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布陷阱诱使卢汉上当

    蒋介石对卢汉历来不太放心，一方面他需要利用卢汉，替他卖命，稳住云南；另一方面他又随时提防卢汉，对卢行监视、羁縻。到解放军挺进华南、蒋家王朝已崩溃的时候，他更疑心卢汉了。为了堵死卢汉投向人民的一条路，陷卢汉于不仁不义，好牵着卢汉的鼻子乖乖地跟着他走，他巧施伎俩，布下陷阱，诱使卢汉误投上当。

    9月，蒋介石由台湾飞到重庆，连日急电，邀请卢汉赴渝，商谈军机大事。卢汉顾虑重重，陡生疑窦，生怕去了被扣押，称病推宕，执意拖延。蒋介石则抓住不放，越催越急，不仅电催，而且派亲信到昆明坐镇督促，真让卢汉及其谋士、助手们心焦。无奈，卢汉委派省府秘书长朱景喧和省府委员杨文清，代表他前去向蒋汇报云南情况及陈述他不能去的理由。哪知蒋介石是非要卢去不可，说事关国家安危，务必要卢前去商讨，并诡称他对卢汉是如何如何的器重，大肆称赞卢汉。这更使卢汉增加几分疑虑。几天来，他废寝忘食，心力交瘁，冥思苦索，仍无妙方。卢汉寻思，蒋介石是个反脸无情的人，向来不择手段，若遵命前往，危险性大，拒绝不去吧，势必立刻与蒋破裂，而一旦如此，自己起义的准备尚不充分，以弱敌强，亦难免一败。真叫卢汉焦虑不安。他请宋谋士和助手安恩溥、杨文清、马瑛、龙泽汇等人，彻夜商量对策，商量来商量去，总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而此时，蒋介石却按自己的部署行事，他下令嫡系部队向昆明方向移动，造成重兵压境之势，迫使卢汉就范。26军由开远向昆明移动，第8军由四川泸州开往云南，前锋巳到达贵州、云南交界的威宁；89军由贵阳向云南进军，先头部队已达贵州盘县，再前移一步就进入云南了。卢汉及其助手们急如星火，无计可施。恰在此时，国民党政府的西南军政长官、深得卢汉信任的张群多次打来长途电话，敦促卢汉赴渝，个人安全由他担保，准无问题，要卢汉打消顾虑，放心前去。情词十分恳切。这才使卢汉如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几乎升到嗓门的心稍稍放下一点。

    9月5日，为形势所迫，卢汉飞往重庆。说他此行是“舍身救乡，为了三迤父老兄弟，虽粉身碎骨，万死不辞”。话虽如此，但为了防备万一，他行前还是做了周密安排。他交待助手们，说此行吉凶难卜，万一他被扣押，大家就打电报要求放人，要求无效，就举起红旗，通电起义。他把政务工作交给安恩溥负责，军事工作由龙泽汇担当，并告诫大家，凡重大事情要齐心合力商量处理。临行前约定，联络暗号，就是他每日回电一次，电尾落款署名卢汉，说明安全无事；若署名永衡(卢汉的字号)，就是被扣押了。

    卢汉走后，地方部队官兵取消休假，不得外出；高级军政人员集中到五华山省府大楼办公；昆明市每晚实行宵禁。可见，形势确实是够紧张的，卢汉及其助手们的确作了最坏打算，以防不测。然而，一切出乎意外，每日重庆来电均署名卢汉，只过了两天，到7日，卢汉竟安全回到昆明。

    卢汉这次重庆之行往返不过三日，何以如此迅速和顺利？一切出乎人们的意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完全是决定于当时的形势。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失败已无可挽回，虽尚存胡宗南、白崇禧等数十万残兵败将，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势如破竹的进军面前，这点点蒋军残部已是秋后蚂蚱，蹦不了几天了。在蒋介石看来，卢汉在云南已经坐大，要把他搞掉，目前不仅无合适人选替代，而且一定会导致自己分崩离析的王朝更加不可收拾，不如设下陷阱，把卢汉推下去，断了他投向共产党的路；而卢汉呢？已思索多日，作了最坏打算，思想上已作好被扣押的准备，真所谓有备无患。故此，走时带去许多行李，银两，装作不打算再回来的样子，这—切蒋氏耳目自然预先密报总裁蒋光头了。

