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论三明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南怀瑾 本章:姜太公论三明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志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这是引用姜太公的话,就明罚、暗察、明赏等三明的反面而谈治乱。

    明罚,是说刑罚,管理得太严,动不动就罚。罚得严厉,大家都怕,但不要以为怕就可以吓住人,老子就提过这个原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到了某一个时候,并不怕死的,所以过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发生变乱。

    明察,凡事都对人看得很清楚,调查得很清楚。这就使人感觉到被扰乱、受干涉,为了避免干涉,于是逃避迁走了,不安其处,也容易形成社会的变乱,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国的政治,过去总讲厚道,要宽容一点。

    明赏,动不动就奖励,这样好不好?奖励过头了也不好,人的欲望不会满足的,愈来愈不满足,一不满足就会发生怨恨了,最后便变成仇敌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对于干部的统率管理,能够做到没有好恶,过太平日子,达到平安两个字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太平。

    换句话说,反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办法,正反两端,有如天平一样:只要有一端高一点,另一端就低一点,不能平衡,问题就出来了。

    最后引用晋朝名臣刘颂的话作这五个反面的结论。刘颂说:政府中负有监督责任的人,为什么只注意大的地方,而对于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注意,因为每个人小的过错,偶然的缺点,或者忘记事情,这是人的常情,在所难免的,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应该将这类事情,列在不可违反的范围,而纠正处罚他,否则的话,政府机构和社会上,就不会有一个称得上标准的人了。这样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为要求得太过分,反而造成了乱源。在一个单位中,领导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没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个人都和自己一样,这就不行了,这就是“以治而乱”了。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轴辏,莫得专君焉。

    忠臣孝子,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标准,但也不能过分,过分就是毛病。所以齐国的名相晏婴,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干部,固然对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过就变成专权了。就是说一切都要经过这一个干部,容易形成这个干部的专权,那就太过分了,两三个兄弟,都要当孝子,其中一个要特别孝,那么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时候,有几个太太,其中一个独擅专房,不能容纳别人,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过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吕不韦着的《吕氏春秋》(吕不韦这位秦始皇的父亲,原来是做生意的,后来把人家的国家都换给自己儿子,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着了一本书《吕氏春秋》,实际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的学问收集起来编着的。书成以后公布,有谁能更改其中的一个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赏千金,公布了几个月,也没有人去改一个字,这固然是吕不韦的地位太高了,大家不敢去改,而事实上这部书是有内容的,我主张大家要读。它也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杂家可不一定是坏的,正的反的,好的坏的,包罗万象,叫作杂学)书中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它生长了高丽参可以补人,也生长了毒草可以害人,并不偏向只生长一类。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当领袖的人,万民之主,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申子(战国时韩国人,名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申子,为法家之祖)也说,一个女人独占了丈夫,在多委制的时代,其他的太太,一定发生捣乱的行为。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臣子“专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于部都被遮盖了,所以专宠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专君之臣容易破国。所以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不能只偏爱一人,偏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像古代车轮的支杆,一起都动,于是就不会有专君的现象了。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违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这里引用韩非子的话,我们知道韩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场,以法家的观点,认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对社会人群,都没有贡献,一定要法治的社会才对,所以他有这两句名言,“儒以文乱法,快以武犯禁。”知识分子,读书人(儒在这里不是专指儒家)学问又好,又会写文章,文章写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会辩论,于是以文学知识,扰乱了法令。讲侠义的人,动辄老子拳头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压平了,所以重武侠的人,专门破坏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来,文武两方面都不对,都是不守法,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辞。

