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出督战命令

    邯郸古道，扬起漠漠黄尘。十几匹高头大马，载着晋冀鲁豫军区精干的指挥班子，从太行深处疾驰而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匹栗色长鬃、四蹄踏雪的骏马，马背上端坐着身材魁伟的刘伯承，与他几乎并辔而行的是骑着纯青黧色骏马的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及其随行参谋、警卫紧随其后。入秋时分，天气已经渐凉，然而每匹飞奔的坐骑都是大汗淋漓，鼻孔喷着乳白的热气，似乎它们知道主人的急切。

    这时的平汉线新乡至邯郸段已是战云密布，尘烟滚滚。

    蒋介石在上党惨败后，并不甘心，把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放在平津一带，妄图为夺取东北铺平道路。根据蒋介石的密令，上党战役刚刚结束，胡宗南率领的先头部队第3、第16军即经同蒲、正太铁路开抵石家庄，后续部队第1军进到闻喜以南。沿津浦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其先头一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傅作义部队继续向察哈尔进犯，已逼近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第30、第40军及新8军共4.5万余人，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40军军长）、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正向新乡开进，企图与第一战区的第3、第16军会师石家庄，然后继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92、第94军南北会师，控制平汉路。

    刘伯承得知以上国民党军的行动后，对邓小平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了。”

    要打开华北解放区的大门，必须先攻下平汉线上的重镇邯郸城。

    邯郸是古代赵国国都，向有“四战之国”称呼。其名来由是因赵国“东邻燕齐，西边秦，南界韩、魏，北迫匈奴”，“数距四之敌”。日本投降后，邯郸获得解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随即也迁到这里，中央局、军区也来到这里。立足于邯郸的晋冀鲁豫部队，东可协同山东、苏北，西可配合陕甘，南可支援中原，北可策应晋察冀，因此，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刘伯承很重视这一战略要地，曾多次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

    对于蒋介石的精心部署和企图，毛泽东当然一清二楚。因此，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毛泽东顾不得旅途疲劳，立即召集中央和军委负责同志商量对策。10月12日13时，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即亲自起草了一份发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山东、华东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

    在电报中，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指示：“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6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电报发出以后，毛泽东仍感到不大放心。因为这一仗实在关系重大，万一打不好，蒋介石的气焰将更加嚣张。于是，10月17日，他又致电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指出了局势的严重性：

    “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对于平汉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早有准备。还在上党战役胜利的局面已定但尚未完全结束、“双十协定”正在重庆签订的10月10日，刘邓便从上党前线回到军区驻地的赤岸村，着手先期部署，并给在上党战役中组建的各纵队领导发出指示：“为适应组织下一次战役，所有冀南、冀鲁豫及太行在平汉线的部队均归宏坤、再道、任穷指挥。以坚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紫山、临漳、成安、肥乡等地区，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冀鲁豫、冀南应放松必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分散兵力，到处无力。”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刘邓顿时感到形势的紧迫和肩头的沉重。他们深知这一仗能否打好，不是晋冀鲁豫一个解放区的事，而是关系到全国的形势。完成这样重大而紧急的任务，只能用两个字，那就是——必胜。

    然而，必胜是极其艰难的。此时，敌四路兵马的前锋已到达汤阴。40军、新8军于16日从淇县北上；30军14日占领新乡，15日到达汲县，16日向北开进；85军已接守新乡、淇县至汲县的沿线交通；27军、32军正在郑州、开封一带紧急集结。8万兵马一旦全部压过来，势必与刘邓能够集中的、而且刚刚完成上党战役来不及休整的6万兵力形成巨大悬殊。

    在艰难中求得必胜，唯有依靠谋略。8万敌军，刘邓自然不会全部放进战场。他们决心将其中的3万阻隔在漳河以南，让游击队伍拖住，而把4万多一些的敌人割裂包围起来，予以歼灭。这就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敌我10万多兵马，且十分理想的预设战场。

