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初级实习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还是在清洗室里。有人说要安装自动便盆和吊瓶清洗器了,但这只是空穴来风。至少眼前,她们还得重复以前的人的做法。就在因为瞎跑而被数落了两次的那一天,布里奥妮发现自己被额外派差到清洗室去干活。也许是那不成文的值勤表出了问题?可她怀疑这种解释。她拉上了身后的门,把重重的橡胶围裙系在腰上。对布里奥妮来说,干这活的技巧,或者不如说是惟一她能忍受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别过头去。然后是用石碳酸溶液漂洗。要是她忘了检查便盆的把手是不是洗净并揩干了,护士长会给她找更多麻烦的。
黄昏时分,她结束了这一项任务,然后径直走向快要完全空掉的病房。她得在那里把衣物柜摆放整齐,清空烟灰缸,收拾这一天的报纸。她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折起来的《星期日画报》。每天她都零零星星地跟踪时事。她根本就没有时间能从从容容坐下来读完一整份报纸。她获知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了,鹿特丹遭到了轰炸,荷兰军队投降了,前一天夜里有几个女孩子在谈论比利时即将沦陷。战况不佳,可是总会有转机的。这会儿,报上一句意在安慰大众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它说了什么不要紧,重要的是那不痛不痒的字句下隐含的意义。法国北部的英军正在“作战略性撤退,撤到先前准备好的营地”。哪怕就是她——对军事策略和新闻行话一无所知的她——也看明白“撤退”这一委婉语的真实含义。也许她是这医院里最后一个知道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的人。日益空荡的病房和大批大批运进的物资,她从前以为那只是为战争而进行的常规准备。看来她是太专注于自己的那些琐屑的烦恼了。现在,她渐渐明白了那些毫不相关的新闻片段原来是可以相互联系起来的,也了解了每个人都肯定知道了的东西,还有医院当局到底在作何计划。德国人已经攻到了英吉利海峡,英军处境十分艰难。法国的战况一团糟,虽然没人说得出到底糟到什么程度。她感觉得到自己已经沉没在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和无言的恐惧之中了。
就在这时,在最后一批病人从病房里护送回家的那天,她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首先草致问候,再例行公事似地询问了一下她的功课和身体情况,然后他把从同事那里听到又被家人所证实了的消息转告了她:保罗 · 马歇尔和罗拉 · 昆西于下下个星期六在克拉珀姆公地的圣三一教堂举行婚礼。至于他凭什么认为她会对这消息感兴趣,他却只字未提,对这件事本身他也绝不置喙。信的末尾,他只潦潦草草地写了句“一如既往地爱你”。
整个早上,她在忙这忙那,都不住地在想这一消息。自从那个夏天后,她就再没有见过罗拉,所以在她脑海里站在神坛前的身形还只是个单薄纤弱的十五岁女孩。这会儿她正在帮一个就要离院的从兰贝斯来的病人——一个年长的妇人——给行李打包,并使劲想让自己集中精神听她在唠叨诉苦。她的脚趾骨折了,本被答允了二十天的卧床休息,现在才享受了七天。布里奥妮帮她坐上轮椅,一个勤杂工推着走了。在清洗室里,布里奥妮心里盘算着。罗拉二十了,马歇尔该是二十九岁。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让她震惊的是结婚的消息得到了确认。布里奥妮和这事可不只是“有关系”这么简单。是她促成了这一切。
从早晨到黄昏,从病房进进出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布里奥妮觉得那熟悉的罪恶感以全新的、能撕裂人的力量追逐着她。她用力擦拭空空荡荡的衣物柜,帮别人用石碳酸溶液洗床框,扫干净并打亮地板,用相当于平时两倍的速度匆匆去药房和医院的社会服务员那里(当然并不敢真跑起来),在男病室里与另一位实习医生给他们的疥子上药包扎,替换得去看牙医的菲奥娜。在五月的头一个如此美好的日子里,她在僵硬的制服的包裹下不住地流汗。她什么都不要,只要工作,工作,下班后洗个澡,睡个觉,睡醒了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可她明白这都无济于事。不管她做多少下等和卑贱的工作,不管她做得多苦,多出色,不管她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多少——无论是个别辅导中得到的阐释和启发,还是大学草坪上的快乐时光——她都弥补不了自己造成的损害。永远都弥补不了。她是不可饶恕的。
许多年了,她头一次想要和父亲一谈。长久以来,她都把他的冷漠视作理所应当,从不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她揣度着这回他费心费力地寄来这么封详细的信是不是想要暗示他已经知道真相了。下午茶以后,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赶快跑到西敏寺桥附近医院出口处的电话亭,试着给正在上班的父亲打个电话。交换台给她接到了一个让人心底燃起希望的鼻音,紧接着电话就断线了,她只好从头再来。又一次同样的情况。试第三次的时候,正当一个声音响起——正在为您接通——又死机了。
