痕迹。

    那个满脸汤汁的躯体躺在集中营中央,他是这场空袭中惟一的遇难者。人们把汤锅抬回厨房。

    党卫军又回到瞭望塔和哨位上,站在机关枪后面。一幕插曲结束了。

    一小时后,我们看见劳工队一一返回,像往常一样,全都迈着整齐的步伐。我很高兴,因为看见了父亲的身影。

    “好几栋楼被夷为平地,”他说,“但万幸没炸到仓库……”

    下午,我们满怀喜悦地清理废墟。

    一星期后,我们干完活回来时,在营地中央的集合空场上,看见一副绞架立在那儿。

    我们知道点完名后才能领汤,但这次点名耗时比以往都长,命令也比往常更严厉。说来奇怪,连空气都在瑟瑟发抖。

    “脱帽!”司令官喝道。

    上万顶帽子立即摘下来。

    “戴帽!”

    上万顶帽子闪电似地戴在头上。

    集中营的大门洞开。一队党卫军开进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我们团团围住。瞭望塔上的机关枪瞄着集合空场。

    “要出麻烦了。”朱利克小声说。

    两个党卫军朝单身牢房走去,回来时押着一个死囚。他是一个华沙男孩,后面跟着一个囚徒,那囚徒在集中营呆了三年,又高又壮,与我相比,形同巨人。

    华沙男孩背朝绞刑架,面对法官,也就是集中营的头子。男孩面色苍白,但表情严肃毫

    无惧色,戴着镣铐的双手没有发抖。他用冷静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的党卫军和成千上万的囚徒。

    司令官开始宣布命令,一字一顿:

    “按照帝国元帅希姆莱的命令……某某号囚徒……在空袭中偷了……依照法律……某某号囚徒……被判处死刑。这是对全体囚徒的警告,他就是全体囚徒的样板。”

    人们一动都不动。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哔哔”跳动。在奥斯维辛和伯肯诺,每天都有几千人死去,送进焚尸炉,我已经麻木了。但是,这个斜倚着绞刑架的孩子还是让我深深悸动。

    “这场仪式还不快点儿完?我饿了……”朱利克悄声说。

    司令官一摆手,总囚头朝年轻的死刑犯走去。两个囚徒给他当助手,为的是换两碗汤喝。

    总囚头想蒙上年轻人的眼睛,但遭到拒绝。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刽子手才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他刚要给助手打手势,撤掉年轻人脚下的椅子,男孩突然喊起来,声音平静而有力:

    “自由万岁!我诅咒德国人!我诅咒!我——”

    执行人干完了活。

    命令像一柄利剑凌空劈下:

    “脱帽!”

    上万囚徒向死者致敬。

    “戴帽!”

    接着,集中营的全体囚徒,按楼号顺序,排队从被绞死的孩子前面走过,看着那双绝命的眼睛和从嘴里伸出的舌头。囚头们强迫大家正视他的脸。

    而后,我们才允许回到自己的楼里吃饭。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汤,味道比以往的都好!

    我见过多次绞刑,但从来没见过一个受害者哭泣。这些饱经摧残的躯壳早就忘记了苦涩的眼泪。

    但有一次例外。第五十二劳工队是电缆队,它的二囚头是荷兰人,此人身高马大,超过六英尺,他管着七百多号囚徒。大家像兄弟一样喜欢他,谁都没有挨过打,他也没有羞辱过任何人。

    为他“效力”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人们叫他“跟班”。他有一张细腻优美的脸蛋——在集中营里,这种脸极为罕见。

    在伯肯诺,跟班最遭人恨,他们往往比头领更残忍。我亲眼见过一个跟班,只有十三岁,因为他父亲没整理好床铺而动手打他。老人在无声哭泣,那孩子却在大喊:“你要是再哭,我就不再给你面包。明白吗?”但是,大家都喜欢荷兰人的小跟班。他那张脸就像受苦受难的天使。

