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间断过从辽统治地区逃回来的广大汉族人民，即使在两个朝廷维持着一般和平关系的时期也是如此。这才是真正不愿在异族统治下过奴隶生活的老百姓。自从前线存在着交锋状态以来，辽加强了边防力量，加紧了边境的巡逻盘查，但是利用黑夜、浓雾、他们熟悉的地理环境和辽军防范偶然疏忽的机会，潜行南渡，甚至利用一点武装力量，乘间杀死几个辽的边防巡哨部队、强行渡河的汉儿们却是更加频繁了。
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才带着宋军发射过去的旗榜。旗榜虽然号召他们南归，他们能看到它的机会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旗榜都被契丹军队没收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辗转听到过有关旗榜的传说，在辽军中，这件事被封锁起来，严禁彼此谈论。但是在十万大军中，要对这样每天大量公开进行的事实做到绝对的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是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消息，甚至把实物外传。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人们回不回来，与旗榜无关。除非是形格势禁，严格的条件限制了他们，否则他们总是要南归的，一有机会就逃回来，好像河堤决了口，水必须外流一样。
一个深夜里，有—大批汉儿，分成几处渡河，然后集结在一块，没等到天亮，就奔赴宋军来了。这批人中间，男女老幼都有，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他们丢了所有的土地、房屋、家具、农具，除了随身衣服和可以携带的一点细软以外，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统统丧失了。他们还不知道今夜可以宿在哪儿，有什么可以捞到吃的，但是他们有着回到自己家乡，回到亲人身边来的坚定信心。他们一碰到宋军，就热情地、兴奋地、迫不及待地跟亲人们讲起他们的冒险史来。一切经历过艰险困难的人，一旦回到亲人身边来总是这样说话，这样把一口口的苦水吐出来的。他们争着、抢着，好不容易才说清楚他们怎样昼伏夜行，绕过好几道巡防线，躲过几起巡哨队才得偷渡过河。有人到了这个已经算是安全的地方才想起父母妻儿还留在那边不得同来，有人则因为一起出来的亲戚们在半途中失散了，他们如果终于到不了这儿，又回不到那边，很可能是被巡防的辽军截杀了，因而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场已经隐忍克制了好几天才突然爆发的恸哭，使人感到特别悲伤。
正在最前线驻屯巡防的裨将杨可胜延接了这批客人，初步为他们安排了食宿，就沉思起来。杨可胜是杨可世的弟弟，却不像老兄一样的暴躁脾气，碰到事情都要用脑筋想一想，军队里给了他一个绰号，叫做“杨三思”，他可以当之无愧。
两军相峙，忽然从敌方来了一大批人，首先就要警惕起来，从坏的一方面来考虑，这里有没有敌方的阴谋诡计，是不是派了一批奸细混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他认真地考察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他们全都是亲戚，分析了他们那虽然混乱，却可以贯串起来的叙述。排除了一切疑点以后，才肯定他们确是一批心怀汉家、冒险南归的老百姓。这批人人数多，影响大，不同于往常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这值得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向上级汇报。
杨可胜谨慎的考虑和妥当的安排受到统帅部和宣抚使本人的嘉奖。
从这以后，渡河南归的汉儿日益增多，有时，一次可以多达一、二百人。他们很快发现并非所有的宋军阵地都是他们的“乐士”，驻屯在范村一带的胜捷军就常会非礼虐待他们，甚至夺走他们仅有的包裹和衣服，更加谈不上为他们妥筹食宿之计了。即便如此，也不能够阻止他们源源不绝地从彼岸渡河归来。因为在这里即使受到非礼的待遇，他们多少还存在着希望和幻想，在那边，他们从高祖以来就累积了一百多年的经验，早已连希望和幻想的可能性也都连根拔去了。
老百姓“壸浆箪食，以迎王师”的局面开始形成了。宣抚司的僚属们当然要把它归功于宣相的招抚政策。僚属们使用一套精选的词令称颂宣相的功勋道：
