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举世闻名的解放战争大决战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指挥这场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的统帅部，却是很小很小。它设在一个当时国人几乎毫无所知，后来却名闻天下的小山村里。这就是当时属于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曾经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是一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落。滹沱河从村前流过，沿河西上，就是巍巍的太行山；沿河东下，就是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与它最近的大城市石家庄，相距有90公里。早在1947年5月初，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就由延安辗转来到这里。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西柏坡当时就已经是中共中央在华北的一个工作中心。当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来到这里之后，这里就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指挥机关所在地，当然也就成为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的指挥部。

    当蒋介石派遣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直到已经可以听到敌人的枪声，毛泽东才离开延安，这一天是1947年3月18日。3月25日到了枣林沟，在这里，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领导机关分为三个部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西柏坡，领导全国的土地改革、根据地建设和国统区的群众运动；以叶剑英为首的后方委员会率大多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前往山西临县三交镇，负责陕北战场的后勤保障和中央与全国各地的通信联络。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首的前方委员会则留在陕北代表中共中央指挥全国的战争（这时周恩来正在三交镇，4月10日才赶回陕北的青阳岔和前委会合）。前委虽然肩负指挥全局的重任，但是人员非常精练，整个前委机关和少量的警卫部队总称为中央纵队，对外代号是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为李得胜，周恩来化名为胡必成，任弼时化名为史林，陆定一化名为郑位。

    中央纵队于6月17日至8月1日驻于小河村，对外代号改为九支队。由于任弼时身体不好，改为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纵队一直在陕北山沟中和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住得最长的是米脂的杨家沟，有四个月又两天。在这里，中央纵队的代号又改为“亚洲部”，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21篇重要文件。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纵队离开了生活、工作、战斗了13年的陕北，离开了自撤离延安以后转战了一年又五天的陕北，在吴堡县川口村的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经后方委员会所在地三交镇双塔村、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再经神池、宁武、代县、繁峙，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先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的城南庄，在这里得到了我西北解放军收复延安的喜讯。5月27日，到达了西柏坡。从此，原来分为三个临时工作班子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全部到了一处，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坚强指挥中心。当然，这时最重要的领导与指挥是战争，是即将开始的大决战。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形成了在全党享有崇高威望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是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当时在党内一般都通称为“五大书记”。

    中共中央对于全国军事工作的领导，对于作战的指挥，则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平时都是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只有在少数对外的场合，才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如对外公布战绩公报，1947年10月颁布《解放军口号》和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中央军委原名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45年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改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共12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他们平时都是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进行工作的。

    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原来是由彭德怀副主席兼任，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由于彭德怀离开总部兼任了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员，长期在前线指挥作战，总参谋长的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担任。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总参谋长，成为毛泽东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助手。叶剑英本是中央军委的副总参谋长，但他长期未能在位。解放战争初期，他在外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我方首席代表，回延安后很快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的负责人，一直到了西柏坡以后，他才真正参加总部的领导工作。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由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兼任，由于当时各解放区和各地区部队是分散的，总政治部并不具体管理各军区、各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所以总政治部的工作不是很重，只是由副主任傅钟带领不多的工作人员负责。

    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是杨立三，当时总后的工作和总政的工作有点相似，对于各野战军的后勤工作也是不做具体领导的，主要是负责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直属机关的后勤保障。

    中央军委秘书长一直由杨尚昆担任。

    中央军委总部人员十分精干，主要职能部门就是一个作战部，作战部实际上起了总参谋部的作用。作战部部长李涛，副部长王诤，其下分为三个局，一局管作战，二局管情报，三局管通信。

    在1945年8月新的中央军委成立时，除了军委的三大部之外，所指挥的革命军队是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

    当西柏坡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指挥中心，成为大决战统帅部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有着280多万人的钢铁大军，其中有野战部队10个兵团、50个纵队、156个旅（师）。当时我军的主要序列是：

    1948年5月，以原晋察冀解放区为主，成立了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原来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部分部队共同组成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和副司令员与华北军区同。华北野战军下辖三个主力兵团：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一兵团下辖三个纵队：

    八纵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

    十三纵司令员韦杰，政委徐子荣。

    十五纵司令员刘忠，政委袁子钦。

    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兼），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二兵团下辖两个纵队和三个独立旅。

    三纵司令员郑维山，政委王宗槐。

    四纵司令员曾思玉，政委王昭。

    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参谋长由唐延杰兼任。三兵团下辖三个纵队：

    一纵司令员唐延杰，政委旷伏兆。

    二纵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

    六纵司令员文年生，政委向仲华。

    除以上三个兵团外，华北军区还直辖两个纵队：

    七纵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

    十四纵司令员暂缺，政委甘渭汉。

    华北兵团位于党中央周围，是中央的直属兵团。1949年2月，华北野战军的第一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4月，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1月，改归第二野战军建制。1949年1月，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仍属华北军区；6月，二十兵团仍然归属为中央的直属兵团。

