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1970年起，类似的危机其实也开始侵蚀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第二世界”，只是这个趋势，一时尚未为人注意。病状开始时被极度缺乏弹性的政治制度所隐蔽，其病情随后却因同样原因而愈造沉疴，因此当变局来临时，其势更感突兀，如70年代末期毛去世后的中国，以及1983-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见第十六章）。经济上，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式国家计划领导的社会主义显然已迫切需要改革；进入70年代，更处处出现退化迹象。此时此刻，也正是这个制度的经济——跟世上其他国家一般，即使程度不及——开始曝晒于跨国性世界经济烈日之下，饱受其难于控制的流动与无法预期的波动风雨吹打之际，苏联大举进入国际谷物市场，以及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更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临终场景添上戏剧化的一笔。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再与外隔绝，不再是不受世界市场风吹草动影响的自给性地区经济了。

    东西两大阵营，不但在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的跨国经济下奇妙地结合起来，冷战局势下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依赖，愈使其密不可分。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见，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夹在它们之间的世界，曾因此获得一个稳定的局面，因此当平衡不复之际，双方便都先后陷入混乱。而乱子不只在政治上出现，也包括经济层面。当苏联领导的政治体系突然倒塌，原先在其范围内发展出的各区经济分工与网络，便也随之崩离零落。原有的队伍既散，其中的国家及地区，如今便只好一个个独自面对它们根本不具备任何条件应付的世界市场。同样地，西方世界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将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大批游勇——即旧共产主义“平行世界体系”（parallel em）的残余——整编入自己的世界市场之中。而且就算后者有心加入，欧共体组织却拒不收纳，即是一例。芬兰的经济，是战后欧洲最成功的实例之一，到苏联体系垮台，也随之陷入严重萧条。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实力，也由于其政府完全低估了吸纳人口达1600余万的东德所需的经济实力及难度（其实，东德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比例相当小的一支），而为自己及欧洲全体带来了莫大的负荷挫伤（应该强调的是，德国银行曾有警告，德政府却一意孤行）。然而这一切，却是未曾预料到的后果，事实上一直到苏联集团真正解体之前，事先谁都没料到此事竟会发生。

    总而言之，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念头，如今在西方发生了，也在东方出现了；而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如今也开始一一浮现。于是无论东西，环境保护运动成为70年代的重大议题，从鲸鱼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保护的对象五花八门。由于在苏联集团社会内，公共讨论受到限制，我们无法精确地寻索出其种种重大观念发展的过程，不过到1980年，这些政权内部一流的前改革派经济学者，如匈牙利的科尔奈（Janos Kornai），就已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值得注目的负面分析，并对苏联式社会体系的缺陷进行探讨。这方面的批评著作，在80年代开始对外发表，可是其酝酿却显然早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及其他的学术圈内进行多时，至于各共产党领导人物本身，到底在何时也真正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其时间表更难拟定。因为自从1989－1991年后，这些人都喜欢将自家改宗的日期向前提早。经济上如此这般，政治上的发展更难逃此路，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即为一例，至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如此。不管它们对列宁的历史崇敬与历史感情多深多厚，若能从头再来，相信众多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士，都希望放弃列宁主义留下的政治遗产，虽然在表面上，少有人愿意如此公开承认（为改革派所赞赏的意大利共产党，却是例外）。

    社会主义世界的改革家们，他们的希望是将共产主义转变成类似西方社会民主性质的制度。他们所欲效法的对象，乃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而非洛杉矶——在莫斯科或布达佩斯，可看不见多少私下仰慕海耶克和弗里德曼自由化学说的人。但是说起来这些改革派的运气实在不佳，共产体制的危机，正好碰上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危机期，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制度的危机时刻。更倒霉的是，共产主义突然遭难，使得渐进的改革计划非但不受欢迎，事实上也难实行。更何况此时的西方，又碰上鼓吹纯粹自由市场之流的激烈意识（暂时），刚摆脱共产主义的各个政权，便不幸地误撞上这股理论大风，从中寻得灵感。殊不知在实际上此路不通的真相，各地皆然。