    那些日子，刘伯承整天埋头于地图之中，不时与邓小平交换一下意见。渐渐地，他们的目光聚集于邯郸东南由漳河、滏阳河构成的河套。这个河套，像一个口朝东北的簸箕，簸箕的两角，一头连着曲周，一头连着馆陶，簸箕的肚兜是沙土地带，里面装着磁县、邯郸、临漳，肥乡和马头镇等敌人必争的城镇。从地形上看，这里是漳河、滏阳河之间的河套地带，地势平坦，土质多沙，除了稀疏的村落，敌军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便于我军进攻。这是阻止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如果让敌军通过，局势将对我极其不利。

    刘伯承用红笔将这个大“簸箕”圈在地图上，凝视了一会儿，把笔一扔：“邓政委，你可记得古书里所说的微子这个人？”

    邓小平吸着香烟，会意道：“那是殷商时期商纣王的庶兄。”

    “正是此人。纣王无道，微子被迫逃亡西周时，就是从这里逃跑的。”

    “这里古时叫朝歌，微子是从朝歌逃往上党微子镇的。只可惜，如今的上党已被我军收复，国民党进入朝歌便钻进了口袋，想逃也无路了。”邓小平掐灭香烟的同时，将吸到嘴里的最后一口烟雾重重地吐到地图上。顿时，“簸箕”上硝烟滚滚。

    10月20日，刘邓率野战军指挥部离开太行山麓的赤岸村，向与邯郸咫尺之遥的峰峰矿区进发，在那里建立指挥部，实施对平汉战役的指挥。

    马队行进的速度渐渐缓慢下来，尘烟渐渐消散。路边的景物清晰起来，邯郸在望。刘伯承、邓小平信马由缰，欣赏着深秋的田野，眺望着举目可及的古城邯郸，谈兴随之而来。

    邯郸这座地处华北中部，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对于曾经留学苏联的刘伯承和曾经留学法国的邓小平来说，都不算陌生。他们从战国时期赵国君主赵敬侯自晋阳移都邯郸，说到邯郸城里著名的古迹遗址，诸如蔺相如的“回车巷”、赵国宫女的“梳妆楼”、“照眉池”，还有坐落在城墙西北角，至今雄风犹在的赵武灵王的丛台等等。

    “还有邯郸城外，平汉路上的一个小车站，名气可不小呢！”刘伯承笑着说。

    “如果我没猜错，你指的一定是黄粱那个车站。”邓小平接道。

    刘伯承点了点头，回身问随行的警卫：“你们哪个知道这个站名的典故和出处？”

    大家知道刘伯承要说“古”了，而且这个“古”一定和即将来临的作战有关，于是一起围过来，听刘伯承讲述这段故事。

    这是唐代沈既济所著的里记载的一段故事。古时候，有一个穷酸书生名叫卢生。为了建功树名，出将入相，他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后来有一次，他中途住在邯郸的驿站中，遇到吕翁，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吕翁便给了他一个青瓷枕，让他先安睡一会儿，等着店主人把黄粱米饭蒸熟。卢生一着枕，很快进入梦乡。睡梦中他既娶妻又生子，而且中了进士，立了战功，官至节度使，又当了十年丞相，高官厚禄，儿孙满堂，真可谓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等他一觉醒来，才知道是美梦一场。看看身边，不但吕翁还在，而且连店主人的黄粱米饭还在锅里未蒸熟呢。

    刘伯承讲完故事，笑道：“蒋介石要摘胜利果实，做梦都想打通平汉铁路。可到底是谁给了他魔枕，让他做起了独霸华北，独霸全中国的美梦呢？”

    “当然还是吕翁，他的青瓷枕最灵。”邓小平认真地说，“只不过，蒋介石的命运还不如那个卢生。在这邯郸道上，我敢打个保票，他的黄粱永远也不会熟！”

    高树勋战场起义

    10月22日，敌先头集团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率领的新8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五率领的第40军、第30军为右翼，沿平汉铁路两侧全力压来。第40军和新8军，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官兵以河北人居多。这次北上打头阵，是蒋介石利用西北军官兵还乡的心理，给他们一些地盘，笼络他们卖命。另一方面，蒋介石一贯排挤、歧视非嫡系部队，在进攻解放区时，让这些部队在前面拼命，消耗其实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对此，西北军将领心里是很明白的，兵马未动，内部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

