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件改变了卡马格生活的悲剧发生之后，他又侥幸活了三年。他死后，思索。

    马埃斯特罗为他写了两篇很有灵气的专栏文章，可惜他已经看不到了。那是一篇没有废话的作品，刊登在头版左边，如果他活着，肯定会喜欢那标题的：《痛悼：（日报）痛失前社长G.M.卡马格》。虽说已经用不着了，文章还是尊重了死者的愿望。只有一次，顺便捎带死者身份证件上的名字：乔治。马格诺。彭迪非塞，几乎完全忽略了卡马格生平中私生活细节，无论是童年时期被母亲遗弃，还是与布伦达的离异以及迟到的复婚。恩索。马埃斯特罗慷慨地把这位父亲变成了“无线电电话技术的先锋”；把这位了不起的新闻工作者的被放逐用两行朴素的话概括为：“卡马格在病倒之前，令人吃惊地走遍了世界，仿佛又一次成为年轻的记者。卡马格从欧洲一些大都会、从加德满都、吴哥窟寺庙以及契琴依查遗址寄回来的文章，如今都成为阿根廷的经典之作了。他的遗孀布伦达准备结集成册，加上他退休后写给《日报》的最后文稿，我们都复印出来，以飨读者。”

    这一期报纸上还带上了一条表示哀悼的黑框；还在中间几版上刊登了十二幅卡马格的照片，都是恩索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两张是在圣依西德罗大街住宅的天竺葵前拍照的，两旁分别是妻子和两个孪生女儿。卡马格看上去很快活，一副挑战的神情，仿佛一位刚刚检查过乐器是否听话的乐队指挥。其中还有六张照片是卡马格陪同国家兀首、大商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起拍照的，而实际上似乎是那些人在陪同卡马格拍照，因为人人的眼神都在尊敬地望着他。恩索还刻意选了一张卡马格站在卡洛斯‘萨利纳斯旁边的照片，那已经是这位墨西哥总统执政末期的事情了；照片上，作为记者的卡马格轻蔑地撇着下嘴唇，眼睛望着矮小、歇顶的总统。

    占据四个专栏的那一页上刊登t 一幅卡马格在《日报》办公室与全体编审们的照片，时间是下午的例会之前。恩索在照片上的姿势是：一只手伸在领导扶椅的上方表示保护，另一只手的拇指悄悄插在坎肩里。

    在其余的照片上，卡马格有时站在长城上，有时站在布拉格的那波里西大街的劳动意外保险委员会的大楼前，那里是卡夫卡从一九。八到一九二二年退休前工作过的地方；有时站在巴西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门前，陪同他的是好友安东尼奥。

    马尔科斯。皮门达。内威斯，时间是在后者不幸地暴卒于也是一场恋情之前。

    在这两版的下角，在一个专栏里重新刊登了卡马格惟一一篇用第一人称撰写的文章。那也是他漫长的新闻生涯的最后一篇文章。那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为一个事件的目击者，拉丁美洲躁动的新闻界在那一事件中打得不可开交；尽管困境早就迫使他离开《日报》的领导岗位，他仍然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目击文章。思索。马埃斯特罗——接替他领导岗位的人——依然对他忠诚，虽然已经没有必要了，但是仍然特批了一块版面发表了这篇文章，不过他要编辑们明白年龄和不幸是如何损害了一位大手笔的笔杆子的。

    一位目击者讲述“海上葡萄园”的悲剧夏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海上葡萄园”

    （该地系智利瓦尔帕莱索港口的一部分，以风景秀丽闻名。）。从八月开始，海滩附近的房子已经出租完毕；从十二月到次年三月，旅馆的床位全部预订一空。我妻子布伦达仅仅花了几个美元就幸运地租到了浴场最北端的一座大院，它被忽略的原因是，房客们看它像鬼魂之家而望而却步。一九七六年，智利军队的一位将军发现那座黄色大院是他年轻妻子淫荡犯罪的安乐窝，为报仇雪耻，他用军用制式手枪射杀了奸夫淫妇，用含砷糖浆毒死了三个儿子，最后对准心脏开枪自杀身亡。

    “海上葡萄园，，里最有力量的传说之一，就是肯定每天夜里十点——大约发生罪行的时刻——有哭声从那些鬼魂嘴里准时地喊出来。但是，在我度过的那几周里，却仅仅听到大海的涛声。

    智利这个浴场的日落，享有盛名，在那个恰恰面对黄色大院的小海湾上，达到最辉煌、壮美的顶峰。每到周末，来自首都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港口的人们都来欣赏这一罕见的美景；我和布伦达站在大院的阳台上就可以将这一美景尽收眼底。