    不过，尽管东西两方的危机并行，而且同样都因政治、经济，被卷入同一股国际危机风暴之中，其中却有两项极大的不同。对共产党世界来说，至少在苏联翼下的半球如此，它们的制度如此僵硬，这场危机就成了生死大事，结果是难逃一劫。可是经济存亡，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却始终不是疑问，其政治系统虽呈崩离之状，其体制的存活则不成问题（至少目前尚无问题）。这个事实，或许能解释——虽然却不能证实其正确性——美国某位作家何以在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际，令人难以置信地公然宣称，人类未来的历史将从此走上永远的自由民主之路。总之，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在一件事上出现不稳的状况：即它们作为单一领土国家的保证开始受到动摇。不过在90年代初期，遭受分离主张威胁的西方民族国家中，还没有一国真正走上分裂之路。

    回到当年大灾难的时代，资本主义反而似乎接近末日，那一场经济大萧条，曾被当时一本著作的书名形容为“这场最后危机”（tt，1935）。却少有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任何立即的末世预言。不过法国有位历史家暨艺术经纪人，倒曾坚定预测西方文明将在1976年寿终正寝，因为以前一直肩负资本主义前进重担的美国经济冲力，如今已经气衰力竭（Gimpel，1992）——这种说法，不无几分道理，他同时又表示，目前不景气的衰退现象，将“一直继续，进入下一个千年阶段。”对此，我们只能公平地加上一句，其实直到80年代末期为止，也难得有人以为苏联已近末路。

    然而，也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较强，同时较不易控制，西方社会的肌理所受的破坏，也因此远较社会主义国家为重；所以就这一方面而言，西方的危机更显严重。而苏联与东欧社会的组织纹路，乃是因制度本身的崩溃而告支离，却不是造成制度崩溃的原因。以东西两德这两个可以相比较的社会为例，传统德意志的习惯价值，似乎在共产主义的密遮严盖之下，反而比在西德的经济奇迹里保存得较为完整。而由苏联移入以色列的犹太人，则为故土新居重建起古典音乐风光，因为听现场演奏会的习惯，至今还是他们所来之国正常文化行为中的一支，至少对犹太人是如此。事实上那里的音乐人口，并未缩减成一小群以老中年人为主的少数。莫斯科和华沙的居民，也较少有纽约或伦敦市民的心头烦恼：明显升高的犯罪率、公众的缺乏安全感，以及种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如青少年暴力。在共产党的社会里，自然也少有人公然展示那些甚至连西方也会大感愕然，为保守人士怒斥为文明败坏的例证，并黯然叹息为“威玛”的怪行为。

    东西社会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几分可归因于西方社会巨大的财富以及东方严格的管制，答案很难料定。其实就某些方面而言，东西方进展的方向颇为一致。两方的家庭人数都变少了，婚姻的破裂更自由了，人口的增长也几乎趋于零（至少在都市和工业化地区如此）。西方传统宗教在两边的影响力也急遽减弱——不过上教堂的人数一时倒未减少——虽然调查显示，在前苏联的俄罗斯地方，宗教信仰似有复兴之象。1989年后，波兰妇女也显然步意大利妇女的后尘，不再愿意让天主教会指定她们婚配的对象——虽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波兰人曾经基于民族主义及反苏心理，对教会拥有热烈的依恋之情。简单地说，在共产主义的政权里，可供形形色色次文化、反文化、地下文化生存的空间有限，不同的声音往往受到压制。更何况这些国家，饱经层出不穷的残酷岁月及大量恐怖的人们，即使在统治之手变得比较宽松时，也倾向于保持顺从的姿态。不过，社会主义人民显现的相对平静，并非由于惧怕所致；它的人民，完全被体制包围而与外界隔绝，既不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半分冲撞，自然也隔离于西方社会转型的全面冲击。他们经历的变化，都是经由国家行为或本身对国家行为的反应而来。但凡国家不打算进行改变的层面，通常便也维持着大致不改的旧观。共产主义权力上的矛盾之处，即在于它其实是保守防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