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君入瓮，共产党把国民党的战犯关进了“白公馆”。

    往事如烟。宋希濂曾是中共一个不够坚定的党员，和陈赓同乡、同学，私交深笃，对日军作战颇为英勇，屠杀共产党也不手软！内战爆发，蒋介石给他的官越来越大。宋希濂有感而发：30年一轮回，这是定数。郭汝槐深夜派兵，其中必有蹊跷。车到山前没有路，宋希濂掏出小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请君入瓮”这个典故，说的是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两个酷吏，一个叫来俊臣，一个叫周兴。他们设计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刑法，枉杀了许多好人。周兴外号叫“牛头阿婆”。常常自夸逼供的办法如何如何巧妙，说“凡被告之人，只要送到他的手里，不招供者极少。审讯时没有一个不自称是冤枉的，处死之后，也就没事了”。

    后来有人密告，说周兴与人共同谋反。武则天命来俊臣逮捕并审讯周兴。

    来俊臣以为：周兴对于办案是个内行，要他老实招供，怕非易事，必须有新招方能使周兴招供。于是，来俊臣想了个主意，请周兴到他府上喝酒。酒过三巡之后，来俊臣说道：“今日请周兄来府上小饮，因小弟有一事相求……”

    来俊臣还没有把话说完，因周兴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告发之事，便兴冲冲地打断来俊臣的话，说道：“有事尽管讲，你我不必客气！”来俊臣接着说道：“今有区区一件小事需向周兄请教。近日在下捉到一个犯罪之人，因该犯狡猾顽固，种种刑具都已用过，但还是不肯招供。不知老兄有什么新办法没有？”来俊臣说罢，周兴手捋着山羊胡子，想了一会儿，得意地说：“这个容易，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办法，用一只大瓮，四面架起，用烈火烧烤，烧到内外甚热时，将囚犯放进瓮去。……嘿嘿，看他招不招供！”来俊臣听罢好笑道：“哦，这办法的确不错！”立即叫人抬来一只大瓮，四周烧起炽烈炭火。不一时，大瓮已烧得炙热烤人。来俊臣于是把脸一翻，指着瓮对周兴道：“你图谋不轨，已被揭发，我奉密诏办你，现在，请君入瓮吧！”周兴吓得立时跪地求饶，当场认罪。

    后来人们经常使用这个成语，借以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

    事有凑巧，在刘、邓大军大西南征战中，就发生过这样一件类似有趣的事情。

    在重庆市郊有一座骇世听闻的“白公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的“不轨分子”的。象张学良旧部副军长黄显生就是长年被关押在此的一个。在这里，国民党特务残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残忍地屠杀了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被关押的全部人士，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重庆大屠杀。

    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垂死挣扎，但抵不住解放军的穷追猛打，被打得落花流水，生俘国民党将军数百名。这些“高级俘虏”就被关在了本来是他们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这主要也是因为暂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况且，即使有意让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体尝一下他们给共产党人建造的牢房的“舒适生活”，对他们也并不算过分。

    刚刚被十六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生俘的国民党“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的宋希濂中将，被俘之后，就被关押在这里。在此和他作伴的还有刚被俘不久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后来接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的钟彬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曾扩情等一批国民党战犯。

    宋希濂被送往白公馆之前，曾受到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的接见。

    当时五兵团司令部设在刚刚解放的乐山县城的一所中学里。

    在宋希濂被俘的第二天，即12月20日早上，宋希濂刚吃罢早饭，在他的关押处所，来了一辆小车，说是兵团司令员要找他去谈话。宋希濂看见实枪荷弹的战士要请他出去谈话，顿时心里紧张起来，他从自己在国民党中几十年的经历，判断这“谈话”凶多吉少，感到已经死到临头了。象他这样一个与共产党为敌几十年，数不清的共产党人死在他的手里的战争罪犯，一旦被共产党捉住，还会不杀掉？特别是由他亲手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翟秋白，更是罪不容赦！

    宋希濂想到死，心里反而平静下来，跟关押在一起的部下们一一握手道别，昂首上了派来接他的小汽车。

    小车不是把他拉到荒沟野外，而是到了乐山县城的一所中学里。宋希濂想，大概是先审后决，共党还想让我留给他们一些活材料，拿定主意一个字也不说，反正就是一个死。

    下车后，一个小战士把他押到一间还算明亮的屋子，里边有一个年轻的军人，身穿普通战士的服装，正在阅读文件。

    小战士把宋希濂带到这个年轻军人面前，对宋希濂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兵团司令杨勇。”

    宋希濂一听小战士的介绍，心里大吃一惊，发呆地注视着杨勇司令员：这就是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

    杨勇看见宋希濂进屋，放下手里的文件，客气地站起来，微笑着说道：“坐下谈，坐下谈。”

    宋希濂虽说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国民党军队的要员，但看到杨勇温文有礼的姿态，使他越发觉得不安，一下子失去了大将军的傲气，规规矩矩地坐在了小板凳上。

    “宋将军，”杨勇仍然微笑着说道：“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长沙时就曾研究过，估计并非没有争取你起义的可能，一个是你的大哥，还有几个是你的朋友，其中有个姓段的，还有一个姓刘的，他们当时准备到湖北恩施去找你。但还没等他们到你那里去，你们已向西退，解放军已经前进了。此后，大家彼此赛跑，联系不上，也只好听任事情的自然发展了。”停了一下，杨勇又接着说道：“话说回来，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对过去的事，你也就不必太计较啦。现在安下心来，考虑一下怎样渡过自己的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们共产党掌权以后，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

    杨勇的话使宋希濂深受感动，但他仍久久一言不发，直到临走前才答道：“宋某连日奔命，心力交瘁。杨司令宽宏大量，谆谆施教，我己聆听，容日后再行领教。”

    两日以后，宋希濂就被送到了白公馆。

    杨勇的会见，使宋希濂紧张的心情稍有放松。他从杨勇司令员的谈话里感觉到，共产党对他不会以血还血，会给他一条活命。但他一想到国民党监牢里囚犯们的生活，仍不寒而栗。

    杨勇司令员对他说把心安下来，可他怎么也安不下来，过去的事情，象电影的画面一样，在脑海里闪来闪去，赶都赶不走，特别是他经手屠杀瞿秋白的那一幕，在此时更使他浮想联翩……

