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四川筹备物资和加紧剿匪的同时，十八军还派出两个先遣支队，直逼金沙江东岸。

    3月14日，十八军正式成立以李觉、王其梅为核心的前进指挥部，并抽调14团和157团组织两个先遣支队，分别由52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和53师副政委苗丕一带领，赶往甘孜和巴塘。

    3月29日，前指从乐山出发，第二天到达雅安。原陈子植、陈竞波率领的先遣支队并入前指。

    前进指挥部的任务是，在金沙江一线调查、收集有关进军西藏的政治文化材料，提供确定政策的依据和意见，探定进军路线，拟定作战方案。

    自此，十八军部队呈阶梯形向西藏推进。

    吴忠率154团于4月28日抵达康北重镇甘孜。

    和所有的藏区城镇一样，大自然是甘孜最美的背景。甘孜四周被大山环绕，西侧和南侧山峰连绵不断，峰顶一片银白。雅砻江从城南蜿蜒流过，河水不深但非常湍急。这里的建筑不像汉地讲究对称和谐，散漫无章中流露出一种思想，具象地表述着一种社会和精神构架：一座寺庙位于半山腰，占去全城的三分之二。城里的民居破旧不堪，不足百余户，一条又窄又脏的街道，长约百米。这里的碉楼多为土黄色，共分三层：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三层是佛堂。天、地、人三界分明，小小碉楼竟也体现着藏族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还有野狗如幽灵般游荡着。

    若徒步行走，从雅安到康定要走6天，从康定到甘孜要走13天，从甘孜到昌都要走15天。从雅安到甘孜，要经过二郎山、折多山等几座高山，二郎山海拔3600多米，折多山海拔4000多米。同时，还要跨过大渡河、雅砻江等大河。

    痛苦磨砺着冰峰，真情绽开了奇葩。

    走向西藏，就是一次生命遭受锻打与质疑的苦旅。

    大山的影子永远在身心深处晃动。

    52师先遣部队是从乐山出发的。每个时期中华民族都有一个感情的兴奋点。新中国建立之后，解放西藏就成为中国的聚焦处。

    3月29日，52师先遣部队从夹江启程，向甘孜进发。天刚蒙蒙亮，除了公路两边，夹江就成为一座空城。路边人如海潮。当吴忠的吉普车缓缓驶入人群后，鞭炮声、锣鼓声和口号声一起响起来，震撼云霄：

    “进军西藏的先遣支队最光荣！”

    “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的同志最光荣！”

    “你们走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中华民族的感情在夹江强烈地喷发着。

    一辆指挥车，开到悬挂着“进军开路先锋”字样的彩门前，欢送的军乐队和各单位代表一拥而上，围住了154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并献上一面锦旗。

    此刻，他们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

    人群中，有人流下热泪，有人翘起大拇指，更多的人在向每一辆汽车、每一个战士送东西：慰问信、慰问袋、香烟、花生、鸡蛋、糖果，雨点一般落下来，一碗碗热茶水，糖开水发着暖暖的热气，送到战士们手中。当一辆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的汽车驶过来时，男女学生们欢呼着，情不自禁地把彩旗、花束以及帽子、手帕抛向空中。

    人们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扔给战士们。

    这强烈的感情，如一束束永不熄灭之火，照耀着战士们奔向群山。

    从夹江取捷径到雅安不过100公里，但由于不通公路，先遣部队不得不绕道新津、邛崃、百丈，兜了个大圈子，整整用去3天时间。公路只通到雅安，再往前，只有徒步行军了。

    在雅安，吴忠与天宝会合。他们分别担任先遣支队党委正副书记。部队在雅安进行了物资补充，并接收了一批由兄弟部队抽调来的骡马。从4月4日开始，部队成多梯队离开雅安西进——雅安以西因受地形、道路、宿营和供给等条件的限制，大部队行动极为困难，部队行军除武器装备外，还有高原御寒装备，另外考虑到沿途补给困难，要尽量多带口粮，个人负重都在40公斤以上。刚开始，大家不适应，就把皮鞋、皮裤穿上，上身只穿着背心，把东西分成两部分，交替着往前背。