    一天,布纳的中央发电厂突然断电,盖世太保受命查找原因。最后,他们断定这是一场人为破坏。他们发现了线索,循迹而来,一直查到荷兰二囚头住的那栋楼。经过一番搜查,他们找到了不少武器。

    二囚头被当场逮捕。一连几星期,他受到严刑烤打,但盖世太保一无所获。他没有吐露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了。

    但是,他的跟班却留下来,关在单身牢房中。他也受到严刑烤打,但守口如瓶。党卫军宣判他和另外两个成年囚徒死刑,因为盖世太保发现他们有武器。

    一天,我们干完活回来,看见有三个绞刑架——像三只乌鸦——耸立在集合空场上。点完名后,党卫军把我们围起来,机关枪冲着我们——这是一种常规仪式。三个囚徒用铁链锁着——小跟班,一个满目忧伤的天使,也在其中。

    党卫军好像比以往更紧张、更担心。当着数千人的面绞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小事情。集中营的总头目宣读了命令,所有眼睛都注视着孩子。他面色苍白,但依然镇静。他咬着嘴唇,站在绞架的阴影下面。

    这一回,总囚头拒绝担任行刑者,三个党卫军代替了他。

    三个死囚一起朝绳索走去,绞索同时套住他们的脖子。

    “自由万岁!”两个人高喊。

    但那个孩子一声不吭。

    “慈悲的上帝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身后有人问。

    信号一发出,三把椅子被踢倒。

    集中营里一片沉寂。在天际线上,夕阳西下。

    “脱帽!”司令官吼道——他的声音在颤抖。至于我们,大家都在哭泣。

    “戴帽!”

    然后,大家在死者面前列队走过。两个成年人死了,他们的舌头翻了出来,肿胀着,微微发紫。但第三根绳子依然在动,孩子的体重太轻,还在喘气……

    他半死半活,吊了半个多小时,在我们眼前挣扎蠕动,我们被迫走到跟前去看他。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仍然活着,舌头依然是红的,眼睛还没闭上。

    我听到身后那个人问:

    “上帝呀!上帝在哪里?”

    在我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

    “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架上……”

    那天晚上,汤带有一股死尸的味道。

    除夕夜的大挑

    夏天就要结束了。按照犹太年历,一年又要过去了。这一年真倒霉,在岁首节的除夕日,整个集中营的人都惴惴不安,神情紧张。今天毕竟不同于其他日子,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最后”这个字眼有一种怪异的意味,难道它真是最后一天吗?

    人们领了晚餐,很稠的汤,但没人碰它,我们得先做祈祷。集合空场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数千犹太人聚在那里,面带悲色,默不作声。

    夜晚迅速来临,聚汇到这儿的囚徒也越来越多,来自每一栋楼房。他们可以突然战胜时间与空间,让时间和空间服从自己的意愿。

    你是谁,我的上帝?我怒火中烧。这些饱受苦难的人聚在一起,众口同声表述他们的愤怒与蔑视,表达他们的信念,可你配得上吗?你是宇宙的主宰,但面对胆怯的人、贱如泥土的人、苦难深重的人,你的光辉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不断折磨这些可怜的人?折磨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和痛苦的躯体?

    大约有一万人前来参加这场庄重的仪式,包括楼长和囚头,还有为死神效力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们。

    “感谢万能的主……”

    主持仪式的是一个囚徒,他的声音很低,只能勉强听到。一开始,我以为是一阵风。

    “祝福上帝的名字……”

    数千张嘴重复着祝辞,人们弯腰弓背,像被暴风雨打弯的树。

    祝福上帝的名字?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祝福他?我身上的每根纤维都要造反。因为他让数千孩子在他创造的巨大坟场里烧成灰烬?因为他让六座焚尸炉没日没夜地燃烧,包括安息日和神圣日?因为他法力无边,创造了奥斯维辛、伯肯诺、布纳以及大量死亡工厂?我怎能对你说,感谢你,万能的主,宇宙的主宰,你在所有民族中挑中了我们,没日没夜地折磨我们,让我们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在焚尸炉里了却一生?我们赞美你的名字,因为你选中我们任人宰割,做了你祭台上的牺牲?

