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定公七年（前523年），郑国发了大水，人们在荥阳南门外的大水坑里发现两条龙在打架。

    郑国人民马上产生了联想：发大水，是不是这两条龙打架的原因？于是，人们纷纷提出要求，希望政府祭祀这两条龙以便消灾。

    “祭个屁，救灾还来不及呢。”子产断然拒绝，还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斗，龙不我觌（音敌，看的意思）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左传》）

    简单翻译：我们人打架，龙从来也没来劝过。龙打架，凭什么我们要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再者说，水坑就是人家的家，咱们祭祀就能让他们离开？我们没什么求到龙的地方，龙也没什么求到我们的地方，管他们干什么？

    子产，是真的牛。

    裸葬

    郑定公八年（前522年），子产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去世之前，子产认真考虑了接班人的问题。综合考虑之后，他认为游吉是最合适的人选，尽管游吉常常质疑自己的做法，可是他正直无私。

    于是，子产确定了游吉接班，经过郑定公同意之后，子产派人把游吉请到了家里。这个时候，子产已经卧床不起了。

    “游吉，看这样子我是不中了，郑国今后就交给你了。”子产尽量说得直截了当。

    “叔，那您有什么吩咐？”游吉是个实在人，并没有假装推托做高风亮节状。

    “我知道你个性宽和，对我的严厉管理方法始终有意见。不过我要告诉你，只有具备高尚德行的人才能够用宽松的管理让老百姓顺从，我们这样的才能必须用严厉的政策才行。就像火，就因为炽热而让人畏惧远离，因此很少有人被烧死；而水很柔顺，人们就喜欢玩水，所以就经常有人淹死。所以，宽松的管理是很难的。”子产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游吉点点头，不过很迟疑的样子，子产知道，游吉并不认同自己的看法。

    “你有什么疑问？”子产问游吉。

    “我想问问，该怎样对待邓析？”

    “邓析？你按照你的方式就好了。”子产回答。

    邓析是谁？为什么游吉要专门提出这个人来？

    几个月之后，子产去世了。

    子产家里很穷，去世的时候家无余财，无法按照卿的规格下葬。郑国人于是纷纷捐赠财物，子产的儿子很有骨气，按照父亲的遗嘱，一概不收。不过郑国人不管这些，都放在子产家的院子里，金银珠宝熠熠生辉。子产的儿子将这些金银财宝都扔进了河里，河水因此金光闪闪，这就是郑州市金水河的来历。

    最终，子产的儿子用牛车将子产的遗体送至陉山，挖坑垒石埋葬，除了生前衣物，没有任何陪葬品。用个时髦名词，这就是裸葬。

    一个官员是贪是廉，看看他的葬礼就知道了。

    如今，在新郑市与长葛市交界处的陉山山顶有一座子产庙，庙前，有一个不高的土堆，这就是子产的墓。几千年来，无人盗墓，不知道是太佩服子产还是因为知道盗墓也盗不到财宝。

    “文革”时期，墓碑被毁。

    公元2010年3月，墓上出现大洞，有人盗墓未遂。

    继任者游吉

    游吉担任了执政，没有人反对。

    果然，游吉采取了宽松的管理。可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宽松的管理使得犯罪率迅速上升，强盗开始兴起，短短几个月过去，强盗们竟然在崔苻这个地方啸聚，为害一方。

    到了这个时候，游吉才不得不承认子产的高明。

    “叔啊，我要是早听你的，怎么会这样呢？”游吉彻底服了子产，于是出兵讨伐崔苻的强盗，这一次没有心慈手软，把强盗们全部杀死。随后，恢复子产的严厉管理方式。

    对于这件事，孔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讫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母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达，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竟不俅，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左传》）

    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好啊！施政宽和，百姓就怠慢，百姓怠慢就用严厉措施来纠正；施政严厉，百姓就会受到伤害，百姓受到伤害就用宽和的方法来舒缓。宽和用来调节严厉，严厉用来调节宽和，政事因此而和谐。《诗·大雅·民劳》中说：‘民众辛苦又勤劳，企盼稍稍得安康；京城之中施仁政，四方诸侯能安抚。’这是施政宽和。“不能放纵欺诈者，管束心存不良者；制止抢夺残暴者，他们从不惧法度。”这是用严厉的方法来纠正。“安抚远方和近邻，用此安定我王室。”这是用和睦来安定国家。又说：“既不急躁也不慢，既不刚猛也不柔，施政温和又宽厚，百种福禄全聚拢。”这就是和谐社会啊。

    成语“宽猛相济”，出于这里。

    有了这个教训，游吉转而完全按照子产的思路来治理郑国，也按照子产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

