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牛人名叫荀况，世称荀子。

    荀况是赵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00年前后，自幼学习儒术，五十多岁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

    当时是齐襄王当政，历史悠久的稷下学宫，在经历过齐闵王时代的低谷之后，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学宫中的著名人物，有善于谈天说地的邹衍、文采斐然的邹奭、油嘴滑舌的淳于髡，时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齐襄王还恢复了齐宣王时期制订的政策，给予学者们一定的官爵待遇，让他们养尊处优，好潜心研究学问。

    荀况到来之前，稷下学宫中年纪最大的学者名叫田骈，以讲授黄老之术而闻名。

    所谓黄老之术，是道家学问的一个分支，尊黄帝和老子为先祖，将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兼采儒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家学问，主张通过法治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众所周知，道家原本是出世的，老子和庄子都不问世事，也不愿意出来做官。《战国策》记载，田骈亦以不屑于仕而自居，于是有人找到他说：“先生品德高尚，不愿意做官，我十分佩服，想到您门下当个仆人。”田骈很高兴，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人说：“我是听邻居的女儿说的。她自小发誓不嫁人，现在快三十岁了，确实没有出嫁，可是已经生了七个孩子。先生不愿意做官，可是待遇很高，家里的奴仆就有一百多人，我也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由此不难看出，在稷下学宫当老师，日子过得还真是蛮惬意。荀况来到稷下学宫的时候，田骈已经去世，荀况作为学宫中年龄最大的学者，很快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学子们的尊重，先后三次担任祭酒（学宫的祭祀官，非德高望重者不能担任）。

    和当时大部分思想家一样，荀况也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名实之辩的思考。荀况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孔丘的正名学说，也就是本书前面多次说到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谓正名，是要使得名与实相符，即君父要符合君父的规范，臣子要遵循臣子的准则。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但是到了荀况手里，便将正名作为语言逻辑学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用来对付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了。

    荀况这样说道：“‘名’是用来指称‘实’的，上明贵贱，下辨同异。”意思是，名的作用对上是伦理的，对下是逻辑的。他认为，世间万物数不胜数，不能一一列举，所以统称为“物”，这就是“大共名”。大共名之下，还有小共名，如果要列举一部分事物，那就要用到“别名”，比如鸟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别名。大别名之下还有小别名，小别名下还有更小的别名，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荀况还认识到，一切名都是人造的，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而不是用别的名，其实并无道理可讲。比如说，狗这种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名已经约定俗成地用于某一种事物，那就很难更改了，所以狗是狗，猫是猫，不能混淆。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荀况对名家和墨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公孙龙之流的“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是用名称来扰乱事物，只要追本溯源，验证一下人们对名称的共同约定，把白马和马这两种别名的概念厘清，就没有什么好迷惑的了。至于杀盗贼并不是杀人，不过是用名称来扰乱名称，那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名称的原因，然后观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哪一种道理行得通，问题也就解决了。

    荀况还借题发挥说，之所以出现这些混乱，是由于当今天下没有“圣王”，人心无所维系。如果有了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思想，引导人们走向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这自然是在贩卖他的儒家学说，但是不可否认，这也代表了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人们对于结束战乱的渴望。

    先秦儒家的三位重量级人物，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位，即孔丘和孟轲，荀况是第三位。

    有意思的是，虽然同为儒家，荀况的思想几乎和孟轲针锋相对——孟轲最有名的观点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充分发挥，就会形成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况则持“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必须依靠智慧和后天的学习，才能使人向善。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为什么还要宣扬道德呢？循着本性生活难道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

    荀况从两方面解答。首先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更好，必须合作互助，形成社会组织。有了社会组织，必须要有行为准则，也就是所谓的“礼”。