    那是1935年初，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取得“胜利”。宋希濂率领他的三十六师，对“围剿”红军出了大力。同年5 月，他率三十六师驻扎在福建长汀。

    红军在反第五次“围剿”失败以后，主力北上，闽浙赣地区留下六七千人坚持战斗。4月间瞿秋白等人在向福建上杭的转移途中。被福建保安十四团包围，瞿秋白被俘，何叔衡牺牲。

    有叛徒密告，被俘人员中，有共产党巨首瞿秋白。保安团如获至宝，对俘虏个个严刑拷打，让供出翟秋白。瞿秋白自称“林琪祥”，说自己是红军里的一名文书，已经是一身病，要求取保开释。但由于他的气度不像普通士兵，江苏口音又重，保安团的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但叛徒并不认识瞿秋白。

    瞿秋白死不改供，一口咬定自己是“林琪祥”。保安团无计可施，只好把他投进大牢。后来，被俘人员中，认识瞿秋白的郑大鹏也叛变自首，向敌人当面指认了瞿秋白，瞿秋白没有再行否认。

    瞿秋白身份确认后，敌人立刻上报驻长汀的三十六师。1935年5月，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宋希濂处。

    瞿秋白被押解到福建长汀以后，宋希濂进行了一次“军法审讯”。

    对瞿秋白审讯之后，宋希濂认为，对这样著名的共产党要犯，不能象对待一般“犯人”那样残酷，要以柔克刚，用理来说服他。如果瞿秋白能够悔过，那就会为蒋校长立一大功。

    于是，宋希濂给瞿秋白去了手铐脚镣，还派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生活待遇上，享受师部人员的待遇。并吩咐看守人员，对瞿秋白要给予特别照顾，尽量满足瞿秋白提出的要求。

    这样过了几天，宋希濂把负责看管瞿秋白的吴松涛叫去，问道：“瞿秋白这些天有什么情况？我吩咐你们的事做得怎么样？”

    吴松涛哭丧着脸说：“还能怎么样？这些天他要这要那，我们这些人成了他的佣人啦！他要的书一本本都给他找来了，笔墨纸张也都给他了。还给他弄来了印石刻刀，还得防他自杀，这几天他简直成我们伺候的大爷了！”

    宋希濂笑笑说：“他平时都干些什么？”

    “还不是干些酸文人的事！刻个图章，要不就读什么诗，或是写写划划，也不知涂抹个啥！”

    宋希濂点点头：“这就对了。你想办法让人把他写的东西给我搞点来。”

    宋希濂此时也难以忘记，在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中学生，而瞿秋白已经是一个中国文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他曾读过瞿秋白的文章，那建立理想社会的激扬文字，曾在自己的心灵里引起过震撼与共鸣，也学到了一些革命道理。到广州进了黄埔，又听过他多次的精彩演讲，当时知道他是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如今，以前这位自己尊敬的理论家，居然成了自己的阶下囚。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十多年，自己则是飞黄腾达，从一个充满理想的中学生，一步一个台阶，才27岁就当上了堂堂国军的三十六师师长。尤其是民国二十六年，断然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投身“蒋校长”以来，更可谓平步青云，第二年就被派到日本去学习军事。回国后，从一个普通的参谋，晋升为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参加过中原大战，“一.二八”淞沪抗战，又参加了平息福建事变，在第五次“围剿”中又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逼迫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切，都使自己成了“校长”的心腹爱将，可谓前途无量。如果自己不是八年前当机立断背离共产党，今天的下场也许不会比瞿秋白好多少，想到这里，宋希濂不仅为自己的聪明抉择而感到洋洋得意，又为瞿秋白沦为阶下囚感到惋惜。

    晚上，宋希濂端坐在书案前沉恩。案头上，一边放着南京东路总指挥蒋鼎文催问瞿秋白招供情况的电报，一边放着瞿秋白写的一些东西。他反复吟读着瞿秋白写的一首词，这是一首咏梅词，其中写道：“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宋希濂似乎要从瞿秋白的词里读出一点儿回心转意的意思来，但他左看右看，看不出瞿秋白有丝毫被软化的意思。怎么办？上边又催得紧，看来只好亲自与瞿秋白进行正面交锋了。

    第二天，瞿秋白被卫兵带到了宋希濂的办公室。宋希濂很热情，一见瞿秋白进来，立即起身，笑着说：“请坐，瞿先生。我是宋希濂，三十六师师长，前些天刚从外边回来。这几天过得好吗？”

    瞿秋白轻蔑地说道，“蒙宋师长关照，生活还能有差！”“那就好，那就好！”宋希濂装出没听出瞿秋白讥讽的话，说：“对任何人均一律实行人道主义，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搞残酷的阶级斗争！”

    瞿秋白冷冷看了宋希濂一眼，说直“宋先生说奉行‘人道主义’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我倒很愿意将此话转达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死在你们屠刀下的无数同志和千千万万的国人冤魂！不过呢，宋师长，他们怕不会相信你的话吧！你们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出动军队几百万人次，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这也是实行的‘人道主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你们拿着枪不去对着侵占我土地、屠杀我人民的日本强盗，反倒来打工农红军，请问宋师长，这是实行的什么主义！”

    宋希濂听罢，面红耳赤，强作镇定，引开话题，继续说道：“关于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是由上边制定的。我是一个军人，只管服从命令。如果上边叫打日本，我也会不遗余力。可是你们共产党在国内到处煽动叛乱，分田地抢财产，搞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抗日。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当兵以后又走了不少地方，有5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我看每个县都是少数。更多的是只有几十亩的地主，可是他们都是祖上辛辛苦苦，节衣缩食，攒了几个钱，购置了一点产业。跟城里的资本家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可是你们却向他们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所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你们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正是因为你们背叛了‘三民主义’，不顾中国国情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以前读过瞿先生的书，听过瞿先生的讲话，对先生很敬重。希望瞿先生能认清国情，复归‘三民主义’。以瞿先生的才干，是必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宋希濂说完，瞿秋白大笑，然后陈说共产党的见解。

    宋希濂理屈词穷，只好又把瞿秋白送回牢房。

    1935年6月17日，宋希濂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的“特急”电，令宋希濂“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呈报。”

