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前方放手打就是！”

    1945年8月25日，太行山腹地黎城县长宁村外，一架美制运输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降落在这里的临时机场上。

    舱门打开，出现一个高大魁梧的军人，他就是刘伯承。这天他穿了一身崭新的军装，头上戴着军帽，腰里一根宽皮带上挂着一只驳壳枪，依然还打着绑腿。他站在舷梯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机场上欢乐的人群，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下面的人群沸腾了：“刘司令！”“刘师长！”人们跳着、欢呼着，充满了喜悦。

    刘伯承挥动着双手，走下飞机。随他一同下机的还有邓小平政委、滕代远副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李际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以及他们的部属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还有准备转道奔赴其他战略区的陈毅、林彪、肖劲光等。

    此时，正是金风送爽、风调雨顺的季节。高耸的群山，奔流的河水闪着波光。人们都涌向了机场，一边迎接抗日功臣的到来，一边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人们拥抱、欢呼，唱啊、跳啊，仿佛无论怎么做都无法表达此时此刻内心的喜悦之情，一个个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军区的文工团更是当仁不让，在机场野地里跳起了花篮舞、龙灯舞、大秧歌、狮子舞，还踩起了高跷。

    绚丽的色彩，动人的歌声，精湛的表演，伴着灼人心肺的激情，让人目不暇接。很多老百姓也赶来了，他们担着酒，篮子里装着煮熟了的鸡蛋，拿着柿饼、苹果，不住地吆喝：“同志，喝碗高粱酒吧，我自己的。”“同志，吃个红皮鸡蛋吧，热乎着哩！”

    在人群中，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荣誉军人，被人们簇拥着，他在一次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动情地说，“八年了，我的血没有白流。”

    不知谁喊了一声：“刘司令员、邓政委他们过来了！”

    顿时，如潮的人流涌向他们。刘伯承心中一热，看着一张张似曾相识的脸和那亲切的笑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伸出那双粗壮的大手，和一双又一双被胜利激动得颤抖起来的手紧紧相握。

    几十只色彩各异的海碗盛着浓香的美酒伸到首长们的面前。刘伯承紧闭双唇，平常他是滴酒不沾的。

    刘伯承歉意地说：“同志们，这碗酒我不能接受，我和你们一样，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谢谢同志们了……”

    “刘司令，你是有功之臣，这碗酒你是非喝不可的！”大家一起嚷起来，最靠近他的一张脸由于激动涨得通红。

    “不，不！”刘伯承连连摆手。

    但不管他怎么解释，如何谢绝，几十只碗仍然高高举起，谁也不愿放下。

    “邓政委他们都喝了，你无论无如要喝俺们一口酒吧！”人们依然大声地喊道。

    邓小平轻声地在刘伯承耳边说：“今天你不喝这碗酒，恐怕走不了路。”

    刘伯承向人群鞠了一个深深的躬，大声说：“我喝，我一定喝。”

    说着，他接过一只酒碗，举过头顶。人群突然静了下来，他们在等着刘伯承喝光这一碗胜利之酒。

    刘伯承满怀感激地说：“我谢谢大家这么看得起我刘伯承。要说我有什么功劳的话，就是党中央赋予我领导权，带着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其实真正的功臣是你们，我们英勇不屈的抗日军民，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借今天这个机会，我还要代表大家把这碗酒敬给我们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

    刘伯承饮了半碗酒，然后把剩下的半碗酒轻轻地浇在地上。陈酒入土，霎时冒出一层细碎的银白色小泡。

    人群中，哑然无声，只有淌不尽的泪水在默默地流淌。

    望着欢快的人群，刘伯承突然想：一片欢腾的太行，会不会还有战火硝烟？鲜血未干的华北战场，还会不会兵戎相见？国民党正准备向解放区根据地大举进犯，正为庆祝和平而兴奋的人民，他们有精神准备吗？

    日本投降了，国民党会怎么样？在从延安回到太行山之前，刘伯承已经得知，8月15日，即日本刚刚宣布投降，蒋介石立即委任了一批汉奸任军事要职，带兵紧急开赴前线，争夺抗日的胜利果实。一名国民党高级官员甚至明令宣布：抓紧接收日军留下的武器、弹药，用这些东西来对付共产党。而在此前蒋介石电令华北、华中和华东的日伪军：“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在8月12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其他武装力量投降。”并于同日派出运输机和运输舰，准备运送8万名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8月23日，何应钦向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令：“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受前，应负责做有效之防卫。”更让人气愤的是，8月23日，阎锡山的5个师在日伪军的接应下，气势汹汹，硬是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手中夺走了上党地区的襄垣、潞城等县城。

    抗战的胜利果实不能让蒋介石不明不白地抢走！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已经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而留守太行山的李达此时正率领晋冀鲁豫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经历8年战乱的中国大地再次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刘伯承想到这，心头不由得一阵紧张，欢快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把目光投向上党