    所以，当卢汉—见蒋介石就提出辞职请求时，蒋不但不许，而且装出倍加关心，信任，爱护部属的样子，以隆重礼仪接待卢汉，要卢打消辞意，说云南非卢莫属，他蒋中正还要仰仗卢汉来治理云南，并委卢汉兼任云南绥靖主任，把所有云南的党政军特全权交卢汉处理。这时卢汉真有点受宠若惊，摸不着这位引退了八九个月的蒋总统葫芦里装的倒底是什么药，只好接受蒋的意见，收回辞呈，向蒋表示忠心，同时也数落了一番云南的困难。蒋对卢的要求，如扩编地方武装、拨给装备，军费等等，均一一满足。这一下卢汉还真有点暗自高兴、喜出望外的样子，多日来的烦恼忧虑一扫而光。

    蒋介石眼见卢汉上钩，自然也很开心，同时需趁热打铁，以免夜长梦多，错过良机。这样，蒋介石就在卢汉消除对自己的怀疑和想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向卢布置在云南进行紧急整肃的任务，并把一份事先拟好的准备捕杀的进步人士名单交给卢汉执行。这对卢汉头脑里的盘算无疑是当头一棒，刚刚有点快乐舒心的卢汉，立刻又陷入无限忧虑之中。因此，7日卢汉回到昆明，他走出机舱，上了汽车，步履维艰，心情沉重，哭丧着个脸，闷闷不乐地回到住所。

    稍事休息，卢汉找来龙泽汇，告诉他蒋介石下令在昆明整肃，很快要实行大逮捕。卢说，抓着民主人士还好办些，要是抓着共产党员就难办了。他叫龙泽汇设法通知有可能是共产党员的杨青田、唐用九、马曜和其他—些著名的民主人土，让他们立刻转移躲避。龙泽汇将省参议员、南屏剧院经理刘淑清请到卢公馆，请她尽快通知到人，马上转移。因她交际较广，而在敌人看来她的政治面貌大概属于灰色人物，特务们对她不太注意，因此托她通知较为方便。

    9月9日，整肃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搜捕。下午4点多钟，特务头子徐远举、沈醉等率领大小特务数十人前去逮捕著名的民主人士杨杰将军。特务们扑了个空，杨杰事先得到通知，巳在上午飞往香港去了(后特务追到香港将其暗杀)。“九九整肃”，反动派—共捕了400多人，其中准备判处枪决的就多达两百余人。大特务头子毛人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拿着这200多人的名单要求卢汉批准执行。卢汉以杀人太多，证据不足，难以服众为由，拒绝杀人。卢汉说，如果这样草率处置，我这个省主席就当不下去了，那还怎么为总统分忧呢？如此重大问题，应该慎重一些才好。毛人凤无言以对，只得快快而回。

    蒋介石的阴谋是借刀杀人，嫁祸卢汉，使卢汉不能见谅于共产党和人民，从而堵死卢汉所选择的和平起义之路，其用心非常险恶。而卢汉呢，想方设法敷衍蒋介石，决不上当，所以，他采取尽量拖延的办法，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开罪于人民。他派军法处长杨振兴会同沈醉对被捕人员进行逐个会审，故意拖延，并且指示杨振兴能释放的就尽量释放，只留下特务们认为“罪大”的那部份，同时不准虐待。直拖到11月，适逢“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卢汉利用蒋李矛盾，抓住时机，向李宗仁诉说“九九整肃”在押人员，有的是社会贤达，有的是普通职工和学生，都是无辜，请李代总统宽释，以安人心。李宗仁眼见蒋家王朝巳亡，再挣扎也无用了，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结卢汉多留点颜面，慨然批准卢汉所请。卢汉立刻下令所有整肃被捕人员，即日一律释放。杨振兴没有体会卢汉心急火燎的心情，还一个个慢慢来。卢汉把他叫来痛加训斥说，怎么这样笨，过去拖是应付，现有尚方宝剑，还不给我通通立刻放掉！