全部的硬币都花光了,她也该回医院去干活了。在电话亭外面,她停了一停,抬头凝望淡蓝的天幕上堆积起来的云山。河水卷着春潮,在涌动的蓝绿间奔向大海。大本钟在不安宁的天底下看来总是摇摇欲坠。尽管有汽车排出的废气,新鲜植物和不知道是从医院园子里还是河边的小树上新割下的草叶使得清新的气味荡漾在四周。温暖的灯光闪耀着,空气中却依然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凉意。有多少天她没有见到过这么动人的景致了?怕有许多个星期了吧。她呆在屋里太久了,成天吸进呼出的全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该走了。她刚起步,两位米尔班克军队医院年轻的实习医生从她身旁擦肩而过,给了她一个友好又灿烂的微笑。她本能地低下头来,随即又后悔至少该坦然地迎接他们的目光吧。他们走过桥去,只顾两人说着话,其他的都没在意。其中一个做了个蹦起的动作,像在模仿从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取东西。他的同伴被他逗得直笑。中途他们停下来欣赏一艘驶过桥下的炮艇。她不禁想,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医生们是那么自由,那么有生气,她多么希望刚才她回应了他们的微笑。那是她已经彻底忘却的另一面的自己。她已经迟到了。尽管鞋子夹脚,她必须跑步才行。这儿,在这脏乎乎又没用石碳酸消毒过的人行道上,德拉蒙德护士长的敕令是没有效力的。没有大出血也没有火灾,可是却有种让人惊喜的全身舒展的愉悦和短暂品尝到的自由的滋味。这一切推动着她跑了起来,围着重重的橡胶围裙尽情地跑着,跑向医院的门口。
此刻,一阵让人身心俱疲的等待笼罩了整个医院。只有患黄疸的水兵还留着。他们对护士们来说有种奇特的吸引力,她们不时饶有兴趣地谈论着他们。这些倔强的小兵们在床上坐起来缝补袜子,非要自己手洗内衣手帕,洗好了就把它们挂在临时沿暖气片拉起的晾衣绳上。那些仍旧卧床不起的病员宁愿忍痛自己来,也不愿叫护士端来便盆。据说这些能干的水兵喜欢自己把病房保持得井井有条,还接替了护士们扫地的活,替她们扛那些沉重的拖把。这么喜欢做家务的男人女孩子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难怪菲奥娜说她非得嫁个在皇家海军里受训过的人不可。
不知什么原因,实习生们有了半天的假,不用去学习,但制服还得穿着。午饭后,布里奥妮和菲奥娜一起过了河,走过议会大厦,来到了圣詹姆斯公园。她们缓缓地绕湖溜达,在小摊上买了杯茶,又租了躺椅,听“救世军”老年乐队演奏为铜管乐队改编的埃尔加曲子。五月天里,在法国战事被深刻理解之前,在被轰炸的九月到来之前,伦敦虽然弥漫着战争的迹象,却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战争心态。映入眼帘的是制服和时时提醒着人们警惕第五纵队的招贴海报,公园的草地上已经挖好了两个大防空洞。官僚习气到处横行。一个戴帽子和臂章的人走了过来,跟菲奥娜说要看看她的防毒面具——它被她的斗篷遮住了。除此之外,一切都平和安详。因法国局势而一直搅动这个国家的焦虑都被消解在午后的阳光里了。死去的已不在眼前,而不在眼前出现的就被假定为还活着。一切都宛如平常,似若梦幻。婴儿车滑过小路,车篷放了下来,以挡住强烈的阳光。皮肤白白、头盖骨还发软的小宝宝睁大眼睛,目瞪口呆地第一次看着身外这个新奇的世界。似乎刚刚摆脱了逃难生活的孩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大笑大叫。乐队已在和音乐的搏斗中筋疲力尽。躺椅依然要花两个便士。谁会想到,仅仅在一百英里之外,一场军事惨剧正在上演。
布里奥妮依然想着自己的心事。也许伦敦就会被毒气所淹没,或者会遭到德国伞兵的蹂躏,他们在第五纵队的接应下在地面上横行无忌,这样罗拉就可能根本来不及举行婚礼。布里奥妮曾听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勤杂工说,什么也不能抵挡得了德军的进犯。他们有新的战术而我们没有啦,人家已经有现代化的装备,而我们也没有啦,直说得唾沫横飞,乐在其中。将军们可真该好好读读立戴尔 · 哈特的大作,要么就在午茶时间到医院勤杂工的小屋来悉心听听他的高见。
在她身旁,菲奥娜喋喋不休地说着她最心爱的小弟弟和他在吃饭时说的趣闻轶事。布里奥妮假装着在听,可心里却在想着罗比。如果他一直在法国打仗,他很可能已经被俘虏了。或者情况还更糟。塞西莉娅听到这种消息,怎么能受得了呢?想到这里时,音乐突然欢快起来,随着一阵没有配乐的不协和音涨到了嘶哑的最高潮,她紧紧地抓住躺椅的木扶手,把眼睛闭了起来。如果罗比真有个三长两短,如果罗比和塞西莉娅永远不能重聚……她心里的隐痛和战争的纷乱仿佛总是风马牛不相及,是两个不同世界中的事。但现在她明白它们之间的联系了,她终于明白这场战争会如何加重她的罪孽。她想,惟一能消除这罪孽的方法就是过去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要是他再也回不来了……她多么想能拥有与别人一样的过去,成为另一个人,就像热情洋溢的菲奥娜,其洁白无瑕的生活展现在前方,还有温暖美满的大家庭,连小猫小狗都有拉丁文名字。他们的住处还是切尔西文艺界名流的聚会地。对她来说,她只需要沿着已经铺就的生活道路一直向前走,等着迎接出现在路上的一切。可是布里奥妮,她的生活呢?她孤零零呆在一间屋子里,没有门可以进出。
“布里奥妮,你没事吧?”
