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群众做好事的过程中，部队也干过一些费力不讨好的傻事。在青稞收获季节，部队纷纷帮助群众收割青稞。有次收割快要结束时，来了几个喇嘛。正在忙着的藏胞赶快放下手里的活儿，向为首的喇嘛弯腰低头吐舌头，两手下垂，做出敬畏的样子。对方好似根本没有看见，只是指使其他喇嘛捡穗大粒饱的青稞集中起来，用牦牛绳捆好，背起便走。在一旁的战士们火了，上前一把扯下。可是奇怪，藏胞却对我们的战士大不高兴，毕恭毕敬地请喇嘛们把青稞拿走。开始战士们还以为藏胞惧怕喇嘛，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是心甘情愿。因为笃信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藏胞认为，他们今生受苦是因为前世有罪；要想来世好，全靠今世修行，而喇嘛是能够帮助他们修来世的。战士们这才明白，世界上不仅有不敢反抗压迫的人，而且还有不懂、不想反抗的人。看来要去掉他们甘愿接受的精神枷锁，要比打碎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政治枷锁困难多了。我们用这件事对部队进行教育，一方面使大家深刻认识藏族人民灾难的深重；另一方面则要求大家提高政策观念，在对待涉及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问题上，绝不可犯急性病，勉强去做一些超越人民群众觉悟的事情。这件事对部队教育很深。大家看到，康区藏胞是这种状况，那末，金沙江以西在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之下的藏胞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不少同志感到心情沉重。这种感情很自然地化为进军西藏解放藏族人民的决心和毅力。

    先遣支队宣传的和平解放西藏政策，如一股劲烈的春风，刮遍了草原的每个角落。

    即使凝固千年的坚冰，也会慢慢融化。

    一部分藏族上层爱国人士觉醒了。

    在旧制度的内部，他们如一束束熊熊燃烧的火炬，在寻找着可贵的光明之源。这个社会行将雪崩冰裂，而他们则是最有效的催化剂之一。

    曾经有四个劝和团，肩负重要使命，从不同方向进入西藏，宣传我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都被噶厦政府拒之门外。其中格达活佛惨死在昌都。

    往事如扬起的尘烟早已落下，凝结成一条艰辛而漫长的历史道路。它没有终点，一直延伸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和每个人的心头。

    即使在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和甘孜县，提起五世格达活佛也是无人不知。在甘孜县城郊，有一座雄伟的三层建筑，专由一对藏族老人守护，这就是由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的“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纪念馆内，有朱德和格达活佛的塑像金光闪闪，两人盘腿对坐，亲切的微笑中飞扬着千言万语。塑像的背后，有一幅描绘甘孜县全景的巨大壁画，山峰连绵，草原辽阔。在展出的玻璃橱柜中，有不少红军时期遗留下的文物，据说那些野草籽是红军当年的口粮，那些破旧的羊毛是红军御寒的衣物。在一本《藏文粮册》上，用藏文记录着格达活佛的母寺白利寺给红军捐粮的情况，两次就捐了7000多斤。还有一张巴掌大小的纸条，是红军打给白利寺的收条。

    在甘孜县城以西约15公里的白利寺，也建有五世格达活佛的纪念馆，规模不大，却保留着活佛的许多遗物：一把白兽骨做柄的藏式小刀，一顶黑色的圆形皮帽，一把破旧的黄色油伞。这些遗物散发着一种俭朴清贫的气息。墙上，有几首格达活佛怀念红军的诗作。还有活佛生前用过的金刚杵、摇铃等，被仔细地保存在经堂里。活佛住过的地方，天天被扫得干干净净，人们仿佛还在等待他的归来。

    在一条名为扎西卡的狭窄街道里，居住着六世格达活佛，他叫格达，扎西绒布。那是一个典型的藏式院落，院内有两条凶猛的狗在狂吠，五颜六色的月季花香气扑鼻，活佛用藏式清茶和奶渣款待客人。不同于寻常人家的是，六世格达活佛用电子门铃，看有线电视，坐真皮沙发，抽一种名为“娇子”的四川香烟。这一切都是藏区在前进的标志。六世格达活佛浓眉大眼，鼻梁浑圆，他现在的职务是甘孜县政协副主席。提到他的名字，老百姓竖起大拇指，说六世格达和五世格达一样，人好心更好。

    五世格达活佛的故事，像经文一样刻在六世格达的骨骼上。

    五世格达的法名叫洛桑丹增·扎巴塔耶。他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生康乡德西底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七岁移居白利寺，以五世格达活佛坐床。白利寺是很远古时建成的，后来历代皇帝都曾加封或重任过历代格达活佛。十七岁时，五世格达去拉萨甘丹寺学经，历经八年苦学，经过辩经获得“格西”称号，这是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之后他返回白利寺。他严守佛教戒律，生活俭朴，老百姓有一点苦难他就夜不能寐。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至今在甘孜一带，还流行着“格达弦子”，每当节日，人们就在这优美的旋律中尽情起舞，它的词、曲均由格达创作。格达活佛还喜欢创作诗词、绘图、搜集民间风情。