“旗榜朝发，遗民夕归，如响斯应。宣相料事如神，算无遗策，岂碌碌诸子所能蠡测？”
“区区几个老百姓逃回来，济得甚事！”童贯抑制了内心的喜悦，故作谦逊的姿态说，“要待那耶律淳夫妻派人赍着降表，纳土献降，尽复燕云之地，这才算是大功告成哩！诸君称扬太过，未免有点井蛙之见了。”
于是他一面传令嘉奖前线接纳遗民有功的将士，一面又重申不得过河挑衅、恪遵本司指挥的禁令。
大功告成，即在眼前，只要张宝赵忠回来，降表即可接踵而至，这似乎只是近在一旬半月之间的事情。
人心的向背，总是关系到战局的成败，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种师道对这两句老话是明白的，他很重视这个事实。但他综合了前线的报道，来的都是汉儿，并未发现辽的军队有望风投拜的迹象。种师道是军人，眼晴里第一位看重的是军队，军队不动，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恶战，他不可能持有像童贯那种乐观的看法。
一向主张用兵谨慎的种师道，这时统筹了战争全局，越来越不相信可以“不战而胜”的庙算。
虽然军事史上有的是大兵压境，等候敌人自行溃乱的前例，但同样也存在由于旷日持久，松懈了自己的军心士气，给敌方争取得时间，巩固了战略地位，实行反击的反面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虽然可以被两方面所援引，但是一切带有成见的人，总是只记得、只肯援用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一个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种师道心里反反复复地想到的是桓温的霸上之役。那时东晋大军，已经进入关中，直迫前秦的心膂之地。桓温驻兵霸上，按兵不动，目的是希望前秦人心浮动，不战而溃，不料结果适得其反。苻秦由于在军事上尚未受到大创，一有机会，就组织反攻，大败晋军，迫使桓温逃回南方。这个教训是沉重的，与当前的形势十分相符，值得他们深思。
此外种师道还考虑到宋、金夹攻残辽，犹如一场逐鹿，必须跑在前面，才能获得先鞭。我军按兵不动，如果金军在北线突然发动攻势，尽得塞北之地，威胁燕京，那时我军就要处于被动的地位了。
既然势难避免一场决战，他主张应该趁此老百姓纷纷来归的大好形势，挥军渡河挑战，对辽军施加压力，或一战歼之，或多方扰之，才是取胜之道。远道而来的客军，利于急战，这是军事的常识。他认为宣抚司现在正好做了一个违反常识的“守株待免”的笨伯。这个笨伯还要把错误坚持下去，他是非常反对的。
自从第一次军事会议以来，他就避免和童贯见面。宣抚司设在雄州城里，统帅部设在城外到边境线的中心点，相距二十里，两人犹如参、商二星，难得碰面。万不得已与他碰了面，也是哼哼哈哈一阵，尽量少谈公事，不提任何建议和要求。宣抚使与都统制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事事都处在相反的地位上，只是表面上还保持客气，不至于拉破面皮而已。
是种师道之所非，非种师道之所是，爱种师道之所憎，憎种师道之所爱，这就是伐辽统帅童贯全部的六韬三略。而都统制种师道一向对于自己的爱憎是非，又是十分坚持，不愿任何人加以非议的。因此两人就不得不处在完全对立的地位中。
跟童贯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事情攸关到战局的成败，朝廷的利害，又不允许长此沉默。不得已而求其次，种师道去找了行军参谋刘鞈，阐明自己的见解，希望刘鞈向童贯转言。
刘鞈是童贯的亲信，是目前童贯智囊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是刘鞈在西军中有过长期的经历，与前任都统制刘仲武、后任都统制种师道都有相当深厚的交情。刘鞈不止一次地在种师道与童贯两人之间起过桥梁作用，经过他的细致委宛的工作，缓和和弥缝了两人间表面上的裂痕，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刘鞈是他种师道的战友，还是他的政敌，这个问题老是在种师道心里摇摆，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他去探访刘鞈时，刘鞈急忙丢下手里的公事，倒靸相迎，态度是殷勤的。
“到底有老交情，跟他可以谈谈，不比童贯那厮无可理喻。”一向在宣抚司受到冷遇的种师道被刘鞈的态度感动了，心里想道，就直率地提出战抚兼施、以战为主的策略，征求他的意见，并请转言。