    在外交上，游吉像子产一样坚持国家原则。

    郑献公二年（前512年），这一年晋顷公薨了。盟主薨了，小弟国家们自然要来送葬。郑献公刚刚断奶，自然不能前去，于是游吉自己去了，先吊唁后送葬。

    这个时候晋国的中军元帅已经是魏舒，早就想找机会教训郑国人，总算有了机会。为什么魏舒对郑国人这么大意见呢？因为在晋国，赵家和韩家是世代结盟，魏家与这两家关系都不好，而此前子产和赵武关系很好，游吉和韩起也是莫逆，魏舒就感觉到郑国人跟赵韩两家是一伙，因此对他们很不满意。

    游吉来到晋国，魏舒拒绝接待他，反而派了士景伯去质问他。

    “当年我们悼公薨的时候，你们是来了子西吊唁，子乔送葬，怎么这次只来你一个人一勺烩了？瞧不起我们晋国人是吗？不给魏元帅面子是吗？”士景伯劈头盖脸呵斥游吉。按说，游吉是郑国上卿，士景伯不过是晋国的上大夫，怎么说，士景伯也没有资格这样说话。

    这个时候，游吉的脑海里闪过子产的高大形象，子产与晋国人斗争的一幕一幕在他的眼前闪过。“XX的晋国人，纸老虎，老子不怕你们。”游吉暗暗骂道，同时激励自己对晋国人不能低三下四。

    “诸侯之所以归顺晋国，是因为晋国讲究礼法。礼法呢，就是小国事奉大国，大国爱护小国。小国事奉大国呢，就是要随时听从大国的命令；大国爱护小国呢，就是要多多体恤小国的难处。像这样的葬礼，我们郑国怎么会不知道怎样去做呢？先王的规矩是：诸侯的葬礼，士来吊唁，大夫来送葬。只有朝会、聘问、宴享和战争才会派出卿。从前晋国遇到丧事的时候，只要郑国国内安定，我们的国君都会来吊唁送葬；但是如果恰逢国内有事，那可能就连大夫和士都派不出来。大国对与小国的爱护就表现在，如果小国在立法上偶尔不周，大国也能够体谅，只要大体具备礼仪，不可求具体的数目和级别，就认为是合乎礼数了。周灵王去世的时候，我们的国君和上卿恰好在楚国，于是我们只能派出少卿印段，人家王室也没有责备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如今呢，你们非要说我们怎么不按从前的规矩办，那我问你，从前我们有高于常礼的时候，也有低于常礼的时候，我们该比照哪一种？现在我们的国君刚刚断奶，无法前来，那么我来了还不够吗？”游吉说话也没有客气，一通话下来把士景伯说得哑口无言。

    士景伯回去，把这番话学给魏舒听。魏舒一听，这游吉分明是得了子产的真传，算了，还是放过他算了。

    就这样，魏舒再也没有为难游吉。

    总的来说，游吉做得不错，在历史上的名声也很不错。他尽管没有子产那样的开拓力和远见，但是很勤奋而且很无私，因此基本上能够守住子产的改革成果。

    古之遗爱

    《史记》中子产被列入“循吏列传”，这样记载：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儣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尽管对子产的评价不低，可是太史公对子产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还是低估了，严重低估了。

    子产铸刑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开的成文法，在中国乃至世界法律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子产因此被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家之一，在他之前的仅仅有管仲一人而已。

    历史上，甚至有一些人将子产称为“春秋第一人”。

    子产与管仲一脉相承，都属于法家的先驱。不过子产比管仲要不容易得多，毕竟郑国的国内国际形势都比当初齐国要恶劣得多。

    我们不妨按照韩非子对一国首相的评价标准来看子产，按韩非子的理论，一个合格的首相，要懂得运用“法术势”三种手段。

    子产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家之一，铸刑鼎就已经奠定了他的地位，在法的运用上无懈可击。

    与管仲受到齐桓公无限信任一样，子产之所以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与郑国的内阁制分不开。当国者子皮确定了子产执政之后，宣布所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子产，子皮的支持可以说是子产执政的基础。而郑简公同样对子产表态：朝廷的祭祀礼仪由我管，国家内政外交给你管，各司其责，不得互相干预。

    内阁制，是子产能够实行法治的基础。

    子产的权术玩得炉火纯青，在法治之外，运用权术扫除改革障碍，心黑手狠，并不亚于赵盾。不过，子产的权术都是为改革铺路，为了国家，与赵盾的权力欲完全不同。

    当法和术解决所有问题之后，子产已经不需要用势这个手段了。在韩非子的理论中，子产就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家和执政者。

    在国际事务中，子产坚持一个“守礼”的原则，真正做到了不卑不亢。所以，即便晋楚两个大国的国君和权臣也都对他敬佩有加，其个人魅力无与伦比。

    能够让郑国在恶劣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活得有滋有味有尊严，子产堪称伟大。翻看中国历史，有几个人能和子产比肩的？

