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明言,但是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军事化的模式。那个永不会被称呼为佛罗伦萨的南丁格尔小姐曾在克里米亚待了那么久,所以很明白纪律、严厉的命令和训练良好的团队有多重要。当布里奥妮在黑暗中听着仰眠的菲奥娜彻夜的鼾声响起时,她已感到那平静的生活——小的时候,她去剑桥看望过利昂和塞西莉娅几次,那种生活她很容易想象得出——将很快就要从她的人生中岔离。实习生的生活已开始了,这样过四年,这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作息,她也得过下去,她不想离开,也没有离开的自由。她开始完全沉浸在一种按部就班的人生中: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没完没了的工作,时刻提心吊胆,生怕遭他人的非难。她只是这众多实习生中的一员——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位新人补充进来,而她,不过就是那个标牌上几个抽象的字母而已。这儿不会有校园中的课外辅导,更不会有人为了那些关乎自己智力发展的严格的课程而睡不着觉。她得倒掉便盆,冲洗干净,清扫和擦亮地板,准备可可和浓缩牛肉汁,来回地取东西和搬东西。最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从闭门反思中暂时解脱出来。她从早一年入学的实习生那里听说,将来终有一天,她会慢慢地从精明强干中获取快乐。近来,她就初尝了这种快乐的滋味——她可以在专人指导下给病员测脉搏和体温,并在治疗卡上标明读数。她也曾在病人的藓斑上涂过龙胆紫,在伤口上抹过乳液,还把铅洗液擦在淤青上。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她只是个服务员,一个下等女佣——还有在空余时间里,一个要靠死记硬背书本来应付考试的不甚聪明的学生而已。没有什么时间可胡思乱想,她觉得很开心。但当每天晚上她穿着睡袍站在楼梯平台上——这通常是她每天的最后一件功课——凝望河对岸的没有光亮的城市的时候,她就记起了笼罩着那一条条街道和病房的惶惶不安,就像那掌控一切的黑暗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从这思绪中拽出来,就连德拉蒙德护士长也不能保护她免遭不安的侵扰。
每天喝过可可茶之后,熄灯前会有半小时可供女孩子们自己支配,这时候她们总会互相串门子,坐在床上给家人或者情人写信。有人还会因为乡愁而泫然泪下,然后大家就会勾肩搭背,互相安慰,说些贴心的话儿。这些在布里奥妮看来都既夸张又荒谬——已经成年的人因为想妈妈而一把鼻涕一把泪。还有个女孩子哭个不停,居然说是因为想起了爸爸烟斗的味道。好笑。可是那些安慰别人的女孩子似乎倒非常乐此不疲。在这么腻味的气氛中,布里奥妮有时候也会写几个字寄回家,不外乎是翻来覆去那几句——她没有生病,没有不高兴,不需要家里的钱,也绝不会像妈妈预言的那样改变主意,后悔自己的选择。别的女孩子把日常工作和学习情况一一封进信里,来惊吓可爱的爸爸妈妈,而且还感到很自豪呢。这些东西布里奥妮只会写在日记本里,但也不会事无巨细全往上搬。至于妈妈,这些低贱的工作她自是不想让她知道。她要做护士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她要为自己的独立生活而工作。她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她自己的生活知道得越少越好,这对她来说很重要。
除了一长串尚未回答的重来复去的问题外,艾米莉的来信很大篇幅都是讲疏散到她家里的那群人。从伦敦海克尼区来的三个妈妈带着七位孩子被安顿在塔利斯家。其中一位妈妈曾在乡村酒吧出丑露乖,丢尽了颜面,不过现在已不让她上那儿去了。还有一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带着三个孩子走了四英里路去当地小镇的教堂做弥撒。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贝蒂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她恨透了这三个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他们竟在来的头一天早上就说不喜欢她做的饭菜。她声称自己亲眼看到那个常上教堂的女人把痰吐在了门厅地板上。还有毛孩儿里最大的一个——看上去不到八岁而实则十三岁的男孩——溜进了喷泉里,爬到特赖顿身上,把他的犄角和直到肘部的一段胳膊掰了下来。杰克说修好它倒并不费什么事儿,可是那残肢被拿进屋,丢在了储藏室里,现在却不见了。贝蒂听了老哈德曼的口实,一口咬定是那个男孩把它扔进了湖里,但男孩矢口否认。有人提议把湖里的水抽干,可又担心这会危及湖中正处在交配期的一对天鹅。那位母亲坚决维护自己的儿子,说孩子们在到处玩耍时,喷泉实在是太危险了。她还说要秉书下院议员。她不知道,阿瑟 · 里得雷爵士正是布里奥妮的教父。
