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好多年，我对英国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我改派皈宗，成了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这件事我觉得颇值一提。那是一天下午，我走进上霍尔本一家书店，发现尊敬的威廉·E·格莱斯顿【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及1892-1894）。积极推动教育和议会改革，并支持爱尔兰自治。】已经先在那儿了。此前我从未见过格莱斯顿先生。这次之所以能认出他，是通过那些政治漫画（非常像），以及那些登在报纸上的标准像（不太像）。
正走进书店的时候，我听见书商问道：“我应该把哪些书送到府上呢？”
作为回答，他用手臂非常气派地一扫，把每个角落都圈了进来，然后说：“就送那些。”
话音刚落，他就转身就走了。我移步向前，要求给我一册几天之前我就盯上了的书。
“万分抱歉，先生，”书商很客气地说，“这本书已经售出了。”
“已经售出？”我叫了起来。
“是的，先生，”书商笑眯眯地回答，带着明显的骄傲，“格莱斯顿先生刚买走它。我已经没书可卖了，格莱斯顿先生刚才把它们全买走了！”
书商接着告诉我，只要格莱斯顿先生走进某家书店，他就会买走目光所及的一切。他那气派而笼统的手势席卷所有的图书——神学、历史、社会学、民间文学、医学、旅行、传记——进网的都是鱼，一条也休想溜。
“这是格莱斯顿先生第三次屈尊访问敝店了，”书商说，“这也是他老人家第三次把我这小店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家伙是个好人，”我对自己说，“这样一位杰出的爱书人保准不会犯错。因此，地方自治这档子事归根到底必定是正确的。”
从另外一些熟悉他的人那里我了解到，格莱斯顿在读书方面是个杂食主义者。他定购图书的时候不是论册数，而是论车数，而且，他在哈瓦登的家也早就书满为患。我还听说他有个习惯，从前，他经常清查他的藏书，并将那些他不愿再保存的书大批大批地扫地出门。这些被丢弃的图书全都送给了二手贩子。据说，这帮二贩子借机捉弄格莱斯顿的事情并不少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将大量他早先剔除和丢弃的图书再又卖回给他（价钱还很高）。
每一个爱书者都有自己淘书的方式，是故，有多少淘书人就有多少种淘书的方式。话虽如此，但梅休因法官和我一致同意：所有的淘书人都可以归为下列几大类：
奋不顾身的淘书者。
精明狡猾的淘书者。
胆小犹疑的淘书者。
上述三类人中，第三种人最不值得我们费心考量，虽说有大量的爱书人属于此类，因而其中也有不少人是我的朋友。我确实知道有些人，为一本书而踟蹰犹疑、而思前想后、而摇摆不定长达数周，不，是数月。并不是他们不想要它，也不是他们嫌价钱太贵，更不是他们寒酸到出不起这个价码。他们的犹豫迟疑不过是由于与生俱来的天性中缺乏果断——这同样是造成人类生活中诸多不幸的优柔寡断的可怕祸根。
我曾研究过这些人，我发现他们中多数是单身汉，他们的形影相吊应当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使得他们多次与自己垂涎的珍本善册失之交臂的踟蹰犹疑，在他们的婚姻方面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在他们前思后想的时候，别的胆子更大的家伙早就捷足先登，挽上战利品扬长而去了。
我所认识的胆子最大的淘书人，是芝加哥已故的约翰·A·赖斯先生。作为大拍卖场上一个竞争者，此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何以会这样呢？因为一旦铁了心要买某本书，他老先生叫起价来完全没有上限。他这样指示他的代理人：“我必须要得到那些书，至于价钱几何，非所计也。”
一位英国收藏家在赖斯先生的藏书中发现了一套珍版书，那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一套书。
“怎么这么巧让你得到了它们呢？”他问道，“你是在斯宾塞拍卖行买到的，还跟我竞价来着呢。你知道么，我告诉我的代理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出到一千英镑！”
“这也正是我比你要高明的地方。”赖斯先生平静地说，“我没有给出上限，我只是告诉我的人：买下那些书。”
收藏家的勇气很早就在赖斯身上得到了表现。我记得有一次听他说过，在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有一次在波士顿一家书报摊前溜达，那儿堆放着一大摞小册子。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本名叫《母牛的追击》的小册子上，于是捡起来读了读。这是根据韦恩、欧文和普罗克特三位将军打胜仗的故事所写的一首诗歌。它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现在，我就要结束这史诗般的绕梁余音，
我浑身颤栗，因为我把这展现给了人们，
免得让这个好斗的牲口贩子，韦恩，
老是会去追赶捕获那个倒霉的诗人。
赖斯注意到这本小册子留有印记：詹姆斯·里文顿【里文顿（1724-1802），美国出版家、报人。早年在伦敦经营书业而发迹，后因破产而移居美国，继续经营新闻出版，大获成功。】，纽约，1780。这使他想到，若干年后这册十八页的廉价小册子没准会很值钱。不管怎么说吧，他花了十五个美分买下了它，同时又花了十个美分买了另一本小册子，书名是《美国保守主义者，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