    由陕北地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晋绥野战军为主于1947年3月16日组建的西北野战兵团，在1947年7月31日被中央军委更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西北野战军下辖六个主力纵队：

    一纵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

    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王震。

    三纵司令员许光达，政委暂缺。

    四纵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

    六纵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

    七纵司令员彭绍辉，代政委孙志远。

    1948年5月8日，鉴于中原地区几个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军区，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野战军首长由军区首长兼任。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邓子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中原野战军下辖7个主力纵队：

    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

    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王维纲。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

    四纵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

    九纵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

    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

    1947年1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原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的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华东野战军下辖12个主力纵队。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曾经分为以陈毅、粟裕为首的外线兵团和以许世友、谭震林为首的内线兵团。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先后被编为四个兵团，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是年5月，陈毅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工作由粟裕代理），第一副司令员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三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当时的四个兵团是：

    第一兵团（又称粟裕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叶飞，第二副政委金明，参谋长张震。一兵团之下辖三个主力纵队：

    一纵司令员和政委由叶飞兼任。

    四纵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

    六纵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

    第二兵团（又称山东兵团或许谭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兼），副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李迎希，政治部主任谢有法。二兵团之下辖三个主力纵队：

    七纵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

    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

    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政委廖海光。

    第三兵团（又称陈唐兵团，在中原作战时曾归刘邓指挥）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其下辖三个主力纵队：

    三纵司令员孙继先，政委丁秋生。

    八纵司令员张仁初，政委王一半。

    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

    第四兵团（又称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委陈丕显，副政委吉洛（即姬鹏飞），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张凯。其下辖三个主力纵队：

    二纵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康志强。

    十一纵司令员胡炳云，政委张藩。

    十二纵司令员谢振华，政委李干辉。

    在东北的东北野战军前身是我党到东北之后创建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和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一般都称为东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副政委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东北野战军的规模比较大，除了有12个主力纵队之外，还有11个独立师、15个军区的地方部队以及炮兵纵队和铁道兵纵队。为了便于指挥，还组建了两个前方指挥所（秋天就改组为两个兵团司令部，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副司令员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黄志勇）。当时的12个主力纵队是：

    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

    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

    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

    五纵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

    六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

    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

    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

    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

    十二纵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有280万大军，在两年中已经与蒋介石的各种部队交了手、过了招，无论是蒋家的第一嫡系胡宗南部，还是蒋家的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都被我军歼灭了；各种各样的美式装备，我军也都领教过了；石家庄、洛阳、开封、临汾、四平等设防坚固的城市，也被我军攻克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也都被我军击溃了，这些都表明我军的战斗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提高，除了部队的增多、经验的丰富、装备的改善、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区人民的支援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我军采取包括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在内的军队内部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对于加强我军的自身建设，提高我军的素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早在抗日战争刚结束之时，中央军委就考虑到了如何尽快改变由于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所形成的长期分散游击状态，做出了《关于目前军队编制的决定》，迅速编组野战兵团，并对野战兵团的编制与配备作了具体的规定。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练兵的指示》，严格要求各部队“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军事上练三大技术（按：射击、投弹、刺杀），练攻城、守城、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到1946年6月，全军就组建成了27个野战纵队及6个野战旅。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的神泉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因为宣言是在10月10日发布的，当时通称为《双十宣言》。宣言与蒋介石提出的口号“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针锋相对，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与《双十宣言》同时发布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即有名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在著名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对我军作战极为重要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就是：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向全军发布；3月7日，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向全军发布。

    在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下，各个解放区的部队从1947年冬天到1948年夏天的战斗间隙里，进行了新式整军。整军的主要方式是发动大家控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贫苦民众带来的种种痛苦，启发和提高大家誓死推翻反动统治的阶级觉悟，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在运动中对觉悟高、表现好的进行表扬，对有各种问题的进行批评帮助。这种通过启发觉悟而激发斗志的自我教育运动，是我党进行部队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土地革命时期《古田会议决议》的继续和发展，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有着极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在新式整军运动的同时，我军在部队建设中还采取了其他多种有效措施，如在1947年恢复与健全了曾被“王明路线”取消了的党委制，在营以上单位全部恢复健全了党委，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使党委成为部队领导和团结的核心。根据中央的布置，在部队中实行和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恢复了井冈山时期的连队士兵委员会（以后改称革命军人委员会）。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的基础上，全军开展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运动，大力克服过去因为分散作战而形成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严格建立了各级的请示报告制度。“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响彻了全军。

