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在苏联出版的《新闻》双周刊上，看到一篇关于丁香花的文章。园艺爱好者，利·科列斯尼科夫，在莫斯科有一个丁香花园；在他木屋的四围，栽种着形形色色的丁香花树，逾街越巷，清香四流，成了莫斯科的名胜之一。
国内外慕名来访的人士，可以毫不费力地、寻香问迹地到达。
艺术家堪察罗夫斯基，和作家阿·托尔斯泰，对于这丁香花园，都十分赞赏。有一位军人写着说：“花卉是我们的欢乐。我对于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增加人类生活中之美的人们，有着最崇高的敬慕。”
三十年前，幼小的苏维埃共和国还在多灾多难之中，但是新生命已在萌芽怒茁。从前线回来的科列斯尼科夫，就在那时开始了他的丁香花园之梦，种下了他的第一棵丁香。
科列斯尼科夫，不是一个植物学者，而是一个汽车工人，他以种花为他业余的最“理想的休息”。他研究了米丘林的接配方法，年年试验新种，年年都有新的出品，他的成就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一九四一年六月，正在他的花园最美丽最绚烂的时光，战争开始了。他参军到了前线。那年的秋天，残酷的德寇机群，便把为人民所喜爱的“丁香之梦”的花园，炸成灰烬了。
科列斯尼科夫在抗战中负了伤，退伍归来，又开始了丁香的培植。两年之中，他把丁香花园完全恢复了，洁白如雪的新种——“和平之枝”，在曾是废墟的花园中心，亭亭开放了。为着这花园，为着许许多多优异的新种如浅红色的“莫斯科之美”、天蓝色的“卓娅”、白中透蓝的大朵“米丘林”等，在一九五二年，他得到了斯大林奖金。
和科列斯尼科夫通信的不但有苏联全国人民，还有世界各个角落的园艺爱好者和科学家。他们一致祝贺他试验的成功，征求他对于种花的意见。
科列斯尼科夫最近的努力，是培植玫瑰花。他也要在莫斯科和她的近郊，培养出多种多色的玫瑰。他正以他的美丽的创作来装饰着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的城市。
一个观赏者在科列斯尼科夫的留题本上写着说：“利·科列斯尼科夫，给我们指出，装饰的园艺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而且一定要成为社会主义城市必要的一部分。”
菊花是中国人民所最喜爱的花朵。我们历代诗人，从屈原数起，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歌咏过傲霜耐冷的菊花。他们赞颂它勇敢坚强的标格，他们歌咏它卓越潇洒的风姿，他们从菊花里面看到了自己人民性格的反映。
北京本是菊花的城市。在北国秋天，群芳凋谢，霜叶未红的时节，五彩缤纷的菊花，把我们的首都点缀得更加绚丽，使我们的劳动人民，在工余游散的时光，不感到寂寞和萧瑟。
在秋天的首都，走到公共场所，走到人家，园中院里，阶畔案头，到处都能看到菊花；但是要集中地看，只有几个地方。
中山公园里的“唐花坞”，把盆菊摆成花的屏山，一进门来，就不自觉地使人欢喜、赞叹。这争妍斗艳的千百盆之中，有雪白的如“阳春白雪”，浅紫的如“美女穿珠”，金黄的如“桐花凤”，还有深绿的如“绿牡丹”……瓣的形状有勺瓣的如“陶然醉”，丝瓣的如“花田试马”，宽瓣的如“杏花春雨”，还有瓣尖带毛的如“金龙献爪”……，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白托红心的“踏雪寻梅”，黄里红面的“金阙芙蓉”，还有触手沾香的“香白梨”。
可惜我游园的那一天，没有约晤公园负责园艺的同志，不能领教到种植培养的一切。
此外，就是新街口刘园先生的园。园前后院共有“仰止庐”等七间菊展室，存花两千余盆，五百多种。这里面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花上开花的“紫凤冠”，金黄细丝的“金缕衣”，碧绿的“碧玲珑”，黑紫的“永寿墨”，莹白的“云中鹤”……。“仰止庐”外还摆列着许多盆深浅黄色的各种小菊，闪烁璀璨，如繁星万点。“望湖亭”畔栽有卧菊、悬崖菊多种，错杂纵横，极菊花之盛。
契园老人二十年来以艺菊自晦。北京解放了，新生命蓬勃地在开始，园老人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辅助之下，满怀乐观、更加努力地继续他的劳动。他在试用米丘林的方法，来培植新种，新的出品如深红大朵的“东方红”，雪白带毛的“白毛女”，都是新种里面最夺目最出色的。
北京的种菊家还有谢鸿宾老先生和他的一班老友，公余之暇，也都在做着这种劳动。他们不但自己培植，也和南方各省保持联系，交换品种。
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的今天，各个岗位上不同的劳动，都在奔赴着同一个方向。
园艺也已不止是个人的爱好，而是为美化社会主义城市在做着最细致最科学的准备。
莫斯科的今天，就是北京的明天。北京的新的城市建设，已在稳步地进行，眼看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城将更加雄伟，更加广阔，更加整齐，更加美丽。在重楼叠阁、宽衢大路之旁，少不得要有草木花卉，来装饰点缀。将来不但有菊花，而且有各种各色的四时花卉，连接不断地在这绿油油的城市花园中盛开怒放，给工余的劳动人民以最爽目怡情的游赏休息，给新中国的儿童以最鲜明生动的美育教材。我相信我们的园艺家，在他们不断地劳动和努力下，会创作出许许多多花卉树木的新种，从北京开始，来点缀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土。
在此我要引用苏联专家乌里扬诺夫同志在园老人的留题本上的题词，作为结束：
“这花海使我们感到了愉快，我们相信富有创造天才的中国人民，会做出更大的奇迹。”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北京。
《归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