    这里引用几个人的话。曹操说:一个国家,专门依靠武力的,最后弄到自己亡国灭种。看到现代史上,二次大战,当年的德国、日本,都是“恃武者灭”。专门好文的,最后也是亡国,不注重军事国防,如吴王夫差,鲁国的偃王,都是只提倡文化,不注重国防的,而最后败亡,这是“恃文者亡”。吴起的兵法上所以说,上古时候承桑氏(即穷桑氏)这个国家的皇帝,治理国政,专门讲道德,废弃了武功,结果是亡国,又如夏朝的有扈,则专门讲究武功,好勇,结果也是亡国,因此文武两事不能偏废,高明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个道理,就一定以“内修文德,外治武训”八个字作政治的最高原则。军事国防是不能缺少的,文化是国内的政治中心,对外要注重国防,随时准备作战,敌人不敢打进来,自己端恭而作,非常清明,供奉殉国的忠烈;激励人民有尚武的精神,也不损害于仁德。

    《钤经》(即《素书》,又名《玉钤经》)上说,文武兼备。不但国家如此,个人也是一样,中外历史上,真正的大将,都是文武兼备,光有武功而不懂文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文武兼阙的,也就是文武都不够的,不可征伐,不能做大将。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康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康也。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这与廉洁或贪污有关,廉与不廉,这中间很难分辨,这里就举中国文化的历史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生命,这个落水的人,是一个独子,他家里非常感谢,谢了他一头牛。子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头牛,大概杀来墩牛肉给老师吃(一笑)。面孔子对于这件事奖励子路,说子路做得对,这个风气提倡得好,将来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这样很好嘛!子贡比子路有钱,当然,子贡的个性也不同,依鲁国的法令,当时的奴隶制度,赎人回去,奴主应该收赎金的,可是子贡不收赎金,孔子责备子贡做得不对。这两件事,子路收了别人的红包,孔子说他收得对,提倡好的风气是劝德,而子贡这样做应该也没有错,他谦让嘛,自己有钱,不收人家的钱。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别人不敢随便赎人了,所以有时候做好事很难。由这个道理看起来,人应该廉洁,不苟取,一点都不要,这是对的,当然,不可以提倡贪污,不过有些时候,像子贡的不受金于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来,不然就会收到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汉朝的匡衡(匡衡上疏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汉武帝是非常英明的皇帝,而匡衡这个年轻的读书人,当时提了好几个报告,指出汉武帝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要更改,那要更改,汉武帝非常重视。)就说:孔子说过以礼让治国很难得。孔子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央政府,是天下的中心,对下面的风气,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中央政府中的重要干部,彼此之间都很礼貌,很有风度,影响到下面的社会,就不会彼此纷争:上面的人好仁乐施,下面的人就不会粗暴犯上;上面的人提倡节义,有高度的节操,下面的社会风气,则会跟着好转过来;上面宽厚柔和,下面彼此就有爱心。这四点,就是英明的领导人用不着以威严来下命令,而以自己的行为,使政治风气好转,下面就自然会受到感化。什么理由呢?因为在中央政府中的大臣们,如果意见不同,讲话时吵得脸红,于是影响到下面,就发展为打架了。上面的人如果喜欢独断独行,影响到下面的人一点都不谦让。上面如果有克胜争功的风气,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伤害别人的心理,上面的人好利,到了下面就变成偷了。这是说上位者的作风,就是政治风气的根本。

    更上一层楼的道理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志也。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黜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志,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宁那,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慎到是战国时一位道家的人物,这里是他论忠的一段话,忠孝过分了就是毛病。他说:任何一个时代,并不希望出一两个特别的忠臣。标榜忠臣固然是对的,但我曾说过,少讲文天祥这班忠臣,听了令人泄气。文天祥并没有错,应该标榜,但是要大家都做文天祥,对吗?文天祥那个时代是没有结果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提倡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开国时候的那些大臣呢?我们只是欣赏忠臣,可不想忠臣的那个时代背景如何?那个背景是很惨痛的。所以慎子说:忠臣并不能救乱世,这个道理在哪里?如尧、舜、禹三代,是了不起的圣人,而舜的父母都很坏,可不能认定这一对老头子、老太婆绝不会生好儿子,他们生了一个圣贤的儿子——舜。尧是圣人,但他的儿子很坏。桀是夏朝最坏的皇帝,他下面有不少忠臣,而他在历史上的过错却是那么大,所以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家庭好了,父慈子孝,那里会特别显出孝行来呢?老子说的“六亲不和有孝慈”,家庭有了变故的,才显示出孩子的孝行来,我们可不希望家庭有问题。再看国家,岳飞是了不起的忠臣,可是我们并不希望有岳飞那样忠臣的结果。岳飞如果生在好的时代,处在好的领导人,好的同事之间,不过是一个贤贞的大臣而已,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我们只希望有岳飞这样一个坚贞的大臣,可不希望国家昏乱。