    6月18日，宋希濂下令，将这位曾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瞿秋白，枪杀于福建长汀。

    在宋希濂被俘之时，陈赓正率四兵团在云南境内作战，在作战间歇之间，陈赓特意从云南到重庆白公馆看望了宋希濂这位同乡和昔日的同学。

    宋希濂听到陈赓要来看他的消息，又是高兴，又是惭愧。高兴的是陈赓不忘旧情，身居高位还不忘来看他这个落魄之人。惭愧的是自己和陈赓走了不同的道路，陈赓为人民打江山，成了胜利者，当了共产党的云南军区司令员，而自己甘为“校长”鹰犬。如今成了阶下囚。

    这一天，重庆的雾特别大。宋希濂被带到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正好陈赓有事出去，宋希濂面壁而立，等候陈赓的接见。

    不一会儿，屋外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脚步声。宋希濂把脸扭向门口，是陈赓，那剃得发青的胡茬和脸上的微笑，他一下就认出来了。但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未动。

    陈赓走进屋来，立刻同宋希濂热情地握手，说道：“你好啊！我们又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惭愧得很，没想到您会来看我。”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见面吗？”陈赓若有所思地问道。

    宋希濂稍思索了一下答道：“那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看我。”

    “对，那次是我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记得当时我曾说过，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一晃就是十多年，我们见一次面，好不容易啊。”

    宋希濂忐忑不安，浑身觉得不自在。这一次见面哪能同上一次相比！

    陈赓从上午9点一直和他谈到下午4点，中午，陈赓让厨房做了酒菜，边吃边谈。

    “酒味道怎样？”陈赓给宋希濂斟酒。

    “不错！”宋希濂点头。

    陈赓不善酒，只是用嘴唇沾沾表示下意思。他一边给宋希濂的杯里斟酒，一边说：“我没福气，你敞开喝。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可以坐在一起了。对过去的事，不要有太大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是好的。”

    宋希濂有些微醉，竟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惭愧呵，当年未能追随陈将军去为穷人打天下，终至成了一名历史罪人。”

    “宋老弟抗战是有功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围攻土肥原师团，远征滇西。我看你是有功有罪。不过，你自己也可以总结总结，争取以后做点有利于人民的事。”

    陈赓临走前，还特意嘱咐陪他来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在生活上要适当照顾，我看可以和所长的待遇一样，吃小灶。”

    陈赓的接见，使宋希濂心情有所好转，使他对共产党的战犯政策，和共产党人的宽怀大度，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感受。也更使他怀念起昔日和陈赓同窗共读的那段美好岁月……

    宋希濂和陈赓都是湖南籍，且同是湘乡人。1907年，宋希濂出生于湘乡溪口镇一个富裕中农的家庭。1921年，宋希濂14岁，在省城长沙考入了长郡中学。1923年，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之后，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下，决定筹建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各地的进步青年，到广州参加报考。1923年冬的一天，长郡中学宋希濂的国文老师熊享翰（湖南益阳入，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湖北汉阳被捕牺牲）把宋希濂叫到他的办公室，悄悄对他说：“我平时看你的作文和言论，富有爱国热忱，现在广州派人来湖南招收一批青年，去参加军官学校，你想去吗？”

    宋希濂立即回答：“我想去。”

    于是宋希濂手持熊老师的介绍信报了名。过了几天，在长沙育才中学进行了初试，获通过。

    也就是在育才中学，宋认识了同来参加报考军官学校，进行初试的陈赓。

    随后，两人结伴同行，到广州进行正式考试。1924年1月，他们经过旅途多次波折后，来到了广州。

    到广州后，没有人接待，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考试的有关事项，他们只好租了间客栈，住了下来。

    他们在广州一住就是一个来月，仍没有考试的音讯。所带盘缠有限，不免着起急来。当时在宋希濂和陈赓住的客栈里，还有一些也是来广州的青年，在此情况下，大伙儿就推荐陈赓等为代表，找到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湘军将领程潜，请求帮助解决困难。程潜当时正在主持操办另一个陆军讲武学校，便要求让陈赓、宋希濂等。到该校入读。他们就都到了陆军讲武学校。

    陆军讲武学校尚未开课，有一天，陈赓、宋希濂一同上街闲逛，忽然看见了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布告，两人看完后商量了一下，决定报考。

    招生规定考生年龄要18岁以上，宋希濂当年实际只有17岁，但按虚岁计刚好18岁。3月29日考试，4月28日张榜公布，宋希濂、陈赓榜上有名。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入学，宋希濂编入第一队，陈赓被编人第三队。

    在学校里，宋希濂和陈赓是同乡，也是好友。陈赓年长宋希濂四岁，有什么事情，宋希濂总找陈赓商量。陈赓那时是军校中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宋希濂非常佩服，从心里为有这样的挚友和同乡感到自豪。

    同当时的许多学员一样，除了孙中山之外，宋希濂的心里最崇敬的就是廖仲恺和蒋介石，认为他们一文一武，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有一天，他把他的想法给陈赓说了，陈赓沉思了一会儿才说，一个革命党和一个革命武装，才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年纪尚小的宋希濂没太懂陈赓的话，但也没有争论，因为他信任陈赓。

    1924年10月，周恩来到黄埔任政治部主任，首次到黄埔讲演，会场上挤得满满的。宋希濂有事去晚了，就慢慢往前挤，想听清楚、看清楚些，正好挤到陈赓旁边，陈赓有意问宋希濂：“怎么样，周主任也是个栋梁之材吧？”

    宋希濂脱口而出：“当然了，而且他是年轻的栋梁之材，漂亮的后起之秀。”

    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宋希濂被分配到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四连第一排当副排长，半个月后升为排长。陈赓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埔第二期入伍生队任副连长，不久升任连长。

    1926年初，宋希濂参加第二次东征，部队驻潮州。有一天，陈赓突然来到了宋希濂的面前。两人一年未见，宋希濂是又惊又喜，急忙抱住陈赓的肩膀，大声说道：“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陈赓笑嘻嘻地说：“老弟，想我了吧！只要不死，走遍全国都能见面，更何况小小的广东！”