    由于“口袋”和“铁钳”尚未形成，本来作为“口袋”和“钳嘴”的一纵只得绷紧“袋口”，咬紧“钳嘴”，阻住敌人的前进步伐。

    刘邓紧急电令杨得志、苏振华：实施大纵深运动防御，在正面节节抗击，以消耗、迟滞、疲劳敌人，并继续钳制敌人主力引向偏东方向，以使其脱离平汉铁路，进入不利于敌人的邯郸东南釜阳河河套多沙地带，一面使敌人陷入不利的地形，另一面保证参战部队在预定地区集结展开，以完成对敌合围钳击的部署。

    为了实现统帅部的意图，杨得志、苏振华做了临战布置后，便带领纵队主力迅速展开，组成了阻击敌人的三道防线。

    22日拂晓，第一纵队第4团在傅学阶团长的指挥下进入第一道防线阵地，扼守南东坊及附近村庄。上午10时，敌40军的两个团向南东坊发起攻击。激战竟日，4团予敌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至长巷营地区构筑第二道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敌人次日的进攻。

    23日拂晓，一纵主力进入第三道防御地区。司令员杨得志于现场决定，以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1旅担任正面阻击敌人的任务，第2旅、第3旅集结于1旅阵地侧后，等1旅挫敌锐气后，给正面进攻的敌人以侧击，以保证1旅巩固正面阵地防御。

    炮火铺天盖地，子弹像蝗虫一般，压得一旅抬不起头来。

    一个个战士倒下去了。一批批伤员抬下去了。

    1旅旅长杨俊生，这个江西苏区老赤卫队后代，这个从小父亲被国民党杀害的汉子眼里冒血了。他吼了一声：“老子今天倾家荡产了！旅部全体人员注意，跟我上一线！”

    旅长一声吼，司政后机关倾巢而出，补充到薄弱地段。他们一边战斗，一边构筑工事，打退敌人一次进攻，筑起一道血的防线。

    李达询问战况的电话又一次打来了。

    杨俊生望着黑压压拥上来的敌人，很自信地回答：“请转告刘邓首长，有我杨俊生，就有1旅的阵地！”

    “好一个杨俊生，好一个有我无敌！”

    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汇报，喟然长叹。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统帅经历过这种场面，他知道阻击强敌的前线是何等的惨烈，他甚至为这种惨烈的局面作了最坏的打算。

    果然，24日下午，敌人突破了1旅6团的侧翼阵地。

    人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晚上8点，杨俊生打来电话，1旅6团在朝城大队和纵队特务营的支援下，经过反复冲击，恢复了原有的阵地。

    战争有时又像多米诺骨牌，一个点上的发力，就会形成连锁的轰动效应，使得全局发生根本的改观。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李达接到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电话：向心集结的参战部队已大部分赶到了预定地点，第二纵队的第4旅和第6旅在孔庆德的率领下，控制了邯郸西南的张庄桥、罗城头、陈家岗地区；第三纵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全部集中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第1支队和第5支队到达磁县以西地区。

    至此，对敌三面包围的钳形态势形成了。

    刘伯承深深吁了一口气，兴奋地对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和李达说：“现在态势非常之好！敌人钻进了牛角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该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了！”

    此时，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所部的独立第4旅和第17师的两个支队也赶到战场。刘邓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当即向各部队颁发命令，准备发起总攻。

    大战将临的气氛立即笼罩了每一个预伏的阵地。

    突然，一个建议停止进攻的电话打到指挥部。

    电话是在高树勋部下工作的地下党员王定南打来的。

    王定南自抗日战争时期就进入高树勋的部队，经过多年交往，已经成了高树勋的好友和座上客。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河北盐山人，出身贫寒，早年投入冯玉祥部下当兵。由于高树勋和他的新8军原属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长期以来深受歧视和排挤。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非但没有改变歧视旁系的政策，反而逼迫他们开赴内战前线，充当炮灰。高树勋对此极为不满。此次奉命北进之前，他就有意采取行动，并让王定南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早在上党战役期间，王定南即向刘伯承、邓小平就高树勋的情况作了汇报。刘邓得悉高树勋的进步倾向，遂决定王定南立即返回，动员高部战场起义。此举如获成功，在未来的平汉战役中全歼北犯之敌则有了绝对的把握。