    一场刀光剑影的轩然大波，总算结束了。

    蒋中正垂死挣扎

    1949年的隆冬时节，中国大陆只有西南的部份地区还有待解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早已诞生，全国一遍欢腾，准备迎接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春天的来临。在云南城乡，革命气氛异常活跃。城市里，“打倒国民党”、“迎接解放军”、“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随时出现于大街小巷，张贴在闹市墙壁之上，今日被敌特撕掉旧的，明天新的再次贴上，在农村，“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哟！迎接解放大军进村寨”的歌声，在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空回荡。在这种形势下，卢汉政府倾听人民呼声，停止征兵征粮，禁止国民党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国防部和西南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同时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就近在昆明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导，商定了和平起义事宜。

    卢汉除派代表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外，12月3日，又派出周体仁和林毓棠(财政厅长)前往香港和广州，向中共华南局和叶剑英汇报起义准备情况，请示起义事宜。6日，华南局指示说，国民党军事指挥机关妄图迁入云南，请卢汉必须把握好时局，相机行事，不可被动。林毓棠邀请在港的龚自知共同起草了昆明起义通电初稿，于7日返回昆明向卢汉详细汇报了香港之行。与此同时，华南局送周体仁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叶告诉周，陈赓、宋任穷两将军在广西作战，很快即率部进云南，望周赴南宁与陈、宋相会。周立刻电告户汉，说“嘱事巳妥”。卢汉得电，十分宽慰，信心更足，复电周让他代表自己前往南宁欢迎陈、宋两将军早日莅昆，并接受两将军指示。起义准备，大体就绪。

    在另一方面，在卢汉积极准备起义之时，蒋介石也在加紧其阴谋活动，他仍在实施以成都、西康和云南作最后垂死挣扎的计划。一方面令其嫡系胡宗南将残部向滇西转移，建立新的反共基地，另一方面召见26军军长余程万，面授机宜，任命余为兵团司令，拟将26军扩充为兵团；同时以昆明机场为中转站，运送国民党军政要员和物资，经海南岛再转运到台湾。遵照蒋介石旨意，26军和第8军同特务们密切配合，连成一气，继续干着种种罪恶勾当。

    为了作起义的最后准备，卢汉同中共地下党联系后，于12月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杨文清、马瑛、龙泽汇和佴晓清。卢汉说，时机是很紧迫的，如果我们等到解放军到达威宁、盘县一带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与会者们听了这话，心中有数，起义时刻已经临近，还有什么没有准备好的马上要抓紧时间准备。会议决定调集400辆汽车，日夜兼程，将余建勋的74军和93军的陇生文师由滇西赶运到昆明，以加强昆明起义后的防守力量。这次会议，已非同寻常，从6日晚11时直开到7日凌晨6时，实实在在开了个通宵达旦，对起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充分地交换意见。

    7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劝卢汉让国民党的国防部等重要军事首脑机关迁来昆明，以便于接受美国援助，使昆明成为最后的反共基地。卢汉以抗战以来云南人民负担过重，元气未复，民心不稳为由而婉言拒绝。张群来昆，目的未达，电话向蒋报告。蒋要张群转告龙泽汇，让龙与张8日同机飞成都报告云南情况。卢汉想，光龙泽汇一人去不好，不如将计就计，把李弥和余程万信也支往成都，以免妨碍起义准备，就向张群建议说，他们三个军长都在昆明，不如同去报告情况更好，张群同意了。这样，龙泽汇、李弥、余程万陪同张群，8日下午飞到成都，四人乘车，直奔蒋介石住所一一中央军校。

    四人到了住地，张群先上楼见蒋。一会儿蒋介石下楼接见三军长，三人同时起立敬礼。礼毕，蒋示意三人坐下，随即问卢汉病情，龙等回答“好多了”。蒋突然话锋一转，问如果共军到云南，你们准备怎么办？龙泽汇鼓起勇气回答：

    “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力抵抗。”

    “要是抵抗不住呢？”蒋又问。

    “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龙答。

    “谁叫你们跑滇西的？”蒋很生气。“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

    龙泽汇心里暗想，你不管就更好，但口头仍说：“我们有困难呀！”

    蒋又问：“有什么困难？”