    在全体“教民”的哭泣声、哽咽声和叹息声中,我听见主持仪式的囚徒提高了声音,虽有力量,却不连贯:

    “大地和宇宙都属于上帝!”

    他时断时续,好像没有力量揭示出蕴藏在经文里的意义,话音哽咽在喉头。

    我,一个先前的神秘主义者,此时却在思考。是的,人比上帝强大。当亚当与夏娃接受了你,你却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当诺亚诺亚是《圣经》中的人物,大洪水后,他成为人类的新始祖。那代人不能讨你欢心,你就用大洪水毁灭他们。当索多玛索多玛是《圣经》中的古城,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被上帝焚毁。失宠于你,你就从苍穹上降下天火和诅咒。但是,瞧一眼被你出卖的芸芸众生吧,你听凭他们受折磨、遭杀戮、被毒死、任人焚烧!而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你面前祈祷!他们在赞美你的名字!

    “万物见证了上帝的伟大!”

    从前,岁首节一直主导着我的生活。我知道,我的罪过让万能的主伤心,我乞求他的宽恕。那时候,我诚心诚意地相信,拯救世界与我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祈祷都息息相关。

    但现在,我一无所求,我也不再自悲自戚。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强大有力,我是控诉

    者,应当遭到谴责的是上帝。我举目四望,孑然一身,在没有上帝、没有人类、没有爱、没有怜悯的世界里,我陷入到可怕的孤独中。现在,我只是一堆残灰而已,但我觉得我比万能的主强大,而长期以来,我一直把自己的生命维系在他的身上。在虔诚祈祷的芸芸众生中,我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一个陌生人。

    仪式以哀悼祈祷辞告终。人人都在为父母、孩子和自己背诵哀悼祈祷辞。

    我们在空场上站了很久,无法从超越现实的时空中脱身。该就寝了,囚徒们慢腾腾地回到楼中。我听见他们相互祝福“新年快乐”。

    我跑去找父亲。但此时此刻,我害怕祝他新年快乐,因为我不再相信什么新年。他斜倚在墙上,缩肩弓背,就像全身都受到重压。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亲吻。我觉得他的手上有一滴眼泪。谁的眼泪?我的还是他的?我什么都没说,他也什么都没说。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从来没像这样心心相印过。

    铃声把我们带回现实——我们必须上床了。我们从遥不可及的遐想中回到现实,我看着父亲的脸,想在他皱缩的脸上看到一丝微笑或类似的表情,但什么都没有,一点儿表情都没有,全是沮丧。

    赎罪节,也叫赎罪日。要斋戒吗?人们为这个问题激烈争论。斋戒肯定意味着加速死亡。在这种地方,我们天天都在斋戒。赎罪节意味着一年的轮回。但有人说,正是因为斋戒非常危险,所以才更应斋戒,我们必须向上帝表明,即使在这儿,严锁在地狱里,我们依然在为他唱赞歌。

    我没有斋戒。首先,父亲不允许我这样做。此外,我也没有道理斋戒。我不能容忍上帝的沉默。我咽下那份汤本身就意味着背叛——那是对上帝的抗议。

    我把面包屑吃得一干二净。

    但身体更深处,我分明感觉到,有个更大的空洞正张开了它的嘴。

    党卫军送给大家一份漂亮的新年礼物。

    我们干完活返回集中营,经过大门口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点名的时间比往常短;吃晚饭时,汤分得很快,大家好像也都很焦急,三口五口就喝得一干二净。

    我和父亲不住在同一栋楼里。他们又把我调到另一个劳工队——建筑队。在这个队里,我每天得干十二小时活,搬运沉重的石块。这栋楼的头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个子很矮,目光锐利。那天晚上他宣布,从今以后,喝完汤后,谁都不许离开楼房。一个可怕的字眼很快传开——大挑。