然而,艾米莉觉得能招待这群避难的人真是福气,因为曾几何时,整座房子好像都要被军队征用了去。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于在休 · 凡 · 弗莱厄特家安营扎寨,因为那里有司诺克球桌。她在信中还提到,她的妹妹埃尔米奥娜还在巴黎,不过正在考虑搬到尼斯去;家里的乳牛都分散到北边的三块田地里放养去了,这样原来的那块地就可以腾出来耕种玉米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始建的一条一英里半长的铁栅栏已被拆除,熔化掉后用来做喷火式战斗机。就连来拆它的工人们都说,这种金属并不适合用来制造喷火式战斗机。莎草丛中,小河转弯处,用水泥和砖头当原材料的掩体在岸边造好了,毁了短尾野鸭和灰色鹡鸰的巢居。大道的进村口,另一个掩体也在修建中。他们把所有易坏物品都藏进了地下室,包括那架羽管键琴。可怜的贝蒂在搬克莱姆叔叔的花瓶时不小心失手,花瓶掉在了台阶上摔了个粉碎。她说裂缝在她手里时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这话没什么说服力。丹尼·哈德曼加入了海军,村里的其他小伙子则参加了东萨里前线团。杰克辛苦得不得了。他参加了一个特别会议,回来后看上去又累又瘦,而且他还得向她保密,不能告诉她他的去向。听到花瓶摔破了,他勃然大怒,竟冲着贝蒂大喊大叫,这可一点也不像他的性格。除此之外,她还搞丢了配给证,大家只好过了两个星期没有糖的日子。那位被“红狮”酒吧开除的母亲来的时候没带防毒面具,根本没有多余的可以给她用。空袭警报哨的小头头,也就是沃尔金警员的兄弟,总以检查灯火管制为由在这儿转悠来转悠去。他已来了三次,他独裁的本性已暴露无遗。谁也不喜欢他。
每当在劳累一天后展读这些信件,布里奥妮就会神情恍惚,思家心切,她隐隐地向往那久已远去的生活。可她并不后悔,因为当初是她自己与家人一刀两断的。预备训练结束后,实习生活开始前,有一个礼拜的假期,她和叔叔、婶婶住在樱草山上,而且她断然拒绝与电话那头的妈妈通话。为什么?为什么在每个人都想要见她,每个人都热切地想知道她的新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她就是不肯回去?连一天都不肯?为什么她连写信都这么少?为什么呢?要明明白白回答太难了。眼下,最好是远离家园。
床头柜的抽屉里,布里奥妮放着一个大理石纹薄纸板封面的大笔记本,粘在书脊上的是一截线,末端拴了支铅笔。在就寝时间是禁止使用铅笔和墨水的。她从预备训练的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写日记,并设法做到了基本上每天熄灯前至少挤出十分钟时间来。她的记录包括“艺术宣言”、琐碎的抱怨、人物速写以及一些简单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尽管一天天幻想的成分愈加增多。她并不怎么读自己写下的东西,却陶醉于哗啦哗啦地翻动那填得满满的纸页。这儿,在名标和制服的后面,才是真正的她。她的“真我”偷偷地隐藏着,悄悄地积聚着力量。在孩提时代,她就用自己的笔迹覆盖那本来空无一物的白纸,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这种乐趣她一直不曾忘怀。至于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她倒是无关紧要。因为抽屉不上锁,她很用心地把关于德拉蒙德的事情写得很隐晦。病人的名字她也都改掉了。没了这一层真实,随心所欲地涂改细节和胡编乱造就更容易了。她喜欢写下她想象中那些当事人的闲思漫想。她没有义务把真相写出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许诺过要写一部编年史。只有在日记中她才可以自由驰骋,充分舒展自己的个性。她编了些小故事——不是很能令人信服,语言也很造作——主角也是病房里的人。有时,她会把自己视为医学界的乔叟,病房里拥满了各色人等:小伙子、酒鬼、当官的老头子、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顶漂亮的可人儿。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后悔自己的故事离事实太远,没给自己储存下写作的原材料。清楚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状况怎样,谁在场,谁说了什么,对她来说都用处多多。那个时候,写日记让她维持了自己的尊严。没错,也许她的样貌、她的行事、她的生活看来不过是个实习护士,可其实她是个好有影响力的作家啊。是她自己伪装得巧妙而已。一旦她和自己熟悉的一切说了再见——家族、家园、朋友——那就只写作这条线,揪着从前,又系着将来。这才是她一直来的所作所为。