    两人叙谈了一阵，陈赓突然问他：“老弟，你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希濂在军校时，集体登记加入了国民党，但那时允许跨党，不少同学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宋希濂以前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见现在陈赓问他，也就不加思索他说道：“共产党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有周恩来这样的栋梁之材，有你和蒋先云这样的佼佼者，我宋希濂为何不愿意！”

    这时，只见陈赓以严肃的表情说道：“共产党是革命组织，要本着这个宗旨和目标加入。而不单看组织里有没有自己所佩服的人。”

    这样，宋希濂由陈赓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部队上谣言纷传，搞得人心惶惶。此时，宋希濂的部队仍驻潮州，并已提升为营副。宋希濂入党不久，开的会不多，对共产党的知识知之不多，部队上谣传共产党的坏话，宋希濂心中有些紧张。他想去找身居领导职务的党员问问情况，但却发现所有原来公开身份而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均已不知去向，宋希濂这才感到情况的严重。

    宋希濂的跨党身份并未公开，也没什么人找他的麻烦，他什么话也不说，静观时局的发展。同时，他给已调回黄埔的陈赓悄悄地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弟已提升副营，军务繁忙，但身体健康。只因近日风云突变，气候异常，弟不甚适应，常常云雾重叠，风向不辨……望兄能及时告知，弟应如何适应这种天气。”

    还没有接到陈赓的回信，宋希濂被调回了广州，升任新编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第一营营长。这支部队是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之后组建的，军官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这时宋希濂心里揣摸，国民党已成气候，这么多军队实际上都被国民党掌握，特别象蒋校长兵权在握，对自己颇为赏识，如此这般，又何必自找“中山舰事件”之类的麻烦呢？

    正在他对共产党的观念动摇之际，家里给他来了一封信，信显然是家人口授，由不知是哪个文人代的笔。信中说：“……近来湖南乡间刮起一股狂风恶浪，泥腿子舞刀弄枪，抢钱分地，甚至于抓人游街、砍脑壳，简直无法无天！父虽不是收千百亩粮钱的大豪绅，亦心惊胆颤，已于日前奔赴长沙，与你兄同往。据云湖南乡间痞子造反，均为共产党背后驱使所为。汝父念及儿在革命军中做官，可曾参加什么党，信奉什么主义？昨日家中来人，云我家中钱物亦被痞子洗劫一空。望儿深知，鸡鸣狗盗，打家劫舍，古来有之。要治国平天下，盗贼历来属格杀之列。若共产真的鼓动痞子造反，则如同盗贼耳。儿不只是不要误入歧途，还要为治国平天下效力……”

    宋希濂本来对共产党就无很深的认识，其父来信把共产党骂得一钱不值，更使宋产生了对共产党的怀疑、失望，决心脱离共产党。

    在这不久的一天，宋收到了陈赓的一封信，约他到越秀山茶楼见面，他心里发虚，但又不好推辞，只好硬着头皮赴约。

    两人见面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之后，陈赓突然表情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几个月没有同组织上联系？你在部队作了跨党登记没有？”

    宋希濂开始支支晤晤，含糊搪塞，但看见陈赓不满的表情，还是把心一横，说道：“我不打算跨党，也没有登记。但我无论是作为一个同志，还是一个朋友，我都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宋希濂把话挑明后，两人陷入沉默。在此之前，陈赓虽稍有察觉，但想不到这个同乡好友，几个月之内，思想转变如此迅速，态度如此坚决。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了。陈赓起身而去。

    不久，陈赓调离广州，离穗前，他又给宋希濂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参加或退出任何组织，都是自愿的，别人勉强不得……如果死神找不到我们身上，我们都还将亲身经历中国现阶段革命历史的巨变……”

    他们两人可能当时谁都不曾想到，越秀山茶楼一别，竟是二人分道扬镳的起点。从此，二人为着迥异的目标，努力发挥着各自的智慧和胆略，为各自的理想奋斗，最后一个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一个成了新中国的一名囚犯。人生实在是一部充满离奇故事的书……

    宋希濂经过多日的沉思，心境逐渐平静下来，抑郁沉闷的情绪有所调整，开始对他的前半生进行反思，也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渡过自己的后半生。他陆续交代了自己的战争罪行，特别注重交代了近日与解放军作战的罪行，交代了他被一三九团生俘的过程……

    抗战八年，小日本被赶出了中国，百年来中国人首次战胜了外国侵略者，举国欢庆。但人们的笑声还没有落地，蒋介石又把中国拖入了全面内战的火海。国共双方，始则小打，终则大打。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宋希濂作为蒋介石的一员爱将和国军中的中坚，其头上的官衔也在不断升迁。1946月10月，宋希濂被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代表委员长坐镇新疆。

    宋希濂虽然心在万里之遥的边疆，但两眼却盯着内地的国共之战。不久他即发现，随着国军战报上的一个个“辉煌”胜利，国军却越打越被动，“共匪”却越“剿”越多。眼见得东北失利、华北失利、西北失利、中原失利，“校长”在战场上的“爱将”也越来越少。于是、蒋介石想到了还在新疆“闲置”的宋希濂，一纸调令，独镇新疆的宋希濂立刻调任华中“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并兼任十四兵团司令官，手中有四个军的兵力，驻扎湖北宜昌，进可支援中原、华东，退可为“校长”保全西南半壁江山。国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军大败，眼看江南不保。为了保住江南半壁江山，蒋介石又给宋希濂加官晋爵，任湘鄂赣绥靖司令官，指挥两个兵团六个军共14.5万人马。蒋介石虽不断给爱将宋希濂加官晋爵，以鼓励士气，但宋希濂在解放军面前怎么也发挥不出当年打日本的智慧和胆略，被解放军追着打。多亏宋希濂的腿脚还算麻利，短短几个月，十几万人马，被解放军吃掉了个整数，1949年8月，宋率残部几万人逃往川东。此时，宋又被任命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名义上他手里仍有两个兵团共六个军另四个师。

    退到四川以后，宋希濂精疲力尽，锐气全无，因而完全放弃了和解放军作正面交手的思想。在8月下旬，经过征求胡宗南的意见，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兵撤滇缅，伺机再起”的全面撤退的作战方针。但蒋介石坚持主张“坚守四川，保住西南”的战略，让宋希濂和胡宗南与共军一战到底。