    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党卫军要来检查了。他要是发现某人体质太弱,就会记下他的号码,把他送到焚尸炉里去。

    喝完汤后,我们聚在铺位间。老资格的囚徒们说:“你们来得晚,所以很走运。与两年前相比,今天的集中营算是天堂了。两年前,布纳是个不折不扣的地狱,没有水、没有毯子,汤和面包比现在还少。夜晚,我们基本上光着身子睡觉,气温不到三十度。每天我们都能收集好几百具尸体。工作又苦又累。今天,这儿算得上小天堂了。那时候,囚头们每天回来都会宣布命令:处死某某号囚徒。每星期一次大挑,无情的大挑……是的,你们很幸运。”

    “行了!别说了!”我求他们,“明天再讲你的故事吧,要么换个日子。”

    他们哄堂大笑,这些老囚徒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你吓着了吧?我们全都吓得要命。那时候,哪有不害怕的?”

    年岁大的人呆在角落里,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就像被捕获的野兽。又有人在祈祷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们知道就要颁布命令了:不是死刑,就是死缓。

    父亲呢?我首先想到了他。他能躲过大挑吗?他岁数很大了……

    从1933年起,我们的楼长就一直呆在集中营里。他饱经沧桑,目睹了所有屠宰场,去过所有的死亡工厂。大约九点钟,他回来了,站在人群中央:

    “Ac;

    房间里立即鸦雀无声。

    “仔细听我说,”他的声音第一次打了个颤,“过一会儿,大挑就要开始了。你们必须脱光衣服,然后,一个接一个从党卫军医生面前走过。我希望大家都能通过,但是,你们必须想法子给自己增加机会。进旁边那间屋子前,要尽量活动四肢,让身体有点血色。不要慢走,要跑,就像有魔鬼追你似地跑!不要看党卫军。使劲跑,一直朝前跑!”

    他顿了片刻,补充道:

    “最重要的是,别害怕!”

    我们都愿意听从这样的忠告。

    我脱去衣服,扔到床上。今天晚上,没人会偷衣服。

    台比和约西与我同时调到建筑队来,他们走过来对我说:“咱们呆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坚强。”

    约西口中呢喃,他可能在祈祷。我从不怀疑约西是个虔诚的教徒。事实上,我的信念恰好相反。台比一声不吭,面色苍白。楼里的所有囚徒都赤身裸体站在上下床的空档中间。在接受最终审判这是一个比喻,按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说法,人在临死前会受到上帝的“最终审判”,上帝将决定他的灵魂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时,人们一定都是这副模样。

    “他们来了。”

    三个党卫军军官簇拥着臭名昭著的蒙格尔博士。在伯肯诺,他曾经接待过我们。楼长强装笑脸,他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们准备好了,党卫军的医生们也准备好了。蒙格尔博士拿着一份名单,上面有我们的号码。他对楼长点了点头:可以开始了。就像要做一场游戏。

    最先接受检查的是楼里的“贵族”:队长、囚头和工头们。他们的体质都很好!然后才轮到普通囚徒。蒙格尔博士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们,不时记下一个号码。我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记下我的号码,千万不要露出我的左胳膊。

    我前面只剩台比和约西了,他们通过了。我趁机瞟了一眼,蒙格尔博士没有记下他们的号码。有人在推我——轮到我了。我头也不回朝前跑去!我的脑袋天旋地转:你瘦骨零丁……你体质虚弱……你形销骨立,最适合进焚尸炉……这次奔跑好像没完没了,我觉得跑了好几年……你太瘦了……你太虚弱……终于跑到头了,我筋疲力尽。喘了半天气后,我问约西和台比:

    “他们把我记下来了吗?”

    “没有,”约西微笑着,补充道,“他们怎能记下你?你跑得太快了。”

    我大笑起来。我很高兴,真想亲他一口。此时此刻,一切都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记下我的号码!