    二郎山是青藏高原的第一道屏障，终日为云遮雾盖，似一位披着面纱的神秘女郎。它属于夹金山余脉，主峰海拔3600多米，山口海拔3000多米。川藏公路像一根细麻绳，在夹缝般的峡谷中绕来绕去，光盘山公路就有40多公里。

    爬山时，许多人感到相当吃力。

    走在最前面的154团团长郄晋武全身流着大汗，把棉衣都湿透了。他一看寒暑表，摄氏零下2度。

    走出以跑马山闻名的小城康定，部队开始翻越折多山。折多山是一座真正的大山，山不高，坡度也不大，山上还有杜鹃等灌木丛，但这里的海拔已达4000多米。

    高山反应如一个埋伏已久的敌手，强烈地向部队袭来。许多人感到头疼，胸闷，恶心，张大嘴不住地喘气，两腿发飘，像踩在棉花堆里，走起来摇摇晃晃。有人机械地走着，膝盖一软，扑通一声坐到地上，如果不靠其他人搀扶便很难爬起来。谁也没有力气说话，一声声粗浊的呼吸响在山间。

    钢铁汉子变得酸软无力，除了恶劣气候，还因为饥饿。

    过折多山后，遇到第一个牧民的黑色牦牛帐篷。这预示着真正的藏区到了。

    路上，磕长头的朝圣者不断增多。他们目光虔诚，一步一叩，额头沾满泥土，膝盖处常常磨出两个大洞。有些人究其一生就拜倒在这漫漫朝圣路上了。他们的精神强烈地震撼着所有人。漫漫人生路途的尽头，他们渴望是来世的天国。

    十八军将士是更具典型意义的“朝圣者”。

    牧人磕长头是为自己升入天堂，而我们的战士为了砸碎捆在藏胞身上的无形锁链，不惜牺牲一切，绝无功利色彩，所以他们才能超越一切困苦。

    从十八军先遣支队开始，西藏就给来自祖国内地的人们提出了第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何才能真正地融入西藏？

    理想、信念不能缺少，它们如日月般悬挂在空中，使人生灿烂和明媚。

    融入西藏，更要穿透地理和文化带来的潜在差异。如果真能在一个层面上有效地克服那些隔膜和差异，那个层面就只能是基于人的生存的契人。学会吃糌粑和说藏话是进入西藏的一条捷径。

    先遣支队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

    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先遣支队于1950年4月28日抵达甘孜。之后，154团政委杨军率2营进驻位于甘孜西北、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县城。

    川藏公路还没有修到甘孜。青藏高原又号称空中禁区，解放军进行空投也极其困难。而仅甘孜的先遣支队就有4500人，骡马1400匹，按供应标准，人的口粮和马料每天需15万斤。进驻甘孜不久，背在身上的粮食吃光了。为了应急，解放军以156万块银元，请当地头人帮助采购了13万斤青稞。但缺粮的阴影很快像乌云一样飘浮在先遣支队头上。

    从5月1日开始，部队开始节食，每人每天只发一斤青稞，磨成面就只剩下七八两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大家普遍反映吃不饱。

    吴忠号召大家去挖野菜。甘孜是农牧兼作区，满山遍野都是野菜，诸如灰灰菜、野葱、野蒜、野韭菜、地丁、蒲公英，数不胜数，行军锅旁，堆着一堆堆绿菜，放进锅里，再放上一点青稞面搅成汤，喝下去一会就消化得无影无踪；有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把死马的干皮捡来煮煮，还有人把死马骨头砸碎熬汤喝。尽管这样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浮肿的人还是越来越多。

    有人想到了草原上的地老鼠。

    这是一种至今在川藏地区还能见到的小动物，藏话叫“阿惹”，它没有尾巴，毛色灰白，短腿利爪，头部好似小兔子。这种地老鼠繁殖力极强，靠吃草根为生，对草场破坏极大。它挖出的洞把草原弄得千疮百孔，牧草常因之大片枯黄。它的肉质非常鲜美。

