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城下滇军起义，为卢汉指光明之路

    卢汉从1945年12月就任云南省主席，到宣布和平起义，统治云南整整四年。其间，他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既有矛盾斗争，也有勾结同流合污之处。为巩固其统治，四年来他跟随蒋介石多次镇压过云南人民的反抗斗争，尽管有些活动他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于形势和屈服于蒋氏压力，但总还是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而自内战爆发以后，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国民党的军队，尤其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主力丧失殆尽，将不听令，士无斗志。在蒋家王朝面临总崩溃边缘之际，卢汉既不愿意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与人民对抗到底，又担心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寻求不到新的出路而陷入忧虑、傍徨之中。正当卢汉摇摆不定和寻求归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向他伸出挽救之手，为他指明了走和平起义和投向人民的光明大道。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早在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和云南工委，根据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的指示精神，不断派遣干部到云南和滇军中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不仅使滇军在抗日前线能英勇抗战，云南后方成为赫赫有名的民主堡垒，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做云南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5年12月卢汉刚上台，周恩来在重庆就指示云南省工委说，卢汉地方势力与蒋介石集团历来有矛盾，蒋介石要拉着卢汉跟他走一条道，而卢汉对蒋并不很放心。鉴于此种关系，我们对卢汉应采取中立、争取的统战政策。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云南省工委积极展开对卢汉集团的争取工作。由于不久滇军主力调往东北前线，之后对滇工作就分别于东北和云南两处齐头并进，同时展开。

    滇军在越南整编时，中共地下组织趁整编机会将自己埋伏在滇军中的党员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安插在重要岗位上，有的担任了师、团长，有的在机要部门工作。1946年4月，滇军到达辽宁，地下党员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分别递送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为党正确及时地开展滇军工作提供依据。由于滇军遭受蒋帮嫡系的排斥、压制，尤其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长期工作，5月30日，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于海城起义，投入人民怀抱，为卢汉及其军政人员树立了榜样。

    正当滇军踏入东北大地之时，中央就决定派云南籍的共产党员到东北做争取滇军工作。4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召见刘浩，对派他到东北做好滇军工作作了详细指示。朱德说，根据东北敌军情况，做好争取滇军工作意义重大。滇军同中央军有矛盾，受歧视，对蒋介石和中央军有不满情绪；部分军官还有点爱国思想；我们在滇军中有党的地下工作。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依靠党的政策影响和人民解放军的威力不断进行工作，有可能争取大部分滇军起义。刘少奇除了强调做好滇军工作的重要性外，还明确指示从三个方面对滇军进行工作：一是依靠在滇军中的地下组织，从滇军内部做工作；二是依靠解放军的威力和党的政策，对滇军开展政治攻势，三是利用一切可能机会，直接与滇军将领接触，公开进行策反。总之，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和迫使滇军大部起义。5月上旬，刘浩带着朱德给滇军将领的信前往东北。在北平，叶剑英接见了他，对他的工作也有所指示。到了东北，他晋见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罗荣桓、彭真、李立三等，东北局派他担任滇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和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对滇军的策反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刘浩后来还担任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联络部部长职务。他很快就同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有效地开展了工作。

    1948年夏，国民党长春守军10万人，巳被解放军重重包围。驻守长春的滇军第60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为配合解放军加强对60军的政治攻势，提供名单，从吉林败逃而失散的敌军官家属中挑选出一百多人，进行教育，使其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后送到长春，与其亲人团聚，扩大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再从被俘经过教育已有一定觉悟的敌军校级军宫中，选择一批同第60军军长曾泽生等人关系较深的人，如原60军上校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等人，送回60军做策反工作；又让原滇军起义将领潘朔端、郑祖志等给曾萍生及其师长陇耀等人写信，劝其审时度势，迅速选择光明前途，潘朔端还亲临长春前线做策反工作。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在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下，60军军长曾泽生同其部属暂编21师师长陇耀、183师师长白肇学等经过密商，于10月17日发表通电，宣布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调转枪口打蒋介石。在此前两日即10月15日，滇军第93军已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锦州城下。至此，被蒋介石调到东北打内战的滇军两个军已全部瓦解。卢汉藉以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已丧失殆尽，迫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下一步棋如何走才好？