    荀况认识到，人是有欲望的。如果甲之所欲和乙之所欲不是同一物——比如说，有人喜欢征服别人，有人喜欢被征服——那就没有问题，可以和谐相处。或者说，人人所欲都不是稀缺之物，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呼吸，不用争夺，那也没有问题。又或者说人们可以孤立生活，互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很多。可是世界并非如此，人们必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不用每天争斗，那就必须对自己的欲望进行约束。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约束。有了外在的礼，才会有内在的道德，这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解释人为什么要向善。

    荀况还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非功利的角度来论证善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能够直立行走而且无毛，而是因为“有辨”。禽兽虽然有父子却没有父子之情，畜牲虽然有雄雌却没有男女之别，就是因为无辨。

    换句话说，动物有父子，有雄雌，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则是社会关系，是文明的体现。

    后世有人这样认为，孟轲的性善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左翼；荀况的性恶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右翼。这种说法当然有些牵强，却形象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荀况对于孟轲，是极其看不起的。

    他曾经这样写道：“粗略地效法先王却不了解他们的纲领，一副志大才高、见多识广的样子，照搬古代的旧闻编造出新的学说，非常邪僻而不合礼法，晦涩而无法言说，闭塞而难以理解，却毫不脸红地说，‘这才是古代圣人的言论啊！’——这就是孟轲之流倡导的学问，世间那些愚昧的儒生跟着起哄，浑然不知他们的错误。”

    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理论分歧不言而喻，在实践上又会产生何种区别？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简单地说，性善论往往导致人治，因为它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个人特别是领导者的品德上；性恶论一般导致法治，因为它认为人性一定要受到约束才有可能向善转变，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和谐，关键是人人守法，而不是期望出现什么包青天、康熙大帝这样的贤臣圣帝。

    不难看出，荀况的学术主张，实际上已经滑向了法家。那个年代，实行法治最彻底的国家就是秦国。从《荀子》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荀况去过秦国，而且会见过秦昭王和范雎，就秦国的内政外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荀况认为，秦国已经十分强大了，地理位置优越，百姓驯良，风俗简朴，下层官吏办事勤恳，上层官僚奉公守法，这都是由于推行了法治。但是秦国还有前进的余地。荀况理想中的政治是“王道”，其次是“霸道”。按照霸道的标准来说，秦国已经登峰造极，无可挑剔，但是离王道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劝秦国的当权者，武力的威力是有限的，使用武力一定要有节制，要回过头来重视文德，只有文治武功相结合，才能达到王道的理想境界。

    在这里，荀况和孟轲的分歧又体现出来了。

    孟轲也讲王道与霸道，他认为王道和霸道是完全对立的。荀况则认为，王道和霸道是一类东西，只不过王道比霸道更高一点、更彻底一点而已。

    这种分歧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齐桓公的评价上。

    孟轲对于齐桓公是很轻视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仲尼的门人不提齐桓、晋文之事。为什么？因为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推行霸道，崇尚武力，和孔丘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

    荀况则认为，齐桓公有天下大节。齐桓公任用管仲，大胆改革时弊，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军队素质，然后尊王攘夷，称霸难道不应该吗？

    那么，从霸道到王道，需要如何完善呢？荀况指出，就是要“修礼”，包括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齐头并进，达到“服人之心”的目的。可以这样说，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在荀况的思想里，以力服人是必要的手段，以德服人则是更高的追求。

    荀况在齐国生活了很多年，后来由于有人在齐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便离开齐国去了楚国。春申君对荀况很佩服，让他做了兰陵（今山东兰陵）县令，从此荀况便在兰陵定居下来，在那里开馆授徒，传播自己的学问。

    荀况的弟子中，最有名的两位是李斯和韩非，这也是战国末期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关于他们的故事，本书很快会讲到。另外还有几位虽然不如李、韩二人出名，但也不是寻常之辈。

    其中有一位张苍，师从荀况学习《左传》，秦国统一天下后，曾经担任秦朝御史，后来跟随刘邦打天下，汉文帝时期官至丞相。张苍的学生贾谊，是汉初著名文学家。

    还有一位浮丘伯，是战国与秦汉之交有名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在楚汉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楚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