    先遣支队自发地开始了捕鼠活动。开始他们没有经验，用木棒敲、石头砸，但收效不大。

    一天，一个牧民跑过来指点道：地老鼠的洞穴是连成一片的。从这边的洞口灌进水去，那边就会有成批的地老鼠钻出来。人用袋状的东西罩住洞口，守株待“鼠”即可。地老鼠逃进袋子里后，赶紧收紧口子，往地上一摔，然后剥皮去掉内脏就行了。

    草原上的地老鼠竟是如此之多，怎么抓也不减少。大家的气色开始逐渐红润起来。

    此时，寺庙里的喇嘛放出风来，说这些小东西是神物，是“草原上神灵的骏马”，不能杀害这些生灵。为此，部队下令：一定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禁止捕捉地老鼠。

    先遣支队有四大任务：修机场，修公路，造船，进行社会调查。体力消耗大，却吃得半饥半饱。加之缺氧反应，一股埋怨情绪蔓延开来，有的战士说，上级说派一个空军师为我们空投，派500辆汽车运输，到甘孜每人每天吃半斤牛肉，现在半斤牛肉没吃上，倒吃上一斤青稞了。还有的战士说，十八军倒霉，充军西藏，今后上级再说什么我也不相信了。一些基层干部和骨干认为战士吃不饱，对大家没话说。只要战士吃饱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为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先遣支队5月份召开了一次营级干部会议。

    会议就在吴忠和天宝的住处进行。当时，部队规定严格，大部队都驻扎在帐篷和山洞里。吴忠和天宝被安排在一个头人家的二楼住，楼下是畜圈，楼梯是一根独木，很细，上面用刀砍出几个坎，走上去有些腾云驾雾的感觉。

    一大早，几个营级干部踩着独木楼梯来到时，吴忠和天宝还没吃饭。他们既不敬礼也不说话，背对着吴忠和天宝一屁股坐下，一声不吭。

    空气凝固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形，要知道，52师的全体将士是最敬怕师长吴忠的。吴忠是一员战将，打起仗来脾气暴烈，天王老子都敢骂。谁让他是吴忠啊。他14岁就参加革命，出生入死，英勇善战，先后7次负伤。红军时期，他参加了万源保卫战和嘉陵江战役，长征中曾三过草地；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特别是担任昆张支队支队长期间，以机动灵活的战术重创日伪军，为保卫冀鲁豫作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部从冀鲁豫一直打到大西南，著名的章缝集战役时，吴忠率几百人钻进敌“心脏”，配合主力歼敌3000余，他的故事被编成歌谣在解放区传唱，刘邓首长专门嘉奖了他。满身的伤痕是吴忠最耀眼的奖章。至于天宝，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西康人，红军长征路过西康，18岁的天宝(那时他叫桑吉悦希)参加了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天宝在内蒙工作，中央决定进军西藏后，又派他回西南工作，任西藏工委委员。西南局又派他任先遣支队党委副书记。他熟悉藏区情况，据天宝后来回忆，1938年，中央在延安举办了一个少数民族干部班。天宝是班长。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经常来讲课。那天，毛泽东做完报告，天宝在门口等着给他介绍学员。毛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人？听说他叫桑吉悦希，毛泽东笑了，你这个名字太长，你天真活泼，物华天宝，真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宝贝，就叫天宝嘛。周围的人使劲鼓起掌来。从此，天宝这个名字就叫开来。

    先遣支队的营级干部们敢和这两位令人敬重的人赌气，实在是因内心怨气太大了。

    警卫员送来早饭，共有三样东西：一盆开水、一碗炒面、一盘野菜。吴忠和天宝往自己的搪瓷杯里倒进半杯开水，抓上两把炒面，用筷子搅成面糊糊，再拌上点野菜。三下两下，这顿饭吃完了。当他们吃饭时，有的营长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看了看他们的搪瓷杯，然后和旁边的人悄声说着什么。饭后，吴忠问话，有人搭腔了。吴忠让大家把憋在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

    “缺粮食，上级没尽到责任。”

    稍微沉默了一会后，有人打头炮。

    “战士吃不饱，咱对大家没话说，没有本钱交待不了。”