“我公所见甚是，克敌之道，必须剿抚兼施，才能克奏成功，缺一不可。”刘鞈稍稍停顿一下，考虑要用怎样的措词才能巧妙地缓和他俩之间的矛盾，“刘某所见略同。只是宣抚一再宣称别有妙算。他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刘某也不甚了然。我公何不稍待数日，俟与宣抚一起去前线视察阵地时，根据实况，相机进言，庶可有济。”
单单从这句答话中还很难判断出刘鞈是敌是友，但他说不知道童贯的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分明是句遁辞。再说他不肯立刻转言，还可能包含着缓兵之计，这就使得种师道的情绪激昂起来。
“兵家争胜负于俄顷之间，戎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今日有利于我者，明日未必不转而有利于敌，怎容得迁延耽搁、从容计议？”他带着一点激愤说下去，“我军远来，锐气方盛，人心向顺，正好乘势一战。不意宣抚司下了那道命令，恰似兜头一瓢冷水，寒了大家的心。日昨又处分了杀敌有功的将士，赏罚颠倒，人心不服，挫辱士气，莫此为甚。如再因循苟且，旷日持久，到了那时，进退两难，悔之晚矣！”
刘鞈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闭起眼睛来摇头，然后苦笑一下。这个表情的含义是明白的，它表示：他刘鞈本人即使十分同意你种师道的见解，但是童贯的刚愎自用，却为你我所深知，你都统制尚且不能够说服他，我行军参谋又怎能以片词只语改变他的主张？
这个表情种师道也是十分熟悉的，它使他回忆起过去在西北共事时，刘鞈比较偏向他的立场。“老朋友也有他的苦衷，倒也不能见怪于他。”这时种师道已经在自己心里把刘鞈当作朋友了，代他找出理由来为他辩护。同时他也有满腹牢骚，要在朋友面前发泄，自从出师以来，种师道从未感到自己像今天这样软弱无能。他种师道从军四十多年，当他还是一个偏裨的时候，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就是一个赋有全权的偏裨，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施令，不会受到干扰。现在他身任都统制，正在进行一场赌博朝廷命运的战争，而人家偏偏把他放在无所作为的虚位上，一切事情作不得主，连说句话也得请人转达，这种情况，怎不令人气短！
“刘参谋，刘参谋！”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说，这时他对办好事情已经不抱希望，而只要求发泄一下不满的情绪。种师道是这样一种人，看起来深沉不露，实际上却也不是槁木顽石，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有时是出于意外地强烈的：“俺种某老矣！拼着这垂暮之身，报效朝廷，还有什么顾虑？但不忍看到童太尉的所作所为，隳坏大局，贻祸朝廷。你刘参谋千万看在官家面上，相机转圜才是。”
这话显然说得重了，刘鞈知道他这番话是带着自己的感触和强烈的不满而发的。凭他们相处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要在童贯和种师道这两个都是刚愎自用的长官之间调停、弥缝，确是非常困难。而命运偏偏要把他放在他俩之间，过去在西北如此，现在到河北来又是如此。他刘鞈今年活到五十五岁，已经长着满头白发，他的一生，忙忙碌碌，栖栖遑遑，似乎只是要做好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他记起了他的前辈范纯仁，一生都处在两党的夹缝里，被人称为“头白调停范纯仁”。他自己不幸也落到这样的命运，真是十分可悲。
作为一个调停者的为难之处，是他在调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是非”和“利害”之间的矛盾。他常常承认种师道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富有经验，符合常识的要求，而且思虑周密，各方面都能兼筹并顾。可是童贯却代表着一种可以左右许多人命运的势力，童贯所拥有的这种势力自从他与王黼合作以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对于刘鞈的仕宦生活和一生奋斗的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种师道所代表的理智和常识与童贯所代表的权势对他都发生深刻的影响。如果他选择了是非，就难免要牺牲个人利益，反之也是如此，很难找到两全的办法。因而，每当他俩发生纠葛，需要他出面求调停，有时又不允许他模棱两可，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时，他就不能不同时考虑着这两种因素而发生剧烈的内心冲突。