    记下号码的人站到一边,世界抛弃了他们。有人在无声地抽泣着。

    党卫军军官们走了。楼长出来了,他那疲倦的表情反映了大家的情绪。

    “表现不错!别担心,谁都不会出事的,任何人都不会……”

    他强作笑颜。一个瘦骨零丁的犹太人可怜巴巴,话音打颤:“但是……先生,他们把我记下来了。”

    楼长一听就火了。什么,居然有人不相信他的话!

    “怎么回事!你大概以为我在撒谎?我告诉你,再告诉你一次: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是个傻瓜,沉湎在绝望中不能自拔!”

    铃声响了,它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大挑都结束了。

    我拼全力朝36号楼跑去,半路上遇到父亲。他朝我走来:“怎么样?通过了吗?”

    “过了!你呢?”

    “也过了。”

    我们俩大大松了一口气。父亲给我带来一件礼物:半份涂了黄油的面包,他在仓库里找到一块橡胶皮,可以修鞋,面包是用橡胶皮换的。

    铃声又响了。该分手了,是上床睡觉的时候了。铃声统治一切,铃声就是命令,我只能无条件服从。我憎恨铃声!每当我在梦中看见一个较好的世界时,就会想到一个没有铃声的宇宙。

    几天过去了,我们已不再回想大挑,我们像往常一样,往货车上装载沉重的石头。惟一的变化是,每天配给的食物越来越少。

    像往常一样,我们日出而作。我们领了苦咖啡和一份面包,像往常一样准备去上工。楼长跑过来:“大家安静一会儿,我这儿有一个编号名单要读给你们。凡是读到编号的,今天早晨不必上班了,留在集中营。”

    他语气平和,读了十个号码。我们明白,这些就是“大挑”时选中的号码。蒙格尔博士没有忘记它们。

    楼长转身要回自己的房间。十个囚徒围着他,扯住他的衣服。

    “救救我们!你答应过……我们要到仓库去,我们很健康,能干活,我们是好工人。我们行……我们一定要……”

    他想叫他们安静,让他们别担心自己的命运,还解释说留在集中营里没有别的意思,留下来并不意味着悲剧:“我毕竟天天呆在这儿……”

    他明白,所有争论都没有价值。他不再说话,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

    铃声响了。

    “站队!”

    现在,工作是否繁重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才能远离楼房,远离死亡的折磨,远离地狱的中心。

    我看见父亲朝我跑来,突然感到一阵惊惶。

    “出事了?”

    他上气不接下气,几乎无张不开嘴。

    “我,还有我……他们让我也留在集中营。”

    他们记下了他的号码,他却没发现。

    “咱们怎么办?”我焦切地问道。

    但是,他反倒来安慰我:

    “还好没有最后确定下来,还有机会。今天,他们还要再挑一次……然后才做决定……”

    我什么都没说。

    他觉得时间不多了,讲话的速度极快,好像有很多事要告诉我。他词不达意,声音哽咽。他知道我很快就得走,他将孑然一身,独自留下……

    “给你,拿着这把餐刀,”他说,“我不需要它了,它对你有用。还有这把勺子,千万别卖了。快,走吧,拿着!”

    这就是父亲的遗产……

    “别这么说,爸爸。”我差一点儿哭出声来,“我不要您这样说!您把餐刀和勺子留下,您和我都需要它们。晚上咱们会再见的,下班后。”

    他看着我,满眼疲色,目光绝望。但依然坚持道:“我要求这样做……接着!按我说的做,儿子!时间不多了,听爸爸的话……”

    囚头发出齐步走的命令。

    劳工队朝集中营大门走去。一二一!我咬着嘴唇。父亲留在集中营里,斜靠着墙。而后,他开始跑,想追上我们。他可能有什么事忘了告诉我……但是,队伍走得太快了。一二一!

    我们到了大门口,点数,耳边响起军乐的嘈杂声。然后,我们出了大门。

    整整一天我像梦游人似地步履沉重,台比和约西不时提醒我,想方设法安慰我。那天,囚头给我派的活比较轻松。我心里难受,他们待我很好,仿佛我已经是个孤儿。我觉得,即使到了现在,父亲仍然在帮助我。

    我不知道这一天过得快点好还是慢点好,我害怕到晚上时只剩自己一个人形影相吊,我恨不能现在就死掉!