    一个单位有好干部,也是因为有坏干部比较,才显示出来的。因此,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了这个道理,他领导部下,要求部下,忠是要忠,可是要在职务范围以内尽忠,不要超过职务范围以外。讲到这里,就得引述历史的例子来作证明了:大家都知道岳飞是忠臣,岳飞的冤枉那还了得,其实秦桧也未尝没有冤枉,虽然岳飞是秦桧害死的,而事实上秦桧也是奉命承旨才这么做的。因为宋高宗已经对岳飞不满,岳飞犯的错误就是忠过职了,第一他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试想高宗对这口号是什么味道?直捣黄龙可以,但是要把二圣接回来,高宗这个皇帝还干不干呢?岳飞直捣黄龙就好了,迎不迎二圣,是赵家的家务事,就不必去提了。第二个错误,岳飞在前方当统帅,硬要干涉皇帝的家务事,劝高宗赶快立定太子。岳飞这些建议真是忠,完全是好意,可是超过了他的职权,使高宗受不了。所以忠不得过职,而有所建议也不要超过职权的范围以外,不要干涉到别的事。这是过忠的反面。

    接下来再举出历史的故事来引证这道理。我们研究历史,可不是大学里历史系的方向。这里是套了三段。第一是汉朝京房这个人。第二是引用赵高的故事。第三是京房假托学生的话。京房他也是汉朝一个了不起的人。后世研究的专家,还没有能超过他的。他是易学象数的大师,他博通,但最后是被害而死的。京房学的老师是焦赣(延寿),是汉易的大师,也是有前知之能的,京房跟他学的时候,焦赣就断定了京房这位学生喜欢谈论先知,将来会不得好死的,所谓“先知者不祥”。有些人不想求先知,算命、看相、卜筮这些都是先知,能先知的人都不太好。

    石显也是汉朝有名的大臣,他和京房两人在中央政府,政见不同,互相有嫌隙。后来京房垮了,下放出来到外面——魏郡作官,离开中央政府,而石显还在中央。这一下京房害怕了(由这句话,就可知京房的还没有学通,如果学通了,对于功名富贵,对于人生患难,还会那么忧愁,那么学还有什么用?这个修养就不够了,表示他的还是没有真正的学通),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只是对你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他说,这是什么道理呢?以前秦始皇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名正先的人,反对赵高,而被赵高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的威信建立起来了,而秦二世到后来的乱,也可以说是由正先所促成的。这个话讲得多深刻,换言之,秦二世的时候,赵高想要造成自己的政治势力,被正先看出来了,想在赵高在政治上的力量没有形成的时候,揭发他的阴谋,可是赵高杀了正先,反而促使赵高建立了政治上的权威,而形成了政治的派系。所以秦之乱,实际上等于正先所促成的,而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听左右的人乱讲,把我当正先一样杀掉了,那样,我的学生还会笑我。(京房这些话说得多窝囊,读历史读到这些地方,不免掩卷一叹,人为什么把做官看得那么重要?!)这一段的结语说,由京房所引正先的这个故事看起来,正先揭发了赵高的阴谋,这是对秦始皇的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已被杀了,而促成了赵高建立起政治上的党羽和权力。那么愚忠有什么益处,相反的结果更坏。反经就是告诉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注意到反面的结果,作人也好,做事也好,尤其是政治上,事先就需要注意到反面的流弊。