    孔子和叔向一样强烈反对子产铸刑鼎，但是，这不影响孔子对子产的崇拜之情。

    《孔子家语·辩政篇》里孔子说道：“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民为忠臣，于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孔子认为子产博学而爱民，自己把他看成兄长。

    《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到子产去世的时候，孔子在鲁国听到消息，潸然泪下，说道：“古之遗爱也。”

    能让孔子落泪的人并不多，更何况孔子与子产的政见不同。大致，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了。

    循吏列传

    在《史记·循吏列传》中，除了孙叔敖和子产之外，还有三个人，都是春秋时人，顺便作一介绍。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也就是儒学研究比较高明的人。由于才学优异做了鲁国国相，至于那时候谁是国君，太史公也没有说，我们也就不知道。

    公仪休这人奉公守法，他命令当官的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跟小官争利。

    有一次，有人给公仪休送鱼来了，因为这人听说公仪休爱吃鱼，特地来巴结。

    “不行不行，我不能收。”公仪休拒绝了。

    “听说您爱吃鱼啊，嫌我这鱼死了？没有啊。”送鱼的当然不肯就这么拿回去。

    “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啊。现在我做国相，自己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被免官，今后谁还肯给我送鱼？所以我决不能收。”公仪休说了自己的道理。

    说来也奇怪，春秋时期公仪休讲的道理，后来再也没有人讲过了。看来，《史记》的这段记载很失败。

    公仪休吃了家里中的蔬菜，感觉味道很好，于是就把自家园中的菜都拔下来扔掉了。他看见自家织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赶出去旅游了，自己在家里把织机给砸了。

    “爹，你这是干什么啊？”儿子觉得奇怪，于是来问。

    “干什么？我都说了，当官的不要跟老百姓争利。你说当官的家里如果都种好菜织好布，人家农民和织妇把他们的产品卖给谁啊？”公仪休的自我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很自觉。

    石奢是楚昭王的相国，为人非常正直。

    有一天在路上发生了一次斗殴杀人事件，恰好石奢路过，于是驾着车去追赶凶手。眼看追上了，石奢跳下车来，拦在凶手的面前。

    “大胆凶手，还不束手就擒？”石奢大喝一声。

    “嘿嘿嘿嘿，你敢抓我？”凶手一点也不害怕，笑呵呵地说。

    石奢抓他了吗？还真没抓他，让他走了。这是什么人？石奢他爹。

    放走了凶手老爹，石奢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那一刻，他想起了孙叔敖，想起了子产，又想起了公仪休，他感到惭愧。

    于是，石奢让人把自己绑了起来，前去见楚昭王。

    “相国，这是干什么？”楚昭王大吃一惊，这个国家，除了自己，谁这么大胆敢绑石奢啊？

    “我爹杀了人了，要是杀我爹吧，那是不孝；不杀我爹吧，那又是不忠。所以啊，我放了我爹，自己就犯了死罪。”敢情石奢来认罪来了。

    “算了算了，这不能怪你啊，你还当你的相国。”楚昭王一听，这不是小事一桩吗？“来人，给相国松绑。”

    松了绑，楚昭王又发了话，石奢可以心安理得地走了。可是，他没有。

    “大王宽赦我，是大王的恩典；可是，我要伏罪，那是我的职责。”石奢说完，拔出剑来，一咬牙一跺脚一闭眼一挥剑，一道血光。

    石奢就这么自杀了。

    李离是晋文公的大理，也就是法院院长。

    有一次，因为偏信了一面之词，杀错了人。李离十分懊恼自责，于是判了自己死罪，让人把自己拘留起来，等待处死。

    早有人向晋文公报告了，晋文公一听，这李离一向很正直，就算错了，也不至于就判自己死罪啊。就凭这一点，也不能处死他啊。

    晋文公亲自前来看望他，宣布赦免他。

    “算了，这事不怪你，都是你手下工作不细。就当交了一次学费吧。”晋文公安慰。

    “话不能这么说，我是长官，权力没有分给手下，薪水也没有分给手下，如今犯了错误，怎么就让手下承担呢？这不是太不要脸了吗？”李离拒绝赦免，坚持认为自己有罪。

    “你这么说，那我不是也有罪了？”晋文公还要劝。

    “按照我们的法律，法官判罚不当，必须承担责任，用错了刑，则自己要受这个刑；杀错了人，那就要偿命。这是法律，跟主公您有什么关系？您别劝我了。”李离不为所动。

    “那我就命令谁也不能杀你。”晋文公很爱惜他，要来硬的。

    “既然这样，我自己来吧。”李离抽出剑来，也是一咬牙一跺脚一闭眼一挥剑，一道血光。

    李离就这么自杀了。

    正直的人往往死于正直，不是被杀就是自杀，要不就是被自杀。所以，正直又被称为死亡性格。

    所以，正直是正直者的耗子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