    我不记得为什么我俩决定二00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那天下到海岸上走走，而那一天恰恰游客如潮。令人厌烦之极。我们的女儿迪安娜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我俩感到孤单而又惆怅；虽然没有说出来，可我俩都很想有人陪伴。海滩上热风迎面而来。游客们头上缠着手巾，带着野餐用的篮子，躺卧在岩石中间一动不动，好像鳄鱼一样。海鸥的嘎嘎叫声与无边的寂静极不和谐。大约在六点半时，太阳开始落入地平线的时候，一架飞机从我们对面飞过，其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马达的轰鸣声传到我们耳中时，飞机旱已经不见了踪影。片刻后，飞机又回来了，它的样子好像飘浮在空中。飞行高度距海面三四百米，以完美的横线切开圆圆的落日。这是一架可坐四人的塞斯纳（塞斯纳（1879——1954），美国飞行员和飞机制造家。他创建了塞斯纳飞机公司，著名的塞斯纳180 型飞机就是该公司的产品。）荣誉型飞机，但是后来人们推测出机上只有一人：就是那发疯的飞行员。

    伴随着太阳以更大的决心沉入海面的同时，飞机越飞越低。最后。似乎那螺旋桨在高傲的鲸鱼式的尾巴下咆哮，几乎是在机身的最顶端，就要掠过海面了。布伦达拉住我的双手，泪流满面。

    我对妻子说：“没事，没事！那家伙就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妻子说：“你没发现吗？他要自杀啊！”

    布伦达的直觉一向准确。太阳马上就要消失在海面的最后一条曲线下了。两个女人从海滩上的岩石间的庇护所里站起来，激动得惊叫起来：“他要干什么？他像火箭一样直冲高空去了。”

    一切发生在刹那间，几乎人人都屏住了呼吸。飞机扬起它那海豚式的鼻子，对准晴空，几乎呈直角，正当人们觉得它要远去的时候，它却向海面俯冲而下。它的马达可能已经熄火，因为在发生巨大的爆炸并点燃了海湾之前，谁也没有听到一点点轰鸣声，只有一阵呼啸声划破了落日的庄严肃穆。飞机钻进了海底，一道可怕的火光冲天而起；很快。夜幕降临了。

    布伦迭松开了我的手，向海水跑去，仿佛她可以从空难中拯救什么人似的。我永远会记忆在。头的不会是那架沉入海底的塞斯纳型飞机，它好像猎人一样去寻找看不见的鱼群。而是下午时光里那无意义的碎片：一个跪着、双腿惠静脉曲张的妇女，远处海岸上一家酒吧的霓虹灯光，一辆无用的救护车的警笛，一个漂浮在海水上的啤酒瓶，还有站在浪花里的布伦迭，衣服已经湿透，双手伸向垂死挣扎的太阳。

    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展示了营救的图片。在无风的海面上。明亮的月光下，子夜之前，潜水员们收集了飞机的一些残骸。他们很难立即发现飞行员的尸体，而是到了星期一黎明时分才浮出水面，地点在三十海里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辨认出死者的身份。

    但是，人们还是知道了死者曾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他的第二个妻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位电视剧中的歌手和著名女演员，在几周前决定离开丈夫，藏身到维多利亚式的别墅中去了；那别墅也面对海湾，就在我们租赁的住宅旁边。尽管我们没有关注邻居动向的习惯，可邻居完全没有活动的情景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有车辆出入，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声音。

    据“海上葡萄园‘’的警长说，那位前总统没有留下说明自杀原因的信件。我那时想，如此轰动的一次行动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或者妻子的离去本身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葬仪的次日——参加仪式的有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三国的总统，我出席了遗嘱宣读仪式，原来遗嘱是存放在桑坦德银行的分行里。仪式前得知，参加的人严格限制在亲属范围内；我不得不动员了全部有影响的关系，最后终于能和布伦迭一道进入会议室。最后预防措施形同虚设，因为来自十五个国家的电视特派记者冲破了脆弱的安全线，拥入了饭店的“大使厅”，聚会在那里的人有几位律师、三位公证人、死者的第一个妻子及其惟一的儿子、九个兄弟、少量证人和我们夫妻俩。由于这位自杀的总统与那位电视剧女演员仍然有婚姻关系，人们估计她至少会要一半财产。

    但是。她没有到场。由她父亲代理她的权益，那是个脸色苍白、身材消瘦的老人，他一支接一支地拼命吸烟。

    公证人坚持要“大使厅”全部清除闲杂人员之后才宣读遗嘱；但是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师决定要前总统死后的活动应该像他生前那样不讲究郑重其事。那位吸烟的老丈人打算干脆走掉，此举使得首席公证员不得不尊重老人的催促，于是打开了漆封的遗嘱信。自杀者那快速的影子刹那间降落到了我们头上；但是，他没有带来恐惧，而是给大家一个意外：暴露出一张不忠实的嘴脸。我们都看见了。公证员用一种不适合的单调声音宣读道：前总统的财产多达三亿八千九百六十二万六千美元，分别存放在欧洲和加勒比银行，还有股票和公司有价证券；而不是他在卸任时宣布的只有二百八十万美金。人们听见他第一个妻子喃喃自语地说：“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死了跟活着一样，一直在欺骗大家。”