    蒋介石否决了来希濂的意见，也决定了宋希濂的彻底失败。

    11月1日，二野三兵团开始向川东南的宋希濂部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四野部队也从鄂西和湘西，向宋希濂部进行钳击。

    宋部残兵败将，本无意和解放军再战，结果一触即溃。

    到11月15日，解放军就差不多吃掉宋希濂集团的四个军。宋希濂指挥第二十兵团主力第二军、第十四兵团第十五军，以及绥靖公署直属部队第一一八军残部，退至川东的黔江、彭水一带。

    彭水县位于乌江的东岸，四面皆山，是川东货物的集散地，曾经很繁华。因而，轮渡和木船以前很多。

    但是，当宋希濂抵达彭水时，才发现江面已经没有了一条船。

    这倒不是共产党把船弄走了，而是他自己的绥署后勤机构，将几十条民船征用，载着行李、物资开往下游去了。

    直到16日上午，宋希濂部才弄到一些船。但溃退下来的部队又不断涌至，整个彭水县城全是溃兵，老百姓已经逃避一空。

    宋希濂把指挥所设在彭水县东面的一个古庙里，每天看着乱哄哄的部队渡河，心里懊丧透了。

    17日上午，宋希濂和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一起渡过了乌江。

    渡过江之后，宋、陈二人坐在岸边，象看热闹似的看着部队继续渡江。

    宋希濂似有感而发，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30年完蛋了，我看以我们校长为首的黄埔系统，也快30年了，看来也该完蛋了。30年一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

    陈克非是黄埔五期的，也叹了口气说：“这也是改朝换代的一劫啊！”

    在部队渡河接近完毕的时候，宋希濂对陈克非说：“上午接到电报，说蒋经国在今天晚上要到江口来，可能老头子对我们什么重要指示，你也去见一下，就在我那儿吃晚饭。”

    陈克非虽然从没见过蒋经国，但此时也无雅兴看“太子”的尊容，不以为然地说道：“总统有什么要事，何至于派他的儿子来！”

    宋、陈回到江口绥靖公署临时司令部时，蒋经国早已来了。

    蒋经国此次来，给宋希濂和陈克非两人各捎来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

    蒋介石给陈克非的信上，开头来了个“克非吾弟”，然后写道：“勘乱以来，匪顽未止，皆因我军将士未能以雷霆万钩之力为锤击。更未以金汤百仞之固施堵歼。”最后给陈克非鼓气：“凡我总理三民主义之信徒，均应本黄埔革命之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厉，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上下同心，彼此协力，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要为已死之官兵复仇雪耻，要为被难之黎民救命申冤，不消灭奸匪，誓不甘心。不完成建国统一，决不罢休。临书匆促，不尺一一，特饬长子经国持书前来代达余意，并祝军祺。中正手启。”

    国民党气数已尽，军心早散，这不是蒋介石挥几下“御笔”就能够挽救得了的问题。正当陈克非向蒋经国表示“一定克尽厥职，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时，二野几路大军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宋希濂残部急追而来。

    宋部钟彬十四兵团在二野三兵团部队的猛烈打击下，迅即溃败。陈克非的主力第二军，稍加抵抗，也被隔断失去掌握。宋希濂率残部赶紧向西逃跑。

    宋希濂上车后，司机开不动车，原来吉普车的一个轮胎破了，宋赶紧派人到前面截住陈克非的车，换上了陈克非吉普车的备用胎，才得以逃脱。十五军军长刘症为了快些逃跑，等不及自己的车外出回来，坐上陈克非的车，急忙西逃。

    23日上午9时，宋希濂率残部连滚带爬逃到了白马场地区。早饭还没有来得及吃，正准备停下来喘口气，弄点饭吃，但立即接到报告，说后面追的解放军相距只有六七里地了。宋希濂一听，哪还敢吃饭，命令部队立即开拔。

    这一口气，跑了十多个小时，天黑时到达南川。趁天黑，宋希濂让残部停下来喘口气。

    宋清查了一下剩余的人数，老弱病残加在一起，还有七八千。趁部队休息，宋希濂立即把带在身边的几员文武大将召集一起，研究下一步的逃路。

    宋身边还剩下的几员大将是：第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刚接替军长职务时间不长的一二二军军长丁树中、宋的参谋长罗克甲、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陈定和“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等。

    这些败军之将，坐在一起，议论了半天，也找不出上好之策。

    有的说：“退到重庆去，蒋介石还在重庆，有他吃的，就应该有我们吃的。”

    但马上就有人反对：“听刚从那边退过来的人说，蒋介石己有命令：凡前方退下来的部队，一律不准经过重庆，凡不听今者，杀无赦！过都不让过，怎么还能退到重庆。”

    立刻有人又接着附和：“就是你退到重庆，国防部还能放过你，这不是自己找上门送死吗？”

    宋希濂也不赞成逃往重庆，但他主要是担心无颜见他的“校长”，让别的将领揶揄。

    接着又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已经彻底战败了，光跑也不是出路。到了这个时候，顾命要紧，什么脸面不脸面，共军不是说优待俘虏吗？主动投降，还能弄个宽大处理。”

    这种意见也没有获得通过，特别是刚当上一二二军军长的丁树中，更是极力反对：“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当，现在说不杀头，那谁知道以后杀不杀。就是不杀头，让你去做苦力，那日子也不好过。听说连张治中在北平都是软禁着的，更何况我们？”

    丁树中，原名丁昌，原来是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长，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所以他极力反对投诚。

    此时，宋希濂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与张治中有交往20多年，关系颇好。

    在张治中赴北平前，曾答应以后会写信给他，但宋一直未收到张的来信，情况不明，他也不主张向共军投诚。

    最后还是继续逃跑的意见占了上风：“走，不管一切地走，实在走不了再说。只要能脱离共军的追赶不被歼灭，一切都好说。”

    于是又讨论往哪里走，最后选定了两个目标：第一步，先到西昌；第二步，到了西昌以后，休整一两天，再继续往西走，逃到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

    当然，这些人当时的心里很清楚，只要能实现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视情况逃往国外就容易多了。只不过在他们讨论时，没有直接说出这第三个目标。

