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的大势，虽说是中国当时治乱兴亡风暴下的自然结果，但不可否认，与诸葛孔明其人独有的创见也不无关系。当时孔明尚是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农耕之余，在草庐中便抱有远大的理想，三国鼎立乃是其理想的产物。当他被刘玄德三顾茅庐竭诚相邀，终于愿意走出茅庐助其与群雄争霸时，曾如是说：“应以三分天下为当今之大计，舍此无法在中原重兴汉室。”
这其实是他为了一展宏图迈出的第一步。
三分天下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刘玄德占据西蜀，与北方的曹操、东吴的孙权共同开创了三足鼎立的时代。
然而这并非孔明的终极目的，他提出的三分天下构想，只是实现刘玄德一统汉室夙愿的必然过程。
由于刘玄德壮志未酬便撒手人寰，不得不将幼帝的前途与未竟的遗业全部托付给孔明。可以说，孔明的生涯从此时起，才真正展现出其过人的才智与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辅助遗孤，完成大业，孔明朝思夜想的是如何不负先帝遗诏。这一信念始终贯穿在他的全部生活中，也充分体现出了他伟大的人格。
因此，当《三国志通俗演义》原著写到孔明死去时，便自然会给人一种故事已近尾声的感觉，使人觉得三国争霸本身，似也该到此为止。
或许本书的读者也会与笔者同感，当情节发展到孔明逝世以后，笔者下笔的兴趣与欲望已大不如前。似乎不论读者还是笔者，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故事都抱有同样的感觉。
笔者自“桃园结义”开始，一直以原著为基本蓝本，唯独结尾未依从原著，而是以孔明之死就此打住，作为本书的结尾。
按照《三国志通俗演义》原著的故事演绎发展，在五丈原蜀军撤退、魏延南谷烧栈道、孔明遗计斩魏延的情节之后，尚有魏帝曹睿恣意奢华、司马父子功高震主、东吴国力衰败、蜀国政权破灭，最后晋统一三国的治乱兴亡的详细经过。然而，由于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已经逝去，事件的影响并不深远，原著的笔触也更无前期精彩，故难免使读者产生虎头蛇尾的乏味观感。有鉴于此，笔者不想将其后的内容全部写出来。
考虑到或许有不少读者仍想获知孔明死后的历史推移，笔者拟在《篇外余录》的后一章节《后蜀三十载》中对这段历史加以概述。
我深深感到，关于孔明的个人品格，原著中的描写较为粗糙，有必要对此加以补充。因而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外，我还参考诸书，特别是将更具史料价值的《孔明遗事》及后世的评论归纳整理，我相信这项工作绝非毫无意义。以此来弥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蛇尾”，方能使整篇小说的结构更加趋于完整。
希望读者能本着同样的理念来阅读以下章节。
当年的布衣青年孔明，是作为一个堪与曹操匹敌的新秀走上历史舞台的。
曹操当时席卷了中国的八成天下，整个荆山楚水亦被收在他的囊中。“东吴这种势力只能恃一水长江明哲保身，四处流窜的刘玄德之辈更不足挂齿。”这番直白的得意之语，或可瞥见他不可一世的豪迈心境。
正是孔明犹如彗星一般横空出世，使曹操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挫折，此后孔明更脚踏实地地稳步实施了其三分天下的战略。
《鲁肃传》中记载着一段有名的逸话：曹操引以为豪的魏国大队兵船大败于乌林、赤壁，仓皇北归之后，紧接着又传来了刘玄德占领荆州的噩耗。当时曹操正在挥毫书写，一听到消息，他惊愕得手中的笔都跌落在地上，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窥见自恃天下无敌的曹操是何等自负。而自他心中开始顾忌刘备麾下那个青年孔明之后，便事事不顺，至死也未能再领兵踏入江汉一步。