    丑闻公布之后，又加上无耻的言行，因为几乎全部财产都掌握在调解人手中，记录在秘密的遗嘱附录之中，由公证员分别与每个遗嘱执行人具体实施。死者承认他的财富的确巨大，但是合法继承者们不能要这份财产，因为这些财富在一些不可企及的手中掌握。他指定给儿子一百五十万美金：另外一百五十万给第二个妻子。

    其余的财产分别赠送给几个足球俱乐部，用于建设一级方程式赛车跑道的基金，购买一条专门播放体育节目的有线电视频道，但是要用他的名字命名。还有一笔专项基金：在他故乡省内最高山峰上，建造一座他的雕像纪念碑，类似华盛顿和杰斐逊（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在拉什莫尔山上的纪念碑一样。由于他是自杀，这些关于身后的决定就成为针对世界舆论的辱骂。

    博尔赫斯写道——或者说过——一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在他人记忆中留下的形象。但是，对这位死者来说，他不在意留下什么形象了。他想强行塑造一个形象，美化一个形象。他对自己的身后事是有想法的，但是更加使他夜不能寐的是，他不相信人们对他死后的纪念。

    G.M.卡马格，《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二00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雷伊娜是在中午过后不久到达公共汽车站的。炸肉的气味充满了大街小巷。在老犹太人掌管的假珠宝店与出售冒牌衣裳的韩国商店之间的前廊和夹道的地方，躺着三三两两的乞丐。一个三四岁的女孩，疥疮和疤痕使她变得畸形，她摆脱了母亲的监视，一把抱住了雷伊娜的踝部，向她要钱。当她穿过秘鲁人摆设在人行道上的桌子和毯子（上面销售从草药到走私进来的手机）时，还突然冒出一群哀哭求告的男孩。雷伊娜被从那里散发的屎尿气味吓坏了，加之又害怕疥疮和虱子，她急忙掏出一把硬币扔到乞丐中间，一面撒腿就跑。她一向是小心谨慎的。她随时要洗手。

    别人身上的疥疮让她害怕；她不理解诸如爱娃。庇隆的那些故事：这位总统夫人亲吻过梅毒和麻风病患者，以证明她与人民共患难。雷伊娜连看一眼患鼻疽病病马的样子都不行，一如马厩里常有的情况那样。

    在十一号珍珠大街街口，报摊上还有几份《日报》。在头版上，就是那篇晚祷仪式的文章，占据了右边上方的专栏。夜班编审突出了她的签字：雷伊娜。雷米丝，配发了一张她的照片，看上去她显得更年轻些，几乎像个少女，温顺的微笑露出了牙床。只有卡马格用手机从阿索特阿。德卡兰萨庄园打电话，才可能下令突出她的名字并且通过那简单的魔术手势就把她变成了当红记者。尽管如此，雷伊娜心想，这意外的成名不能归因于她和卡马格之间发生的事情。“这归功于我自己，归功于我巧妙地揭穿了总统悔罪的把戏。”她并不后悔与卡马格发生的亲密关系，毫无益处。

    她自己也发现了原来以为不可能的快感；但是现在她想：这种感情在点燃的当天夜里就永远熄灭了；她想：对待《日报》社长的最好办法仍然是像第一次看到他那样。绝对不提任何要求，什么也不要。她确信，继第一篇文章短暂的光荣之后。

    还会有更多的光荣来帷，因为她的雄心今后会带领她去任何地方；她自己就是一阵可以升天的强风，但是不用卡马格提携，而是她自己聪明的天使们带领她升天，如同雅各的梦一样（见《1 日约。创世记》第二十八章第十节。）。

    面对十一号珍珠大街，雷伊娜感到人们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人们从《日报》封面的大照片上认出了她。她很想重读一遍自己那篇关于修道院的报道，一面在珍珠咖啡馆前某张著名的桌子前品味着果汁；八十年前，博尔赫斯曾经坐在这里学习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1874——1952），阿根廷先锋派著名作家。）的唯心论课程，这位老师认为世界的表象后面没有持久的物质，也没有一个可以感知表象的“我”。七十年代初，“起义者们”（“起义者们”，阿根廷城市游击战组织，成立于1969年，与庇隆主义者合作。1972年转向极“左”