    于是，龙泽汇罗列了一大堆困难，如武器不够，军饷没有，汽油缺乏，等等。这些都是行前和卢汉共同商量过的用来应付蒋的话。可出乎意料，蒋对这些问题，满口应承，非常爽快地答应让其总参谋长顾祝同给解决。接着就大谈其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老调，吹嘘美国的援助，等等。末了又要大家发扬“黄埔精神”，保持军人气节，效忠党国，不成功则成仁。谈话结束，蒋介石御前赐宴，特意招待三军长，把龙泽汇拉在他左边贴身就坐。余程万、李弥亦随它之后依次落坐，蒋的右边是张群、胡宗南作陪。这一餐饭，虽然饭菜一样，但各人口中品出的滋味恐怕是大不一般了。

    这天夜里，龙泽汇—直没有合眼，翻来复去，心里总放不下昆明的起义准备究竟如何？

    1949年12月9日下午4时，卢汉电话通知警卫营长徐振芳(李焕文于11月初调任保安十二团团长，行前已介绍徐参加“军盟”，组织关系由王裕昆单线联系)、特务队长龙云青到他家中(翠湖)交待任务说：“成都快完了，军官学校的学生都拉出来打仗。我们决定今晚起义。”接着作了兵力布置和扣留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的时间和方法等。

    下午5时，卢汉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来昆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通知在昆蒋系军政要员于晚10时到卢宅开会。

    下午8时，徐振芳、龙云青即按照卢汉事先的布置调动部队：警卫营调一连连长李元化(“军盟”)率全连官兵到翠湖卢宅周围布防；调三连排长许纯武带领全排土兵埋伏在华山西路宪兵司令部西南区指挥所对面，以火力封锁其出口，监视其行动；警卫营副营长何思圣(“军盟”)、机枪连长何奎(“军盟”)及特务队事务长李富(党员)等驻守五华山掌握部队。徐振芳还亲自到各连通知其余排以上军官全副武装到翠湖卢宅执行任务。计有连长4人，连政治指导员3人，排长2人，营政工室主任何思恭及徐振芳本人共11人；龙云青率分队长张存禄及士兵8人共10人，总共21人埋伏在卢宅花园及暗室待命。卢汉的副官杨志华、陶林二人负责接待。(名单附后)

    晚9时过后，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国防部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西南宪兵司令李楚藩，宪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童鹤龄，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等7人陆续到达卢宅。

    按照卢汉安排，张群住卢汉公馆，其他人各回自己住所。然后通知龙泽汇上五华山接受任务。和平起义的风暴已经来临！原来9日上午，当卢汉由成都电话得知张群今日将四度来昆，这是千载不遇之机，毅然作出今晚起义的决定。下午五时，他以张群长官莅昆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昆军警宪特首脑余程万、李弥、沈醉、李楚藩、沈延世、石补天等，于晚间9时在张群下榻的卢公馆开会。为避免敌人怀疑，通知到会的人员名单还列了龙泽汇、马瑛和谢崇文等人，但事前告知此三人不必到会。为了迷惑敌人，卢汉故意施放烟幕，于下午7时在新公馆宴请美、英、法三国驻昆总领事。当时，卢公馆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轻歌曼舞，宾主尽欢。蒋介石及其爪牙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歌舞升平中，等待着他们的竟然是灭亡！

    9时正，余程万、李弥、沈醉等一应人物全部到齐，但就是不见召集人卢汉、张群、而按常规，卢汉总是提前在客厅等侯客人，而唯独今晚客人巳到多时，他却不露面。大家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有的看表，有的眼盯门外。26军师长石补天更是性急，起身走向门口，想看个究竟，正好碰上迎面大步走来的警卫营长龙云青。说时迟，那时快，龙云青大步入厅堂，与会者唰的一声个个壁立，准备举手敬礼，满以为卢汉、张群就要迅步走来。容不得大家思索，随着龙云青雷鸣般的一声怒吼：“举起手来，不准动！”十几个土兵手握钢枪，哗的一声，齐步跨进大厅，举枪对准每—个与会者。这些昔日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们，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还没有等他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做了俘虏，被分别押上五华山光复楼看管。

    与此同时，张群在卢公馆给成都的蒋介石挂长途，但电话打不出去了，外线已被截断。张群一下慌了手脚，忙找副官，副官已被扣押，无法找到。正当张群手足无措的时候，来了两个警卫，缴了他的枪，告诉他云南宣布起义了，要他老老实实呆在屋里，听候发落。昆明起义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张群吓得目瞪口呆，顿时丧魂失魄，瘫坐在沙发上，半天不能站立。

