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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跨国性经济控制世界的密网愈渐收紧，同时也严重地毁坏了人类社会的一大制度，即自从1945年来属于普遍性的一大制度：建立在领土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因为如今这些国家，对其事务控制掌握的范围日渐缩小，凡是其行动运作是立足于领土疆界之内的各类组织，如行业工会、国会、国家公共广播系统等等，从此失灵。反之，其行动运作不为领土疆界所局限的另一类组织，如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市场，以及卫星时代的全球媒体传播事业，却开始高唱凯歌。过去可以操纵附庸政权一举一动的超级大国，如今也失去踪影，更加强化了这种国界模糊化的趋势。甚至连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所创设，那个最无可取代的重大功能：即经由社会福利、教育，或医疗以及其他各项资金分配的“移转性支付”手段，所达到的“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如今在理论上也无法于国界之内自足了——虽然在实际上多数会继续如此——不过，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目前已开始在某些方面予以补助。在自由市场神学家如日中天的时节，国家观念甚至更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因为其时兴起了一股大风，使得许多原本在原则上由公共事业从事的活动，均被分解“回归”于“市场”之手。

    矛盾的是，或许无足惊讶的是，民族国家衰颓的现象，却与一股将旧有领土切割成很多新的小国的热潮并进。这些分割领土的主张，多数是基于某些群体对民族语言文化独占的要求。一开始，这股自治分离运动之风的兴起——主要自1970年后——多属于一种西方国家的现象，在英国、西班牙、加拿大、比利时，甚至瑞士、丹麦均可见到；70年代初期以来，更在中央集权色彩最淡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境内出现。共产主义的危机来临，遂将此风吹至东方，在那里，1991年后方才成立的名义上的新国（neionalstates），较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为多。不过直到90年代，加拿大边境以南的西半球并未受到此风半点动摇。至于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国家瓦解的其他地区，如阿富汗及部分非洲，取代旧有国家而起的新形态，却多是无政府的混乱局面，而非分离成众多的新的国家。

    这种发展的确充满了矛盾，简单地说，这些新的小国面对的种种烦恼，论其源头，与旧国时代来自同一缺陷，而如今国小势弱，毛病却反而更大。但是它同时又无甚惊奇，因为时至20世纪末期，世上唯一现存的国家模式，只有划疆立界、拥有自主机制的一种类型——简而言之，即革命时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模式。更有甚者，自从1918年以来，世界上所有政权都在“民族自决”大原则的旗下，而其定义更日益局限在语言文化的种族范畴之内。从这个角度出发，列宁与威尔逊总统的看法不啻一致。《凡尔赛和约》之下的欧洲，以及后来成为苏联的广大地界，都建立在由民族国家形成的组合之上。以苏联为例（南斯拉夫日后也仿苏联前例），则由这一类民族国家联合而成，后者在理论上——然非实际——有从联合中分离的权利。这类联合体一旦解体，自然沿着事前划定的界痕而分裂。