    的立场，主张武装推翻军事独裁政权。）经常在这里聚会，向军警敢死队挑战，在这里撰写地下刊物用的短讯；几位爵士乐手还曾经坐在这里的窗户旁边构思反对独裁政权的歌词。当雷伊娜发现了一张人工树脂的桌子上面还有面包和每天咖啡牛奶留下的肮脏痕迹的时候，她想：那一切都不存在了。消磨上午时光的人们是眼窝发黑的失业职工，他们天不亮就在寥寥无几的办公室前排上了无用的长队；或者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在找什么人能给提供一份临时工作以便弄口饭吃，随便什么事情都行，从海关的跑腿到小百货店里寻找罕见的纽扣。但是，人数最多的还是乞丐。他们像猫一样在椅子下面钻来钻去，猎捕那破碎的面包块，一面躲避着跑堂的怒骂。还是那个十一号的珍珠大街早已经变成了不幸的都会——那位保尔。艾吕雅（保尔- 艾吕雅（1895——1952），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作品大多描写底层人民的痛苦和兄弟情谊。）可能会说。痛苦的首都“，阿根廷变成了一个破碎的国家。苏尔。

    索拉尔（苏尔。索拉尔，阿根廷作家，生平不详。）在这家咖啡馆的桌子上发明了一种实用西班牙语，但是既不能发音又不能拼写，如今这些桌子只用来记录穷人的故事了。就连桌子也不是原来那些桌子了：贵重的木材已经由劣质的塑料和铝合金的支架代替了，由于支架承重能力不够，桌子已经不可救药地倾斜了。给雷伊娜送来的果汁是冰凉的，苍蝇们停留在报纸上，像女读者一样固执。正当她要浏览自己文章的第三段时，此前她瞥了一眼被放到第七版上因西阿尔特写的那篇含含糊糊的文章，她决定还是离去得好。

    是该去编辑部的时候了，但是雷伊娜宁肯安安静静地享受这个下午。她拔掉了家里的电话插头——录音带上仅有母亲的两次呼叫，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脱光衣服，对着镜子做了几个弯曲动作，随后全身浸泡在热水里，那是身体能忍受的最高温度。昏昏欲睡地走出澡盆后，她裹上两个浴巾，刚刚在床上躺下就沉沉入睡了。

    醒来时，已经七点钟了。七月的夜幕落在了这座潮湿的城市上，翁伯特。普里莫大街稀疏的灯光面对混浊的空气变得死气沉沉。她急急忙忙穿上衣裳，在等候出租汽车的时候，涂涂唇膏，梳梳头发，因为睡眠把头发弄得蓬乱不堪。

    以前她很少感到自己如此丑陋，令人厌恶。她确信，一进报社的大门，人事部主任斯卡迪就会把她叫过去当众责备和羞辱她，因为这是他的习惯。进门后，她松了一口气，斯卡迪没有在走廊上。相反地，她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一封信，斯卡迪在信中告诉她：在下午的会议上，编审们决定提升她为此前没有的一个部门的女主任，新部门名叫“特别调查室”；还决定给她增加一倍工资，追溯到七月一日实发。为了让她明白自己新的职责，她必须尽快去卡马格办公室报到。

    雷伊娜很少有过恐惧的感觉。她的生活一向建立在眼前，建立在熟悉的事情上，但是现在她为即将来到的时刻而感到不安了。她不愿意再见到卡马格，她不知道面对他该做什么和说什么。她又一次像昨天晚上那样感到困惑不解了，但已经不是被情欲所困扰，也不是对一个未曾预料到的肉体的好奇心所驱使，而是因为不知如何对待这突然赢得的重要地位。她是野心勃勃的，确实如此，但是她给自己想象的生活是另外一个样子。她一直想写诗，写一篇关于耶稣基督时代的考古专著，写一些短篇小说，像依萨克。巴别尔（依萨克。巴别尔（1894_11941），苏联短篇小说家。

    善于写战争题材。主要作品有《骑兵队》、《敖德萨的故事》、《晚霞》等。）小说那样叙述少见的事情，像莱依蒙德。卡尔威尔那样一切都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的故事：因此这些作品才唤醒了她的记忆，而不是像《日报》每天抛出一些火花，为的是让次日另外一些火花将其熄灭。特别调查室！卡马格脑袋里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她叹了一口气，拨起社长办公室的内线电话号码来。

    他见面跟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社长整个一个下午都在想你。他吩咐女秘书给她端上咖啡来，然后关掉了正在转播的一场法庭辩论：一个海关职员控告一位前部长受贿。

    社长惊讶地望着她，仿佛认出一个躲在他过去生活并且已经消失的女人来，或者是辨认出一个失去的生命来。他反复地说：“整个一个下午我都在想你。”

    “我什么也没想。我睡着了。”

    “雷米丝，编审们决定提升你。他们说，不是一直在考虑成立一个调查部门吗？

    为什么不让这个姑娘做起来呢？”

    “太好了！那我就再也不给文化组写东西了。”

    “你愿意写什么就去写什么。现在你必须跟踪这个走私武器的故事。政府的特使秘密出售武器给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国中的某国。大概还把导弹交给了伊拉克。”