“什么?哦,是的,我没事。我很好,谢谢。”
“我可不相信你。要不要我给你拿杯水来啊?”
观众鼓掌越来越热烈——看来没人在意乐队演奏得有多烂——布里奥妮的目光追随着菲奥娜穿过草坪,走过那些乐手和一位穿着棕色外套、出租躺椅的男人,走进了林地中的小咖啡屋。救世军乐队开始演唱“再见了,黑鹂”。这支曲子他们演来要自如得多。躺椅上的人们也加入了进去,有些还随着节奏适时地拍起了巴掌。这种集体跟唱的形式总有些许强迫的性质——音调升高,心情高涨时,陌路人的目光也不期相遇。布里奥妮不习惯这样,她心生抵触。尽管如此,她的情绪还是被调动了起来。当菲奥娜捧着一茶杯的水回来时,乐队正开始演奏旧时金曲大串联,开首的是“漫漫长路到蒂珀雷里”。她们俩开始谈起了工作上的事情。菲奥娜拉着布里奥妮开始享受嚼舌头的乐趣——哪些事让她们开心,哪些又惹火了她们。她们议论德拉蒙德护士长,菲奥娜还学起了她的声音。这位神气活现的护士长,那股子劲真像个自以为伟大又冷冰冰的高级顾问医师。她们记起了不同病人的种种怪癖,她们一起发着牢骚。菲奥娜对不能把东西放在窗台上愤愤不平,布里奥妮最讨厌晚上十一点熄灯的规定。可是她们一边抱怨,一边却生发出了好心情,虽然开心得有点不自然。她们一个劲地咯咯直笑,引得众人将头全都转了过来,还把手按在嘴唇上做出夸张的动作示意她们小声点。不过这些姿势都不是特别严肃,大部分人只是在躺椅上朝她们宽容地一笑。因为她们是护士,还是战争时期的护士,她们的装束——紫色白色相间的束身上衣,深蓝色斗篷和一尘不染的帽子——使得她们像修女一样无可指摘,不容冒犯。女孩子们也感觉到了她们的豁免权,便愈加放肆,边嘲弄别人边大笑起来。哇,菲奥娜原来是一个技术很高明的模仿者,她带来的欢乐里布里奥妮最欣赏的就是她那有几份残酷的手法。菲奥娜能再现兰贝斯区的伦敦腔,还能无情又夸张地模仿某些病人们的愚昧以及他们哀求和疼痛时的哼哼唧唧。“那是我的东西,护士。我总是放错地方。我妈以前也总这样。是不是孩子真的是从屁股生出来的啊,护士?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是否合适。就好像……啊吁!我的老是被堵住。我本来有六个孩子,可是一次我把其中一个落在了公交车上,是从布雷克斯顿开出的88路车。一定是丢在座位上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护士。真是倒霉。我真是。我的眼珠子都哭出来了。”
当她们向着议会广场的方向走回去的时候,因为刚才笑得太厉害了,布里奥妮还是头晕乎乎的,膝盖直发软。她自己也很奇怪,怎么自己的情绪会转变得这么快呢。她的忧虑并没消失掉,只是悄悄退到了隐蔽的角落中去了。笑了一下午,感情暂时都发泄光了,这会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们手挽着手走过西敏寺大桥。潮水已经退了,强烈的光线中,泥泞的河岸上,成千上万的蚯蚓粪投下点点斑斑的阴影,闪着紫色的光泽。两人向右拐进兰贝斯宫路时,看到一排军用卡车停在医院大门外面。一想到她们又得动手去拆封和堆垛军需品,两个女孩子嘟囔了一下,不过心情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