    原93军副军长、卢汉的妻弟龙泽汇，在93军被歼前侥幸离队，逃脱了当俘虏的命运，后在卢汉催促下回到昆明。卢汉一见到龙泽汇就详细询问辽沈战役情况和平津动向，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中国情况复杂，云南环境特殊，我们要在困难中找出路，在安定中求进步。”

    卢汉要找的出路在哪里？他所要求的进步又是什么？当时不仅听者不清楚，恐怕就是卢汉本人也还无所定指。所以他告诉龙泽汇说，“为了使三迤父老免受刀兵，保全桑梓，我催你回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负责扩充军队。”卢汉扩军的目的何在？是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还是同蒋介石中央军抗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估计当属后者，因1948年底的卢汉尚在左右摇摆之中，他守的仍是有兵即有权的信条，他想不管国共两党谁胜谁负，只要他手握重兵，他就有发言权。

    为了争取卢汉，云南省工委一直是遵照党中央决策和部署开展工作的。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配合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云南省工委从1946年起就建立了专门从事争取卢汉工作的机构“特别小组”，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和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亲自领导。特别小组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交朋友，建立和发展外围进步组织，先后分别在军队、警察中建立“新民主主义同盟”、“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1948年12月，建立三人统战小组，次年初再成立三人党小组，加强对卢汉及其家属和部属的统战工作。卢汉的三任警卫营长；两人是共产党员，一人是“军盟”成员。统战工作采取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争取进步势力与瓦解反动顽固势力相结合、城市和平斗争与农村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团结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孤立国民党嫡系势力。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派出大量党员、积极分子深入农村、厂矿、机关、学校、新闻出版、金融财贸等各行各业，广泛发动群众，造成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求解放的社会舆论压力，促进卢汉的思想、立场转变。

    三大战役以后，国共和平淡判时，卢汉远避西南边陲，静观国共两党的军事斗争，对形势仍认识不清，仍不相信蒋介石政权会彻底垮台，不相信人民革命会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这时，他谋划三种主意。其一是，如果国共两党以长江划线，势均力敌，隔江分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那么他就可以保持云南的独立，继续割据称雄；其二是，如果蒋介石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顶住了解放军进军江南，蒋介石必定会加强对云南的控制，那么他就得向蒋介石效忠听命，继续拼力，参加反革命内战；其三是，如果人民解放军渡江而过，解放全中国，那么他就率部起义，跟共产党走。这些情况表明了卢汉对蒋介石政权还抱有一定程度幻想，对人民革命的本质更缺乏认识，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何去何从，还在犹豫不决。

    1949年3月，中央决定从起义滇军军官中挑选一批派回云南，做卢汉及其部属的工作。60军起义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张秉昌做了代理参谋长。由于张与卢汉关系较深，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回云南做卢汉工作，行前有关领导给他布置任务，要他向卢汉说明目前在卢面前有三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跟蒋介石逃台湾，最后被蒋抛弃；二是逃出国境当“白华”(十月革命后一批敌视革命的俄国人逃离苏联，被称为“白俄”分子，故此引伸那些敌视中国革命而准备外逃的人为“白华”)；三是走曾泽生、潘朔端起义的路。我们希望卢汉选择起义这条路。5月，张秉昌回到昆明，向卢汉传达了共产党的意见。7月，卢汉委张任保安11团团长，9月升为师长。在张之后，党组织先后从东北起义滇军或被俘军官中，派回团以上军官五十多人，卢汉对这批军官一一作了妥善安排。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这批军官回来，对促成卢汉起义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被解放，南京政府及其政府官员逃到了广州。蒋介石垂死挣扎，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力量已经进抵湖南边界，若再发动进攻，即可抵达云南了。卢汉认为，蒋介石政权失败，全国的解放只是时间上的早晚。同年8月，国民党的元老派、军政界赫赫有名的程潜和陈明仁一同在长沙发动了起义。他们起义后，获得优礼有加的待遇。南京的解放，使卢汉心惊胆颤。蒋介石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击，他指挥的滇军更经不起解放军的打击。湖南和平起义，对他是个鼓励。他再不能在歧路上徘徊，要仿效程潜发动起义。