    “我一个人不能去那么远的地方。我需要帮助。这方面我一无所知。”

    “我也不知道。没人知道。咱们都在学习呢。你为什么一大早就离开了洛斯托尔多斯？”

    “送信的任务早已经完成了。在那里我没事可做了。

    博士，如果您谈的更多的是私事，我不会离开的。我不会离开现在的位置去我没有到过的地方。““有些话不可能留在空气里。这是你自己跟我说的，还记得吗？肉体上发生的事情也不会留在空气里。”

    雷伊娜把已经送到唇边的咖啡杯子又放回碟子里了。

    她停顿一下，好像在心里寻找外面找不到的空气。

    “博士，我不愿意失去报社这份工作。”她说，用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

    “假如我卷入一个我不知道如何摆脱掉的故事，那就会失去这份工作。我为咱们开始的事情感到遗憾。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你感到遗憾了。”

    “我遗憾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

    卡马格让座椅后倾，后脑勺靠在一只手的掌心上。往常，做完这些动作之后，他总是把双脚放在写字台上，但这一次他没有这样做。

    “雷伊娜，生活里一切都是来来去去的。每当幸福来临时，不幸也在等待着你。

    反之也一样：除去死亡之外，没有不幸是不靠幸福来解决的。今天早晨，我一醒来就幻想见到你。可是你不在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高兴地呼吸着田野的沙尘，喝了咖啡，去看了一些蜂房。在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路上，我老婆从美国密歇根州的特拉弗斯城大湖区打来电话。你知道吗？我有一对孪生女儿，她俩十三岁了。

    外祖母生活在那附近，在火炬湖旁边。老人家派人把她们叫去，因为她心肌梗塞，认为自己要死了。结果与种种预测相反，老人家又活过来了。可是两个女儿之一的安海拉发现有白血病。好久以前，她就常常因为疲倦和骨头疼痛唉声叹气。昨天上午，布伦达——我妻子名叫布伦达——告诉我：老太婆放出两只鸟在顶楼里，安海拉跟这两只鸟玩耍起来。两只田鸫扑扇着翅膀，划破了安海拉的胳膊，立刻出现血肿，渗出血液来。女儿立刻被送进了特拉弗斯城医院，给她做了血液和骨髓分析。今天上午病理学医生发出警告说：这是成髓细胞白血病。虽说可以得救，虽说可以延缓死期——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可怜的安海拉一生头上都悬着这把剑。““博士，去看看她呀！您还等什么？”

    “雷伊娜，现在我不能走。你看看国内这个形势！啊？

    如果我走了，那就太不负责任了。搞错血液分析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把别的患者的结果放在我女儿头上了，是有可能的。这种事时有发生。“卡马格真的相信他自己说的话吗？雷伊娜又一次感到困惑不解了。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安慰他，是不是应该握住他的双手，告诉他：“去吧！博士，去吧！去做您应该做的事情！”还是批评他缺乏感情、愚蠢地否认现实。她想：那是女儿啊！

    谁知道在多少部小说里看到过没有什么比儿女的去世更让人撕心裂肺的了。可是，卡马格居然还跟她谈什么政治形势。说不定，可怜的老头意识到痛苦，可是不愿意受折磨。他宁可忘却自我也绝不受罪。

    雷伊娜说道：“博士，也许您的话有道理。但愿是个诊断错误。”

    她想：实际上，他一定痛苦极了，因为她看见他的面孔变成了一个布满皱纹的核桃。如果他继续手托着下巴，不恢复他的本来面貌，那会变得更加憔悴。雷伊娜心里想：这就是炼狱啊！选中我就是为了这个，为了陪伴他；无路可走。她的心头一紧。安海拉啊，安海拉！如果你是我的女儿，你就有救了。

    “雷伊娜，别丢下我一个人！”

    这声音发自他内心深处，是她从来没有看见过也猜不到的深处。有时，她很想搂住他的脑袋放在自己裙子上，轻轻抚摩。

    她说：“不会的。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恩索。马埃斯特罗为《日报》写的讣告上没有提到雷伊娜。雷米丝，也没有说卡马格与她形影不离地生活了三年之久，跑遍了世界的一边又一边。雷伊娜时时刻刻都在那里，是那三年生活的中心；依然令人奇怪的是别人看待他俩的爱情故事，好像没有人经历过那类故事，人物早已经离开了故事，留下的只是故事本身罢了。

    如今大家都知道雷伊娜关于武器走私的详细调查已经化为乌有了，尽管她和卡马格在苏黎世银行和巴尔干国家的外交档案里拿到了证据。

    那位忏悔的总统受到接替他政府的人们的威胁：请他下监狱；但是他轻而易举地就脱离了危险。所有可以审判他的人都是从前由他任命的大官；如今这些人都急于报答他的恩情呢。他们很快就发现速审中有些错误，以此为由，起诉无效。新政府也需要他被释放，为的是分化反对势力。他至今依然逍遥法外。议会依然继续通过掠夺国家资源的法案，直到把国家变成一个空洞的名字而已：如同四百年前那无用的荒原一样。