    但情况的发展却和预想发生了很大偏差。高树勋原打算带领新8军和河北民军单独北上，把所经之处的国民党兵马和伪军统统收编起来，连同他们窃据的城镇一起交给共产党。没想到蒋介石却让高树勋和马法五的三个军齐头并进，这就打乱了高树勋的整个计划。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况一天天紧急。时至今日，刘邓的野战军已经准备发起平汉线上最后的总攻。

    王定南赶到三纵给刘邓打了电话，征得同意后，26日，刘邓首长派参谋长李达和王定南一起冒着流弹穿过火线前往十一战区长官部。

    高树勋一见王定南，便面带愧疚地解释道：“定南，你是知道的，在新乡时，我对孙连仲提出，我愿单独率新8军、河北民军沿平汉线北上，后来孙连仲说我单独一个军过不去，就让40军、30军和我一起来，当时，我也不能对孙连仲说我能过去。你看这……”

    王定南说：“这是蒋介石对你不放心，孙连仲才这么决定的。”

    高树勋叹了口气：“我已有所悟。不过既然是三个军齐头并进，我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恐怕消极了一些。”李达望着高树勋，“刘司令员、邓政委本来是同意你一个军北上方案的。但现在是三个军北上，毛主席已电令刘司令员、邓政委，决不允许三个军北上，让国民党实现在全国向我解放区进犯的战略。因此，刘邓首长希望你以民族大义为重，举行战场起义，立刻站到人民方面来。”

    高树勋愣了一下：“就地起义？”

    “对，为了给起义留下时间，刘邓首长已经同意推迟总攻。”李达将底牌全部亮了出来，“当前正是关键时刻，现在起义，对你、对人民，对国家都贡献极大。”

    李达和王定南与高树勋彻夜长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高树勋在室内来回踱步，自言自语地说：“要走向革命……我是有决心的……只是……”

    “你这样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李达和王定南看出高树勋内心思绪的纷乱，话语随之尖锐起来，“退出内战，方不愧对死难之同胞；制止内战，方能告慰阵亡之将士；反对内战，方能保证八年抗战不至前功尽弃，中华民族，方有真正的复兴的希望。继续把命运系在蒋介石的战车上，高先生作为圈外的杂牌，终归难逃厄运啊！”

    “我被他蒋委员长欺骗已非一日，什么‘党国以为干城’？‘中正尤寄厚望’？无非是让我和八路军对垒，借八路军之手消灭我罢了。”

    高树勋愤然地说着，但神情依然有些恍惚，“定南，这些事，我想了并非一日。只是……”

    王定南语重心长：“建侯兄，大是大非要当机立断，切不可优柔寡断！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

    高树勋眨了一下眼睛，继而又叹了口气：“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还有本军许多军官的家眷，现在都在徐州。如果我们马上宣布起义，国民党岂不要加害于她们？”

    高树勋的担心合乎情理。不解决这个问题，起义就很难顺利实现。李达想了一下，十分诚恳地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马上去请求刘司令员、邓政委，设法解决。”

    “好！好！”高树勋的情绪明显好转，“我等你的消息！”

    27日李达先行返回向刘邓汇报。

    28日清晨，王定南再一次穿过火线，直接到达刘邓指挥部。

    听了王定南的汇报，邓小平说：“高部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定南同志，时机很重要啊！”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在屋里踱了几步，紧接着说道：“至于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申请中央解决。定南同志，你先起草个电文，我来签发。”

    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事情，就这样三言两语、果断而干脆地解决了。王定南很快起草好电报，交给刘伯承。刘伯承看到电报上不仅有请示，而且提出了“请新四军陈毅同志派人到徐州车站，接高树勋夫人”的具体办法，十分满意，当即签了字，嘱咐立刻发出。

    时间紧迫，王定南准备辞行，邓小平握了握王定南的手：“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着眼，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

    29日下午，王定南三过火线，带来了高树勋决心起义的消息。

    30日晨，高树勋脱离马法五等人，来到马头镇新8军军部。下午，高树勋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郑重讲话说：“前方正在打仗，把你们找来，一定会想：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是的，我们要商量的是关系我军前途命运的问题。过去的一切，大家都清楚。现在三个军北上，只有我们一个军在前方拼命。弹药不发，换防不能，增兵不准，这罕闻稀见的事，是谁授意的？大家都明白，抗日时期拨出69军，缩编新8军，对我们一再地削弱。日本投降了，他们采取自动消灭的方法，我们败了自取灭亡，胜了实力双消，而他们坐收渔利。”