    这个逃跑的思路，实际就是在3月下旬宋希濂向蒋介石献策的国军生存之路。

    他们认为七八千人抱在一团，行动不便，目标太大，要先分散，逃掉了，再集中。最后商定：队伍分成三个纵队行动，由宋希濂、顾葆裕、丁树中三人分头率领。并规定：其它两个纵队，要每晚用无线电向宋报告部队到达的位置；为了保密起见，自行动之日起，各纵队的无线电台，即与国防部及其它电台切掉一切联系。

    计划已定，各路人马即开始自主行动。

    24日晨，宋希濂即派参谋长罗开甲前往聂江，对已于前天到达那里的司令部人员训话，说明今后前途未卜，凡不愿继续西行者，可发薪三个月，自由遣散。结果，当场遣散了200多人。同一天早晨，宋又派办公室主任陈定前往重庆，去找办事处长冷培元，将存放在重庆的三千多两黄金，如数运往綦江。

    宋希濂的司令部，此时只剩下两部吉普车，参谋长罗克甲、办公室主任陈定各乘一辆，宋希濂只好随部队徒步向綦江西逃。

    当他走到南川附近的时候，和已逃到这里的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二十兵团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相遇。

    “宋总，您率部队这是走向何处？”陈克非首先问道。

    “哦，这……”宋希濂不愿告诉陈克非实底，竟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说。

    稍停顿了一下，宋搪塞陈克非道：“我先到涪陵找钟司令，看看情况后再说。”

    陈克非是宋希濂手下的主要将领，他为何不愿以实相告呢？

    原来在8月间程潜、陈明仁在长沙举行起义时，陈明仁曾给宋希濂发一电报，要求宋希濂一同起义，但遭到宋的拒绝。事情过后，宋没有将此事向蒋介石秉报。但不知从什么地方，蒋介石得知了这件事，对宋产生怀疑，立即派他的内侄毛景彪（时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到重庆进行调查。毛景彪一到重庆，首先和蒋介石的同乡、宋希濂的部下、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通话，询问宋希濂近日的作战情况以及生活诸方面的问题，陈一一作答。毛并且让陈“今后随时上报宋的有关情况”，陈表示“一定要不遗余力”。毛、陈的这次通话，恰巧被司令部情报人员监听，并如实作了记录，上呈给宋，宋希濂得知蒋介石在后面搞小动作，大为不满。宋认为蒋介石不信任他，在黄埔系里还要搞“同乡会”，不但从此对陈克非时有提防，就是对蒋介石也开始不满。这次西逃，他宁愿逃到国外去，也不愿到重庆找蒋介石，这恐怕与8月间发生的事也大有关系。所以，宋希濂没有向陈克非如实告诉他们昨日晚商定的西逃计划。

    陈克非、刘平听说宋要去涪陵找十四兵团司令钟彬，都劝他不要去。宋则问陈、刘：“你们打算如何行动呢？”

    陈克非说：“我们想先去看罗广文，看他有没有什么高见，然后再作决定！”

    “那好吧，现在这个局面，我也不好和你们一起去看他了，咱们以后再联系！”

    宋希濂说完，也就各走各的路。当日黄昏，宋希濂徒步逃到綦江附近的三溪镇。

    25日，宋希濂司令部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冷培元，把3000两黄金从重庆带到了三溪，宋即拨给冷100多两，让他作遣散重庆办事处人员之用，剩下的作为冷的生活费。同时，宋给妹妹写了一封极伤感的信，让冷到重庆后即刻转交。因为当时宋的妹妹、妹夫均住在重庆。

    26日一大早，宋希濂率部离开公路向西急逃。宋率领的这个纵队，主要是司令部直属队人员和军政干部的学生，有几千人。宋给这个纵队制定的逃跑路线是：綦江—李市—白沙—朱家沱一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高家场。每日行程约70华里，一路尚称顺利。

    12月6日中午，宋希濂一行逃到宜宾以东40华里的牛喜场对岸，正欲前行，突然先头部队派人向宋希濂报告：“报告总司令，前面江岸有人阻拦我们过江。”

    宋希濂一听大吃一惊，前面难道有了共军不成？于是停住脚步，急忙问道：“什么人阻挡我们过江？”

    “他们自称是红帮的大刀队！”

    宋希濂一听是红帮的大刀队，松了一口气，对来人说道：“赶快派人与他们交涉，最好不要发生冲突！”

    “是！”前方来人跑步而去。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宋希濂走到离岸边还有几里地的地方，前方又有人跑步报告：“报告总司令，经过交涉，红帮大刀队还是不让我们通过，而且把我们派去交涉的人也给杀了！”

    宋希濂听后勃然大怒，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小小的大刀队竟也敢欺负我们，便大声喝道：“给我消灭他们！”

    大刀队本是一帮乌合之众，虽有干多人，但枪械不多，经不住宋希濂残部一阵猛打，纷纷逃去。

    宋部在上下游分两路渡过江，黄昏时分到达牛喜场。

    宋在这里决定休息一天，因为连日来急于逃命，整日提心吊胆，饭也吃不饱，个个都累得疲惫不堪，再说，宋残部带的现金很少，只有一些黄金，买东西极不方便，预定第二天派人到宜宾去用黄金兑换些现金，以供急用，然后再走。

    宋认为共军不会很快追来，一吃罢晚饭，便倒头睡去了。

    宋正在熟睡，忽然被人用力椎醒。宋赶紧坐起来，原来是警五团副团长堂侄宋展翔，正神色不安地站在跟前，忙问：“半夜三更，有什么事？”

    宋展翔精神紧张地说道：“我有一个同学，也是同乡，一直和我关系很好，现在郭汝槐部当副团长。刚才他送来急信，说郭汝槐命他这个团前来牛喜场监视我们。部队半夜已经出发。我那个同学认为，此次行动郭汝槐不怀好意。”

    “那个副团长在哪里？”宋希濂急问。

    “他为了给我们送信，特意随尖刀排策马同行，送完信就立即回去了！”宋展翔答道。

    宋希濂心里思忖：“郭汝槐深夜派兵，其中必有蹊跷，很可能是受蒋之命，来解决我们的。不管是真是假，这时只能当作真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宋看看毛表，现在是凌晨3点多钟，估计郭汝槐的部队要到6、7点钟才能达到。他一边急忙穿衣服，一边吩咐宋展翔：“通知部队赶快起床，抓紧时间弄点饭吃，赶紧上路。”