    爱情故事中最残忍的莫过于明明知道这故事总有一天要结束。这样一个想法总是在折磨着雷伊娜：她还不能肯定这个故事是不是属于爱情性质的时候，结束的一天已经来到了。欲望、野心、友谊、伴侣：都不是爱情。如果爱情仅仅是上述心灵状态之一的话，那她也就不会害怕失去卡马格了。但是，爱情很多，也很少：那是一种无法命名也无法衡量的感情。突然，她觉得，假如没有卡马格，她的生活可能会深陷于黑暗之中了——身体留在某个地方，伴随她的只有自己的影子。从前开始的一切只能结束；那么到了结束时怎么找回自己的身体？她常说：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现在灯光熄灭了（原文为英语。），可我还在这里或者那里，处于我结束的开头，身体处于衰退状态。

    现在，她每周有两三次是在圣依西德罗大街住宅里睡觉的，旁边就是那天竺葵走廊。卡马格不肯费事挪动住宅里的照片和那些亚麻布制品，因此雷伊娜睡下时就面对7 过去：那对孪生女儿拉提琴，他妻子从镶有银框的照片上穿着节日服装向她致意。虽说布伦达不再住在那里了，可是她的内衣和夏天的衣服依然排列在衣柜里；卧室旁边，通向阳台的小房间依然没变，她经常躲到那里去读书、写信，四周则是火炬湖的风景画以及母亲站在如云的鸟群中的照片。

    雷伊娜只有在跟卡马格出去旅行的时候才是幸福的。

    在旅馆里，任何东西都不属于任何人；她可以感受到，在千疮百孔、难以捕捉的现实中，她的生存不比别人的生存低下。一次，在华盛顿，她和卡马格逗留了三个星期，为的是听莫妮卡。莱温斯基讲述与比尔。克林顿不幸的恋情；雷伊娜坚持要卡马格用一天的时间去芝加哥一趟，只用一天，为的是看看安海拉，这孩子经过第一个化学疗程之后又活了下来。这个时期，她和卡马格的关系已经公开了；布伦达已经提出离婚的诉讼，理由不是因为卡马格与别人通奸——电话里是这么说的，而是因为卡马格是个冷漠的父亲，他一连几个月不看女儿。卡马格不肯去芝加哥。

    他说，安海拉已经好多了，“我的出现可能会让她生气。相反地，是外祖母正在处于弥留之际。我可没有胃！ml面对布伦达痛苦万分的场面。一想到她会抓住我，靠在我肩膀上哭泣，我就受不了。”雷伊娜不希望那两个孪生女儿可能怪罪父亲总是不去看她们，因此反复对卡马格说：“你好好想想安海拉吧！想想她打电话时绝望地要求父爱的声音吧！”那时，她和卡马格就在旅馆的房间里，地点在乔治敦大道附近，二人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去《华盛顿邮报》一个编审家里吃晚饭。忽然之问，卡马格的情绪大变，雷伊娜一直不能习惯这样的变化。他一屁股坐在床边的沙发上；与此同时，她就要打扮完毕了。这时，他开始嘟嘟囔囔说出一些语焉不详的话来。

    雷伊娜觉得他自言自语地在嘀咕是否去芝加哥的事情，因为在他的独自中时不时地冒出什么时刻表、航线、换乘火车以及一些陌生的旅馆名字。她对他的嘟嘟嚷嚷没有在意。

    突然，她看到他猛然起身，满脸愤怒得通红，几乎是吼叫着对她说道：“这么说是真的啦？你想一个人单独留在华盛顿，为的是跟你的亲爱朋友出去，对不对？

    你这个臭婊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瞒着我的？”

    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其怒火之盛，让雷伊娜有了挨耳光的思想准备。

    她说：“不对。我只想到安海拉需要你……”

    “够了！够了！你总是在撒谎！我一转身，你就骗我。

    你在我背后偷着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有人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卡马格啊，卡马格！你从什么地方想出这些话的？”

    雷伊娜真想撕碎衣裳，扑到床上大哭一场。或者干脆走掉，让夜幕跌得粉碎。

    但是，她必须正视他的眼睛，遏制他的怒火，或者至少把这个愤怒的形象与那个片刻前一直爱着的男人形象结合在一起，尽管“爱”或许不是一个词。

    “有另外一个男人，对不对？说吧！别怕！除去谎话，一切我都能原谅。”

