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即将展开。由于这场大决战的规模太大，影响太广，它实际上是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国土上整个领域上展开的。如果说这场大决战就如同一幕正义战胜反动、光明战胜黑暗的威武雄壮的活报剧的话，这片古老的国土就是它的大舞台。但是这片古老的国土已不是传统的中华大地，它已经由单边的邪恶分为了两个部分：光明和黑暗各占半壁河山。
光明和黑暗的此起彼伏、此进彼退、此长彼消、此胜彼败，就是以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批著名人物为主角，以中华大地为大舞台所演出的这场活报剧的主旋律。为了更好地观赏这场气壮山河的活报剧，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历史为我们的先辈所提供的这个大舞台。
早在八年抗战的艰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就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向日寇收复失地的战斗中，又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的面积。所以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开始的时候，我党所控制的解放区已分布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按：后三省皆旧省名，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撤销，并入今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四省（区）〕、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19省（区），共有人口1亿以上，土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到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近三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虽从南方的一些解放区撤出，但在更多的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解放区的总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1.68亿。更重要的是，长江以北的各主要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可以做战略上的相互支援。例如，我们在下面关于淮海战役的介绍中就可见到几个省、几百万民工支援前线的可谓惊风雨、泣鬼神的空前壮举。
在广大的解放区中，处处是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党在解放区中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进行了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使广大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激发了蕴藏多年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热情。
在中国农村中这场可谓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是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之后，封建制度被步步摧毁，新生政权在天天建立，一大批革命的积极分子涌现了出来，成为支援解放战争，保卫民主政权的中坚力量。山西文水县云西周村的青年英雄刘胡兰就是在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年仅15岁的共产党员。1947年1月8日，她为了保卫党的利益，保卫乡亲们土改的胜利成果，保卫解放军，面对阎锡山匪军和地主还乡团“奋斗复仇队”的铡刀，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毛泽东主席特地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根据1949年6月的统计，解放区中有约1亿农民分得了33750万亩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权，农村党员人数从1947年的270万发展到450万（按：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数字），各地都普遍建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组织了民兵和自卫队等人民武装。革命热情激发了生产热情，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如东北解放区从1947年到1949年就扩大了耕地3000多万亩，亩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各解放区不仅生产了大量的粮食为部队提供了充足的军粮，还兴建了军工厂和被服厂，为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军需物资。仅据苏皖第五分区一个分区的统计，在农村中就有手摇纺车20万辆，手式织布机8700多部。我军战士的军衣，基本上都是由农村大嫂的两只手生产出来的。
革命和生产都搞得热气腾腾的解放区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军队补充了大量的兵源。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区有160万农民参军，华北解放区有近100万农民参军，华北解放区的太行区各县的参军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4％～8％。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国内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我军共补充兵源450万，除了少量的“解放战士”之外，全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除正式参军到部队之外，各解放区还有大量的民兵，他们是协助解放军作战、修工事的重要力量，也是牵制敌人的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中，民兵总数有228万多人，参加了大小战斗11.4万多次，歼灭敌人20万人以上。
除了参军作战，解放区农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援是用各种行动支援前线，当时叫做“支前”。支前的内容很广，最主要的是后勤保障和战地勤务两大类。后勤保障中，粮食、被服、弹药的供应是重点，单是华北解放区提供的公粮就高达12.5亿多公斤。战地勤务中，包括修筑工事、战地救护、弹药运输、押送俘虏等，解放区组织了大量的民工团随军行动，山东解放区从1946年7月到1948年9月，就出动了支前民工580万人，冀中地区出动了480万人。
解放区人民的支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是决定性的。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了一段带总结性的话：
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了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与解放区中欣欣向荣的情况完全相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那半壁江山却日益黑暗腐朽，摇摇欲坠。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本来就是违背民心的，为了支持这部庞大战争机器的运转和国民党政府其他天文数字般的源源支出，国民党政府只能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以卖国求援来谋求美国的援助，另一个是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掠夺。