    说到这，高树勋停了一下，加重语气道：“根据目前的情况，应与对方协商停战，不能再打下去了！”

    会场良久没有回音。

    除少数军官反对，表示辞职，多数军官都拥护高树勋的决定。

    当天夜里，高树勋的指挥部电话不断，他向各师了解情况，并与我方接通电话联系。刘伯承在电话里大声地对他说：“欢迎你起义，我明日将去迎接你。”

    随后，刘伯承向部队发出命令，佯攻新8军，将其与马法五的部队隔开，保证起义行动成功。

    平汉战役的“多米诺骨牌”倾倒了。高树勋所部1万余人的起义，不但迅速改变了平汉战场上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使国民党军的部署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刘伯承、邓小平可以抽出手来，全力对付马法五的40军和30军了。

    走下太行奔向那广袤的华北大平原

    在起义之前，高树勋考虑到与马法五等共事多年，打电话劝说马法五一道起义。马法五还想硬撑下去，予以拒绝。高树勋见争取无望，只好对马法五和参谋长李旭东说：“看来，北进是过不去的，我已经决定不走了。你们赶快回到漳河以南，我已商请八路军让你们过去。现在八路军的代表就在这里。”

    马法五受到极大震撼，一时说不出话来。李旭东当即痛哭起来。他心里明白，高树勋起义后，马法五的两个军只有被歼灭的命运了。

    10月29日，一队队向漳河北岸向心集结的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东面广阔平坦的冀鲁豫大平原、从西面太行山满是石头的山沟、从北面临关、紫山那片蜿蜒起伏的丘陵，像流水一般汇聚到这个容纳敌我参战部队和支前群众15万人的战争大舞台，那种场面和气势是何等的宏大和壮观！

    晚上9点，仿佛有一个手指按响了剧场的电铃，总攻的大幕拉开了。随着惊心动魄的剧情一幕幕地上演，战争的捷报也一个个地传来。

    刘邓所在的峰峰指挥所的地图上，一个个红色箭头不断延伸，不断发展。

    北集团在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的指挥下，自北向南压迫敌人，同时对南北敌人实施攻歼，先后攻克村镇20多处；东路军在杨得志、杨勇、苏振华的指挥下，已经歼灭第40军106师大部，占领崔曲、南堡、赵庄，把敌人的防御体系砸开了一个大缺口；南集团在陈锡联的指挥下，已攻占了釜阳河畔的磁县城、甘草营、高臾、中马头、阎家栈；而中马头和阎家栈之间的马头镇，则控制在已经起义的高树勋手里。

    随着邯郸以南、磁县以北的釜阳河两岸全部被我军控制，战役的进展发生急剧变化。刘邓估计敌人必退无疑了。

    果然，敌撤退的征候出现了。

    南集团陈锡联的电话打到指挥部：“敌人一部正在核心阵地以南构筑工事，有些部队正在调动，慌乱异常……”

    邓小平放下电话，对刘伯承说：“敌人要跑，我们要争取主动。”

    这时的刘伯承已经在地图上圈点好，歼敌计划也随之而出：“以一纵、三纵主力，黄昏开始隐蔽运动，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截断敌军退路；以二纵从下面向南压，待敌脱离筑城地带，对敌人来一个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侧重击其首脑机关，侧重击其部署体系，各个歼灭；以总预备队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拦阻敌退路，并布置漳河南岸的侧击，以横截敌援军第32军。”

    “很好。”邓小平做了一个用力一夹的动作，“一纵在敌退路东侧运动，三纵在敌退路西侧运动，又是一个钳形攻势！”

    陈锡联的电话又打来了，他察觉敌30军第67师进占西玉曹，目的是为了掩护十一战区部率主力退却。

    “你有什么对策？”邓小平问。

    陈锡联回答：“我准备派马忠全率8旅攻歼这股敌人。”