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堂堂正正的人呢，还是做一个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官儿？这也是刘鞈心里常在摇摆着的问题，这个矛盾似乎也是不能调停的。
其实最妙的办法，莫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蔡京就比他聪明得多，一语道破真相：
“既要做好人，又要做好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两者不可兼得。能做出这样的承认，事情就好办得多，只消选择其中的一个就好，比如他刘鞈无论在做官或做人这两方面都比不上蔡京聪明，却偏要掩盖这个事实，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已经找到调停的途径，认为理性和权势之间的矛盾、做人与做官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有时含含糊糊地就想把它们混过去。可是顽固的种师道偏偏又不肯含糊了事，一定要把他放在炉子中烤炙，逼得他非要在两者之间明白表态不可。
但是认为刘鞈在童贯、种师道之间真是一把公平合理、毫无偏倚的天平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把天平秤的本身就是不平的，它的所谓“公平”只存在于刘鞈的主观想象中。
刘鞈是元祐九年中的进士，经过二十八年宦海浮沉，目前已做到述古殿学士，受到朝廷重视，很有希望做到枢密使甚至拜相。他是当时官场中的一个红人，有着锦绣的前程，当然也要受到官场一般规律的约束。那种规律指南针一般清楚地指示着他们在做人和做官的选择上，只能顺从利害关系而不能坚持是非标准。既然做大官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他当然只能按照着官场的指南针行事。当他作出这种选择时，个人素养和品质能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到头来总是受到完全的排斥。可是他偏偏要在自己内心中强调它们，并且用来把自己区别于一般官僚，这实在有点自欺欺人。
现在与种师道的谈话中他不知不觉地又顺从了权势和利害关系的要求，把天平秤倒向童贯的一面。种师道的话说得太露骨，对童贯实行了人身攻击，他要不明确表态，就可能被种师道误认为他是自己一伙的人，要与他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童贯了。他不能使种师道产生这种错觉。可是在相反的情况中，童贯在亲信之间，有时在半公开的场合中，也同样对种师道实行人身攻击，攻击得更加恶毒，他刘鞈虽然号称公正，却不能常常挺身出来为种师道说几句话。他对自己承认的理由是如果让童贯感觉到他的倾向性，他就无法保持公正的、平衡的地位来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了——这就是他的所谓公正的立场。
“目前大军压河而阵，形势十分有利。”他立刻正一正容，用这种严峻的表情让种师道感到在露骨地攻击童贯一点上，他决不能成为种师道的同路人，“宣抚奉官家御笔，发踪指示，我公力任艰巨，同舟相济，大功告成已指日可待。纵使策略上小有异同，都可商量解决，我公何乃出此颓唐之言？至于要用到刘某之处，刘某何人，岂敢不为我公驱策？”
这是官话。在朋友间的密谈中，有一方面讲出官话来，其目的就是对另一方面的推心置腹的限制。种师道立刻发现自己在不应当与之推心置腹的对象面前泄露了真情，犯了错误。现在他还不能够轻率地就刘鞈到底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作出最后结论，却带着这样深刻的隔阂感，跟他冷淡地分手走开。
“官场之内，势利所在，还谈得上什么道义之交、故旧之情？俺今番跑来找他说话，未免是多此一举了。”
种师道虽然不明白他自己也同样受到这条规律的约束。势利所在，在某些场合中，他种师道自己又何尝谈得到道义之交，故旧之情？但对于刘鞈的这种表示，却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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