    庄子曰:将为(月去)箧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扁囗。此代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匠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囗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上面这段书,是庄子的话,或是鬼谷子的话,很难确定,但早已见于外篇。这一章一般人是避免讲的,但是人人都知道。历史上懂得权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反派的人知道,正派的人也知道,谁都不肯明说,也不大肯讲授。

    分“内篇”、“外篇”、“杂篇”。“内篇”是讲道,讲修道的。中国的道家很妙,军事学谋略学等,都出在道家。虽然内篇是讲道,连带也说到外用,中国文化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外王就是讲外用,其实这个名词不是儒家的,而是出自的观念。我认为中国一般大儒家表面上是讲孔孟之学,实际上骨子里都是道家的思想。外面披了一件孔孟的外衣,但是绝不承认。一般人之不大肯讲授,和不愿意讲授《长短经》一样,学的人如果观念弄错了,就可能学得很坏。本身是教人走正路,可是揭开了反的一面给人知道,如现代李宗吾的“厚黑学”,目的是教人不要厚脸皮,不要黑良心,殊不知看了“厚黑学”的人,却学会了厚黑,变成了厚黑的人,那就很糟了。这部书也是这样。

    这里引用的话,但据别本《长短经》资料,是鬼谷子的话。我们先要对这本《长短经》,有一个基本观念,了解它不是注重考据,而偏重于所引用文句的理论内容。也许他确有所见,是鬼谷子的话,也说不定,但在这里我们不想多去考证。其次“内篇”、“外篇”、“杂篇”中,只有“内篇”真正靠得住是庄子自己的著作,“外篇”就不一定是他的著作,“杂篇”就更靠不住了。但是一般人真正用得着的是“杂篇”。古代的成功人物,多半都熟读它。在“外篇”、“杂篇”中有许多不是庄子所着。可能是别人写的,至于是不是鬼谷子的,则是一个问题,只有在《长短经》里指出是鬼谷子说的,这段话是中国文化里很有名的一段文章。现在译文已经很多了,他的内容是:

    做强盗、小偷、扒手的人,是弄坏人家的皮箱,撬开人家的柜子,或从人家的口袋里偷东西。于是一般人,为了预防这些人来偷窃,有了财物,都妥当地存放好,放在保险箱、衣橱这些地方,还要在外面用绳子捆扎起来,打上死结,或者加上锁,锁得牢牢的,这是大家都想得到,都会这么做的。可是遇到了大强盗的时候,整个皮箱、保险柜都搬走,这时强盗还唯恐箱子、柜子锁得不牢,越锁得牢,对强盗越方便,越有利,免得零零碎碎,太麻烦。那么刚才所说的一般人锁牢捆好的防盗智慧,不是为自己保护是为强盗保护了,这就是聪明智慧的反作用。同样的道理,像有一位我教过五六年的外国学生,现在巴黎大学教书的法国女孩子,最近从法国来看我,问起还教不教外国学生,我笑着告诉她已经关门了,因为怕有一天,我们中国学生,必须去巴黎大学,把中国文化学回来。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整理自己的文化,一旦碰到外国的强盗,连箱子都被他搬去了,就是这个道理。而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朋友的孩子,到外国去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了。这是就文化方面而言,其他方面很多是这种情形的,譬如政权也是这样。庄子的文章就是这样,他说了正面的,可是马上可以看出反面的东西来。“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圣人的保存文化,也是为大盗而储蓄的,因此智慧聪明的反面,也非常可怕。所以《孙子兵法》上也说,作战时,敌人的装备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因为一旦把敌人打垮了,装备也拿过来了,那么敌人就变成是替我们装备,所以“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那么何以知道自己的保护、储蓄,只是为大盗而保护、储蓄呢?历史上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手?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鸣狗之音相闻,罔署之所布,束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间乡里者,局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拭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敌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独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手?——反圣怯也。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吾勿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齐是姜太公的后代,最初姜太公帮助周武王,打下了天下,平定中国,周武王分封诸侯,姜太公被封在齐国,现在山东的东部,在那个时候,齐国土地贫瘠,是没有人要的地方,周朝对姜太公的酬劳,只是如此而已。这时姜太公已将近百岁了,只好去就国,但走在半路上不想去了,碰到旅邸的主人,可能是道家的隐士,年龄也很大了,看见姜太公一脸颓废灰心的样子,于是劝姜太公赶快去接事,并且要好好地做,不能有埋怨的心理。就凭了这一句话,姜太公听了心里当然懂,倒霉就倒霉,只有绝对服从,这才去就国。姜太公到了这样穷的地方怎么办呢?于是发明了把海水煮成盐,并且开矿,进行现代所说开发资源的工作。古代盐铁是经济上最主要的物资,齐国靠海,出产渔盐之利,因此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成为最富的国家。