然而，曹操的秉性，似可称之为典型的英豪性格。不仅是其外貌，就连他疾如闪电的行动与多愁善感的激情，也同时表现英雄性格的长处与短处。如果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比作一首交响巨作，说他领奏了序曲与第一乐章，相信也并非是言过其实。
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原著通过戏剧性的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揭开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幕，但从真正的三国史与事件看点的意义上来说，自从扮演事件主动角色的曹操出现之后，方可说是三国志的开始。
然而以曹操的全盛期为分水岭，一旦孔明走上书中的舞台，曹操的存在感便迅速淡化，他不得不将主角角色，拱手让给了这个来自襄阳郊外的布衣青年。
简而言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始于曹操，终于孔明，描述的就是这两大英豪争夺成败的始末。
若就文学成就而言，曹操可以说是个诗人，而孔明堪称文豪。
曹操生性痴愚，有时近乎狂躁。作为一个有诸多缺点的英雄，这种多彩的人物远比孔明更让读者感兴趣，然而论及后世受人敬仰的程度，曹操却无法与孔明相比。
一千余年的时光已经流逝，不论是当年现实作战的胜负，还是永恒的生命价值，曹操的名字一直都被后人远置于孔明之下。在人世间，经历过漫长岁月的评判是最为公正的。
而一旦言及孔明的人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人感到过于缥缈，很难捉摸。倘若将他视为战略家、武将，人们自然能获得他真实的存在感；然而若是将他作为政治家来进行审视，似乎又感到那才是他的精髓所在，他同样是思想家、道德家。如果说他是文豪，他也当之无愧。
当然，孔明既然是人，自然也找得出一些他性格上的缺点，但像他这种无所不能、备受刘玄德敬重的雄才，的确堪称古今罕见的最佳统帅。
只有孔明这种集上述诸多才能于一身的人物，才配得上最佳统帅这个称呼，而真正的最佳统帅也必须是孔明这种人物。
尽管如此，孔明绝不是所谓的圣人式的人物。虽然他是以孔孟学说为自己处世的基本理念，但他本质上仍是一个无比普通的平常人。
孔明性喜平实无华，这从他简朴的生活可窥见其一斑。他曾在呈送后主刘禅的奏表中，如此阐述自己日常的生活态度：“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孔明虽然身为国之重臣，却抱有这种不求奢华的生活理念，并将其实践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武臣贪财的弊风，自后汉一直延续至三国，仍未绝迹。孔明尽管生活于这种世风之中，却始终身体力行，他想以自己的忠贞清廉为众臣表率的心情溢于言表。
他不仅生活清廉，而且为人处世正直。虽然用兵时神出鬼没，对敌人极尽欺瞒诡诈之能事，但抛开战场上的尔虞我诈，生活中的孔明一贯诚恳正直，有时甚至显得迂腐迟钝。
他挥泪将爱如子嗣的马谡斩首，可谓是这种处事态度的表现。还有一例，刘玄德临终前，曾对他留下遗言：“遗孤之身与国之后事，一切托付与你。如刘禅有帝王之才，望你尽力辅佐；如其无才，非帝王之器，请丞相自己为帝，以安万民……”
尽管如此，但孔明丝毫不曾萌生野心，因此当他晚年连连北伐远征时，虽然众多随他远行的将士丧身他乡无缘返回故土，但留守蜀中的战死者遗属无人对其有任何埋怨。
不仅如此，孔明辞世后，蜀中百姓为其筑庙立碑，但凡他休息过的地方，拴过马的大树，哪怕与他有关的一木一石，当地都会建造小祠，四时对其祭祀不绝。