    天色微明时分，宋希濂残部离开了牛喜场。此时，天空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天色昏暗，宋部人马，跌跌撞撞，艰难前行，形象十分狼狈。

    宋希濂哪里得知，郭汝槐此时不仅正在积极策划率部起义，而且他早已是共产党的人了。

    郭汝槐，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五期、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抗战之前，在国军中是一位并无多大影响的人物。抗战以后，他逐渐引起国军同僚们的注意和妒嫉。

    抗战开始，在松沪前线，他时任旅长，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和胆识，引起爱招揽人才的陈诚重视。此后，节节高升，一发而不可收。

    1946年9月，他升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主管国军的部队编制。同年又升任总参办公厅主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次年，任国防部要害部门作战厅少将厅长。

    他既是陈诚爱将，又颇得委员长欢心，他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武官，赴美三人军事考察团团员；被美国军方誉为“少年将军”。渡江战役之后，为确保四川，蒋介石特摧升郭汝槐为第二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和川南叙沪警备司令；辖泸州、宜宾、乐山、自贡、资中计四个专区一市43个县。

    就是这朵“黄埔之花”，这个在陈诚、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等大员们的派系中游刃有余，一致都称好的郭汝槐，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准备打内战之际，就走向共产党，加入了人民阵营。

    原来郭汝槐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蒋介石迫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郭汝槐堂兄郭汝栋，清除该军中的共产党员，当时郭汝槐在该军中任营长，于是郭汝栋就把郭汝槐送到日本留学。此后，郭汝槐便与组织脱离了联系。1945年5月，通过伍廉儒介绍，在重庆和董必武取得联系，并向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要求。

    在重庆，他同中共秘密建立了联系，随时递送重大绝密情报。当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军展开进攻时，他将国民党军队的参战人数、部队番号、开进路线等情报及时传送出去，使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在孟良崮一举被歼；当“常胜军”杜聿明率蒋军50余万，在徐州与共军展开殊死的淮海大战时，蒋介石指示郭汝槐将“作战计划书”，找人写成工整的楷体。

    当郭汝槐将楷体写成的“淮海大战作战计划书”送给蒋介石时，复件同时送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办公桌上。

    在淮海大战犹酣，国军败局已定时，杜聿明冒着枪林弹雨，乘飞机回到南京，要求总裁批准他的紧急撤退方案。

    蒋介石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杜聿明的撤退方案。参加会议的，有陈诚、白崇禧、顾祝同、何应钦等军事作战决策人物。杜聿明也在座。当然时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槐，也是此种会议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会上，敏感的杜聿明前思后想一联系，捕捉到一些郭通共的蛛丝马迹。

    杜聿明当即站起，请总裁给他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

    杜聿明话一出口，先惹恼了其他几位作战决策大员，立即给杜聿明一顿抨击，认为杜聿明的撤退方针，确如郭汝槐所说，是一个“只顾自己逃命”的错误方针，应坚决予以否定。

    蒋介石见此，便令杜聿明：“不准突围，等待援军，违令者，以军法从事！”

    杜聿明立即奔赴前线，明令即将突出重围的15万部队：“停止突围，就地待命，违令者，斩！”“就地待命”，是坐以待毙也！

    解放军如潮水般往上涌，把杜部铁桶般围起来。

    不几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战报，称：邱清泉被当场击毙，社聿明被生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悉数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在宋希濂率残部于12月5日，逃到宜宾以东40华里的牛喜场之前，宋希濂曾派人到宜宾，和驻在该城的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槐联系，要求过江后进宜宾，再向西行。宋希濂为了讨好郭汝槐，并派人送去了宋视为宝物的绥靖公署唯一的一部电影放映机。

    郭汝槐收下了放映机，派参谋给宋希濂送去通知：奉顾总长电话指示，宋可带少数警卫人员进城，其余部队人员概不准入，伺宋进城协商后，再行决定，云云。

    宋认为郭汝槐不给他面子，遂堵气率残部，绕过宜宾北岸高地，整整比直接通过宜宾多走了1天半的路程，于12月6日中午，到达牛喜场。

    如果宋希濂进得城来，能不能出去大概就由不得他了。

    就在郭汝槐拒绝宋残部入城的次日，二野杨勇五兵团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部追击宋希濂部到此，郭汝槐悄悄打开绿灯，让解放军畅通无阻，穿宜宾而过，解放军以较快的速度最后歼灭了宋希濂部，这是后话。

    郭汝槐在宜宾以东的高家场诱捕宋希濂未成，即于6日晚，又派了一个团的精兵，前去偷袭，又因内部泄露消息，使计划落空。因为当时郭汝槐尚处隐蔽之中，还不能“明目张胆”行事，故使宋希濂又多跑了几天的路。

    宋希濂率残部逃离牛喜场后，于18日下午到达高家场镇附近，正在行进途中，宋的副参谋长罗开甲，从前边跑来，对宋希濂说：“总座，宜宾方面刚才有入送来消息，说郭汝槐已经叛变投共，现正在准备迎接共军入城。”

    宋希濂听到这个消息，深感处境更加不妙。慌忙让罗开甲通知部队停止前进，他要给部队讲话。

    罗开甲把部队集合在一个古庙里，总共还有2000多人。

    天色阴暗，冷雨靠霏。宋希濂手柱着用树枝做成的拐杖，有气无力的走上一块门板，在昏暗的烛光下，看了看会场，声音嘶哑着说道：“诸位将军、诸位弟兄：现在的处境，即使我不说，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必须承认，在军事上，我们是彻底失败了，所剩力量，甚是有限。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诉大家，前面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党统治下过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只要有一分钟的生命，就要与共军战斗到底！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苦，走的可能是羊肠小道，吃的可能很粗糙，甚至饿肚子。即使这样，还要赶路，如果情况紧张，有时一天可能要走一百多里路……”