    “九九整肃”

    蒋介石原本对卢汉就不太放心，现在形势对自己来说又是急转直下，已成树倒猢狲散之势，就更增添了几分对卢汉的疑虑。为了稳住卢汉，为自己找到二块最后的反共基地，蒋介石对卢汉采取软硬兼施、打拉结合以拉为主的方针，引诱卢汉继续为他卖命。从1948年12月到卢汉起义前，蒋介石让亲信张群四次飞来昆明，拉扰卢汉，1949年7月和12月，蒋介石两次电召卢汉妻弟龙泽汇到重庆面谈，并当场升龙为军长，以示信任、亲近，企望龙影响卢汉；7月和8月，蒋经国、蒋介石先后来昆明“视察”均下榻卢宅，以示亲近，宠信有加；9月，电召卢汉赴渝，开始卢有顾虑托词不去，蒋以大兵压境和让张群出面担保无事，迫卢赴渝，蒋以隆重仪式欢迎，并委卢汉为云南绥靖主任，允将保安团扩编为两个正规军，把在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赋予卢汉，交换条件是按蒋特机关要求在昆明进行“整肃”。

    根据蒋介石的密旨，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及沈醉等相继抵昆，迫使卢汉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数百人，制造震惊一时的“九九整肃”案。他们提出二百多人的名单要卢汉执行枪决，妄想通过这—手把卢汉推入自绝于人民的深渊，断绝卢汉向共产党靠拢的道路而只能跟着蒋介石跑。

    9月6日，卢汉被迫飞抵重庆。蒋为消除其顾虑，达到拉拢卢汉的目的，答应云南问题全权由卢汉处理。委任卢汉为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掌管国民党在云南的军警宪特的指挥权；准其将现有的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许诺给予一笔拨款和武器装备。交换条件是，要卢汉镇压云南革命力量，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调集地方部队74军、93军、配合国民党第8军、26军、89军向“边纵”和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卢汉从重庆回昆后，虽公开表示拥蒋，大肆进行逮捕镇压活动，但已看出国民党将面临最后的崩溃，必须为自己留条后路。10月初，受解放军总部委派的周体仁第一次会见卢汉，向卢介绍北平解放的经过，用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消除卢汉的顾虑。10月中旬，卢汉再次约见周体仁，表示愿意起义。周体仁经过考察确信卢汉有起义的诚意后，才向卢表明他是受解放军总部委派返滇商谈局部和平问题的代表，并转达中共中央意见，云南起义的最好时机是解放军歼灭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军后，向云南进军之时。

    对“九九整肃”逮捕的人员，党组织布置卢汉身边的军盟成员向卢汉献计献策，慎重处理，防止毛人风借刀杀人，假手行凶：因此，当毛人凤拿着准备处决的200余人名单找卢汉批准时，卢表示杀的人太多，且证据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毛人凤为嫁祸于人，急于处理，将要杀的人一减再减，而卢汉则一再拖延。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为迎救被捕人员，有关人员向卢汉建议，经卢汉同意后，借口案情重大，证据不足，要组织军法会审，并报经蒋介石“同意照办”，电令沈醉将此案移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组织军法会审。随即将逮捕关押人员集中到钱局街陆军监狱关押，由省府警卫营看管。

    直到11月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到昆，地下党发动地方上层人士李根源、周钟岳等向李请求释放“九九整肃”无辜被捕人员，卢汉则乘机利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向李宗仁报告说：“九九整肃在押人员中，有的是社会贤达，有的是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无辜被捕，应予从宽释放，才好安定人心。”李宗仁为了拉拢卢汉，收买人心，慨然允诺，11月15日电告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卢汉立即下令军法处：“奉李代总统命令，整肃所有被捕的人员罪证不足，准予一律释放，即日办毕具报”，11月28日全部被捕人员释放完毕。

