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虽然对公众是隐瞒的，但内里却变得越来越激烈。奥罗拉感到她的孩子挣脱了她；患妄想狂的奥罗拉看到了国际密谋，并认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哈夫洛克·埃利斯是间谍，想使她女儿堕落，其惟一目的是毁掉她这位母亲。因为奥罗拉一直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对她而言，希尔德从未单独存在过，她不过是个工具，是其创造者巨大光环之柄。接下来，她的最坏担心终于被证实了：希尔德加德告诉她要独自去英国。在出发日期前三天，奥罗拉在女儿床边彻夜不眠，看着她入睡；凌晨天亮时，她近距离朝女儿开了四枪，一枪打在头上，三枪击中胸口，希尔德加德当场被打死，死时只有十八岁。

    在审判中，奥罗拉说杀人是“一个崇高的行动”。自己被视为疯子让她非常恐惧，她极力表明自己引以为荣的行为不是神经错乱的产物：“杀一个女儿比生她痛苦多了；生孩子所有女人都行，但杀她们的孩子，不行。”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对此案进行了一场十分政治化的大辩论：奥罗拉冷静并且精心安排的荒唐行为，是不是正常？最后，认为她处于大脑功能完全运作状态的愚蠢判决占了上风，因此她被判处二十六年监禁。

    在这里我得说明，没有记者兼作家何塞·曼努埃尔·法哈多的帮助——他为我提供了我正使用的所有资料——我是无法撰写这篇文章的。是法哈多于1987年在《变化16》杂志上发布了精神病学医生吉列尔莫·伦杜埃莱斯和心理学家亚历杭德罗·塞斯佩德斯的发现，他们在西恩波苏艾罗斯找到了奥罗拉·罗德里格斯的病历。直到那时人们还以为奥罗拉曾待在监狱里，1936年她从监狱被释放获得自由之后，就失去了她的线索。但实际上她的神经错乱变得如此明显，所以1935年12月她被转到西恩波苏艾罗斯疯人院，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她死于1955年。

    阅读奥罗拉·罗德里格斯那二十年的住院病历令人悲痛。首先是因为它的文学类型：一个最残酷和最传统的精神病学派生物，与其说是一份医生报告，倒更像一份三十页的警察证明材料，把奥罗拉的话以一种显然的冷漠收集在那里。

    因为在旧式疯人院里，疯子是一个只说疯话，也就是说，讲些无意义之话的人（被我们称为疯狂的东西恰好就在于赋予现实另一个意义）。

    这份病历还让人逐渐隐约地窥见一个毁灭的惊人过程。在监狱里，奥罗拉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迫害的英雄改革家；但在疯人院里，她不过是个听不见、看不见的疯子。精神病症把她日益封闭在虚无的发呆状态中。在头几次采访中她还是惯常的奥罗拉，卖弄学问，废话连篇，以自我为中心，让人恐惧（她像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仍然执著地渴望创造她自己的生灵，她制作真人大小、带有生殖器和勃起阴茎的玩具）。十年后她几乎不说话了，只是哭泣，并反复说她太受罪了，她惟一的幻想是死在疯人院外面。在她住院的最后五年，她彻底拒绝看精神病医生：“她不愿意来办公室，不愿意和我们有任何接触。”报告重复说。病历的最后一个记录显得很荒唐：“没有改变，除了她痴呆的倾向。”在二十年里他们无法看到她身上别的东西。

    阅读这份漫长垂死的医疗复述，不可能不对奥罗拉·罗德里格斯感到同情。但也经历了一种原始的、几乎圣经式的感觉——她值得受到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奥罗拉是一个无情的刽子手，一个可恨和令人厌恶的人物。在她病历的头几页以及记者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血的奥罗拉》一书中（他是《大地》的总编，很了解这两位女人），非常清晰地刻画了这个女人的恶毒心肠：她的极端自私，她的卑鄙，她的狂妄自大，她如何残酷地利用别人为自己牟利。所有这些都藏在一种忘我和奉献的险恶话语之下——我只为我女儿、为造福人类活着。奥罗拉把那种杀人去势、占有欲极强、榨取她孩子生命的吸血鬼母亲的典型推到了最恐怖的极致，纯粹的恶装扮成奉献的爱，一个几乎不可能摆脱的母亲宇宙。希尔德加德试图逃脱，她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们习惯把这个故事的可怕之处集中在1933年的那个凌晨，当奥罗拉把女儿的头击裂。但对我而言，真正可怕的事在前面，十八年幽闭而漫长的折磨，那个被禁闭并屈从于一个魔鬼母亲迷乱念头的女孩。“我不曾有过童年。我需要把它全部用来学习，昼夜不休息”，一天希尔德对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说。奥罗拉密切监视她女儿，不能忍受她与别人说话、娱乐。如果某天她去《大地》编辑部送一篇文章时停留片刻，与记者们开个玩笑，一直在场的堂娜奥罗拉便会僵硬地打断谈话，强迫她离开（有时眼里含着泪）。“母女俩从不互相亲吻”，一个女邻居在审判奥罗拉时说。奥罗拉疯了，越来越疯（希尔德死前一个月曾建议她去看精神病医生）。她以为共产党人在迫害她，女佣与女儿、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要谋反伤害她。在杀害希尔德之前她通宵看护着女儿，但那个女人曾在其他多少个清晨坐在熟睡的女儿床前，用神经错乱者的眼光凝视着她？这正是不祥的写照。

    然而对希尔德来说，努力摆脱那个女人，那个有罪和肆意的母亲是非常艰难的！死前一个月，希尔德发表了一篇题为《该隐和亚伯》的文章，在文中她要求恢复那位圣经中的罪犯名誉。该隐是反叛者，强者，激进者，为了自由不得不杀了世俗和压制的亚伯——这清楚地暗示了女儿头脑中正在执行的母亲隐喻的死亡。但奥罗拉以愚笨者特有的按字面意思理解的方式，照直义来看待这篇文章，她扮演起该隐的角色，将女儿杀害。后来她说，当希尔德在《该隐和亚伯》上署名时，她已经签署了自己的死亡判决；奥罗拉对自己的荒唐行为进行一种阴险的美化，断言她杀害女儿的那天晚上，女儿最后承认她有道理。希尔德已经对准备出走感到后悔，并请求母亲杀了自己：“是你创造了我，毁了我吧，你应该严厉地惩罚我。”

    实际上无人知道那天晚上，在那个使人窒息和对外人关闭的家里（餐厅只有两把椅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罗拉跟女儿争吵了十多个小时，试图说服她不走，而且当中无疑从心理和情感上折磨女儿：女佣看见母亲如何把希尔德抱到她腿上，仿佛抱的是一个女孩。现在我想起那个噩梦场景，突然有个想法——结束了希尔德加德生命的那些子弹，归根结底，或许给她带来了解脱。

    参考书目

    ○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血的奥罗拉》，（出版者）吉列尔莫·德尔·托罗。

    ○费尔南多·阿拉瓦尔：《红色的圣母》，塞易克斯·巴拉尔出版社。

    ○拉克尔·阿尔瓦雷斯·佩莱斯，拉斐尔·韦尔塔斯·加西亚-阿莱霍：《罪犯还是疯子？》，科学研究高等理事会（CSIC），《科学史迦里略日志》。

    ○何塞·曼努埃尔·法哈多：《奥罗拉·罗德里格斯，未来夏娃的悲剧》，《变化16》，1987年5月11日。

    ○罗莎·卡尔：《在希尔德加德的父亲背后》，《变化16》，1991年12月2日。

    ○费尔南多·费尔南·戈麦斯的电影《我的女儿希尔德加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