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之后，赖斯先生得知这些珍稀小册子的价值，便把它们寄到伦敦，让他们按照弗朗西斯·贝德福德最好的样式重新装订——“深红色压纹摩洛哥皱革，完美的格罗里埃式风格”。贝德福德共收取费用七十五美元，连同两本小册子的原始成本，赖斯先生一共支出了七十五美元二十五美分。1870年，赖斯先生的藏书被拍卖时，这两本古怪、珍稀而漂亮的小书卖了个惊人的高价：七千零五十美元。
赖斯的藏书一共约有五千卷，拍卖所得超过了七万二千美元。赖斯常对我讲，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和他的图书分手。然而他的身体是如此糟糕，最后他发现不得不从事业中退出来，以专心于长时间的旅行。诸如此类的考量最终诱使他和他的宝贝图书分手。“我从不后悔卖掉了这些书，”他说，“卖掉它们两年之后，芝加哥大火【芝加哥大火，发生于1871年的夏季，造成二百五十人丧命，十万人无家可归，一万七千多间房屋被毁。为了逃避火灾，数以千计的芝加哥人在恐慌中逃到密歇根湖岸边，有些人因担心烈火一直会烧到这里，便跳入湖里，最终被淹死。】发生了。假使我留着它们，毫无疑问将会片纸无存。”
赖斯夫人和她的丈夫一样热爱书。无论何时，只要一批新货送到，这俩口子就会把自己锁在屋内，双腿跪倒在地板上，打开包装，取出他们的宝贝，一起贪婪地盯视着它们。高贵的女士！她是那种任何好男人都会为之自豪的妻子。他们为彼此这种尘世的友谊而深感幸福，他们也是我最亲密的老友。赖斯先行了一步，走了。但他们的离别是短暂的。他们会再一次永远走到一起，分享那浩瀚无垠的永恒欢乐。在那里，这样的欢乐等候着所有好书的情人们。当美德的评语最后被哀伤地签写在他们人世生涯最末的版权页上时，他们就会去那里相会。
虽然赖斯在卖掉他那些非凡的藏书之后，还继续活了二十六个年头，但他没有再去搜集这样一批图书收藏（他愿意称之为书库）。他的第一批收藏是如此不同凡响，以至于他更愿意享受它所带来的盛名而就此打住。或许，他是明智的。可为什么很少有这样的收藏家会效法他这么干呢？
说到我自己，我确定无疑地相信：如果今天晚上我的藏书被毁于火或毁于水，那么，明天我就会开始另一批藏书的搜集。或者（如果我没有这么干的话），就干脆躺下来等死。因为，没有了我已经习惯的这种友谊，没有了对我来说和生命本身一样宝贵的这种友谊，我如何能继续生活下去？
不管什么时候，梅休因法官如果有逗乐的好心情并愿意打趣我的话，他就会问我还记不记得，那次我忽然拥有了洗心革面的精神劲儿，并以老天爷名义签下了庄重的誓言：不再买书。维克多·雨果说，揶揄乃是善良者的恶意。当梅休因法官想起我的弱点时，他倒是并无恶意——那是一种贯穿我整个事业生涯的弱点。
不，我并没有忘记那一回。我带着恐怖的颤栗回忆起此事，在那个遥远的时期，假如我实施了我所设计的那个计划，那将会是我有生以来最悲惨的事。
奥雷尔医生有一个有趣的理论，这一理论你可以在已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文献汇编（第三十四卷216页）上找到相关记录。或者（如果你无法获得这一文献的副本的话），你也许可以通过医生的结论来达到了解的目的。医生的结论是：一个书痴，在没有表现出第二期临床症状之前，是不配称作“书痴”的。二期书痴还没有已知的治愈先例，少数已经治愈的病例报告，毫无疑问根本就不是书痴，或者至少，我们可以称之为假书痴或弱书痴。
“假书痴，”奥雷尔医生说，“是痴狂的初期——只不过是通往主楼的前廊——通常的症状是：面红耳赤，两眼放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这样的兴奋期一过，紧接着出现虚脱的情况亦并不少见，我们会发现患者脸色苍白、无脉动、情绪低落。他被假想的恐怖所纠缠、折磨，他为虚妄的罪恶而深自责备，他可怜兮兮地哀求舒解那虚构的危险。患者此时还处在不稳定的状态，除非他的病例得到明智的处理，那样，他将从疯狂的甜蜜中过渡到情绪低落的治愈期，而且，命中注定这一辈子彻底无用。”
“不过，”奥雷尔医生接着说，“适当的治疗和特别的照顾（如果他的精神上需要的话），他就能够被安全地带出这一衰竭阶段，进入增强兴奋的状态，这也就是真正的（或称二期）书痴。对于这种情况，目前人类当中还没有治愈的先例。”
即使凭个人经验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应该信任奥雷尔医生的判断。在书痴及同类疾病方面，奥雷尔医生是最著名的权威。正是他（小子斗胆冒着违犯职业道德的风险向大家透露这一信息），发现了书虫杆菌，并且，比这更加重要也带给他更大的荣誉的，是他发明了一种精妙的试剂。这种试剂如今被各地同行作为一种诊断方法，在怀疑出现书痴细菌（换一种说法，也就是书虫杆菌）的场合使用。
我曾经据此学着科学家的样子朝苏珊小姐的猫的股动脉注射了一毫克这种试剂。一小时内，这个早熟的畜牲平生头一遭溜进了我的书房，啃吃我所钟爱的那一版拉伯雷的封面。这证实了这一诊断方法的有效性，必定能使奥雷尔医生感到满意，同时也会让梅休因法官满意，因为他老是认为：拉伯雷是一只上了年纪的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