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不安并非只局限在医院里。时值四月,阴雨绵绵,这躁动不安仿佛随污浊而又湍急的河流暴涨着,升腾着。在夜晚,它笼罩着这黑漆漆的城市,像是一种凌驾于人们精神之上的黄昏,与那料峭的晚春难以割舍,不动声息地、恶狠狠地膨胀蔓延。整个国家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尽管它隐藏在其弥漫的慈善中。在医院里,某些东西正在慢慢地走向尽头。在走廊的交叉口处,一群群狂妄自大的资深医生在交换着意见,商讨着一个秘密。个头高一些的年轻医生们迈着大步,显得更加咄咄逼人。只有那会诊医师在查房时显得心思重重。某一天早晨,他走到走廊的窗边,对着河的对岸凝视了许久。在他的身后,护士们站在病床旁静心等候。年长的杂活工们推着病人在病房间来回穿梭,显得那样地沮丧,似乎忘记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从广播喜剧节目里学来的令他们快活的名言。如果布里奥妮能再次听到他们的那句名言,她是会感到很欣慰的,尽管她以前对这句话那么不屑一顾——“鼓起劲来,亲爱的。也许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
可是战争就要来了。这些日子以来,医院的病人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少了。开始这看来很平常,一帮子脑筋不够数的受训者还喜滋滋地把这“大量康复”归功于他们提高了的医疗技术。慢慢地他们才看出了端倪。空空的床分布在一间间病房里,就像夜晚的死亡幽灵。布里奥妮想象着那宽宽的光滑走道上远去的脚步声,它们曾经是那么地清晰和富有节奏,现在却已变得模糊和犹豫。在电梯外的一段楼梯平台上,那些来安装新的防火装置和更换消防沙的工人整整工作了一天,一刻也未停歇,离开前也不对人说一句话,甚至不理睬同在走廊里的勤杂工们。在那有着二十个床位的病房里,只有八张正在使用。而且虽然工作比起以前更加辛苦,但是处在一种不安或者说是离奇的恐惧作用下,这些实习护士在一起喝茶时不再抱怨不休。她们都更冷静了,也更容易知足。她们也不再伸出手来相互比较各自的冻疮了。
不仅如此,每一个实习护士都忧心忡忡,十分害怕犯错误。她们都十分害怕马乔里·德拉蒙德护士长,害怕她暴怒前险恶的笑和态度的软化。布里奥妮有自知之明,最近她已经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了。四天前,虽然她小心再小心地说明,一个由她照顾的病人还是咕咚咕咚地喝下了碳酸漱口水——一位勤杂工正好看到,他形容说就像一口气喝下一品脱烈性的黑啤酒一样——之后,那个病人吐了一床。布里奥妮也知道,德拉蒙德护士长一直在注意着她,有一次她在搬便盆的时候一次只搬了三个,而不是像忙碌的拉卡普的服务员那样——要知道她原本是应该一次稳稳当当地搬六个的。而且,她很有可能还犯了很多其他的错误,它们要么因为她劳累而被忘记了,或者她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还很容易犯一些举止上的错误——有时一不留神她就会单脚站立,而令她的顶头上司狂怒不已。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的差池和失误会积少成多:扫把没有放好啦、毯子折的时候把标签朝上啦、硬的领子有细微的褶皱啦、床的脚轮没有冲里成一直线啦、走出病房时空着手啦——这些全被人默默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直到忍耐达到了限度。这时你若还未读出征兆,那么怒火会从天而降,而你还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呢。
但是最近,护士长不再向她的实习护士们投以忧郁的笑容,也不再用令她们恐惧的压抑的声音和她们说话。她仿佛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职责。她像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别的什么事情上,经常站在男外科手术室门外的四方场地上,和她的拍档没完没了地商谈,或连着两天也不见踪影。
若是在另一种环境里,从事另一种职业,体态丰满的她也许会显得非常慈爱,甚至极富风情,因为她那不着口红的双唇有着迷人的曲线和足以自傲的自然的光泽。她脸颊滚圆,有着娃娃般健康的红晕。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她温蔼的天性。但这样的好印象没有维持多久就烟消云散了。事情缘起一个和布里奥妮同龄的女孩。她是个大块头,秉性和善却行动迟缓,喜欢用像奶牛般无辜的眼神打量别人。她领教了护士长气势汹汹的威力。兰格兰护士被临时抽调到男外科病房去帮着准备一个年轻士兵的阑尾切除术。她与他单独呆了一两分钟,于是就跟他聊了起来,还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叫他不必为自己的手术担心。