    说到这里，宋希濂有些说不下去了。古庙之内一片抽泣之声。

    宋希濂继续悲凄地说：“我宋某的为人，平日大家是清楚的。现在大难当头，我更愿与大家同生共死。但现在处境恶劣，前途未卜，你们如果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甘共苦，勇往直前。如有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并分发银两，作旅途费用，自谋活路。”

    就这样，宋希濂给其残部讲了一个多钟头。然后愿意走的，分发些遣散费；不愿走的，又分成两拨人马，继续向西前进。

    12月14日下午2时左右，又经过五天五夜不间断的行走，宋希濂部逃到川东的犍为县清水溪镇。

    这是岷江上游一个相当繁盛的市镇。宋即命残部在镇外就地休息，生火做饭，同时派人进镇再用黄金换些银洋。

    宋部有的把饭刚做好，有的还正在做，派到镇里换银洋的人员慌慌张张跑了回来，一直奔到宋希濂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总……总司令，不……不好了，共军离这里只有四、五里了，镇里的人正在四处奔逃！”

    这消息对宋希濂犹如晴天霹雳。他说了声“来得好快！”丢掉饭碗，向部队打了个招呼，便一溜小跑向北逃去。

    向前跑出五、六里路，已听到从清水溪方向传来的枪声，宋希濂估计是解放军在清扫清溪的地方团队。

    从12月14日到12月6日中午，宋希濂残部背后的枪声未曾断过。解放军在后边追得紧，宋希濂残部也就跑得紧，这股解放军甩掉了，接着又被其他解放军部队咬上。就这样，若即若离，两军远时相距七八里，近时则有三四里，一连几天几夜，不敢睡大觉，不能吃饱饭，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跑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司令部机动车辆早就丢完了，原有的几十匹马，大部分被饿死，有的坠下山崖，行李辎重更是所剩无几，一味逃命，其狼狈之状，惨不忍睹。

    12月18日深夜，宋希濂率残部逃抵川康边界峨边县的沙坪。

    沙坪原是宋事先约定的三个西逃纵队的汇合点。在宋率领的这一路到达此地时，由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率领的另一路，已先于宋六小时抵达此地。

    由一二二军军长丁树中率领的另一路，已永远不能和他们汇合了，该部已于15日深夜在铁炉场附近，被解放军包围歼灭，丁本人去向不明。

    宋抵达沙坪不多时，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补给司令罗文山，也率领1000多人，到沙坪和宋希濂汇合，而且还带来几十辆卡车、辎重、服装及食品。

    罗文山的到来，对宋希濂来说真可是雪中送炭，宋仰天长叹：“天不灭我也！”

    但宋希濂实在是高兴的早了点，岂不知此时，第二野战军杨勇五兵团十八军四十八师一三九团，由徐仲禹团长率领，已紧紧地在背后咬住了他们。

    如前所述，五兵团十八军四十八师的任务，本来是西进川康边界，防止宋希濂部逃往滇缅边境的。当四十八师一三九团西进到峨边县附近时，并不知道前面发现的敌人是宋希濂残部，反正是见敌人就打，还管他是哪一部分！

    宋希濂与顾葆裕、罗文山汇合后，不敢怠慢，立即向原来预定的下一站——高场镇方向急逃。

    徐仲禹率领一三九团，也马不停蹄地在后面紧追不舍。19日拂晓，一三九团追到新场附近，与担任后尾掩护的罗文山等1000多人相遇，罗文山迫于形势，乃率部投降。

    一三九团解决罗文山残部后，继续向前急追。19日上午10时左右，在金河口追上了宋希濂此时。宋残部1000多人正在从大渡河的甫岸向北岸渡河，正当宋希濂刚渡到北岸边时，北岸山间东西两侧，突然枪炮声大作，一三九团己把宋希濂残部团团围住，并发起攻击！

    宋部遭到突然袭击，立刻大乱，已渡到北岸的，狼奔豕突。没有渡到北岸的南岸宋部，也四处奔逃。

    但不管是北岸的敌人，还是南岸的敌人，都在解放军机枪的射程之内，要想逃跑已实不可能。这些敌人到此时已几乎失去了战斗力，经不住解放军的一阵猛烈扫射和冲杀，没有被打死的，便纷纷举手投降。沿着岸边东逃西奔的敌人，也很快被解放军打死或俘获。不到半个时辰，宋部2000多人，即被悉数解决。

    解放军开始向宋残部敌人突然发起攻击之后，宋希濂带着几个警卫人员，急忙顺着河北岸向东逃奔，但没跑出半里远，即被解放军堵住，然后掉转向西跑，西边的解放军也压了过来。北边是高山，南边是大河，宋希濂已走投无路。

    这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仰天又是一声长叹：“天灭我也！”说完，顺手从腰间拔出美国造小手枪，对准太阳穴……

    说时迟，那时快，正在宋希濂要扣动板机之时，他的一个警卫，一下子扑了过来，夺下了宋希濂手中的手枪。

    宋希濂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宋希濂刚被俘时，解放军一三九团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宋希濂，他的部下也没有暴露他的身份。审问他时，他说：“我叫周伯瑞，司令部军需。”

    在第二天被押往解放区的途中，宋希濂和几个亲信策划逃跑未遂。路上碰到了一位解放军干部。这位解放军干部，原是宋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曾差点被宋希濂枪毙。真是冤家路窄。宋希濂再不好掩藏自己的真实姓名，向押他的解放军承认：“我就是宋希濂。”

    后来，这位国民党的著名战将，经过共产党的改造，改恶从善，转变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他在回忆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时，深有感慨地说：“1949年对于我来说是最不幸的一年。……不，应该说1949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我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干了20多年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经过党对我的宽容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蒋集团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

    1959年12月，宋希濂被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释放。1961年2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2月和1983年6月，被选为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0年赴美国探亲，后旅居美国。1982年8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美国纽约成立，宋希濂被选为首席顾问。1984年，参加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1988年4月，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委员。

    宋希濂在美国多年，广交朋友，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了大量事情。台湾控制的报纸大骂宋希濂为“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台湾作家李敖著文说，宋希濂在青壮之年，实则为国民党做鹰犬，也为做鹰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今国民党不借旧情，竟指他为中共鹰犬，于理不合。宋希濂十分感谢这位素昧平生的作家的公正评语，在后来出版自传时，便给该书起名叫《鹰犬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