    西玉曹村位于磁县以东，漳河以北，村内敌人为第30军第67师师部及第199、第200两个团，其中第199团是蒋介石嫡系陈诚卫队团的老底子，装备和战术都属一流。

    这是一个强敌。而马忠全的8旅是新组建的，这是组建后打的第一仗。8旅士气鼓得足足的，盼的就是啃块硬骨头，打它一个开门红。

    当晚，8旅逼迫西玉曹，一开场就打得轰轰烈烈。

    为了夺取村内制高点，马忠全决心以第23团出敌不意从村西发起攻击，以24团从村南策应，打乱敌人阵脚。

    命令刚一下达，22团1营营长张庆和带着两个突击队就以迅猛的动作攻上了村西沙丘，控制了寨墙。24团也突破前沿，向村内发展。黑暗中，敌人东奔西突，乱作一团。

    “敌人来不及反扑，我们正好抓俘虏呀！”3连连长靳小瑞边喊边组织部队冲进敌人营房，逼得敌人无处藏身。

    1营副营长吴金栋是个老红军，他抱着挺机枪，哪儿危险哪儿就有他。在已经多处负伤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战斗，看见敌人从哪儿反扑他就往哪儿扫射，直到牺牲前的最后一瞬间，他还扣了一下扳机，突突了一串敌人。

    就这样，8旅经过昼夜血战，全歼西玉曹守敌，活捉了敌第67师师长李正学。

    31日下午，李达将一幅最新绘制的战役形势图挂在峰峰指挥部的墙上。平面的地图展现的是立体的战争画卷。敌人已成强弩之末，正在采取逐村掩护的战法，脱离筑城阵地，向南突围。

    为了打破敌人南逃计划，我各路大军正在编织一张大网。

    杨得志指挥一纵从东面，陈锡联指挥三纵及其他部队从西面，分成多路纵队，对向南逃之敌实施扇击；陈再道、秦基伟指挥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由北向南跟踪追击；杨勇、张廷发指挥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至漳河南北兜击。

    包围圈中的敌人，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敌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率领的2万人，先是被我军跟踪追击，然后受到两面截击，随后又遭到迎头堵击，一时乱了阵脚，慌乱中窜至前后旗杆章、辛庄、马营一带据守顽抗，呼叫求援。被阻隔在漳河南岸的敌后续部队第32军，为解马法五之围，随即以主力向我前伸至漳河南岸的部队发起猛攻。

    “时间紧迫，要迅速打开局面，绝不能让敌32军加上来！”邓小平分析了战况后说，“现在战役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不能让马法五跑掉！”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刘伯承紧接着说，“五个手指按跳蚤不行，要集中第一和第二两个纵队，先解决马法五的长官部！”

    侦察情报很快送来了。马法五的长官部设在前旗杆章。

    刘邓当即决定，一纵主力从东，二纵从北，猛攻前旗杆章。

    总攻令下，杨得志、苏振华迅即做出部署：第1旅、第2旅主力分由马营东南和东北攻击马营，第3旅并二纵19团，向前后旗杆章攻击。

    下午4时，战斗发起。担任主攻的7团3营首先突入马营。

    绝境中的敌人拼死反抗，战斗异常惨烈艰苦。

    8连指导员徐三泰和营部通信班长等，被敌人包围在一个独立院落的棉花房内，弹尽负伤，被敌人捉住活埋。20团突击部队攻入前旗杆章东部，激战中伤亡惨重，团长王大顺壮烈牺牲。16团由东南，19团由西南突入前旗杆章，但遭村内数倍敌人的顽强阻击，经激烈战斗，仅夺取突破口附近的部分院落，16团参谋长刘翻身壮烈牺牲。19团2梯队继而增援，但遭敌密集火力封锁，被压迫在突破口外。

    突入部队不得已于拂晓撤出战斗，而最先攻入前旗杆章的16团却被敌人包围在村内，与一纵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11月1日上午，杨得志、苏振华决心放弃对马营和后旗杆章的攻击，集中主力，采用刘伯承惯用的“猛虎掏心”战术，重点攻击前旗杆章，实现首先击灭敌首脑部的要求。

    杨得志把突击的任务又交给了杨俊生。他让杨俊生攻入前旗杆章后，迅速与困在村内的16团取得联系。自白天以来，已听不到前旗杆章村内的枪炮声，杨得志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16团已经被敌人吃掉了，就由你们单独执行攻击敌首脑部的任务。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全纵队都在看着你们。”