    在释放杨青田时，卢汉委托吴少默告知杨青田，卢汉决心起义，请杨青田设法找中共联系。与此同时，党组织从“边纵”，派冯憬行到昆与宋一痕联系，宋告知冯：卢汉准备起义。市委书记陈盛年与副书记赖卫民研究，对卢汉决心起义一事要绝对保密，暂不向下传达，决定由杨青田告知卢汉，我们欢迎他起义，但起义时机待我方向上级请示。市委再次向边区党委和郑伯克报告，并决定由边区党委委员李雨枫于12月初向华南分局报告。“九九整肃”事件后，蒋介石嫡系除余程万所部26军驻滇南外，还有李弥的第8军已从川黔边、刘伯龙的第89军从黔桂边进入滇东，从江南退集滇东地区的宪兵达5个团，卢汉所属地方部队；也拟定了“防共计划”，驻昆明以东一线，声称为第8军第二道防线配备。

    卢汉亦已送家属赴港，为自己准备退路。昆明已成为蒋介石集团空运搬迁台湾、海南的中转站，市区充斥省外逃来的国民党政治难民，争相抢购飞机票外逃。蒋介石于11月中旬从台湾再次飞抵重庆，亲自督促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首脑机关搬迁昆明，要卢汉率政府迁往滇西，云南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昆明市委审慎估计形势发展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一是蒋介石集团控制昆明，卢汉被挟持或被迫迁往滇西；

    二是蒋军在昆明外围被歼或溃逃，卢汉亦被迫随之离昆，蒋特于溃逃时对昆明进行大破坏；

    三是卢汉在南下野战军和“边纵”，的军事支援和昆明地下党发动组织全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不失时机果断起义，获得成功。

    我们应立足于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依靠党领导、组织群众的力量，做好充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市委要求各条战线，各部门地下党和外围组织抓紧做好工作。

    11月30日重庆解放，昆明人民盼望早日解放，国民党敌特惊恐万状。卢汉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实行宵禁，形势急剧变化。市委向滇西两个地委和已率西进部队到滇西的“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通报，对卢汉部队东调昆明勿予阻击，并防止西康蒋军入滇。

    12月7日，周体仁受卢汉委托向华南分局叶剑英报告卢汉将予20日以前起义，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援。党中央对卢汉提出要求：“起义部队按约法八章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有秩序地接管地方政府机构；对起义军政人员不究既往，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并予录用；释放被俘滇军将领；解散各地的地霸游杂武装，不予收编等。”

    12月7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逼迫卢汉让国防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迁往滇西，卢汉提出种种困难，表示很难照办。张群奉命于8日偕龙泽汇、李弥、余程万3个军长飞抵成都见蒋。形势十分紧迫，如蒋的计划实现，卢汉起义即可能夭折。12月9日，张群和龙泽汇、李弥、余程万一同再次返昆，卢汉乘机软禁了张群，并借张群名誉，召集在昆明的蒋介石集团主要军事和特务头目李弥、余程万、李楚藩(宪兵副司令)、童鹤岑(宪兵司令部参谋长)、沈延世(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石补天(26军193师师长)、沈醉(国防部保密局滇站站长)开会，当晚将其全部扣押。控制市区和飞机场，通电宣布起义。

    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卢汉，赞扬卢汉率部起义对“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程，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接受二野刘、邓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人滇，执行“约法八章”，刘、邓“四项号召”，肃特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等。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保卫昆明的战斗打响了。

    与此同时，美国侵略者也在策划如何诱使卢汉上钩。美国驻昆明领事陆德瑾对卢汉说：“只要卢先生继续反共，美国每月可提供100万美元的经费和武器、弹药，后勤供应也由美机空运补充。”不久，陆德瑾又带着记者团会见卢汉，胡说“只要卢汉先生坚决反共，可以宣布独立，另立政府。经费、武器、弹药，一切由美国负责供应”。继续从事勾引、鼓动卢汉反共的勾当。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卢汉既慑于蒋介石的威力，又担心共产党不原谅自己的过去，思想出现反复。是否起义？何时起义？犹豫不决，迟迟不能作出决策。