他很自然地就问了她的芳名,这可就触犯了那神圣的戒律。它明明白白地印在指导手册上,虽然从没什么人知道那到底有多么重要。几小时后,士兵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喃喃地呼唤着这实习护士的名字,而此时外科手术室的护士长就站在近旁。这下可好了。兰格兰见习护士被撵回了她以前的病房,着实蒙了一回羞。其他护士被召集在一道,要她们吸取教训。就算可怜的苏姗·兰格兰残忍地杀害了两打病人,也不至于会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德拉蒙德护士长教训说,对于应该一直追求像南丁格尔一样护理病人的传统的她,这样做是多么的丢脸。她还说兰格兰应该对自己下个月能分拣整理弄脏的亚麻被单而庆幸。她刚一说完,不仅是兰格兰,在场的一半女孩也都哭了起来。布里奥妮没有哭,但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她还是心有余悸。她把指导手册又从头读到尾,看看是不是有些礼仪规范被她忽略了。她反复重读这条戒律,并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在任何情况下,护士绝不能把自己的教名告诉病人。
病房腾空了,活儿却越来越紧。每天早上,病床都被推到房间的中央,这样实习护士们就能用拖把将地板擦光亮。拖把十分笨重,让女孩子们把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可真是要命。地板要一天清扫三次。不用腾空的衣物柜要抹干净,褥垫要消毒,黄铜衣帽钩、环形门把手和门洞要擦干净。那些木制品——门和踏脚板——要用石碳酸溶剂仔细清洗,当然还有床、铁床框和弹簧。实习生们整天埋头于便盆、便瓶的冲洗、擦拭和晾干,直到它们像能上得正式宴会的餐具一样闪闪发亮。三吨位的军用卡车停在装卸间,运来了更多的床。要它们变得适于摆进病房,挤进它们那整洁的同伴中去,就先得把这些污秽不堪的东西彻底用力擦洗许多遍,再用石碳酸溶液消毒。任务的间歇——大概一天有十来次——实习生们得在冰冷刺骨的水下清洗她们生满冻疮而裂开、流血的双手。与病菌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她们早被灌输了对清洁的狂热崇拜。她们在这里学到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躲在床下的一小撮毛毯的绒毛更令人厌恶了。在那不起眼的表面隐藏着成群成群、密密麻麻的细菌。她们每天都蒸馏、擦拭、打亮、揩干,这已经成为她们职业骄傲的象征了,为此她们必须舍弃一切个人安逸。
搬运工们从停车间里搬来了大量的供给品,包括包扎用品、便盆、皮下注射器、三个崭新的高温消毒器和许多标着“湿敷袋”的包裹——它们的用途未加说明。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打开包裹,盘点物品并开出清单,最后整齐码好。另有一个已被擦过三遍的药品柜也安放好了,塞得满满的。平时它都上锁,钥匙在德拉蒙德护士长手里。可是一天早上,这秘密被布里奥妮窥破了——一排排瓶子的标签上都写着“吗啡”。有别的差事时,她看到其他病房也都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一间病房甚至已空无一人。它空旷而寂静,显得格外亮堂,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不过,看着这些她也不好置喙多问。一年前,刚宣战不久时,顶楼的病房就怕被炸而弃置不用了。手术室现已转移到了地下室。底层的窗子都被沙袋堵得严严实实,天窗也都用水泥抹死了。
一位陆军上将曾到医院巡视了一番,六七位高级顾问医生紧随左右。没什么仪式不说,连“肃静”的要求都没有。一般地说,在这样的重要场合,病人们的鼻尖都得和最上面一层被单的折缝成一直线。可这回是没时间好好准备了。将军和他的随从们阔步走过病房,时而低声轻语,时而颔首点头,然后便扬长而去。
人们心头越来越沉甸,却没机会打探些确切的消息,因为这是明文禁止的。没轮班的时候,实习生们要么听课,听讲座,看示范讲解,要么就是自修。进餐和就寝时都给管得牢牢的,好像她们是洛迪安私立女子寄宿学校的新生。有一天,当睡在布里奥妮邻铺的女孩菲奥娜在餐桌上把盘子一推,大声宣布——并非针对某一个人——她“无法平心静气”吃下用氧气管蒸熟的菜时,这位南丁格尔护士长便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她,直到她乖乖地把最后一口吃了下去。不妨说,菲奥娜是布里奥妮的朋友。在宿舍里,在预备训练的头一个晚上,她就请求布里奥妮帮她剪右手上的指甲,她解释说自己左手不会用剪刀,平时这活是她妈妈干的。她有姜黄色的头发和点点雀斑,这使得布里奥妮不自觉地警觉起来。不过和罗拉不同,菲奥娜总是大声大气又欢天喜地。她胖乎乎的手背上有一个个“小凹”,她的胸部硕大,常被别的女孩所取笑。她们说这表示她注定会成为一名病房护士长。她家住在切尔西。有一天晚上,她从自己床上探过身来和布里奥妮窃窃私语,说她爸爸有望被召进丘吉尔的战争内阁。可是等到内阁成员名单公布时,那个期望中的姓氏却没有出现。布里奥妮想这事她最好还是别去探问什么究竟了。在预备训练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里,菲奥娜和布里奥妮没什么机会搞清楚她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不妨就假定她们是的吧。因为她们毕竟没有任何医学背景,这样的实习生为数不多。大部分女孩子们都曾参加过急救培训,有几个甚至还曾是英军志愿救护支队的队员,早已习惯了与血和死尸打交道,至少她们自称如此。