    完成以上任务后，龙云青、韩永祥等3人又到卢汉新宅收缴了张群及其秘书的武器，派人在原地看守。

    接着由警卫营3个连长韩永祥、傅毓智、张著遥同汽车司机李元吉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沈醉、李楚藩、童鹤龄、沈延世等7人分7次，每次押送1人到五华山光复楼，由我党党员杨青田、民主人士吴少默、宋一痕三人分别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令其在《起义直言》上签名，并要他们下令所属部队原地待命。

    蒋绍禹最后由龙泽汇、刘运宗、何思恭三人用汽车押送五华山后，龙泽汇叫刘、何二人回队休息，后来龙泽汇把蒋绍禹放走。

    扣留了李弥等人后，卢汉乘车上了五华山，亲自检查布置了警卫营的岗哨，即召集科长以上人员开会，说明当时形势及起义的重大意义。要求在天亮以前将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市及郊区的武装力量进行包围缴械，然后发出通电，宣布云南起义，脱离蒋介石集团。

    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卢汉在五华山上光复楼省主席的办公室里，向全省宣布昆明和平起义的消息，命令各级党政军务部门，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维护治安，对于敢于顽抗者坚决镇压。随即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并通电各省，报告昆明和平起义，宣布云南解放。电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务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鉴：

    云南人民，自民国以来，对民主和平统一大业，企希夙深，护国讨袁之役，早已昭然在人耳目；抗战军兴，更兴全滇人力物力，贡献国家。我三迤父老原期抗战胜利、国土光复之后，中国即可实现和平统一，致力于民主富强康乐之新中国建设。不料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弃革命，排除异己，为巩固其一党独裁的血腥统治，不惜穷兵黩武，残民以逞，破坏政协，挑起内战，以美帝为后台，阴谋消灭澎湃发展中的人民革命，致使我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重陷于水深火热的深渊，民族生机为之摧残殆尽。

    汉忝主滇政，忽已四载，昧于时局之所趋，慑于蒋匪之威胁，未能及时团结军民，抵抗强暴，坐令数万健儿被调于反人民之战场，千百青年受难于反革命之毒手，反躬自省，负疚良多。

    今当全国解放大业即将完成之际，蒋匪仍执迷不悟，横施压力，妄图将其残余势力撤退来滇，作最后的困兽之斗。时势至此已属忍无可忍。

    爰为征询全体军政同胞之意，顺应全滇父老的要求，即日宣布与蒋匪领导下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关系，全境自动解放，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并暂时组织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公私资财，听从中央人民政府暨革命委员会命令，并竭诚欢迎解放大军早日入滇接管。

    今后，汉等誓以至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民主自由和平康乐的新中国而奋斗。

    谨此电叩，敬候指示。

    卢汉

    1949年12月9日22时

    10日，天空格外晴朗，一轮红日由东方升起，迎着朝霞，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五华山了望塔顶上冉冉升起。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家家户户，鞭炮齐鸣。昆明和平起义胜利了，共产党、毛主席的光辉，如阳光照耀着高原上空，如雨露滋润着三迤大地！

    宣布起义的第二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从北京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给予高度评价，贺电说：

    卢主席勋鉴：

    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0日布告与今年11月21日刘邓两将军的4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拟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12月11日

    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从重庆发来贺电。叶剑英总参谋长也从广州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祝贺嘉勉。

    很快，起义的喜讯像春风一样传开了，全省各地人民群情振奋，奔走相告。原来处在紧张状态的昆明市，顿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商店开门，家家户户挂出了五星红旗，张灯结彩，各界人土笑逐颜开；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青年学生在街上扭秧歌，高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欢庆起义成功，欢庆云南解放！

    10日拂晓，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带领警卫营一个连到市区内宪兵十三团团部，向团长王栩(“军盟”)宣布云南起义，王栩当即率部响应起义，并下令封存收交全部武器，部队集中待命(后改编为暂十三军直属团)。昆明警备司令部一军官带领警卫营一个排，收缴了如安街第六编练司令部警卫营的武器(该营营长米长龄是“军盟”成员)。