    外表上，他已经安静下来了，但是她看到了他内心可怕的熔岩，看到了正在从汗毛孔冒出的怒火。她想：“除了跟他在一起，我没有别的生活。可是，如果我用这种方式给他解释，只会让他更加生气。”她一边抽泣一边反复说道：“一个这里的朋友？一个朋友？什么朋友？我连英语都不会说，能有什么朋友？”这是实话。

    在与《外交》季刊杂志的编辑们共进午餐，或者与肯尼斯。威。斯塔尔检察官助理吃饭时，雷伊娜优雅地保持沉默，使得谈话顺利地进行，而没人察觉到她一句话也不懂。她只出了一个错，那是莫妮卡‘莱文斯基的母亲问她：一次无足轻重的口交，与每天有几亿人都在重复的日交一样，就让她女儿注定要过灾难和幽禁的生活，这难道公平吗？雷伊娜回答说：thank you ，还面带爽朗的微笑；幸运的是在场的人都把这个“谢谢”理解成了安慰。她正要用这个例子提醒卡马格她的确不懂英语，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更好的理由来：“你怎么会认为我能想别的男人呢？在我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没有一个能跟你相提并论的。”

    卡马格的面孔放光了，但是一句话没说。他把原来扔在沙发匕的西装拿起来穿上，说道：“你快收拾一下，咱们要迟到了。”

    汽车把她和他送往首都北部的贝塞斯达郊区一处豪宅里，雷伊娜在途中弄明白了：她的情人处处在监视她，连她的种种排泄物都要闻一闻。他说：“你可要多加小心！因为我知道你干的一切。我知道你给谁打电话；我知道你写的每封信的内容；我能复述出近两个月来你阅读过的书名以及你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的注释；我知道你验血的结果和乳房透视的结果；我还知道你跟别的编辑讲过我的什么秘密。有三个婊子养的家伙给你发过带有性暗示的电子邮件，可你没有把他们挡回去。这三人之中有一个就在华盛顿，对不对？”他在进行试探。“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为什么我不得不通过第三者了解你这些秘密活动？”

    她一语中的地说道：“他在华盛顿？真是头号新闻！既然你已经调查清楚了，那就去芝加哥吧！你从那里也可以跟踪我的活动啊！”

    “不行。如果你捣乱，我只好打烂你的脑袋。像我这样一个男人不得不为你这样一个情妇的任性度过晚年生活。

    不可思议，对吗？““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不愿意开始讲这样的故事，免得俩人互相伤害。卡马格，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人，谁也没有。如果没有你，那就更好了。”

    吃饭期间，雷伊娜努力什么也不想，但是一种莫名的烦恼吞噬着她的心。跟着卡马格，她走遍了半个世界，参观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意大利的一所美术馆。

    藏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佛兰芒、荷兰、德国和法国的绘画精品以及古代文物、雕刻和十万多件素描和版画。）时她和卡马格在波提切利（波提切利（1445——1510）意大利杰出的版画家，《维纳斯的诞生》系其代表作。）

    的《维纳斯的诞生》前接吻，他和她觉得用黄色和绿色修复的这部作品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因为它毕竟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到日本的京都寺庙，两人相隔一百米倾听最隐秘的踏地声如何在两端发出回音。在那漫长的几个月里，她几乎是幸福的。

    若是卡马格不强迫她接受他的情绪变化因而失去了原来的职务，若是卡马格不发疯似的欢聚一通、随后是几个星期倔强的不理不睬，即使是在最亲热、完全献身的情况下，他不做任何许诺，她也不提任何要求：两人几乎从来不谈前途如何，或许她有可能爱上他——按照她对爱情的理解，仅仅在少女时感受过一次那样的感情，那是她献身给爵士乐师的时候落入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对手——可卡因，结果失去了处女的珍宝。明天对他和她来说确实又是一天了。但是，雷伊娜早已经渐渐习惯他的陪伴了，习惯了他在房事上的失职了；她从他那精辟的谈话中以及过时的举止风度里得到享受。如今在华盛顿，她认不出他来了。她想不出由于不小心她会触动了他哪一块感情上的无名创伤。

    结果，她实在忍受不了这顿饭菜，以至于告辞的时候说错了她惟一会用英语说的问候话：“Vice to meet you，Bob.”（这里应为Nice to meet you，意思是：很高兴认识你。雷伊娜把Nice说成了Vice. ）

    卡马格对这种过失一向是凶狠的，这一次表现得十分宽容。

    两人回到旅馆时，他双手放在她肩膀上，说道：“雷伊娜，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想咱们去看看我父亲。他已经九十多岁了。我想他也来日不多了。”

    但是，男女关系一旦开始出现滑坡，就没有办法后退了，哪怕下滑的只有一方。

    继夜里那次不幸的对话之后，第二天又有噩耗传来。安海拉打手机给父亲，告诉他外祖母已经惨死。她说，两个星期前，医生已经允许外祖母离开医院回火炬湖畔的大房子里去了。布伦达为了不让母亲一个人住在那里，想起来要跟两个女儿一道在大房子住些日子。