    根据这种情况的变化，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指示省参议会中的中共党员，联合民主人士，不时到卢汉家中座谈时事形势，伺机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消除卢思想中的疑虑，让一些辛亥护国元老与卢汉谈心，鼓励他继续走向爱国爱乡的道路，地下党还通过各种渠道，把党中央的号召、人民解放军的宣言、布告和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等，送到卢汉及其身边要员手中，使他们能直接了解到中共及其领导的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坚定信念，明确方向。

    党中央为了帮助云南做好争取卢汉的工作，特地将在北平参加傅作义一道起义的原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周体仁派回云南，做争取卢汉的工作。周体仁是云南景谷县人，傣族，与93军军长龙泽汇关系很好。周在北平接受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指示，9月，伪装解甲归田，经天津、香港、广州到昆明，秘密潜入龙泽汇家中，向龙转达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云南和平起义的意见。并说，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以前都在云南上过讲武堂，他们对云南十分关心，特地叫我来对你们传达此意，并介绍北平起义的经过。龙泽汇向卢汉引见周体仁，三人多次密谈起义之事。卢汉激动地表示：“传作义将军地位比我高，兵比我多，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咋个还为老蒋卖命？”

    一度犹疑不决的卢汉，重又坚定了选择走向光明之路的决心。

    下决心弃暗投明

    正当人民解放大军向江南、华南和西南胜利进军、蒋军残余势力土崩瓦解的时候，蒋介石及其死党却高唱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滥调。他们幻想大战爆发就可卷土重来。可卢汉则认为，三次大战一时不会爆发，共产党是肯定地成攻了。如今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全国解放，巳成定局。表示不能再做蒋介石的殉葬品，不能做民族罪人，要采取措施逐步摆脱蒋帮控制，准备起义，迎接全国解放。他分析云南当时的困难是国民党嫡系26军驻防安宁、宜良到蒙自一线；宪兵十三团驻在昆明市内圆通街，城中布满军统、中统特务和国民党的一些特设机构，稍不留心就会出问题。所以，他还要等一等，要捕捉时机。他一再叮嘱龙泽汇要严守秘密，用人要十分谨慎，并且让龙泽汇设法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取得联系。

    龙泽汇通过中学时的同学、已弃武经商的吴树桐很快就同边纵副司令朱家璧联系上了。卢汉听说边纵缺乏枪枝弹药，派龙泽汇设法送—些过去。龙泽汇通过朱家璧的叔父朱旭，和朱家璧约定在寻甸县羊街磨盘寺会面，并在那里交接武器弹药。

    1949年5月下旬，龙泽汇幌称去杨林飞机场视察驻守该地的保安团，用卡车把武器运到保安团保存。第二天，龙泽汇、朱家璧在羊街磨盘寺相会了。龙、朱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即所谓黄埔八期的同学，原来关系不错，后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今日相见，分外亲热。龙说，老朱，你们为国家为人民，辛苦了，我们如何配合起来消灭26军，希望你们多帮助。朱说，解放云南是我们大家的事，希望卢主席你们坚定决心，我们好好配合干吧！接着双方交换了如何配合共同对付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的意见。当晚夜深人静、鸡叫头遍的时候，边纵游击队化装成保安团，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保安团营地运走了卢汉支援边纵的第一批武器，计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三十多挺和若干箱子弹。第三天，龙泽汇怀着喜悦的心情驱车回到昆明。

    不久，蒋介石召见龙译汇，问：“云南的游击队为什么会如此猖獗，为首的都是些什么人？”当龙泽汇告诉他为首的有朱家璧、余为民时，蒋介石脸色一变，勃然大怒，起身立地，乌云滚滚。因为此二人均是黄埔八期毕业，自然是这位蒋校长的学生了。如今听说学生背叛自己，怎能不叫他怒气冲天呢？他自己不打紧，可吓得龙泽汇慌忙解劝道：“校长不必急，他们主要是受人欺骗，跟着瞎胡闹，成不了什么气候”。蒋介石仍是怒气未消，打断龙的话说：“成不了气候？卢主席怎么搞的，没采取果决行动？”龙泽汇壮一壮胆回答说：“报告校长，我们兵力不足”。“兵力不足，这个好办”。蒋介石说，你回去告诉卢汉，把你们在东北损失掉的两个军恢复起来。蒋介石当面就任命龙泽汇为重建的93军军长。但他憎恨60军在长春起义而赞赏在山东孟良崮被消灭的74师，因此，不准恢复60军番号，重建的军队要改称74军。