    警卫营追击炮连随保安十一团团部驻龙头村。12月9日夜12时，团长朱德裕(“军盟”)乘车从市区赶到团部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宣布卢汉起义并下达命令，解除昆明北郊从茨坝中央机器厂，沿上庄、岗头村、火车北站、小东门，一直到小坝的国民党中央在昆各单位的武装力量。上述兵力布置后，最后剩下两个连，实际不足200人，负责解除小坝天祥中学内的驻军武装，估计约500人。迫击炮连担任团部警戒。

    到预定的时间，整个昆明北郊枪声大作，约半小时后，各地枪声逐渐停止。唯有小坝天祥中学内枪声不断，直至黎明仍时起时伏。团长朱德裕命令迫击炮连长张之旺(“军盟”)带领一个迫击炮排到天祥中学外构筑阵地，用迫击炮轰击顽抗的蒋军。连长张之旺亲自指挥，每次以20发连续依次轰击各个目标。经查明抵抗之敌是刚撤到昆明的宪兵教导团1500多人。“军盟”成员王栩立即写信劝说该团副团长周雍熙停止抵抗，接受起义命令。10日中午12时后，该团开始打出白旗，停止抵抗。

    12月11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对敌工作领导小组一分为二，成立昆明市委保卫部及市委临时军队工作委员会。临时军工委负责对起义部队的工作。王裕昆为书记，委员有费柄、刘运宗、马风岗、郭世英。

    警卫营在昆明保卫战期间做了以下工作：

    1 卢汉命令昆明警备司令部总务处长杨文洲带警卫营一个排押运汽车200余辆到滇西接运余建勋七十四军(起义后改为暂编十二军)部队到达禄丰附近。

    2 卢汉命令警备司令部一军官带领警卫营一个排到滇池沿岸呈贡、晋宁、昆阳、白鱼口、西山一带将所有船只集中到大观楼、篆塘港内看守，以防敌人利用船只偷渡滇池进攻昆明市区。

    3 昆明保卫战期间，市区内每晚都有各色信号弹出现。营长徐振芳带领几个土兵到光复楼观察情况，判断发出信号弹的位置，捕获嫌疑犯3人。

    4 在保卫战紧急时，卢汉命令警卫营及特务队在五华山、圆通山、云南大学、胜利堂、市政府等地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在必要时以此为据点坚守待援。官兵日以继夜地赶修工事，随时准备战斗。

    5 敌机轰炸五华山后，卢汉的办公地点由五华山迁到圆通山，警卫营三连担任圆通山的警戒任务。

    6 敌机轰炸昆明时，卢汉命令警卫营集中各连机枪射手组成几个对空射击组，担任五华山、圆通山、谊安大厦(现昆明旅馆)等地的对空射击任务，迫使敌机不敢低飞。在对空战斗中，一个班长阵亡，吴开先(“民青”)、李耀文等六人受伤。

    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后，警卫营除继续担任五华山军政首脑机关警卫，保护仓库物资，文书档案，监狱看守等任务外，还根据市委临时军工委的布置，组织党盟员学习了《党委工作方法》，宣传贯彻《约法八章》，以扩大党在起义部队中的政治影响；开展防特肃特教育，巩固起义部队。

    1950年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进驻昆明，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登上五华山，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警卫营奉命将五华山的警卫任务移交人民解放军三十七师一○九团后即移驻玉溪归入原保安十一团建制，听候整编。至此，云南省政府警卫营这支部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它的特殊历史使命。

    1988年8月

    附：昆明起义参加扣留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人员名单

    警卫营特务队营长：徐振芳(“军盟”)队长：龙云青营政工室主任：何思恭(“民青”)分队长：张存禄(“民青”)连长：韩永祥(“民青”)士兵：汪镜涛(“民青”)连长：张著遥(“新联”)士兵：孔祥春(“民青”)连长：杨润坤(“新联”)士兵：李洪刚(“民青”)警卫营特务队连长：傅毓智(“军盟”)士兵：冯国福(“民青”)连政治指导员：刘运宗(“党员”)士兵：张开科(“军盟”)连政治指导员：沈光祖(“民青”)士兵：唐培昌(“武工队”)连政治指导员：罗家凯(“民青”)士兵：吴培训(“武工队”)排长：张义(“民青”)士兵：王华高排长：浓玉柱(“民青”)共计：21人。另有卢汉副官：杨志华、陶林，司机：李元吉