    出事的前一天夜晚，她们为邻居们举办了一个丰盛的宴会，面对鳟鱼、烤羊、烧鸡和纳巴谷葡萄酒，人人大快朵颐。午夜时分，她们都疲惫不堪地上床睡了，竟然没有关闭谷仓的大门，忘记给田鸫的笼子盖上帆布了。外祖母的睡眠像婴儿一样零碎，黎明之前，她就起床了，发现在一堆堆食物中有带血的零乱羽毛和一些无头的鸟。安海拉说，只是过了很久以后，火炬湖的猎人们才把发生的事情弄明原委。

    猎人们说，那天夜里，一些强盗般的动物闯入了大院和谷仓：是栖息在树林里成群的野猫，或者是美国称之为opossum （负鼠）的杀手，它们常常毁坏果园。令人恐怖的是它们咬断鸟类的喉咙，大屠杀静悄悄地就发生了。当外祖母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孪生姐妹的房间里的时候，她俩并不知道发生的事情；突然外祖母就倒在安海拉的床上了，她是被连续两次发生的心肌梗塞的闪电击中的。

    卡马格讲述这一事件时使用的是不完整的干涩和疏远的语言，掩饰着哽咽在喉咙中间的哭声，听起来仿佛小狗在呜咽。说完以后，他转身望着窗外M 大街上无声的车流，担心雷伊娜会开口说话，因为只要她一讲话，眼睛里的全部泪水会夺眶而出。可他从来也没有哭过啊！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工夫里，两人都处于沉默之中，与此同时，明亮的朝阳在冉冉升起。最后，卡马格转回身来，用往常从容不迫的口气对雷伊娜说道：“已经没有理由再呆下去了，一天也不要！无论把克林顿送上十字架还是释放他，对我都一样。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城市里，我快要腐烂了。”

    她的答话正是他希望听到的：“跑来跑去，我也累了。”

    但是，她为修补昨天晚上的伤害而做的最后努力，结果竟然以毁坏一切而告终。

    她说：“亲爱的，别难过！我不愿意看见你难过。”

    卡马格是不会受争吵的影响的，因为他善于回敬争吵；他一向洒脱地容忍别人的厌恶，早在儿时，他就学会了冷漠和仇恨。但是，一想到让人怜悯，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难过？你怎么会愚蠢到这种地步，竟然以为我会为那老太婆的死难过？不，雷伊娜，我不难过！让我感到不安能是安海拉的病。我担心的是她可能再次病倒，那我只好跑去看护她了。”

    她走到他身边，准备拥抱他，一面说着：“我觉得，我觉得……”她刚刚来得及看到卡马格由于愤怒而翻动的眼睛，刚刚来得及猜到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也没能躲开那狠狠的一击。卡马格使出浑身公牛般的力气给了她一拳。当她在地板上苏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的嘴唇在淌血。

    她和他在华盛顿剩下的几个小时里再也没有说话；在回国的飞机上，也只是说些必要的话。雷伊娜以为二人一旦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常规时，关系还会恢复到正常轨道的，但是，一切都与从前不同了。卡马格没有道歉，他表现的样子，好像出错的是她。但是，在报社里，他用一种几乎是做作的礼节对待她。编审会议，如果她不到场，他就不宣布开始；只要她发表看法，他就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虽说他根本不加采用。

    他给雷伊娜委派了两个助手，让他们去调查萨拉多河泛滥期间一个庄园主和他妻子被杀害的事件。罪犯似乎是古里叶家族的三个成员，是庄园的牧工，他们长着红毛，模样像印第安人，是苏格兰人的后裔。这三人被控告把庄园主夫妇钉上了从谷仓房梁上抽下来的椽子做成的十字架上。雷伊娜在尸体附近发现了一本破旧的《马可福音》。她在文章里把这一谋杀案与另外一起案件加以比较，另外的一起发生在一九二八年，作案人的姓名很像这个家族，姓古特叶。这个古特叶的案件经过博尔赫斯稍加改编，收进《布罗迪报告》中了。雷伊娜发掘出原来犯罪的细节，在那个案件里，被钉上十字架的也是两个人——一个医科大学生和他的堂弟；她感到遗憾的是博尔赫斯在强调这个故事与在各各他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相似性的同时，削弱了现实的分量。肯定是那个时代的新闻报道影响了博尔赫斯，那时的报纸提到了基督和那个好心的窃贼，这就如同一九九九年底报刊的做法一样。雷伊娜更为敏锐地提醒读者：古里叶家族那三个人如同古特叶家族的人一样都是不识字的；他们都了解海兰（苏格兰北部行政区。）地区的一个农村传说；根据这个传说，耶稣死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时问恰恰和他的孪生兄弟西蒙牺牲在大马士革的十字架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