    终于踏上了回去的路程,我真希望他们下一道跑步的命令。进行曲,大门,集中营。我立刻朝36号楼跑去。

    地球上还有奇迹吗?他居然活着,安然通过了第二次大挑。他还有油水可榨……我把餐刀和勺子还给了他。

    阿吉巴·杜马离开了我们,他成了大挑的牺牲品。最近一些日子,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游荡,目光游移,逢人就讲他多么虚弱:“我坚持不住了……完了……”我们给他鼓气,但他听不进去,只是反复说,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他没法再战斗,没有力气,没有信心。他的双眸常常茫然一片,只剩下两个窟窿,就像两口可怕的井。

    在大挑那几天,他不是惟一丧失信心的人。我认识一个拉比,来自波兰的一座小城。他上了年纪,曲背驼腰,嘴唇经常颤抖。他总是祈祷,在楼里,在干活时,在队列里。他整页整页地背诵《塔木德经》,没完没了地提问,自问自答,自论自辩。

    有一天他对我说:

    “完了!上帝离开我们了。”

    他好像后悔讲了这样冷漠、这样干涩的话,结结巴巴补充道:“我知道,谁都没有权力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清楚,人很渺小,无足轻重,无法理解上帝的奥秘。但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什么呢?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明察秋毫的法官,更不是圣人,只是血肉和骨头构成的简单生命。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在遭受地狱之苦。我有眼睛,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事情。上帝的怜悯之心何在?上帝何在?我怎能相信上帝的悲怜之心,谁能相信呢?”

    可怜的阿吉巴·杜马,只要他依然坚信上帝,只要他把这场大苦大难看作一场神圣的考验,就不会被大挑席卷而去。但是,信念刚刚出现裂缝,他就失去了全部的战斗勇气,打开了死亡之门。

    在大挑时,他注定在劫难逃,他主动把脖子伸给了行刑者。他只求我们:“三天内我就会离去……为我念哀悼祈祷辞吧。”

    我们答应了:三天内,只要看见烟囱里冒出黑烟,我们就会想起他。我们会找十个人举行一场专门的仪式,所有朋友都会为他念祈祷文。

    后来,他走了,朝医院走去。他几乎迈着坚定的步伐,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辆救护车停在那儿等着,准备送他去伯肯诺。

    接下来的几天非常可怕。我们挨了很多打,但食物很少,工作能把人累死。他离去三天后,我们忘了为他念诵祈祷文。

    冬天来了。白天很短,夜晚则叫人难以忍受。深更半夜,刺骨的寒风像鞭子似地抽在我们身上。我们发了冬装:带条纹的衬衫,只是稍厚一点而已。老资格的囚徒门趁机自嘲道:“现在你们才真正尝到集中营的滋味。”

    我们照样出去干活,全身都冻僵了。石头冰凉,摸一下都扎手,浸透骨髓似的。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不出去干活,汤也不像往常那么清透。一月中旬,我的右脚因为寒冷而肿胀。我不能用右脚站立,只好去诊疗所。医生是一个犹太名医,和我们一样,也是囚徒,他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做手术!要是熬下去,就得切去脚趾,甚至截掉整条腿。”

    我竟然得做这种手术!但我别无选择。医生决定做手术,容不得讨价还价。其实,我倒是满高兴,因为决定是他做出的。

    他们让我躺在一条铺着白被单的床上。我忘了人们睡觉时盖的就是这种被单。

    其实,诊疗所里日子不算赖:我们可以吃到好面包,喝到浓汤,没有铃声,不点名,不干活。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能给父亲送去一块面包。

    我旁边躺着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他得了痢疾,瘦得皮包骨头,长着一双死人眼。我只能勉强听到他的话音,那声音表明他还活着。他怎么还有力气说话?