    讲义气误释张岳军

    昆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也是卢汉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逐步认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以民族利益为重，本其爱国精神，顺应历史潮流的正义之举，因而深得人民拥护和称赞。

    12月11日，毛泽东和朱德回电卢汉，对昆明起义的胜利甚为欣慰，并指出云南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程，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毛泽东、朱德对云南工作作了四项明确指示，希望卢汉遵照执行，其中第三项是关于逮捕反革命分子和镇压反革命活动。尽管卢汉在回电中向毛泽东，朱德保证说，自李弥、余程万以下反革命分子“已一网打尽”，指示各项，坚决“遵照办理”。然而，由于其当时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所限，在其后的活动中，他对中央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是打了一点折扣的，对张群、余程万和李弥三人的处置就是明显的欠妥。

    如前所述，张群、余程万和李弥在起义时已成阶下囚。这三人的生死予夺大权完全操在卢汉之手。

    卢汉和张群在政治上的关系非常密切，私交很深，一个在云南，一个在国民党中央，互相拉联，彼此支持，关系非同一般。四年来，卢汉得以渡过重重难关，执掌滇政，不被蒋介石、李宗仁所害，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张群的信任与支持。张群认为卢汉是拥护自己的，也是理想的治滇人才。所以在蒋、李面前始终主张维持云南现状，反对改组卢汉政府，并一再促成蒋卢、李卢妥协。卢汉对张群向来极其尊重，视为知已与靠山，对于张的支持，卢汉是知恩必报，书电往返不断，每逢有人赴张处，云南的土特产品是必送的。张群也深知卢汉对待启己的态度，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卢汉这里会有什么危险？因而他为蒋家王朝的存亡，四度飞来昆明，敦促卢汉站到蒋介石一边，把云南变成反共基地。而这最后一次，出于他的意料，竟被卢汉扣押了，不过他还是相信卢汉不致于会伤害他。经他一再致函卢汉，诉说自己手无兵权，扣他无用，乞念昔日旧谊，放他一条生路，表示他准备出国当寓公，决不再搞政治。这一手还真管用，打动了卢汉的心，卢汉决定放他远走高飞。

    中共昆明市委得知卢汉准备放张群的消息，11日上午立刻派杨青田告诉卢汉说，张是甲级战犯，不能释放，要放必须请示中央同意。卢只说，张对云南有过好处。是否放人，不作正面回答。杨青田一走，他马上派人把张群送上巳准备好的飞机，使张群得以继续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勾当。

    卢汉释放张群(字岳军)，是错误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讲义气，他甘挡军令，违背中央指示和人民意愿，这是不应该的，这是封建旧意识旧道德观作祟的结果。

    如果说，卢汉释放张群是报恩之举，那么，后来放走李弥和余程万却是从瓦解敌人的主观愿望出发了。为此，他先是将李、余二人列名于起义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想用这个办法分化敌军，瓦解26军和第8军进攻昆明的攻势。但目的没有达到，反动派新任命了这两个军的军长，加紧进攻昆明。

    卢汉在征得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同意后，继续做争取李弥和余程万的工作，以瓦解和促使第8军与26军官兵起义。他将余程万和李弥分别安排住在自己的新公馆和龙泽汇家，派亲信作陪说服。余、李二人亦曾表示乐意参加起义，还发表广播讲话，致书所部，劝其撤退。李弥提出让他妻子先去第8军做说服工作，卢汉同意了。李妻去了回来称：第8军表示只要放回李弥，一切照办。为了减轻敌军对昆明的军事压力，卢汉同意将李弥放回第8军。岂料此乃敌人阴谋，李弥一回到第8军就同新任军长曹天戈一道，组织指挥第8军这支反动武装，与人民顽抗到底，直至第8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李弥只身逃到台湾，继续干反革命勾当。

    至于佘程万，26军有的军官写信说，为了营救他们的余军长，他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血染滇池。卢汉考虑既然26军为营救余程万而战，不如放出余程万，或许能瓦解敌军心理，缓和敌军攻势，况且余程万不像李弥那样奸诈，姑且放他出去，说不定会确实起点作用。余程万也指天发誓说，出去一定率部起义。12月21日，余程万回到26军，随即被挟持南逃，最后被蒋介石所杀害。

    卢汉误释张、李、余，这是昆明起义过程中不该发生的一段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