    然而在事实上，危机二十年的分离民族主义，却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民族国家草创期大有不同，它根本属于三种现象的结合。其一，现有民族国家对本身降格为区域成员之事极力抗拒。这种现象，在80年代欧共体会员国（或准会员国）努力保有自主权一事上愈发明显。这些国家的政治性格也许相去甚远——如挪威和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但是在与本国攸关重大的事务方面，它们却如出一辙，同样想在泛欧全体的标准化中，保持自己一地一国的自主性。然而，传统上作为民族国家自卫的主要支柱，即保护主义，在危机二十年里显然比当年大灾难时期脆弱许多。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此时依然是最高理想，令人惊讶的是，甚至也不失为当代事实——在国家统一号令的经济制度崩溃之后，更是如此——虽然某些国家暗地保护自己对抗外来竞争，据闻日本与法国就是此中高手。不过意大利人竟然也有高招，始终能让自家汽车——即菲亚特（Fiat）——吃住国内市场大饼的特大一块，尤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这些都只能算作后卫性的防守，虽说愈战愈烈而且有时颇为成功，但是最激烈的火线，往往是在经济以外并涉及文化认同之处。法国人——德国人在某些程度之内亦然——就拼命争取，意图保全为自家农民提供的高额补助。其中原因，不但是因为农家握有攸关的选票，同时也由于法国人真心相信，一旦小农式的农业不存在——不管这种方式多么不经济，多么缺乏竞争力——那田园风光，那悠久传统，那法国国家特征的一部分，也将随之毁灭。而美国也一再要求法国，开放影片及视听产品的自由贸易，可是法国人却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大力抗拒。因为若应美方所请，美国娱乐事业挟着好莱坞的旧日雄风，在大有重建世界影视霸权的气势之下，其产品必将泛滥法国的公私银（屏）幕（虽说这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娱乐事业，如今已为多国所有并控制）。但是真正原因还不止此一端，法国人还觉得——倒也不失正确——岂可让纯粹成本计算的谋利经营，导致法语影片生产的末日。不论经济的理由为何，人生当中，毕竟还有一些必须刻意保护的东西。如果说，就算我们可以证明，在原地兴建豪华旅馆、购物中心、会议厅堂，将为国民生产额带来较原有观光旅游更大的增值，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难道便会因此认真考虑，竟把自己的沙特尔圣母大教堂（CresCatai Mahal）铲为平地吗？像这一类的问题，只需提出，答案便早已在那里了。

    第二个现象，最可以用富者的集体自我中心做一番描述，同时也反映了各个大陆之内，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内贫富差异愈大的现象。老式的各民族国家，不论是中央或联邦性质，以及如“欧盟”类的超国家联合实体，通常都负起开发其整体区域的责任，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平摊了它们之间总体的负担与利益。这种举动，意味着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可以从比较进步富有的地区获得补助（经由某种中央分配的机制体系），有时甚至予以优先投资，以求缩小差距。但是欧共体组织实际得很，它的会员资格，只授予贫穷落后程度不致造成其余会员国过度负担的国家。这种挑精拣肥的实际作风，却不见于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radeArea，NAFtA）。美国和加拿大（1990年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为2万美元），只好挑起国民生产总额只有其八分之一的墨西哥这一重担。而一国之内，富区不愿意补助贫区的心态，一直为研究地方政府的学者所熟悉，美国就是最佳例证。美国的“都市内城”（inner city）贫民汇集，更由于原居民纷纷迁离，向郊区出奔，以致税收不足，其中的问题即多肇因于以上所述心理。谁愿意替穷人出钱？洛杉矶的富裕郊区，如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和马利布（Malibu）两地，即因此选择退出洛杉矶市；90年代初期，东岸的史坦登岛（Staten Island）也出于同样理由投票主张脱离纽约。

    危机二十年里的分离立国运动，有一部分即起因于这种集体的自我中心心态。南斯拉夫的分离压力，来自“欧裔”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力量，源于大声叫嚣位于“西部”的捷克共和国。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两地，是西班牙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拉丁美洲一带唯一最重大的分离运动，也出自巴西最最富庶的一州南里奥格兰德州（RioGrande do Sul）。而其中最可代表这种自扫门前雪心理的，当属80年代末期兴起的伦巴第联盟——日后改称北方联盟——其目标，乃是将以意大利“经济首都”米兰为中心的地区，自政治首都罗马的统治分离出来。该联盟的语汇，不断提及过去中古时代的荣光，以及伦巴第当地的方言，是民族主义者常用的煽动性辞藻。可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却在于富区不愿自家的肥水外流。

    其三，或许主要是属于一种反应，一种对20世纪文化革命，即在传统社会常态、纹理即价值的解体之下，产生的回音。发达世界中有许多人，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社会文化变革中成为被弃的孤人游魂。“社群”（community）一词，在这数十年间滥用得如此空洞抽象，不切实际——如“公关族”、“同性恋族”等等——因为原有社会学意义的所谓社群，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再难找到。于是所谓“认同群体”（identity group）兴起，即一个人可以毫无疑惑，确实肯定地“归属”于某种“族类”；这种现象，自60年代末期开始，即在一向擅长于自我观察的美国境内为人指出。其中绝大多数，自然都诉诸共同的“族群”背景，不过但凡以集合性分离主义为目标者，都喜欢借用类似的民族主义式语言，比如同性恋捍卫者即爱用同性恋国度（tion）一语。