八年抗战，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害。抗战结束之后，只有集中全力修补战争的创伤，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经济才可能逐渐恢复。可是蒋介石集团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这里，而是一心要打内战。虽然把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80％都用于军费，但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蒋介石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用来换取美元。为此，美蒋之间订立了一系列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条约，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美其名为商约的主要条款是美国提出来的。根据这个条约，美军可以长期驻在中国，美国的飞机、舰船可以在中国任意航行，在中国的美国人员不受中国的法律制裁。很明显，这不是什么商约，故而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之为“新二十一条”，和当年袁世凯将主权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毫无二致。正由于蒋介石将中国变成了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所以美军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1946年底，驻扎在天津的美军有过这样的规定：碾死或杀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10万元；碾死或杀死一头驴，赔偿法币13.5万元。在美国大兵眼里，中国人还不如驴！
在乞讨美元的同时，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国民党政府又尽一切可能加大横征暴敛的规模与力度，从而造成经济萧条，百业残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在蒋介石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1947年，蒋家王朝的全年财政支出为法币40.91万亿元，可是它的全年财政收入仅有13.83万亿元（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还有一个统计，认为蒋家王朝的全年收入有92％是靠发行纸币获得），这种骇人听闻的赤字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让印钞机器飞速开动，以更大的赤字来填补这个无底洞。于是在国统区出现了世界罕见的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1947年一年中，物价普遍上涨20倍，有的达到30倍。上海的米价在1月初是每担6万元，到年底就涨为110万元。
这种上涨，较之以后还只算是微不足道。到1948年，上海米价在1月是每担150万元，到了8月竟涨为6500万元，在8个月中上海的平均物价上涨了500～1100倍。老百姓在1937年能买两头黄牛的钱，到1947年7月，就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价值竟然还不如它本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
物价的狂涨，是整个经济崩溃的标志。在农村，由于税捐太重和强拉壮丁，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1947年，过去一直是最富庶的江苏省抛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三，安徽省和河南省各占三分之一，广东省最高，达到四分之三；国统区各省耕地的荒芜面积都在20％～40％，农业产量较之1936年减少40％。农民忍无可忍，纷纷起来抗粮抗捐抗抓丁。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眼见农村的现状，也深知其惨状难以为继，为了维持其统治，为了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相对峙，也提出了在国统区搞“二五减租”，甚至提出要搞土地改革，要“耕者有其田”。为此，国民党政府曾经下过减租命令，下过举办“合作农场”的命令，最后于1948年发布了《农村改革法草案》，宣布要搞土地改革。由于国民党本身就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党，本身已经腐朽不堪，所以这些花花手段只是一纸空文，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不说土地改革，就是“二五减租”，据国民党行政院农林部对3省14县的调查，也是“均未将办理情形及效果列报，实际均尚未办理”，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笑柄。
在城镇，百业萧条，工厂和商号举步维艰。由于物价飞涨和捐税苛繁，1947年上海的开工率只有20％，天津有95％的工厂停工和半停工。
从全国来看，整个工业体系80％已经瓦解。1948年的情况仍然在恶化，据北平市参议长许惠东在国民党中央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北平“每日都有自杀者，商店呈请社会局准予歇业者日必有十余家，公共汽车停驶，工厂相继停工”。
面对这种经济大崩溃的形势，国民党政府搞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币制改革，在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在全国发行金圆券20亿元作为本位币，限期以300万元法币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同时还宣布收兑全国所有人私有的黄金和白银以及外币，逾期不兑换者一律没收，还宣布禁止工人罢工。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对全国人民的大掠夺，大洗劫。由于国民党政府以武力在各地强制执行，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到的劫掠最为严重。据国民党官方报告，单在上海一处，就强制收兑了价值1.7亿美元的黄金，同时拘捕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申新集团的荣鸿生和永安集团的郭棣活，强迫执行官方的“平价”，使工商业者遭受了更大的损失。在这次大劫掠中，蒋介石集团究竟掠夺了多少黄金、白银和美元，谁也不知道。更严重的是，国民党的穷凶极恶，使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彻底失去了信心，在全国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仍然疯涨。以上海的大米为例，1948年11月1日国民党当局实行限价时，每担为金圆券20.9元，到1949年5月，涨为17500万元。
金圆券的发行量在4个月中从20亿增加到208亿，同过去的法币一样又成为一张废纸。1949年4月15日，金圆券在一天之中就贬值40％，如果与发行金圆券时期的比价相比，这一天黄金和金圆券的比价为当时的3.7万倍。到1949年5月，共发行金圆券超过67万亿元，较之抗战结束时，纸币发行量增长了3.8亿倍，可谓创造了一个空前的世界纪录。（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还发行了用以代替已成废纸的金圆券的银圆券，结果是基本上无人理会，成为废纸，可谓创造了又一项发行纸币的笑话。）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令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情况：或者以物易物，或者以民间还保存着的几十年前的银元和各种铜币来进行流通，或者以大米（主要是在农村中）和棉纱（主要是在城市中）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是无可挽救的了。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国民党政府不垮，真是天理难容！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国统区广大群众纷纷起来与之抗争，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反蒋运动。
爱国反蒋运动的先锋是学生。学生的爱国反蒋运动在内战期间延续不断，此伏彼起，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学生的爱国反蒋运动又唤起和推动了国统区其他阶层的爱国反蒋运动。