    杨俊生刚刚接受命令，一旅那边已经口号震天：“坚决打掉敌人长官部！”

    “英勇杀敌，为人民立战功！……”

    此时，太阳已经坠落，四周的田野笼罩在静谧的黄昏之中。

    没有冲天的红绿信号弹，也没有激昂的军号声，刚刚在崔曲前线旗开得胜的3营教导员周涤民，又一次带着7连隐蔽接近前旗杆章，出敌不意地在西南角打开突破口，迅速向村内扩展。

    敌人经过昼夜苦战，已十分疲惫，除了警戒分队和值班火器外，其余都在地堡、工事、战壕内东倒西歪地休息。7连和随之拥入的突击部队如同神兵天降。惊得敌人呆滞了片刻，才仓促进行反抗。而那些来不及反抗的竟边撤边放火引燃沿街房屋，企图用大火阻住攻击部队。熊熊烈火、浓浓烟雾之中，喊杀声伴着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把前旗杆章搅得沸沸扬扬。

    2营攻到马法五长官部驻扎的黄龙庙西侧，遭到猛烈火力袭击。敌人几乎将所有的轻重武器全部集中在这个依托庙宇围墙修筑的工事里，砸锅卖铁，孤注一掷了。

    一次次攻击，一次次受阻。倒下一批勇士，又冲上去一批勇士。

    教导员周涤民也负伤了，他把7连指导员石玉昌、九连指导员李赞香喊来，喘息着说：“不管有什么困难，你们都要想办法克服……一句话，拼命也要拿下马法五的长官部！”

    石玉昌和李赞香立下军令状：“放心，打不下马法五长官部，我们不来见你！”

    决死的战斗开始了！在强大的火力的掩护下，石玉昌带领突击队架起长梯，从庙墙东面攀援而上，与扼守的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敌兵在长官的督战下，成群成群地疯狂反扑，先是用机枪、冲锋枪滥行扫射，继而用手榴弹、手雷野蛮投掷，接着又用石块、枪托、滚木、门板、开水，打砸泼洒登梯攀墙的突击勇士。

    7连、9连前仆后继，轮番架梯攀登，终于以血的代价打开黄龙庙突破口，首先冲入敌长官部，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

    顽抗的敌人失去了指挥，顿时乱作一团，忽然又像得到什么召唤似的，一窝蜂朝西南方向仓皇拥去。

    原来是马法五带着贴身卫队向那边突围逃窜了。

    “决不能让马法五跑掉！”杨得志一声令下，1旅、2旅、3旅全部出动，沿着田间地野追击溃逃的敌人。

    真是兵败如山倒。刚刚还气势汹汹像群恶狼的敌人，转眼间互相践踏，成了一群被打断腿、砸断脊梁的丧家之犬。

    旗杆章西南几公里的野外，像个围猎场，追击的、截击的、阻击的部队各显神威，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有的战士跑得快，冲到前面把敌人的退路封锁，敌人只好又往回跑，正撞在追击战士的枪口下；有的连队看到敌人不追，抄近道赶到敌人前面潜伏下来，等到敌人来到，轻重武器一齐扫射，像割麦子一般；还有的机枪手，杀开一条路，闯到敌人中央，抱着机关枪转着圈地突突，好像平地里刮起了旋风……

    11月2日中午，一纵3旅2团警卫连传来捷报，他们活捉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至此，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刘邓出手不凡，连续打了两场胜仗，挫掉蒋介石的锐气，毛泽东对此非常高兴，从陕北专门发来贺电。

    上党和平汉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全区部队进行新的编组，共组成6个野战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

    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

    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之。

    至此，整个晋冀鲁豫军区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发展到31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在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中得到改善，基本完成了从游击战到集中的运动战的转变。

    12月底，晋冀鲁豫军区总部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率领下，整队出发，离开了太行山这个8年抗战的根据地，离开了赤岸这个小山村，离开了在阳光下波光闪闪的清漳河，以拥有6个纵队的正规野战军的建制，向东迈进，奔向那广袤的华北大平原，去迎接更大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