    这种“新族”现象，在最具有多族群结构的国家里也层出不穷，显示所谓认同群体的政治性质，与传统的“民族自决”大相径庭。后者追求的目标，是创造出一个拥有一定国土的国家，与特定的“人群”认同，基本上属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可是分离国土的要求，对于美国黑人，或意大利人而言，并不是他们“族群政治”的一环。同样地，加拿大境内乌克兰裔的政治属性，也不属乌克兰而是属加拿大。事实上，在天生便属于异质社会的都市内部，其族群政治或类似政治的本质即在相互竞争，即不同的族群在一个非族群的国家里面，各自发挥效忠己群的心理为政治作嫁，共为分食那一块资源大饼而较劲。如纽约市政客操纵改划选区，以为拉丁裔、东方裔及同性恋团体选出代表，这种人一旦当选，所求于纽约市者自然更多。

    族群认同政治，与世纪末的种族国家主义具有一项相同之处，即两者都坚称，在一个人对群体的认同里，包含着某种关系到生存和所谓与生俱来、不可更易而因此属于永久性的个人特质。而这些特质只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所共有，除此之外，别无他人拥有。绝无仅有的排他性，便成了最高定义，因为各个人类社会之间的相异性，事实上已经极为稀薄。于是美国的犹太年轻人迫切寻“根”，因为当年指认他们为犹太族的鲜明印记已经失去效力，二战之前的隔离歧视更不复见。加拿大的“魁北克”，虽然口口声声力主自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但是魁北克之在加拿大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却正在它退下了直到60年代以前始终“截然不同”的鲜明色彩之后方才发生（Ignatieff 1993，pp．115－117）。都市社会中的种族成分变迁流动，若高举种族分辨群体的绝对依据，实有专断造作之嫌。以美国为例，除黑人、西班牙语裔，以及具有英国及德国血统者是为例外之外，在美国当地出生的各个民族女性，至少有六成是与外族通婚（Lieberson，aters，1988，p．173），于是“个人的认同性”愈发需要建立在“他人的不同”之上。若非如此，我何以存？德国的新纳粹光头党，穿制服、理光头、踏着四海皆同的青少年文化的音乐起舞，若不痛打当地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何确立他们的德国属性？若不尽数剪除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又如何在那有史以来的多数时间里面，即为各民族各宗教混居为邻的地面上，建立起我们克族（Croat），或塞族（Serb）的“特有”性格？

    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认同政治，不论其终极目标为何，不论其是否要求建立独立国家，其悲剧性却在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在表面上佯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布鲁克林（Brooklyn）的美籍意大利人，对本身的意大利特色极为强调（可能还日益强烈），他们喜欢用意大利语彼此对谈，为自己对本来应该是母语的语言不甚流利感到抱歉。可是他们生活工作的所在，明明是美国经济社会，意大利与否，除了对某些极小的特殊市场而言，根本无关紧要。至于所谓黑人、印度人、俄罗斯人、或女性、或任何一种认同群体，自有其本身不可对外言喻、不可为外了解的心理，这种说词，只有在其唯一功能，即为鼓励这种观点的机制里，才能生存，一旦出外根本站不住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研究的物理学，并不是伊斯兰物理学；以色列工程师学的工程学，也不是犹太哈锡德派（Chassidic）专有的工程学。甚至连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最强烈的法德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身在科技专家学者共同合作的地球村里，势必需要一种类似中古拉丁文般的国际共通语文；而今世的国际语言，恰好是英语。也许在历代的种族屠杀、集体驱赶、“种族净化”之下，在理论上，这个世界已经依种族被分裂为许多同质性的领土。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工人、旅客、生意人、技术专家等等），时尚的风行，以及全球性经济无孔不入的触角，而无可避免再度变成异质性的社会，此情此景，于中欧历历在目；而此地于二战期间及战后，却曾遭过“种族净化”的毒手。此情此景，也必将发生在一个愈发都市化的世界里面。