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战场上，孔明的赏罚均非常严明。被他降职、放逐的人为数不少，但这些人对他的“无私之心”并无怨言。他辞世之后，这些人甚至哀叹不已，谓今后不会再有他那样贤明之人会对自己重新起用。
然而，对他的评论也并非全为溢美之词，有人就批评他道：“身居一国丞相之位，却夜深方寝，鸡鸣即起，执掌时务军政，竟要对琐碎人事赏罚一一劳心费神。此非真有宏图大量者之所为，貌似忠蜀，实非忠也。”
除此之外，后世的史家亦对其缺点多有指摘，然而孔明是因为忧国忧民，才致使羸弱的身躯更显瘦骨嶙峋，他尽管积劳成疾，仍本着一片赤胆忠心，夜以继日率军鏖战于疆场。那些暖衣饱食的后世文人与理论家，未曾经过战乱之苦，他们对孔明的评论，充其量不过是茶余酒后的文字游戏。更何况孔明晚年数度挥师远征，与魏军长期对垒于祁山旷野，不仅苦于面对强大的外敌，还须不断忧心于蜀国内部潜藏的各种危机。想来孔明一定希望自己生有三头六臂，抑或企盼再延长十年自己的寿命。
他真正的知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黎民百姓。今日中国各地的许多地名，诸如驻马塘、万里桥、武侯坡、乐山等处，相传或是他系马小憩过的塘堤，或是他挥别友人的去处，抑或是他吟咏诗歌的所在。他的形象早已超越时空，永久根植在民众对他的纯朴思念之中。
然而，民间对孔明太过敬仰，这种敬仰不断发展，甚至到了将其所有相关事物神化的地步。
且看以下几个例子：
——《朝真观记》：孔明之女乘云升天，百姓为其筑“葛女祠”，祭之不绝。
——《戎州志》：木牛流马乃神力之器械，不用人力便可自行驰走。
——《华夷考》：孔明自制时钟，此钟每更鸣鼓，到三更时，鸡声三唱。
——《丹铅杂录》：孔明所用之釜，今日注入清水，仍可即刻滚沸。
——《晋记》：定军山为孔明墓冢所在，而今每当浓云笼罩之时，仍会响起击鼓之声。汉中八卦阵遗址，每逢降雨，亦会传来声声呐喊。
褒扬孔明的类似传说在民间不胜枚举，故事中的孔明大都质朴可亲，有的甚至滑稽诙谐，《三国志通俗演义》原著作者熟知史实与各种传说，更将许多民间流传的孔明逸事融会运用于小说之中，使书中的孔明形象达到了栩栩如生的地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描写孔明作战使用的“六丁六甲之术”、“八门遁甲之术”，皆源于民间传说。关于天文星象的情节，则是依据中国阴阳五行与星历之说。
在中国这块黄土大陆上，阴阳五行与星宿学源远流长，既是庶民百姓长久以来根深蒂固信奉的宇宙观，也与他们的人生观不无关系。若否定这一点，则《三国志通俗演义》无从成立，三国的故事势必也不会在民间如此长盛不衰。正因为如此，笔者所著《三国》每当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可谓煞费苦心，因为在现代读书人的眼中，这种描述不外乎是对怪力乱神的过度渲染。每逢此时，我只能以诗化的方法寻求化解，这种方法，在原著中似也被大量采用。我在写这本书时，自然也是抱定了描写一出民族史诗的宗旨，对其中的怪诞情节、时间背景一如原著，并未加以删节。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的民众不仅未将孔明淡化，反而对其越发神化，唐代以后，关于他的各种逸话流传得更为广泛。
《谈丛》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唐时有盗，掘先祖之坟。盗数名齐入，见坟中有人。两人于灯下对弈，十数名侍卫于侧。盗惊惧而拜，其时，座中一人顾盗曰：‘汝等能饮否？’遂各赠饮美酒一杯，又拿出玉带数条分颁。盗畏震而速出坑，相顾欲言，而唇皆漆闭不能开。再看手中玉带，已尽变为骇人巨蛇。后问里人，曰：此陵乃诸葛武侯所造之所也。”
既已谈及书籍，便再来纵览一下孔明的著作。相传他著述的兵书、经书、遗表等文章为数甚多，但毋庸置疑，其中不少或是后人假冒其名编纂、杜撰而成的。