    刘伯承、邓小平等从黎城东阳关飞机场下飞机后，顾不得休息，立即直奔赤岸村。

    赤岸村中，日本投降后的狂喜已经过去。此时，正处在紧张的备战气氛中。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一进司令部，立即让已在等候的作战处长、情报处长汇报情况。接着，挂通了带领太行部队在襄垣前线作战的李达的电话，询问敌情。

    李达在电话上简短汇报。此时，前线正打得热火朝天。早在刘邓从延安回来之前，晋冀鲁豫军民已经开始了大反攻的行动。各军区部队和民兵奉命分头出击，攻打附近的县城和日伪军据点。当刘邓赶回涉县的司令部时，李达参谋长正指挥太行部队攻打沁县，谢富治正率领太岳部队在介休、平遥作战，宋任穷、杨勇正指挥晋鲁豫部队攻打开封。

    经过一个昼夜的激战，太行部队已经攻下县城，肃清了敌伪，正准备乘胜挥师南下，攻打襄垣城。

    “好！”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扼要汇报，用洪钟般的声音命令道：“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发起上党战役！”

    说罢，刘伯承走到地图下，手指平汉、同蒲、陇海、津浦四条铁路：“蒋介石的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伸出四只爪子向我们扑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关内八路军向东北进军。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我上党6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芒刺在背啊！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因此，上党战役不但一定要打，而且打则必胜！”

    邓小平接道：“上党战役的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

    刘伯承摘下眼镜，认真地说着：“和蒋介石打了多年的交道，我们是了解他的。这个人有时吃硬怕吃软，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有时你顶他几下，他反倒收敛一点。我们面前的形势正像邓政委说的那样，人民的胜利果实，必须用战斗保卫。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越有力量！”

    “对。”邓小平走到地图前，“此役大体可分为一个序幕三个阶段。序幕就是李达同志正在指挥的收复襄垣之战。第一阶段是夺城打援，首先夺取屯留、长子和潞城，吸引长治之敌出援，在野外将其歼灭；第二阶段是围城打援，所围之城，当然是上党的心脏——长治；第三阶段是……”

    师部院中，已坐满焦急等待着的直属机关干部。刘伯承从1943年9月离开太行山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如今已有两年。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一直在思念着敬爱的师长。如今，抗战胜利了，刘师长回来了，他们急切地想看一看师长，听一听他的话音。

    部署完作战任务，刘伯承、邓小平从屋里出来，走到院中。暴风雨般的掌声，表达了人们的心情。刘伯承万分感动。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志，时时牵动着他的心。他亲切地向大家招手，待掌声静下来后，刘伯承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决心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立足于打，但也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谈判，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前线打得热火朝天，处于后方的重庆，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共两党唯一的最高级谈判也正在唇枪舌剑地进行中。在蒋介石连续三次发电“邀请”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敢来，因此对谈判毫无准备，一时拿不出具体的谈判方案来。不过，蒋介石毕竟是政治舞台上的老演员，经验丰富，善于应变。

    8月29日首次商谈中，蒋介石以宽宏大度的姿态出现。他对毛泽东、周恩来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接过蒋介石的话头，诚恳地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

    毛泽东的话还未说完，蒋介石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随后不耐烦地说道：“中国没有内战！”

    这位委员长的话音未落，众皆愕然。

    既然中国从来不存在着内战，那么，实现和平而进行谈判还有什么必要呢？

    毛泽东十分清楚这是蒋介石的老调重弹。多少年来，蒋介石从未承认过中国有内战，挂在他嘴边的是，中国只有“剿匪”或“剿共”。照此逻辑，只能说明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改变。

    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愤懑和轻蔑的笑，反唇相讥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接着，他扳起手指，历数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时期的大量事实，证明了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

    毛泽东的话，将人们的思绪带入血雨腥风的1927年。那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了。一时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这一灭绝人性的口号甚嚣尘上。从此，国共兵戎相见，血流成河……

    1934年10月，蒋介石实施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国民党中央社作为特大喜讯以蒋介石的口吻报道：“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流窜。”并悬赏25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那颗人头。

    最让蒋介石得意和晦气的日子是1936年的冬季。红军经过“流窜”到达陕北，已由国民党“围剿”前的30万之众锐减为不足3万人。蒋介石亲临古城西安，带着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大批将领，部署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30多万，并调遣大批作战飞机，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这是对共匪的最后一战”。

    然而事与愿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那次已经点燃的“最后一战”归于流产。“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蒋介石扼腕长叹。八年抗战，中共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大的发展，以致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人，也在抗战胜利前后要蒋介石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

    往事如烟。昨日的宿敌成了今天的座上宾客和谈判对手。面对毛泽东列举的如山铁证，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另找话题。毛泽东阐述了中共对两党谈判的原则性意见。

    蒋介石阴着脸听完，冷笑了一声：“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哇！”