    “别高兴得太早,孩子。这里也有大挑,比外面还频繁,德国人不需要病怏怏的犹太人。德国人不需要我,下一批人来后,你会有新邻居。因此,听我说,下次大挑前,一定要离开诊疗所!”

    这些话就像出自坟墓,出自一个没有面孔的鬼影,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诊疗所的确很小,要是再来病人,就得腾地方。

    但是,这个没有面孔的邻居可能害怕别人把他挤走,他也许想把我打发走,腾出床位来,让他有活下去的机会……也许,他只不过想吓唬我。但是,要是他讲的是实话呢?我决定等着瞧。

    医生走过来告诉我明天做手术。

    “别害怕,”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上午十点钟,我被送进手术室。医生在场,我放心了,我觉得,只要他在场,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的每句话都有疗效,每个眼神都能给人希望。“稍微有点儿疼,”他说,“但很快就会过去,勇敢点儿。”

    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让我睡着,我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医生。但后来,我感到昏昏欲睡……

    我醒过来,睁开眼时,首先看见一块巨大的白布,那是我的被单,然后才看见医生的脸,俯在我上方。

    “一切都很顺利。你很有勇气,我的孩子。下一步,你将在这里呆两星期,好好休息一下,就这样。你会吃得好一些,身体和精神都会得到放松……”

    他嘴唇怎么动,我就怎么做。我几乎不明白他对我讲的话,但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使我大为放心。我突然冒出一身冷汗,我觉得腿没了,他们截去了我的腿?

    “医生,”我结结巴巴问道,“医生?”

    “什么事,孩子?”

    我没有勇气问他。

    “医生,我渴……”

    他给我端来了水……他在微笑,准备出去,看其他病人。

    “医生?”

    “嗯?”

    “我的腿还能用吗?”

    他笑着站住。我感到一阵恐惧。他说:“听我说,孩子。你相信我吗?”

    “非常相信,医生。”

    “那么,请听好:两星期内你就会康复,你会像别人一样走路。你的脚心上全是脓,我只好把囊肿全都切开。你的腿没有截去,两周后你就会看到,你能像别人一样随意走动。”

    我只好耐心等两个星期。

    但是,手术两天后,集中营里到处都是流言飞语,前线突然推到距我们很近的地方。红军正在向布纳快速挺进,只要几小时就能抵达这里。

    我们对这种流言飞语习以为常了。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散布虚假的预测:世界——和平,红十字——协会——谈判——解放——我们,或者其他寓言……我们经常信以为真……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这一次,传言似乎不再是空穴来风,一连几个夜晚,我们能听见远处有大炮的轰鸣声。那个没有面孔的邻居说:“别抱幻想。希特勒讲得很清楚,时钟敲响十二点前,他要把所有犹太人斩尽杀绝。”

    我叫了起来:“你管他说什么呢!难道你想让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吗?”

    他那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最后,他用疲倦的口气说:“我相信希特勒,胜过相信任何人,只有他才说话算话。他对犹太人的所有承诺都会一一兑现。”

    那天下午四点,与往常一样,铃声一响,所有楼长都去做日常汇报。

    他们回来时全都气急败坏,连张嘴说话都困难。他们口中只吐出一个词——撤退。集中营得清空,我们都得撤到后方去。去哪儿?撤到德国内地,撤到别的集中营。德国不缺集中营。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

    “俄国人很可能在撤退前就到达……”

    “有可能。”

    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集中营成了乱哄哄的蜂巢,人们大呼小叫,到处乱跑。楼里的囚徒们都在为上路做准备,我忘了自己是个瘸子。一个医生进来宣布:“明天晚上,天黑后,集中营就开拔,一栋楼接一栋楼地走,病号留在诊疗所,不撤!”