    “有病的同志，情绪更悲观，看到去拉萨还有那么远，听说前面还有很多比二郎山、折多山更高的山，这样下去，非死在路上不可。”

    大家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

    吴忠的脸沉下来：

    “你们还能记起夹江老百姓塞进我们嘴里的糖果味吗？我们的困难，不仅上级机关关心，而且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因而困难局面不久就可以得到改观；但在我们思想上，宁可准备时间更长一些；干革命总会有困难，我们现在充其量是吃不大饱，这同早年红军在甘孜时，既要同强敌作战，又要自己筹粮、常常断粮相比，我们的困难微不足道。你们对战士没话说，首先是你们思想没搞通。领导干部，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要做战士的表率，刚毅沉着，坚定乐观，做好部队思想工作。只要你们心里不乱，部队就不会乱。”

    散会时，这些基层干部们个个脸上挂着微笑，颇有信心地走出吴忠的住处。

    5月28日，先遣支队召开排以上干部和骨干分子大会。吴忠再次指出，积极设法改善粮食供应状况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就事论事，只强调物质问题的解决，而不注意强化斗志，树立正确的苦乐观，那就如同扬汤止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过短时期教育，先遣支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重新振作起来。

    就在这次大会上，吴忠提出了“生活康藏化、高原化”的号召。其主要内容是：学着喝酥油茶，吃糌粑，学说藏话，学会住帐篷，打毛袜子等。

    生存是融入西藏能够成功的首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你喝着酥油茶吃着糌粑说着藏话以欣赏的心情点评着雪山蓝天帐篷牛羊的时刻，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西藏人了。融入西藏，生长过青稞的大地就成为你的一块块肌体，游移着牛羊的山脉就成为嵌在你体内的一根根骨骼，漂荡着牛皮舟的江河成为喷涌在你的血脉中的鲜血：你不再是一个局外人。你的思绪便呈现山一样的硬朗线条。你的感情便像熔岩一样沸腾炽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你便会和西藏大地一起思考：真正的“香格里拉”在哪里？千百年来，西藏一直如时间停滞了一般，面对新社会的到来，我们能不感到躁动和惶惑不安吗？我们希望成为拉动西藏走出长期原始状态的一根纤绳。

    因为我们吃过糌粑喝过酥油茶。

    在甘孜，吴忠发现，同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藏胞的体质却都很健壮。除了身体适应机制的遗传，还在于他们的饮食结构的独特，牛羊肉、酥油和糌粑面是他们的主要饮食。甘孜是农牧业混合区，牦牛和羊很多。糌粑是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面，加酥油茶调和用手捏成团儿，抓着吃的。酥油则是用土法提炼的奶油，吴忠要求，每人每天吃一点酥油和适量牛肉，并要学会吃糌粑。

    一场从改造自己的胃到大脑的革命开始了。

    于无声处听惊雷。

    生活康藏化初期，笑话不少。一个战士看到房东挤牛奶的手沾了些牛粪，就认为牛奶是脏的，一喝就想呕吐。有人一闻见酥油、牛奶味就恶心，年纪大的同志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让我吃奶。”一桶牛奶，放在战士中间，没人喝。指导员下令，排好队，一人一缸子，捏着鼻子往里灌。结果，帐篷边有一溜战士在呕吐。还有人吃不惯糌粑，肚子胀，说什么“身上长的疮就是吃糌粑吃的”。

    每个人，无形中都携带着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化观。现在，先遣支队的战士们虽然身体走进了藏区，但心理仍没走出自己的文化。要走出来同样要经历大山深谷。

    这时候，精神的牵引尤为重要。

    在先支的一次干部会上，吴忠给大家讲起生活康藏化的好处：

    “糌粑体积小，分量轻，最适合长途行军和作战环境，我们到了宿营地，只需要烧锅开水，很快就可以吃饭。每天可以余出很多时间来，恢复疲劳，保持精力，来完成行军作战任务，如果我们不习惯吃糌粑，只有带大米，大米体积大，分量重，做饭时间长，费劲多，还不容易煮熟，在长途行军作战中，减少我们好多宝贵的休息时间。就营养来说，糌粑加牛奶酥油比山东的高梁窝窝头加辣椒和四川的大米加白菜要强得多。因此，今后我们还是学吃糌粑，不准再用青稞烙饼吃。”