不过要培育友谊谈何容易。实习生们每天在病房里轮班工作,工作完还得学习三个小时,然后睡一会儿。下午茶对她们来说简直是难得的享受。每逢四点到五点之间,她们就会从木头做的板条架上取下刻有各人名字的精巧的棕色茶杯,在远离病房的娱乐室里坐在一处。谈话很不自在,因为护士长会在那儿监视她们,看她们是否行事合乎礼仪。况且,她们只要一坐下来,困倦就会向她们袭来,像三床折叠好的厚毛毯那么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一个女孩茶杯和杯托还拿在手里就睡着了,烫伤了大腿——“真是个练习处理烧伤的绝好机会。”德拉蒙德护士长推门来看个究竟时作如是评说。
还有她自己,也成了横亘在友谊之路上的一大屏障。头几个月里,布里奥妮常常以为自己只要考虑怎样和德拉蒙德护士长相处就行了。因为她总在你眼前晃悠。前一分钟从走廊尽头不怀好意地走过来,下一分钟就在布里奥妮的耳畔絮絮叨叨,说她在预备训练的时候一点也不认真,才不懂给男病员“全身洗浴”时的正确步骤该是什么:只有在水换过两遍之后,才能把擦后背用的打了肥皂的法兰绒和毛巾给病人,这样他就能自己洗完了。布里奥妮的心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护士长那会儿觉得她做得如何。德拉蒙德的目光一落到她身上,她就条件反射似地觉得肚子里一阵冰冷。想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是不可能的。布里奥妮对她的挑剔指责恐惧万分,对她的表扬褒奖从不幻想。对自己置之不理——这是布里奥妮最大的指望了。
布里奥妮能真正独处的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入睡前的几分钟。在黑暗中,她会沉思默想,仿佛看到自己朦胧生活在格顿女子学院。在那里,她可以读她的弥尔顿。她本来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大学里念书,而不是在姐姐所在的医院里上班。布里奥妮以为自己正在加入到反战的洪流中,可到头来却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个年长十五岁的女人绑在了一起。这位女人时时支配着她,其威力甚于一个母亲对她幼儿的掌控。
这种束缚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个体身份的剥夺——开始于她亲耳听说德拉蒙德这个人的几星期之前。为期两个月的预备训练的第一天,布里奥妮在班级里丢尽了颜面,给她上了很好的一课。事情是这样的:她走到护士长前面,彬彬有礼地指出,她徽章上的姓名有误。她是B · 塔利斯,而不是像那个小三角形胸饰上表明的那样是N · 塔利斯。
护士长的回答十分冷淡。“你就是N · 塔利斯。从现在起就是,以后也还是。这是分给你的新名字。你的教名对我没有意义。现在,请你坐下吧,塔利斯护士。”
要是敢笑的话,其他女孩子早就纵声大笑了起来。因为她们的名字首字母全都一样——N。不过她们都意识到笑是不被准许的。事实证明她们的感觉是正确的。这是卫生讲座的时间,还要拿真人大小的模特练习给病员的全身洗浴。假人们也都有名字——麦金托什太太、蔡斯女士、还有乔治宝宝——他那被不怀恶意地做得有些变形的体型使得他有两个正常的小女婴那么大。这时候她们要学会适应不假思索地服从,学会一叠叠地运送便盆,要把一条基本准则记在心头:千万别进病房转了一圈只带着你自己的手走出来。身体上的不适多少减轻了布里奥妮精神上的紧张。高高竖着的上过浆的衣领磨得她的脖子生疼。每天都要十几次地在冰冷刺骨的水下用碳酸氢纳洗手,使她生出了第一批冻疮。她自己掏钱买来的鞋子也狠狠地挤着她的脚趾。她们的制服像其他所有种类的制服一样,也抹杀了人的个性。而那些日复一日的繁冗要求——熨烫褶裥、别住帽子、整理线缝、擦亮双鞋,尤其是鞋后跟——已成了必须小心对待绝不能出错的程序,慢慢将其他事情都从她们脑中挤了出去。当女孩子们做好准备进入做实习护士的阶段,要在德拉蒙德手下开始为病房服务(她们绝不会说“在病房服务”)时,从前生活的影像在她们脑中已经十分模糊了。她们只知道要服从于日复一日的机械程式——从便盆到浓缩牛肉汁。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们的头脑渐渐地空虚,也没了什么戒备心理,很容易就屈从了病房护士长的绝对权威。护士长在填塞她们腾空了的脑袋时,她们只能乖乖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