    为了使起义万无一失，卢汉把认识周恩来的朱一痕从香港请来，由他到北平去晋见周恩来，请示起义事宜。8月，宋返回昆明传达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指示，说中央领导高度评价云南准备起义，但什么时间起义应和中共方面联系商量，时间不宜过早行动，特别在解放军还不能直接支援时，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地方糜烂。周思来的指示为卢汉起义指明了方向，特别在时机选择上一定要把握好解放大军临近云南的时刻。

    为了联合川康地方势力共同对付国民党中央，卢汉又派出代表赴川康联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和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均表示愿和云南携手并进。

    正当卢汉秘密进行各种准备的时候，8月间，龙云突然在香港向报界发表谈话，宣布云南准备起义反蒋。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也冲击了卢汉。代总统李宗仁企图以桂系入滇，武力改组卢汉政府；而蒋介石担心桂系入滇会排斥蒋系势力，不想让桂系入滇；卢汉对龙云的谈话很有意见，说老主席发表谈话倒不费力，可给我们带来麻烦了，这样乱搞，引起蒋介石猜疑，要是打起仗来，自己力量不足，解放军又还距离远，怎么办？左思右想，只有托张群向蒋介石说好话，打消蒋的疑心。蒋听信张群的话，不准李宗仁改组卢汉政府，但派出亲信，国防部副总参谋长肖毅肃到昆督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卢汉的保安团要配合中央军进剿滇桂黔边纵队。会后，卢汉要龙泽汇迅速将消息通报朱家璧，作应变准备。

    当天龙泽汇就请朱旭先去找朱家璧联系接头。第二天，他就以视察保安第一团之名驱车到宜良，夜宿保安团。第三天拂晓，龙泽汇乘车到路南，在石林附近的三家村与边纵领导人朱家璧、郑敦、张子斋、孙康、何现龙等会晤，共商破敌之策。最后商定朱家璧率领边纵主力向滇西转移，圭山根据地立刻坚壁清野，好让保安团虚张声势地来一番大规模的“进剿”，以骗过蒋介石的眼睛，卢汉也就可以交差，诡称“消灭”边纵多少多少，进剿大获“全胜”云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卢汉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1949年整整一年，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每一天都是难熬和痛苦的。单说在国统区内，由地下党、民主人士、爱国学生等组成的第二条战线，就让国民党统治集团头痛不已，更不必说我人民解放军在上年底到这年初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一百六十多万人。这一系列的致命打击使得整个国民党的统治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全国人民都知道，国民党的统治就好比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尤其是4月渡江战役胜利以来，南京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已增至四百余万人，八一军旗插遍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之中，“青天白日旗”在寒风中悲泣。秋天，对于胜利者来说是收获和喜悦的季节，对于反动派来说则是萧瑟衰落的悲哀，真是“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黑黑的屋子里，闭着双眼瞑思苦想：美国出兵的愿望落空了，和中共谈判又已破裂了，看来现在只有孤注一掷地在西南地区和共产党决死一战，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这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反共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于是他在重庆摆出了“鸿门宴”，探探云南省主席卢汉的虚实，能拉拢则拉拢，不能拉拢就让军统特务把卢汉干掉。这是1949年9月7日的事。

    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的主要残部力量是白崇禧和余汉谋两个集团，他们主要盘踞在湘、粤两省，另外还有西南的胡宗南军事集团及川、滇、康的地方势力。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聚歼的作战方针及总的作战部署，从7月起，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就向白崇禧集团发起攻势。8月4日，湖南省省主席、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9月10日发动了衡宝战役，白崇禧逃往广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兵团和四野十五兵团南下，10月14日解放广州，10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