    有人开始鼓掌。的确，藏族文化的形成，除了和地理、宗教密切相关，更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水乳交融，老百姓世俗的生活充溢着文化气息，吴忠已初步意识到这一点。他谈到了吃酥油喝牛奶：

    “牛奶养分最多，在内地只有大都市中的贵族阶层才能吃上，酥油是牛奶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养分更多。这两种东西都是最好的保健品，这里的藏胞身体为什么那样好呢？都是酥油牛奶供的。我们吃了酥油牛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始终健康。在内地我们行军饿了，可以在镇子上买些东西充饥，在这个地方，只有大草原和牧场，一路上可以买到的也只有酥油和牛奶，所以不论从健壮身体和适应环境哪一方面来说，都需要学会吃酥油和牛奶。”

    吴忠还谈到了学习藏语文、穿藏靴打毛袜子的好处。

    为了使生活康藏化更具说服力，先遣支队从藏胞和战士中找了很多实例，登在师里主办的《战线》杂志上。

    青稞、牛奶是这片大地的精血，它孕育出藏族同胞一个个如山的躯体，巍然挺立。一件藏袍就可以走天下，把冰雪酷寒全挡在自己的世界之外。

    许多战士也讲了自己的体会。彭燕在二郎山上晕倒过，但自吃了一个多月酥油后，浑身是劲，扛60斤柴一口气能走七八里路。张顺堂说，过去他们连有十三四个病号，现在只剩下两个吃多泻肚的病号。张曾法刚到甘孜时，走平路喘不过气来，上个小坡就腰疼腿酸，抬一桶水走二十多步就要休息一次，自吃了半个月酥油后，扛柴禾走二三十里也不累。

    文工团编了一个河南坠子，叫《王德成吃酥油》，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九连三班王德成／初吃酥油打不通／他言说酥油腥味大／一闻见酥油脑子疼／眼看他不吃酥油两月整／身体瘦来脸发青／早起上操出虚汗／上坡喘气喘得凶／做点小事头发晕／走路腿酸腰又疼／就这样他还想不通／他言说要是叫我吃酥油／就是枪毙也不中……头一回吃下去随即呕吐／二回吃下又吐干净／两次学吃都不成／三班长又把办法生／切了一碗萝卜莱／随即递给王德成／就这样吃了一两次／王德成吃酥油就成功／吃酥油问题解决了／喝牛奶他又打不通／班长耐心去动员／同志们两口牛奶倒碗中／放上红糖加开水／送给他大家看着叫喝清／王同志接过喝下去／只觉得光甜味不腥……

    读到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王德成就憨笑着站在我们面前。

    饮食习惯了，语言的问题又暴露出来。

    先遣支队进驻甘孜后，不扰寺庙，不占民房，不支差，处处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代的旧军队形成鲜明对比。藏胞称他们是“嘉色巴”意为新汉人。但由于不能用语言交流，妨碍了军民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54团通过培训班等多种形式让大家学习藏语。有人说：“三年换班学它干啥？”“我们没有改造藏民，倒叫藏民把咱们改造了。”

    团领导指出，没有树立长期建设西藏思想的人，他不愿意高原化，同时也“化”不好。因为他老想着“到时间就走了，化他干啥？”因此高原化和进军思想分不开。如果学会了藏语文，就可以做到思想互通，感情交流，藏胞就会认为我们是自己人，这是接近藏胞的桥梁。

    干部战士们学会了几句藏语：抽烟，吃饭，阿爸，阿妈，请开门，我们是解放军。

    当他们用刚学的藏语加上手势和藏胞交谈时，藏胞们一脸的兴奋和惊讶，不时发出“欧呀欧呀”的赞许声。有的藏胞家附近驻有部队，开始不放心，外出时把门锁上，后来不但不再锁门，还请战士们到家中住。