    这个消息让我们莫名其妙,难道党卫军会把几百个囚徒留在诊疗所里,让红军解放他们?难道他们想让犹太人听到十二点的钟声?当然不会。

    “所有病号都会被当场处决,”那个没有面孔的人说,“来一次最后的大扫荡,扔到焚尸炉里。”

    “肯定,他们会在集中营里埋地雷,”另一个人说,“一撤完就炸掉。”

    至于我,我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能与父亲分离。我们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不能在这种时候分开。

    我跑出去找他。积雪很深,楼房的窗子上全都蒙着一层霜。我手里拎着一只鞋,因为右脚穿不上鞋。我在跑,既没觉得疼,也没觉得冷。

    “咱们怎么办?”

    父亲没回答。

    “咱们怎么办?”

    他在沉思。我们可以选择,仅此一次。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两个人都留下,留在诊疗所里。感谢医生,有他帮忙,父亲就能以病人或医疗人员的身份进入诊疗所。我决定,不论父亲去哪儿,我都陪着他。

    “嗯,爸爸,怎么办?”

    他沉默不语。

    “咱们与别人一起撤走?”我说。

    他看着我的脚,没有回答。

    “你觉得怎样,能走路吗?”

    “我想,能走。”

    “但愿不要后悔,埃利扎。”

    战争结束后,我才听说,留在诊疗所里的人交了好运,我们撤走两天后,他们被俄国人解放了。

    我没有返回诊疗所,直接跑回我住的那栋楼。脚上的伤口再次裂开,血不停地流,把脚下的雪染红了。

    楼长发了双份面包和麦淇淋,以备路上吃。我们可以从库房拿衣服,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天气很冷,我们上床了。这是我在布纳度过的最后一夜,又一个最后一夜:在家里的最后一夜,在犹太区的最后一夜,在牲口车里的最后一夜,在布纳的最后一夜。从这个“最后一夜”到下一个“最后一夜”,我们的生命还能延续多久?

    我睡不着。透过结满冰凌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一闪一闪的红色火光,大炮的轰鸣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俄国人离我们太近了!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只有一夜——最后一夜。人们趴在床上交头接耳,只要运气稍好一点儿,俄国人就会在我们撤退前赶到这儿。人们依然抱有希望。

    有人喊道:“睡吧!留点儿力气准备上路。”

    我想起母亲在犹太区的最后一次劝告,但我睡不着,我的脚像被火灼烧似地疼痛。

    第二天早晨,集中营模样大变。囚徒们的穿戴五花八门,怪里怪气,就像在上演一场假面剧。为了御寒,人人都穿了好几套衣服,一件套一件。可怜的小丑们全都横了过来,身高不如体宽,与其说是活人不如说是死人,这群可怜的人,骷髅似的脑袋从一层层囚服里探出来,可怜的小丑!

    我想找一双大鞋,但没找到。我把毯子撕开,裹住右脚。然后我在集中营里到处转,想多找一点儿面包和土豆。有人说我们要去捷克斯洛伐克,不对,去格罗斯—罗森,不对,去格雷维兹,不对,去……

    下午两点,天上飘起鹅毛大雪。

    时间过得飞快,黄昏时天色暗下来,阳光遁入灰色的雾霭中。

    楼长突然想起我们还没有打扫楼房,他命令四个囚徒擦地板……在撤退前一小时!为什么?为谁擦?

    “为解放大军,”他说,“要让他们知道,这里住的是人,不是猪。”

    我们是人吗?但大家还是把楼房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六点钟,铃声响了。这是死亡的铃声,送葬的铃声。队伍就要开拔了。

    “排队!快!”

    我们很快排好了队。一栋楼的囚徒排成一队,一队挨一队。天黑了,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探照灯亮起来,黑暗中出现了几百个党卫军,牵着警犬。雪还在下。

    集中营的大门开了,看来,大门外等待我们的是更黑的夜。

    前几栋楼的队伍开始齐步走,我们等候着,五十六栋楼全都撤离后才能轮到我们。天气很冷,我兜里有两块面包。真想吃!但我知道不能吃,现在不是时候。

    轮到我们了。53号楼……55号楼……

    “57栋,齐步走!”

    雪仍然不停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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