    从11月1日起，四野、二野、一野三大部队展开了大西南围歼战。早在夏秋之交，二野主力就秘密集结湘西。此时，五兵团及三兵团一部分由湘西入贵州，11月解放贵阳，11月22日解放桂林，11月30日解放重庆。接着一部迂回于乐山、邛崃一线，切断胡宗南向西康逃跑的退路，一部进军成都。与此同时，胡宗南及其指挥的残敌数十万人被压缩在成都平原，成了“瓮中之鳖”。在重兵包围及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官兵走投无路，纷纷投降或起义。解放军进攻速度如风驰电掣，不到半年，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几千里的战线上战旗猎猎，万马奔腾，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喜气洋洋。蒋介石赖以支撑的军事力量土崩瓦解，云南陷入孤立。

    随着战局的发展，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国已基本解放。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控制了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八军也处在边纵的包围之中。全省的广大农村，人民革命情绪极高，到处唱“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百万大军渡江来，哟！全国人民解放哟”。而蒋介石却拼命要保住云南这块在大陆上的最后反共基地，便于他在大陆上作垂死的挣扎。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云南的布置和防御，经常来往于重庆和台湾之间。1949年9月初，蒋又赶到重庆，打电报邀请卢汉赴渝。卢汉派民政厅长杨文清和省府秘书长朱景喧代表前去。但是蒋仍以国家安危为理由，务必要卢汉抱病前去。这时，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已由开远向昆明方向移动，李弥的第八军也向昆明开来。卢汉为形势所迫，于1949年9月7日决定前往重庆。为了保全实力，卢汉决定委曲求全，冒险赴渝，并与家中人商定，到重庆后每日通电一次，单日署名落“卢”，双日署名落“汉”，见有署名为“卢汉”的便是假电，可即日通电起义。

    蒋介石认为，不管卢汉出于什么动机，对他的心理战是十分重要的。而卢汉却报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于是在交谈中便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起来。经过几次长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卢汉同意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整肃”，蒋同意云南保安团扩编为两个正规军，发8000两黄金作为军费。目的达到，卢汉及时向昆明发“卢”的电报，告知这一情况。

    卢汉回昆后，特务头子徐远举于9月9日下午，率领沈醉及特务几十人逮捕数百人，并强求卢汉签字立即枪决200人，企图借卢汉之手来屠杀共产党人和社会贤达，拉卢汉上他们的贼船，达到嫁祸于人的目的。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以李宗仁同意为由，对所有“整肃”的人员，均以罪证不足，一律给予释放。这样，所谓的“九·九整肃”就告一段落。

    云南何去何从？经地下党的工作，在卢汉心中早有打算。旱在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人心沸腾时，卢汉就曾对龙泽汇说：“如今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全国解放，也成定局，我们不能再做蒋介石的殉葬晶，不能做民族罪人，要采取措施，逐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前途是光明的。”9月，北平起义将领周体仁悄然到昆，转达了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的意思，并介绍北平起义经过，和卢汉商谈起义之事。11月，卢汉派周体仁去广州谒见叶剑英，请予指示。另外，他还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共方面庄田，朱家璧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建立联系。

    这一切表明，卢汉本人早有起义动机，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云南只有起义，才是出路，才不至于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是当时云南人民的共识。

    1949年11月，广西、贵州和四川重庆相继解放，蒋介石残余势力向云南方向溃逃，人民解放大军对云南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在云南境内，滇桂黔边纵队巳发展到三万多人，解放了大批县城，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坝到山区，人民群众要求解放的呼声，日趋高涨，不可遏阻。面对如此形势，任何人若不顺应历史潮流，作出合乎民意的明智选择，都将难逃灭顶之灾。卢汉将军及其周围人员认识到这种形势，决心作出历史的选择，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同时也认识到条件要靠自己创造，时机要由自己去寻找，若再犹豫迟延，错过机会，必将抱恨终生。

    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卢汉潜心思索，多方部署，特别在武力准备方面，他费尽心血，苦心周旋多年，才将原有四个保安团逐步扩大为十七个团三个旅，最后变为两个军，由自己总揽了全省党政军财文大权，为起义奠定基础。但蒋介石也不是寻常之辈，素以阴险狡诈闻名于世，不会轻易让卢汉的计谋得手。所以，到1949年秋冬之际，卢蒋之间一场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若明若暗，时紧时松，越演越烈。最后是卢汉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高举义旗，挫败蒋帮，春雷一声震天响，宣布云南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