    因此，认同式的政治，以及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用来处理20世纪末期种种困境难题的方法，它只是面对这些难题时产生的情绪反应。然而在本世纪接近尾声之际，解决这些难题的机制何在？方法何在？却显然越来越成问题。民族国家不再能挑起这个任务。可是谁能够呢？

    自从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以来，世人不知设立了多少机构以处理这类问题。联合国的创立，乃是建立于美苏两强继续肩负国际事务的假定上，可是这个美梦不久便破灭了。不过比起它的前身国际联盟，联合国毕竟还有一项成就差强人意。它总算历经了20世纪下半期的时光而始终存在；而它的会员资格，也逐渐成为国际间正式承认一个国家独立主权的身份证明。然而根据其本身宪章所定，联合国的权力来源及资源全部来自会员国的授予，因此它并没有独立行动的权力。

    国际间对协调的需要既然日增，危机二十年里，新国际组织纷纷出现的速度便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快。到8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365个官方的国际组织，而非官方的不少于4615家，比70年代初期超过两倍有余（held，1988，p.15）。更有甚者，对于诸如环境生态保护等重大事宜，人们也愈发认识到应有立即采取国际共同行动的必要。可惜唯一能够达成以上目标的程序，却旷日废时，拖泥带水，因为国际协定必须经过各个国家分别签字认可方能生效。在保护南极大陆及永久禁止猎鲸二事上，即可见其效率迟缓之一斑。而80年代的伊拉克政府，竟然将毒气用在自己国民身上，等于从此打破了世界上少有几项真诚的协定之一，即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更进一步削弱了现有国际手段的效力。

    幸好除此之外，国际行动的保证还有两条路子可走，而这两项方法在危机二十年里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强化。其一，许多中型国家纷纷将国家权力交出，自动让给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掌握，因为它们感到本身的力量不足，无法继续单独在世上屹立。80年代改名为“欧洲共同体”，再于90年代改为“欧洲联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70年代成员加倍；进入90年代，也极有再度扩张的可能，同时并不断强化它对会员国事务的决定权力。其成员数目的增加，以及欧共体本身权力的扩大，虽然难免引发各会员国政府及国内舆论的不满及抗拒，可是其规模权力的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欧共体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它非经选举设立的布鲁塞尔中央机构，可以独立裁定决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压力左右。唯一极为间接的影响，只有经由各会员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及协商（各会员国政府则是由选举诞生）。欧洲联盟特殊的办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方式有效运作，只须受到某些特定的否决权牵制而已。

    联合国际行动的另外一项武器，同样是在免除主权国家及民主政治的牵涉之下运作，其程度或无过之，但起码旗鼓相当，即二战之后设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其中以国际货币基金，以及世界银行为主（见第九章第四节）。这两家机构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寡头垄断支持之下，于危机二十年里获取了日益强大的决定权力——这几大国是以“七大工业国”（Groupof Seven）的模糊头衔命名，而“七大”的寡头势力，自70年代以来，愈有成为正式制度化存在之实。国际汇兑的风云变幻，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及1989年后苏联集团经济的瓦解，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必须仰赖富国鼻息，倚仗后者是否同意出借贷款的意愿行为。而种种借款，更日益走上一个先决条件，即债务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合于国际银行当局的心意。80年代正值新自由神学意气飞扬之际，其主张表现为政策，即是有系统地走向民营化，以及实行自由化市场的资本主义。这两项政策，被强行加诸那些已经倾家荡产，根本没有丝毫力量抗拒的政府身上；也不管它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能否产生直接影响（苏联倒闭后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凯恩斯和怀特，若见到当初自己建立的这两项世界金融组织竟然一变至此，将不知做何感想。他们当初怀有的目的——更别说两人在各自国内达到全面就业的目标——与今天的演变完全不同。然而，这项疑问纵然有趣，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这些却是极为有效的国际权力机构，尤其是富国将政策强加于穷国之身的最佳利器。本世纪即将结束，这些政策的后效如何，对世界的发展将有何种后果，答案依然尚未完全出现。

    世界上有两大地区，将对它们的效果进行检验。一个是苏联地区及与它相关的欧亚地带的经济，它们自西方共产制度解体之后已经衰败。另一个是充满了社会火药库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见，自从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已成为地球上政治不安的最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