其中在日本广为流传的代表性著作，是被称之为孔明派兵书的《诸葛亮兵法（五卷）》。该书虽与日本后期的楠木派军学及甲州派兵学的著作一同列为重要军事著作，但难以令人相信这是出自于孔明的手笔。
孔明因在军中常操琴弹奏，后世传有一本据称是他撰写的《琴经》，书中述及古琴的沿革，并载有七弦音谱。此书虽无法考证是否是其本人所撰，但孔明是一位兴味颇广的风流才子，这却是事实。
《历代名书谱》中有“诸葛武侯父子皆能画”的文字，这与其他书籍中关于孔明擅长作画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可惜的是，其亲笔画作，一幅也未能保存下来。
事无巨细，一丝不苟，可说是孔明固有的性格。
相传他巡视驻屯军马的营垒后，对水井、炉灶、障壁、下水道逐一详加设计，使其整然规矩，井井有条。
对于官府、驿站、桥梁、道路等城市设施的管理，孔明首重卫生，兼顾市民便利与朝廷威严，就当时而言，这些设施堪称甚为科学合理。
孔明平素恪守三项行事准则：谨慎、忠诚、俭朴。意即谨慎奉公、忠于王室、俭朴持身，他的一生可以说始终以此三条在洁身自律。
具有此种风范之人，往往也有一个短处，便是律己虽然谨严，但责人时也多有过于苛刻的倾向。这种过度追求完美的性格，毋宁说是孔明处事的白璧微瑕。
不妨看看日本的丰臣秀吉，此人眼光犀利，思维敏锐，有时俨然是位严酷刚烈、无懈可击的英雄，但他性格上亦有无遮无拦的坦荡一面。若将其性格视作东西南北四扇门，其中一扇便往往会显露出他凡人般的痴愚迂拙。他身边的诸侯正是从那扇门乘虚而入，去向他示好邀宠的。
然而孔明性格上的一丝不苟，不仅体现在处理公务上，即使是在他的日常琐事之中，这种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便常使人生出难以亲近之感来。他的府第门前时常铺有干净的沙砾，使得当时的蜀人皆有所顾忌，总感到在沙砾上留下足迹，有冒昧造次之嫌。
总而言之，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亦犹如八门遁甲一般，严谨缜密，不留一丝常人可安然与其接近的缝隙。这或许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短处，与魏国、吴国相比，蜀国之所以未出现多少人才，似也与他的这一短处大有关系。
在举出孔明短处的同时，不妨循此再来探讨一下，蜀军远征伐魏，屡战屡胜，为何最终却仍以失败告终？自刘玄德兴兵以来，蜀军始终在“复兴汉朝”的旗帜下征战，我不能不怀疑这一口号是否妥当，不能不怀疑这一所谓的大义名分，是否足以让中国的亿万民众所接受，这或许是蜀军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因为中国帝位与王室的传承交替，虽则最理想的是依循王道来进行，但正如历史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改朝换代，一直是以霸道之间的更迭来得以实现的。
以汉朝为例，后汉光武帝奋起讨伐篡夺前汉帝位的王莽，使天下重归太平，“汉朝”的威德在那个时代尚深植于民心之中，但到了蜀帝、魏帝兴起之后，后汉便已威信扫地，民心已完全背离汉室而去。
刘玄德开始号召复兴汉朝的时期，时值汉末，他或许想仿效光武帝，然而就结局而言，民心一旦背离了汉室，便成覆水难收之势，无论如何以大义名分呼唤征召，也已无济于事了。
因此，刘玄德尽管深负人望，但苦战恶斗多年直至离世，依然无法获得成功，究其原因，盖因其虽然收得部分民心，但天下大多数民众并不由衷欢迎汉室复兴之故。
刘备死后，孔明将该大义名分作为先帝遗业继承下来，人心不思归汉的根源自然也殃及到了他的身上。不妨如是说，他的理想最终以失败告终及蜀中人才不济的根本原因，都是缘于不思归汉的天下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