    他在人们的拥戴中宁静地生活着。

    然而，1936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甘孜。红军一言一行秋毫无犯，在格达平静的心湖里如投入一块巨石，荡起层层涟漪。

    红军初到甘孜，格达因听到一些反动宣传，心中极为疑惧，就在白利寺附近找了一个村庄躲了起来。他观察着。红军既没放火烧村庄，也没有杀人抢劫，他就走回寺庙。在通往寺庙的铁索桥边，他遇上红八十八师的几位干部；他迷惑地问道：“红军是什么人的队伍，到这里来干什么？”通过翻译，红军告诉他，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到这里是为了北上，抗击践踏中华母亲的日本侵略者。红军路过藏区，保护寺庙，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买卖公平，绝不乱拿群众的东西。听到这些话，格达的心中感觉到一种震动。回到寺里，他看到，经堂和佛像都完好无损，更增加了对红军的敬佩。

    他派人上山，召回躲在山上的群众，动员群众卖粮给红军，并亲自到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说服他们出钱出粮支援红军。格达本人给红军送肉送粮送酥油，规模不大的白利寺，一次就拿出青稞、豌豆150多担，支援红军。

    格达支援红军的故事，很快传遍了甘孜。

    朱德总司令到甘孜后，听说有这么一位活佛，就专程去白利寺看望。

    在很短时间内，朱德与格达分别在白利寺和甘孜县城会面九次。两人互赠礼品，秉烛长谈，常常是彻夜不眠。在两人谈过话的一座藏式碉楼墙上，有一幅用白粉画的宣传画，一个威武的红军战士，扛着长枪坚定地走向远方。

    在朱德的谆谆教诲下，格达活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红军北上抗日离开甘孜时，朱德把自己的照片赠给格达，并告诉他：十五年左右，我们一定会再回来！

    亲人走了。

    甘孜一带，红军留下两三千名伤员，格达组织群众多方保护，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军队的残害。仅白利寺和附近村寨里，就收留了二百多名红军伤员。格达活佛亲自用白利寺的藏药对伤员进行治疗。为了安全，格达给每个伤病员都起了藏族名字。有一个伤员叫杨化成，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伤愈后，格达活佛给他起名扎西罗布，并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一些红军病愈后，愿意回内地，格达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派出亲信色波和般根，带上写给沿途头人的信，将他们送到道孚。色波等人把205名红军安全送到道孚，交由亚六甲活佛派人转送到康定。

    夜晚，漆黑一片。格达寻觅着空中的星星，想起了北上的红军和朱德总司令，一股渴盼之情油然而生，他写出了如下诗句：

    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旗布满了大地／未见过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啊，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回。

    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了祖国的统一／你们历尽艰辛／踏上了归程／愿佛祖保佑你们／盼你们早日归回。

    这样的诗，格达写了四十多首。

    亲人走了，何日能再回？何日能再见到朱德总司令那张亲切慈祥的笑脸？这种情结弥散在格达活佛心头，他想不到，和朱总司令一别竟是永诀！

    川藏线如游龙穿过甘孜县。

    出甘孜县城约十五公里，就到生康乡。此刻，路右边出现了一条灰黄色的乡间小路。一边是绿意盎然的青稞地，另一边是黄花正艳的油菜地，挤得小路窄窄地伸向远处。路不宽，仅容一小车通过，上面布满了鹅卵石。前行几百米，向左，拐过一个开满波斯菊的小山包，就看见一条河。这是雅砻江。浊黄的河水之上是一座铁索吊桥，在摇摇晃晃着。桥上有五彩经幡飞舞。

    过吊桥右行，就能见到著名的白利寺了。

    寺建在半山腰。绿色的草地上，围墙用刺目的白色把高低错落的僧舍经堂圈围起来。

    金顶的光芒飘忽游移。

    当年，朱德总司令和贺龙、陈昌浩等人，就是踩着这条土路走进白利寺，走进格达活佛心中的。

    十五年之后，十八军先遣支队的吴忠和天宝也是沿着这条路走来了。

    吴忠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长征中到过甘孜。天宝是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参军北上的藏族青年。他们对格达活佛的事情早有耳闻，所以在到达甘孜后不久，他们就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仍完好地保存着朱德的那张照片。他盼望了4000多个日日夜夜的亲人要回来了。新中国成立，西康省尚未解放，他就派代表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意。西康和平解放后，格达在甘孜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解放军。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格达活佛被任命为委员，并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听说吴忠和天宝要来，格达活佛迎于十里之外。一见面，他就激动得拉着吴忠的手说：“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曾告诉我，红军十五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正好十五年。太了不起啦！”