    现在这里写到春秋末期齐国的富强繁荣,渔业农业发达,地方又大,建立国家的一切政治规章制度,都是依照他们先世的圣人——太公望的做法,一点都不错。可是不料出了一个大强盗——田成子,齐国后来就亡在田成子手里,田成子叛变,杀了齐国的皇帝而自称齐王,偷来了齐国这个国家,而田成于所偷的,又岂但是齐国,并且把齐国几百年来,好的政治规章制度,都偷过来用上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于是窃国的强盗,但是田成子却安安稳稳地做了齐王、齐国的大老板。当他有权势在手上的时候,国际上一样地恭维他,一样地承认他了,到底他还传了十二代。由这个例子看,田成子不但偷到了齐国,连齐国历史政治的经验都偷到了。

    齐国将到末期了,叔向问齐国的名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如何?晏子说,这已经是没落的时代。这里古文称季世,因古文以孟、仲、季来代表大中小或先后次序,而最小或最后的又称叔;古文上的叔世,也就是末世的意思。季世即没落的时代。这里晏子是说,齐国已经到了没落的时代了,走下坡路了,他不能不说齐国要归陈家了。这时陈家是齐国的大夫,特权阶级,后来叛变。晏于说,现在齐国的政府对人民不关心,民心都归顺了陈家。以度量衡这件事来说,齐国的量数,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位,到釜的时候,则以十釜为一钟。而陈家居然创出自己的量制来,从豆到釜不用进四而都加一,成为逢五进位,所以钟的量在观念上更大了。他以家制贷放出去,以公家的量制收进来,说是用大斗贷出、小斗收回的方法,使民心归服。山货木材,海产鱼盐,从产地到市场不另加税,以利人民。而在齐侯统治下,一般人出三分力量,两分归公,只有一分留作私有。结果公家的东西多得都朽蛀了,但是负责公务的三老,却穷到饭都吃不上,整个国家弄到穷的愈穷,富的愈富。外加齐国刑罚太滥,多有断脚之刑,断脚的人太多,形成“履贱踊贵”,普通人穿的鞋子反而不如断脚者专用的“踊”价格贵。对一般人的痛苦,陈家却能安慰救助,所以大家都喜欢陈家,所有的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齐国的祸乱,恐怕难以避免。

    这里看到经济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与政治关系的重要。齐国虽有晏子这样有才具、有道德的宰相,但当民心归向陈家形成后,也是没有办法,正如《庄子?(月去)箧》一章中说的,齐国被陈家这一个扒手给扒掉了,而陈家的扒窃方法,是由经济方法向收服民心下手的。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其无有道耶?夫安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盗跖,是代表强盗土匪坏人的代名词,在古书上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并不是专指某人的专有名词,而是广泛的指强盗土匪那一流坏人。我们平常说“盗亦有道”。这句话的由来说出在这一段。

    强盗问他的头目,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说,当强盗当然有道。天下事情,那里有没有道的?当强盗要有当强盗的学问,而已学问也很大,首先在妄意——估计某一处有多少财产,要估计得很正确,这就是最高明——圣也。抢劫、偷窃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大有勇气——勇也。等到抢劫偷盗成功以后,别人先撤退,而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担当,这是做强盗头子要具备的本事——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什么时候去抢比较有把握,这是大智慧——智也。抢得以后,如上写的: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所以做强盗,也要具备有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哪有那么简单的!像过去大陆上的帮会的黑暗面,就是这样。从另一角度看,那种作风,比一般社会还爽朗得多,说话算话,一句够朋友的话,就行了。所以要仁义礼智信具备,才能做强盗头子,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做不到强盗头子的或者有,但是没有不具备这五个条件而能做强盗头子的,绝对没有这个道理。