    第一次交锋，便是短兵相接，这无疑给刚刚揭幕的谈判罩上了一层阴影。毛泽东由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承认，他对谈判能有什么诚意？蒋介石也从初次的较量中明白，要压服毛泽东妥协，看来困难重重。

    在日后的谈判中，尽管中共出于和平的愿望，作了种种让步，蒋介石没有丝毫的礼让。他留给中共的只有通往陷阱一条路，那就是完全放弃军队和解放区，使国民党政府的军令、政令获得完全统一。

    到了9月中旬，谈判实际上陷于停顿。中共方面虽想方设法打开僵局，国民党方面却纹丝不动。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面，向毛泽东施加压力。

    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这时的蒋介石，自恃实力雄厚，趾高气扬，态度蛮横，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可不是软骨头，一吓就倒。他生来就是敢于迎接任何挑战，从不在任何人的威胁下低头。次日见到蒋介石时，毛泽东当面答复了蒋介石的挑衅：“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蒋介石敢于向毛泽东和中共“叫板”，是因为他利用20多天的“谈判”时间，秘密地进行了战争准备。

    9月4日，蒋介石派飞机赴太原，给正在进犯上党的阎锡山送去了1933年由他亲自主编的绝密《剿匪手本》，并附以此次印发的亲笔按语，作为督战密令：

    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蒋介石磨刀霍霍，处于前线的刘邓也积极应对。8月28日，中央军委电示刘邓，集中太行打击犯上的国民党军。8月29日，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同时，刘邓联名去电中央军委报告作战方案。

    远在重庆的毛泽东接到转来的电报后，当即复电：

    随后，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刘邓部署：

    阎部……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上党战役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

    刘伯承和邓小平与张际春、李达同赴前线，亲自指挥上党战役。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合签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

    9月10日凌晨2时，上党战役正式发起。

    “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9月10日，战斗打响，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已经攻占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五座县城，扫清了长治外围据点，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将阎军史泽波部万余人团团包围于长治一隅。

    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六号命令，决定对长治发起总攻。

    长治为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3丈，城外壕沟纵横，碉堡林立，工事坚固，加之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运动困难。开战以来连续五易指挥位置，足迹遍及长治四周的刘伯承、邓小平据情决定，由东、南、西三面攻城，虚留北关，诱敌突围，于野战中歼灭之。

    一切按照预想顺利展开，长治守敌已成瓮中之鳖。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阎锡山派出的援军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

    敌变我变，刘邓当即变更部署，改攻城为围城打援，于9月28日颁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七号命令，按照佯攻长治、围城打援之方针，在援敌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于野战中将其歼灭，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之敌军。

    雨夜，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伏击援敌。留下的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为吸引援敌继续南下，把围攻长治的战斗打得热火朝天。

    然而，已经将指挥位置前移到黄辗镇的刘伯承发现原先的情报不确，敌援军不是3个师7，000余人，而是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23军、第83军及省防军等8个师、2个重炮团，共2万余人。刘邓再一次调整部署：暂时放弃攻长治城，急调冀南纵队主力北上投入打援，并要他们白天行军。这样，一来可以稳住长治国民党守军，让他们以为我军撤围了，不至于弃城逃跑，二来可以加快行军速度。

    10月4日一天急行军，陈再道率部队到达磨盘脑山下的指定位置。与司令部接通电话后，刘伯承告诉陈再道：“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脑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腿，你赶快率部队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掏敌人的卵子。”

    10月5日，我军开始总攻。太岳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老爷岭，太行纵队也如期控制了磨盘脑。敌人果然军心动摇，于夜间向北突围。我军各部队从正面、侧后猛烈穿插，敌人不久即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战至6日黄昏，敌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一路扬言“上党必争，长治必保”的敌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束手就擒。

    援军被歼，长治守敌惊惶失措，彻底无望，于10月8日弃城突围。一出城才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后面，是围城部队的跟踪追击，前面是刚刚歼灭了援军的胜利之师的勇猛堵截，而两翼则是地方兵团和民兵武装的奋力兜击。

    “拼命抓住敌人！”刘邓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一般将敌包围于沁河以东的将军岭及桃川地区并予以歼灭，蒋介石为“摘桃子”伸过来的第一只爪子——国民党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被生擒。

    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歼灭敌13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

    上党的砝码重重地压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蒋介石闻讯，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心中十分恼火。为了对付舆论的谴责，他欲盖弥彰，将责任全部推卸到阎锡山的身上：“这是阎锡山自己作主干的事，中央并不知道。”

    毛泽东听说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我党是抱着和平的愿望到重庆去的，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给国民党当局一个教训，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10月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了。

    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

    10月17日，毛泽东挥舞着那只有力的大手，向留守延安的党政人员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精神振奋地说：“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人，逃掉两千人，散掉一千人。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时隔40多年后，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的薄一波说：“上党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一个大战役，是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实际上，这个战役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因此，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