    语言架起一座“连心桥”。

    154团3连小炮班班长宋茂之在雅砻江边放木排，不慎把借用的卡宾枪掉进江里。枪是排长的，小宋着急，部队也组织潜水捞，顺流找，都不见影子。半个月后，藏胞格洛在下游河滩发现了这支枪。藏族男人爱枪如命，格洛把这支精巧的美国卡宾枪放在手里反复抚摸，想拿回家，但听说是解放军丢的，他跑来交给了吴忠。

    “金珠玛米到甘孜，机场的修啦，还不支乌拉差，饿着肚子给我们打水、扫地，说话又和气，这样的队伍哪里去找？我拾他们的枪不送还，我的脸就会没有了……”格洛说得很激动。

    还有一次，一位藏胞翻山越岭，送来两只空投的小铁皮箱，里面装满了银元。像这种送还空投物资的事，先遣支队在甘孜期间发生了几十次。

    原西康省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的辽阔地域，金沙江自北向南纵贯全省，江东、江西成为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国民党时期对西康的统治仅限于金沙江以东的大部地区，金沙江以西既无政权组织，更无一兵一卒。即使在金沙江以东的许多地方，国民党的统治也有名无实，实权操纵在土司、头人和寺庙手中。

    面对这种局面，先遣支队要在这里建设一个进军基地，必须取得当地上层僧俗人士的支持与合作，“通过上层发动下层”。

    十八军前指和先遣支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甘孜一带有名望的人士纷纷向解放军靠拢。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玉隆大头、夏克刀登，富甲康藏的大商人邦达多吉等，都在积极为解放军筹措给养。仅德格、白玉、石渠、邓柯4个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出动牦牛6万多头驮运物资26万驮。仅夏克刀登等人筹粮就达15万公斤。

    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还在康定地区军管会担任了领导职务。

    更有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亲赴昌都宣传我党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遇害身亡。

    就在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进驻甘孜以后，南路先遣支队也在向巴塘进发。

    高山丛中，忽然出现了一块美丽的小平原，这就是位于金沙江东岸的巴塘。这里物产丰富，鸟语花香，当地有“外有苏杭，内有巴塘”一说。因为处于藏汉文化的结合地带，巴塘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第一批参加人民解放军的藏胞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后来，它成为中国藏区的一个干部基地，据有人初步估算，第一批参加工作的巴塘人，成为省级干部的有6人，地厅级干部40多人，县处级干部100多人。还有一大批人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

    吸收藏族干部入伍，确是一着“高招”。藏族干部在语言交流、统战、后勤保障、了解当地情况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行进在解放军的队列中，更是一幅流动的宣传画。共产党不是“红汉人”吗？可这支队伍里忽然有了自己熟悉的同胞的身影？共产党启用藏族人当干部，看来的确没把藏族当外人看。这是共产党摒弃大汉族主义的最好宣言。

    说起巴塘的藏族干部，就不能不提平措旺阶。他现居北京，离休前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邓小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西康省有个藏族青年进步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为首的叫平措旺阶。

    平措旺阶是巴塘人，上过小学。14岁，他和藏族进步青年昂旺格桑等到南京蒙藏学校读书。1942年，平措旺阶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康定。他的身上带着毛泽东著作和许多进步书籍，如斯诺的《西行漫记》，苏联小说《葡萄成熟的时候》等。他最初在德格小学任教，因国民党前来追捕，不得已潜往昌都，后又到云南。在云南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德钦，平措旺阶说服了德钦卫戍司令海正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海正涛是藏族人，答应供给枪弹，已经包装好了，正待启运，因走漏消息海正涛被杀。平措旺阶逃往拉萨，并以小学教师的身份，继续开展工作。1949年7月拉萨发生“驱汉事件”，平措旺阶也被“驱逐出境”。他绕道印度经云南回到巴塘，秘密组织起“东藏民主青年同盟”，革命活动逐步走向公开。他们以“新文化之家”为阵地，一方面宣传革命真理，一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第一次在藏区升起五星红旗，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