    吴忠和天宝住进白利寺，每天都要和格达活佛叙谈到深夜。

    格达活佛的经堂里，高悬着一张“山西八路军奋战图”。活佛把吴忠带到墙边，用手一推，一块木版翻转过来。上面贴着15年前红军发布的保护白利寺的公告。

    吴忠谈到了进军西藏问题。并向格达表达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略，征询活佛的意见。

    坐在卡垫上的格达双手合十，连连点头：

    “共产党、毛主席真英明！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别说打到拉萨，打到边境也不成问题，西藏地方军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中央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实乃爱护众生，不使生灵涂炭，善德善德！我这个崇信释迦牟尼的有神论者，衷心欢迎你们这些无神论者，竭诚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吴忠和天宝在白利寺整整住了七天。

    返回时，格达活佛又送回10里，并表示要利用自己的关系，去西藏宣传和平解放的政策，以推动西藏的和平进程。

    在重庆，邓小平听到格达活佛的情况后，深为感动。但考虑到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态度顽固，他几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不要成行。邓小平还将此意见报告了朱德总司令。

    朱总司令邀请格达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天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格达。格达说：“我恨不得马上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但是目前西藏尚未获得解放，我怎么好就这样去北京呢，我去北京，朱总司令会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可我汉话不会说，去北京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不如先去西藏，拉萨三大寺以及噶厦政府里有我不少朋友，我去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我个人的所见所闻，去说服他们回到祖国怀抱。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朱德也没忘记这位草原上的老朋友，他专门给格达写了一封信：

    天宝转格达先生：

    来电敬悉，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无任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对此有何意见请告。至于你入藏名义亦请提出意见。总以有利于工作者为妥。

    朱德刘伯承

    6月1日

    第二天，西南局就指示西藏工委，让天宝将中央已批准的十条政策作为与旧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征求格达活佛的意见。

    天宝再次来到白利寺：将十条政策全文逐条告诉了格达。格达说，共产党太宽宏大量了！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维持原状，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考虑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周到。有这十条，我去西藏劝和使命就一定能够实现。

    吴忠分析道，格达入藏，风险不小。他不但要和达扎等反动分子周旋，还要提防外国人的暗算，应处处多加小心。

    格达则非常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解放军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地方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此时他入藏，形势极为有利。他要求再给朱德发报，要求进藏。

    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认为西藏只有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才有光明前途。北路先遣支队进驻甘孜后，格达活佛主动来看望天宝同志。这虽是礼节性的拜访，但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几天后，他们去白利寺回访。格达活佛拿出一张他珍藏的朱德同志的照片和1936年由“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陈昌浩”签署的专为保护白利寺而写的一张布告，满怀激情地谈起往事。接着他们谈起了进军西藏问题。解放军向他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们对实现中央方针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心去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主张，希望向朱总司令报告，批准他的请求。解放军指战员们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慎重考虑。他言词恳切，表示决心已定，义无反顾。于是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的请求。不久收到了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证，劝他先去北京重叙旧谊，并邀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六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格达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他对解放军指战员们说：“我真怀念朱总司令。当年朱总司令率领部队离开甘孜北上时，曾对我说：15年后还要回来。今年刚好15年，朱总司令就派你们来了，朱总司令真是一位活菩萨呀！我真想马上就见到他，我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的早日解放，现在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之后，再到北京去见朱总司令。”他要解放军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仍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往，即使出发后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勉为其难。

    格达活佛兴奋异常，立即着手准备起程。行前准备工作很多，最重要的是要使格达尽可能多了解一些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以便正确地、有针对性地向西藏当局进行宣传解释。为此，天宝同志在他出发前一周便同往白利寺住下。这时西南局发来了经中央批准的包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内容的十项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的基本条件。天宝便逐条为他讲解，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主讲是天宝同志，他是经党长期培养的一位优秀的民族干部，既有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同格达交谈又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可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准确生动的阐述。他们还共同研究了应付各种情况的方案。天宝同志总觉得格达此行风险不小，他不但要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周旋，还须提防帝国主义势力的暗算，要处处多加戒备。而格达则比较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现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以卵击石。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入藏，估计西藏当局对他不敢轻举妄动。白利寺经济收入不多，格达活佛平时生活清苦，解放军指战员们纷纷想资助他一些银元，供途中使用，但他坚决不收；不得已只好建议他带几支卡宾枪，以防散匪袭扰，他同意了。

    格达活佛平素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将进藏的消息传出后，许多群众深表关切。战士们在白利寺停留期间，天天都有几十上百群众来到寺内，在院子里载歌载舞，祝福格达活佛此行吉祥如意。7月10日，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起程，当地群众都来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好似他们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不幸。格达活佛上马后，许多年长的群众还跟在后面，手里摇着转经筒子，嘴里高声为他祝福。此情此景，感人肺腑。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并辔而行，又一次叮嘱他务必多加小心。他频频点头，要解放军战士们不必过虑。走了一程，格达活佛下马，不让再往前送了，彼此依依不舍地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