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在北京西单闹市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二人架至东单强奸。这一事件先是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封锁不成又反过来污蔑女大学生“似非良家女子”。总之，千方百计为美军开脱罪责，严禁学生把矛头指向支援帮助蒋家王朝打内战的美军。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抗暴运动，仅在1947年1月这一个月中，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中就有50万以上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纷纷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声援。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之下，罪犯皮尔逊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半年后，刑期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予以撤销）。
1947年5月上半月，南京的米价就上涨了60％。食品价格飞涨，使学生实在无法正常生活和学习。于是，各大学在5月13日举行罢课，学生代表3000多人于5月15日到教育部请愿，要求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增加学生的伙食费。反动当局不仅无理拒绝了学生的正当要求，更于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宣布对全国各地凡是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活动一律“采取紧急措施，作有效之制裁”。为了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所大学的学生代表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军警对学生代表进行了血腥镇压，有500多名学生被打，其中受伤者有50多人，重伤8人，史称“五二零”惨案。“五二零”惨案之后，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中国学生联合会于6月18日在上海成立，“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响遍全国。
在学生运动的带动之下，全国其他阶层的反蒋爱国运动也层出不穷，声势愈来愈大。
当时，受苦最深、生活最艰难的是农民。他们本来就相当穷苦，全面内战所带来的大量征兵和征粮，更使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当时对农民的征粮共分为征粮、征购、征借三个部分，据甘肃省的统计，其总额超过了抗战以前的20倍。除征粮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据四川一省统计，总数达190多种，故而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副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为了打内战而日益疯狂的“抓壮丁”狂潮，使农村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三年中共征兵350万人。官逼民反，广大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自救图存。仅四川一省的官方统计，在1947年初，就有130多个县发生了以反对征兵征粮为中心的“民变”，不少民变者都拿起了武器，发展成了人民武装。就连南京政府眼皮之下的京沪郊区，也有十几个县农民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在长期活动。这些活动使得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征粮计划根本无法完成，成为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全国人民的反蒋爱国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了50年的台湾人民发觉：“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实在忍无可忍之下，台湾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蒋介石进行了大屠杀，被杀者多达3万余人。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内战、反对暴政、反对独裁、反对掠夺的反蒋爱国运动，面对内战战场上的节节失利，蒋介石集团却没有丝毫的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人民进行更残酷的镇压。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戡乱总动员令》，接着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戡乱”的紧急法令。按照这些法令，全国的人和物都可以以内战的名义加以征用，任何有所妨碍的言行都可以由当局任意惩治，将国统区进一步拖入了法西斯独裁的最黑暗时期。
不过，无论蒋介石集团如何垂死挣扎，国统区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无可挽回。因为，国民党政权多年来的反动统治气数已尽，关键的一点，在于它的多项倒行逆施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中国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这样总结过：
训政其名，专制其实，人民之自由剥夺殆尽，政府之官吏贿赂公行；党政有内圈外圈之分，部队有嫡系杂牌之别；法律等于具文，特务密于蛛网，奸佞私亲盘踞要津，正人君子视同寇仇；是非不分，纪纲不正，遂致人民畏官吏如虎狼，畏党部如蛇蝎，乃形成普遍对政府离心之倾向。
就连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也在1948年11月4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赶快收拾人心》。
在如此形势之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不仅腐化如故，而且各种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明确指出：“在国民党内部弥漫的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无须再说了。然而，必须记着的是，一党统治永远会导致腐化，在这个党当权的整个时期中内部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蒋介石本人在1948年6月也这样说过：“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他只是不敢说出这种局面的必然结局。这种结局由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6日说了出来：
“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是“不可避免”？
美国政府驻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在1948年11月18日的报告中说：“自从我来到这里，没有一次作战失败是由于缺乏弹药或装备的。在我看来，这些军事上的惨败都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糟糕的领导，以及许多降低士气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完全失去战斗意志。”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中说：“国民政府的崩溃不仅是军事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为“无能和腐败使国民党在中国彻底失去了人心”。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行瓦解的”，因为“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美国人曾是蒋介石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大的支持者，上述论述，对于蒋介石集团来说，已经是十分客气的了，但也是不能再客气的了。因为蒋介石集团的必然失败，的的确确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