    1950年2月1日，解放军在雅安举行入城式，接着进驻康定。平措旺阶带着一批藏族青年到康定迎接解放大军。在这里，他通过军管会的电台向党中央汇报了地下党历史和藏区的一些重要情况。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主持中央工作的朱德回电，让平措旺阶去重庆，向西南局汇报工作，平措旺阶到重庆后，受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三位首长的接见，邓小平要求巴塘地下党把协同解放军进藏作为最首要的任务去完成，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西南局任命平措旺阶为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并电令张国华与其见面。后来，平措旺阶随张国华回到十八军驻地新津，被任命为十八军民运部部长。

    十八军南路先遣支队是分两批前住巴塘的。

    作为先遣支队的“先遣”，十八军党委派陈竞波、平措旺阶带一个加强排和一部电台，先赴巴塘开展工作。

    到康定后，平措旺阶给巴塘发电报，希望“东藏民青”的人到康定来。

    1950年5月7日，60多个藏族青年离开巴塘前往康定，其中有三个姑娘。他们每两个人背着一支枪，还高举一面红旗，上书“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赴康学习团”字样。走了近一个月时间，走过18个马站，他们才到达康定，受到李觉、王其梅的热烈欢迎。十几位藏族青年加入南路先遣支队。

    在路上，一匹匹骡马猝然死去。大家背着沉重的背包，一步步挪向高原深处。

    翻4000米的大山，山下风和日暖，山顶上却风雪弥漫，冰雹交加。

    过泸定，这支孤单单的小部队进入崇西土司和毛鸭土司的领地。平措旺阶和陈竞波拜会了崇西土司。土司用干果和酥油茶招待他们。

    6月，部队抵达巴塘，陈竞波是巴塘人见到的第一个“金珠玛米”。

    此刻，53师副政委苗丕一正率领157团一营从天全出发。经过四天行程，他们翻越二郎山。6月18日，157团全部集结于康定。

    7月9日，苗丕一再率一营离开康定，翻过折多山后，又于7月13日攀高日寺山。这座山比折多山更高。过山前听说午后山顶多风，有时还突然下雪或冰雹，所以部队在拂晓前出发，于中午2时以前顺利通过山顶；此山原始森林密布，有的老树高达三四十米，两三人方能合抱。

    8月2日，部队到达巴塘。当地群众夹道欢迎，并送来一个个新鲜的苹果。

    根据十八军党委的指示，成立了巴塘先遣支队党委会，由苗丕一、平措旺阶、陈竞波、刀登、曾却扎组成。苗丕一为书记，平措旺阶、陈竞波为副书记。党委成立后，布置全面工作。首先是调查金沙江西岸各方面情况，了解九代本的兵力部署及其内部情况。并对金沙江西岸的藏族官兵进行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接着，先遣支队研究了渡江作战方案，并选择渡江地点，制造了渡江的木船和牛皮船，并准备了少量橡皮舟，加强了运输力量。

    平措旺阶和曾却扎还亲自到义敦去做邦达绕干的工作。邦达绕干兄弟三人控制着南到印度噶伦堡、东经康定到上海的藏区商业网。大哥邦达央丕是噶厦的四品官，经营羊毛生意，在西藏和印度拥有庞大的商业资本。老三邦达多吉经营内贸，有强大的骡邦商队来往于拉萨、昌都、康定之间，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他曾任博巴政府财政部长，进藏伊始他就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并展开对藏族上层的工作。邦达绕干是家族中的老二，和噶厦、国民党都有联系。还当过金沙江西岸江卡县的宗本。

    对邦达一家进行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果。

    在巴塘，先遣支队还吸收一批藏族青年参军。部队多了一股新鲜血液。

    他们当中，最大的已近四十岁，而最小的只有九岁，现新影厂驻西藏记者站的才旦是妈妈背着进西藏的。而像江村罗布、刘永康等，都是赤着脚走进革命队伍的。还有一个叫格朗的小战士，身上还藏着活佛的一只鞋底，当成护身的宝贝。

    他们如白纸一样纯洁无瑕。

    在革命队伍里，他们的灵魂得以重铸。在战争与痛苦的磨炼中，他们成为建设新西藏的“脊梁”。后来，他们成为专家学者，将军，政府要员。

    他们用双手推动着西藏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