    这里是引的一段话,如果看全篇,是很热闹、很妙的,其中的一段是说到孔子的身上,内容是鲁国的美男子,坐怀不乱的圣人柳下惠,有一个弟弟是强盗头子,孔子便数说柳下惠为什么不感化这个弟弟。柳下惠对孔子说,你老先生别提了,我对他没办法,你也对他没办法。孔子不信,去到柳下惠这位强盗弟弟那里,不料这个强盗弟弟,先是摆起威风对孔子骂了一顿,接下来又说了一大堆道理,最后对孔子说,趁我现在心情还好,不想杀你,你走吧!孔子一声不响走了,因为这强盗头子讲的道理都很对,所以这里引的一段,也是柳下惠的弟弟对孔子说的,而实际上是庄子在讽刺世风的寓言。李宗吾写的目的也是这样的,所以也可以说庄于是厚黑学的祖师爷。相反地来看,即使做一个强盗头子,都要有仁义礼智信的修养,那么想要创番事业,做一个领导人,乃至一个工商界的领袖,也应该如此。倘使一个人非常自私,利益都归自己,损失都算别人的,则不会成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尴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昔早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这里又引用另一个历史故事来作说明了:

    在后汉末朝,三国开始的时候,董卓在当时是西凉边疆的一名土匪兼军阀,毫无纪律,但对于权变诡谋,他都懂,当想要把汉献帝的位置拿下来的时候,就知道先礼敬人。当时社会上知名的学者,如蔡邕就是他敬重的人,所以着《后汉书》的范晔,为董卓下结论说,董卓那种野蛮的豺狼之性,又遇到汉朝的政权垮台剥落崩塌的时代,给了他机会,得以蹈藉彝伦,破坏纲常制度,毁坏分裂了中央政府的政权,像董卓这种残酷得能够吃人,刳人肝剖人趾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的人,也还不够称心。但是就连这样坏的人,对于名气大的文人学者,却还懂得故意表演谦虚的一套。就在民国初年,如东北早期的军阀卢俊异,从关外到了北洋政府的时候,把带来的大批人参、皮货,从门房、副房一直到上面的大员,每人一份礼,会议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轮到他讲话的时候,他只一拱手说:“我叫卢俊异,初次到北京,样样不知道,全靠诸老兄!”可是这个马贩出身的军阀,就这样成功了。董卓的“折意缙绅”也就是这个手段,因此他对于汉朝的政权还想慢慢来迟疑凌夺,一点一滴,渐渐抓过手来,把它吞掉。所以不要看董卓是这样粗鲁、好杀人的家伙,他还懂得盗窃之道,怎样去偷别人东西的方法。

    例如蔡邕是当时的名士,学问非常好,董卓特别把他捧起来,因此后来董卓失败了,被群众杀死,因人胖脂肪多,被人在肚脐点灯的时候,谁都不敢去收尸。蔡邕是个文人,还是去哭吊,他认为董卓尽管坏,而对自己很好,还是朋友,仍然去吊丧,结果蔡邕也因此被杀了,他的女儿文姬流落到匈奴去,后来才由曹操接她回来。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由董卓这种人,对于名土学者,都知道笼络运用看来,可知“道”——仁义礼智信这个原则,好人想要成功,需要以它做为依据,坏事想要成功,也不可以违反这个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就拿社会学、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事实,人性坏的多,所以耶稣、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才要拼命劝人做好,可也有很多人利用宗教靠宗教吃饭的,就是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的道理。知识学问,本来是想教人走上好的路,可是坏的人多了,如一些大土匪,何尝没有知识学问?坏人知识多了,为害天下的本事也就更大了。作者的这几句结论,说得很中肯、很深刻,也很悲痛。文化学问,真是一把刀,刀的本身不一定是坏东西,刀不一定是杀人的,还可以救人,医生动手术用的又何尝不是刀,而且还非用不可,刀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执刀的人,刀是如此,文化、道德、学问也是如此,这是说仁义的反面。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止匕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举出历史事实,说明怎样做法才是正确的:

    有一次子路去做邵这个地方的首长,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的手里,限五个月以内,开通一条运河。古代人口少,经济没落,季家这个措施,对老百姓来说,太过苛扰了。而子路的行政区内正管到这件事,为了要鼓励大家做工,公家的经费又不够,就自己掏腰包,把自己的薪水贴上,乃至从家里弄粮食来,供给大家吃。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给工人吃的饭倒掉,把铁锅打毁。子路的脾气,碰到这情形,火可真大了,跑回来跟老师吵架,对孔子说,你天天教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你又嫉妒了,又反对我了,还教子贡来捣乱。孔子就说,子路!你不要糊涂,中国的文化、古礼,当了皇帝的人,因为天下都是自己的,便忘忆了自己而爱天下,当了诸侯,就爱自己国家以内的人民,当了大夫就只管自己职务以内的事,普通一般人,爱自己的家人,超过了范围,虽然是行仁义,也是侵害了别人的权力,所以你做错了。

    从历史上看,一个精明皇帝下面的大臣是很难做的,假如一个大臣,做得很好,做到上下一致爱戴他,拥护他,皇帝只要问他一句话:“意欲何为?”这大臣就受不了。就如包拯这样的忠臣,宋仁宗这样高明的皇帝,有一次包拯建议他册立太子,宋仁宗很不高兴地反问一句:“你看我哪一个儿子最好?”意思是你姓包的希望我早死,可以把我儿子中和你有交情的一个捧上来,你包某人可以官做大一点揽权不成?包拯懂了他问这句话中的这些含义,所以立刻跪下来脱了帽子对皇帝说,我做臣子的已经六十几岁了,也没有儿子,这个册立太子的建议,不是为了我自己,完全是为了朝廷。宋仁宗这才笑了。当年孔子就是这个道理,看见子路做出超过范围的事情来,为子路着急,赶紧教子贡去把他煮好的饭都倒掉。

    另一个历史故事: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自然也是刘邦的子孙,来朝见汉武帝,穿的衣服很规矩,每一个进退动作,都很得体,很有礼貌,处处都合乎行仁由义的规矩,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庄重威严的样子来。汉武帝见了他以后,态度脸色都变得很难看,心里有所疑虑妒忌的味道,于是对河间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革命,不过是七十里大的地方开始的,文王开始时候的辖区也不过一百里方圆,而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的幅员还更广大,你好好地干吧。汉武帝这几句话,太严重了,意思是说,你努力吧,像你这样做法,有一天造起反来,一定可以推翻我了,至少将来我死了,也可以打垮我的儿子,由你来当这个皇帝了。我们从这类历史上看来,人类也很可怜,父兄叔侄之间,往往为了权力利害的相争而相杀。以哲学的观点去看人性,人实在是毫无价值的,骨肉之间感情非常好的,往往出在贫穷的家庭。一到有富贵权力的冲突,兄弟、姊妹、父子之间都发生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在一个哲学家看来,人实在太可怕了,真是六亲不认,比禽兽还不如,没有道理,这就叫做人,人这种动物又有什么意思?由此可见汉武帝的“王其勉之”这句话心理的反映。