每天,她的头脑少有能自在游荡的时候。有时候她会被派到药房去打杂,因而在等药剂师的时候便得了闲。她会沿着走廊轻飘飘地晃到楼梯井,透过窗子,河流一览无余。每当她眼睛盯着对岸的议会大厦而心却神游了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她就会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自己的右脚上。日记没有占据她的思绪,她想的是自己已经完成并寄给了杂志社的长篇故事。在樱草山的日子里,她借了叔叔的打字机,躲在餐厅里,用食指敲完了最后一稿。整个星期,她每天都为这部小说花至少八个小时,直到她腰酸脖疼,直到逬发飞散、参差不齐的像一个个螺旋物开始在她眼前飘游打转。可她从来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当她最后把那一沓子稿子——足足有一百零三页!——抚平整时,她能感到酸痛的指尖上那份沉甸甸的作品的分量。这一切都是她的。她布里奥妮的。其他任何人都写不出这样的杰作。给自己留份副本,然后把她的故事(这么个不确切的词)好好用棕色纸张包好,搭公交车到了布卢姆斯伯里,再走到坐落在兰斯唐街的那家杂志社——新近面世的《地平线》,把书稿交给了在门口迎接她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
她为自己的成就鼓舞着——全篇的构思、纯粹的结构以及她自以为很有现代感的富有特色的不确定性。什么都有个直截了当答案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物和情节的时代也已过时。尽管她还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人物速写,她其实并不相信有“人物”这档子事。那只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古雅有趣的手法。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了,“人物”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情节也只是锈迹斑斑的机器,其轮子已不会再转动。就像一个现代作曲家不再能写出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一个现代小说家也无法描绘人物和情节了。只有人的知性和感性才使她感兴趣。意识之河在时间中流动,该怎样表现出它的不尽向前,它的支流怎样涨溢,障碍如何让它转了向——这才是她的兴致所在。如果有可能,她真想重写那一段——夏天清晨清冽的阳光里,一个孩子立在窗前时的纤纤思绪,一泓池水上空,一只燕子轻巧地俯冲翻飞。这是属于明天的小说,它和过去一切小说都迥然不同。维吉尼亚·沃尔夫的《海浪》她读过三遍,她深信人性深处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只有小说,只有一种新形式的小说,才能捕捉到这一嬗变的实质。进入到人心中去,把它的功能形态展示出来,并且在齐整匀称的构造中一展其姿——这就是艺术创作的胜利。徘徊在药房外,等药剂师回来的时候,塔利斯护士思潮起伏。她凝望着泰晤士河对岸,忘怀了身边的危险:德拉蒙德会发现她用一条腿站立着。
三个月过去了,布里奥妮没有收到来自《地平线》的任何消息。
另一封信也没有回音。她已到医院行政办公室去要了塞西莉娅的地址。五月初,她就写信给了她姐姐。现在她渐渐觉得这缄默就是姐姐给她的答复。
五月的最后几天里,药品供应的运送量急骤增加。更多非危急病员都被打发回了家。要不是四十个水兵入住,有些病房就会完全腾空了。一场罕见的黄疸病正横扫整个皇家海军。布里奥妮再也没有时间照拂这些事儿了。医院护理和初级解剖学已经开课。一年级学生们在当班、上课、吃饭和自修之间疲于奔命。阅读了三大页后,想再保持清醒实在太难了。大本钟的每次鸣唱都记录着这一天的点滴变化。有时,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的肃穆庄严的钟声加剧了压抑着的痛苦呻吟,这时女孩子们才会从瞌睡中记起她们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忙碌去了。
完全卧床休养本身被看作是医疗程序的一个步骤。大多数卧床的病人,不论病情如何,都绝不准走到仅仅几步路之外的盥洗室去。于是护士们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便盆了。护士长不允许她们“像握网球拍那样”端便盆。做这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七点半之前,便盆必须倒空、冲刷、洗净再堆装好。到了七点半,就开始喝早茶了。一整天,她们忙于清理便盆,为病人洗浴,擦拭地板。女孩子们怨声载道:整理床铺累得腰酸背痛,站了一整天双脚火辣辣地疼。为这些抱怨个不停。除此之外,她们还得把病房里一扇扇巨大的窗子拉上窗帘。一天将尽之时,还有更多的便盆要端,痰盂要倒,可可要煮。当班和上课之间几乎没有时间回宿舍去取笔记本和教科书。布里奥妮一天内已经被护士长抓到了两次在走廊里奔跑。每一次护士长都是无声地斥责她。只有大出血和火灾时,护士才可以有理由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