    在进行各种整顿、教育工作的同时，为了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中央军委在改善部队装备上也尽各种可能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以缴获敌人的武器物资为主要来源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工业体系，在东北和华北都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我军首先建立了自己的炮兵，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工兵、通信兵和铁道兵，还在东北建立了高射炮大队和战车大队，开办了航空学校和通信学校。所有这些努力，都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今后我军建立特种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大决战的舞台上，我们也有必要看看敌方的一些情况。

    在1948年4月的蒋记“国民大会”上，蒋介石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在此之前的正式官衔，一般都称之为“委员长”，这一头衔最早是1932年3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按会上通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是一个在战时形成的完全拥有绝对独裁权力的职务，所以长期以来，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蒋委员长”。1943年8月1日，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蒋介石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国民政府主席时，本是一个不管政事的名义上的虚职。蒋介石当选之后，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海陆空军大元帅”，所以也有人称呼他为蒋主席），但是他在国民党内实力最大的反对派、桂系首领李宗仁也在他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当选为副总统，使这个中央政府十分明显地分为两半，连最表面的“团结”二字都不可能出现，正如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之秋也”。

    蒋介石于1947年接受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建议，将原来的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军总部、军事参议院等一并撤销，权力都归于国防部。国防部部长原来是颇能打仗的白崇禧，但因为白崇禧属于桂系，于是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之后，蒋介石撤了白崇禧，改为他最亲信的陈诚任国防部部长，不久又换为另一亲信何应钦。参谋总长是他的嫡系将领顾祝同。在此之下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建制单位，是蒋介石在各军事要地设立的专门用来打内战的“剿匪总司令部”和绥靖公署，根据战事的需要，凡是派往各所辖地区的部队，均由各“剿总”和绥署指挥。大决战开始时的几个“剿匪总司令”分别是：华北的傅作义（驻北平），以北平、天津、张家口为中心，有兵力60多万；东北的卫立煌（驻沈阳），以沈阳、长春、锦州为中心，有兵力48万；华中的白崇禧（驻武汉），以武汉为中心，有兵力约75万；徐州的刘峙，以徐州、蚌埠为中心，有兵力60多万。除了以上几个“剿总”之外，西北的胡宗南以西安绥靖公署的名义驻西安，有兵力约30万；大决战开始以后，蒋介石设立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为司令，有兵力约50万人。

    国民党军队这时共有365万人，能用于第一线的军力为170万人，其主力部队的建制单位在当时是兵团，兵团之下辖军（即原来的整编师）。在大决战时期的各个兵团的主官是：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二兵团司令杜聿明，三兵团司令张淦，四兵团司令李文，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七兵团司令黄伯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十兵团司令徐启明，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孙兰峰，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十九兵团司令张轸，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二十一兵团司令刘安琪。

    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如何呢？有关的材料很多，为了能最真实地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我们在这里先来看看蒋介石本人的原话，因为他只能嘴边留情，有所掩饰，绝对不会添油加醋的。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可是“为什么还要遭受挫折，遭受损失呢”？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损失”，他在这段时间不再如过去那样大肆吹嘘，而是说了一点真话。他说：

    “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军官是如此，“士兵战斗技能落后，不能打仗”。因此，“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到了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逃到台湾去以后，他的话说得更符合事实一些，他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所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可以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做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大量引用了蒋介石这一时期的谈话之后，有过这样的一个总结：“很清楚，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政权的垮台归之于美国的失信，武器弹药的缺乏甚至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在他看来，失败的因素蕴藏在国民党政权内部。他相信，在内战时期，这个政权不仅腐败糜烂，而且已是行将覆灭。”

    国民党军队有一个中外皆知的大特点，就是窝里斗。在一支队伍之中，军官侵吞军饷，歧视、鱼肉士兵，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一点，连蒋介石自己也说，由于官兵之间“生活上的悬殊”，故而“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了”。更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队中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派系斗争永远不可能调和，而且是愈演愈烈。中央军和地方军，嫡系和杂牌，长期如同水火。对地方军队分而治之，在战场上用敌方力量去削弱地方军队，是蒋介石多年来的一贯政策，在大敌当前的抗日战争中犹是如此，在内战中就更是如此。原来的东北军、西北军是如此，后来的滇军、川军是如此，连立过很大战功，兵力相当强的桂系军队也受到这种对待。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桂系领袖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中央的政策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蒋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对内对外战争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所以平时扣发军饷，战时不予补充，待该部在战争中消灭殆尽时，中央便借口将其取消。但是中央这种作风，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如此，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灭。演变的结果，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而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在本书的叙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实情，这里不多举例。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曾经长期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蒋介石的历史，写过。他在该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的是它的军队。”这句话真可以说是简明扼要、一针见血。

    战争是社会矛盾在最激烈冲突情况下的产物，它的胜负是由社会各方面力量合力的高低来决定的。中国现代历史上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它的胜负也是可以预料的。只是，包括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在内的所有的中国有识之士，也未能预料到，这场大决战的进程，竟会是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