    河间献王听了汉武帝这句话,懂得他话里的意思,回去以后,就故意吊儿郎当,一天到晚喝酒,听歌跳舞,表示没有野心,以行动告诉汉武帝,你可以放心了。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回信,皆得分而后为成人。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由子路和河间献王这种历史故事来说,要实施仁义爱人,普遍的帮忙别人,爱部下爱团体,也还要知道自己的本分,超出了本分不行。孔子把子路的饭倒了,就是子路的行为超出了本分。孔子这样做,也是对子路无比的慈爱,是爱护学生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因为子路这样一做,他会大得人心,但必然会引起的嫉妒,就非把于路害了不可,这就是教子路不要超过了本分,作人做事就如此之难。所以尸子(尸佼)里就提到,作人的道理,要守本分,就是我们的老话,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是不会深人去体会的。什么是本分?做领袖的,做父亲的,做干部的,做儿子的,上下长幼、贵贱亲疏之间,都要守本分,恰到好处。譬如贫穷了,穿衣服就穿得朴素,就是穷人的样子,不可摆阔;有钱的人也不必装穷,所以仁爱要得分,施舍要得分,仗义疏财也要得分,智慧的行为也要得分,讲话也要得分,信也要得分,总而言之,作人做事,要晓得自己的本分,要晓得适可而止,这才算成熟了,否则就是幼稚。由这个道理看起来,虽然上面所说的强盗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可是在作人的基础原则上,他是错误的。

    这是中国文化,为西方所没有的,到今天为止,不论欧洲或美国,还没有这个文化,专讲作人做事要守本分的“哲学”,能够达到如此深刻的,这些地方就是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这里作全篇的结论了。他说,由上面反复所说的各点来说,孔孟思想所标榜的仁义礼乐,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忠孝贤智的行为,文的武的以及侦察谋略等事,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永远存在那里,并没有避开人去隐藏起来。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不能说时代变了,仁义的真理就不存在,就不是真理了。所以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尧舜的时候,仁义道德就自己主动地出来了,也不是说夏桀、商纣的时候,仁义道德就没落了,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还是在领导时代的人物们的运用。我们要注意的,这里只讲用不讲体,每一个学问,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政策,每一个办法,运用之妙在于人。如我们桌子上这个茶杯,可以泡茶,固然很好,因喜欢茶而喜欢了茶杯,但同样的杯里也可以盛毒药用来杀人,这茶杯本身没有好坏,在于如何使用这个杯于,是给人喝茶或给人服毒,用得对的就天下太平,用得不对,就天下大乱。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一切学问,一切思想,在于用得恰当不恰当,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学问,用的时间空间不恰当,就变成有害处。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美。

    这里引孙卿的话作最后结论,古代羿的法制、思想、政策并没有错,而这些不错的办法还存在的时候,羿在中年就早死了。禹王治水以后称夏朝,他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后代也没有了,而制度、办法都还是原来的。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政策、主义、法则、本身不能单独存在,靠人去运用,人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亡掉。

    最后引用的一段寓言论作证。

    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氵并氵辟纟光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氵并氵辟纟光,则其所用之异。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这是在里很精彩的,很有名的典故,古代的大政治家或大阴谋家都懂这段故事。说:宋国有一家人,有一个祖传秘方,能在冬天里涂在身上,不生冻疮,手上皮肤不会裂开来,所以这家人,凭了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都不会伤手,因而漂的布又好又快又多。有一个人经过这里,听说这家人有这个秘方,要求以一百金——也许相当于现在一百万美金的价值,购买这个秘方。后来果然以这个大数目,把秘方买来了,然后到南方去游说吴王,吴越地在海边,打仗要练海军作水战,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到了冬天,和越国打仗,吴国的海军涂了他的药,不怕冷,不生冻疮,大败越国,因之立了大功,裂地而封。他就是利用这个百金买来的方子,能够功成名就以至于封王。庄子说,就是这样一个不生冻疮的方于,有的人能够利用它不生冻疮,不裂皮肤这一点而封侯拜将,名留万古。而这一家人却只能用这同一个方子,世世代代替人家漂布。同样一个东西,就看人的聪明智慧,怎样去运用,而得到天壤之别的结果。因此一个人,倒霉了不要怨天尤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想办法翻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一定可靠,主要在于人的聪明智慧,在于能否善于运用。


如果您喜欢,请把《历史的经验》,方便以后阅读历史的经验姜太公论三明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历史的经验姜太公论三明并对历史的经验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