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紧继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此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员是：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因避太宗讳，去掉“世”字）；

    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其人员构成和相应职位已经变成：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右仆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从这两张名单的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至巅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因为在前一张名单中，九个宰相中起码还有四个（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不是他的亲信；可在第二张名单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六个宰相都是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

    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名单上，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这三个人消失了。其中，宇文节因房遗爱案被流放，张行成于这一年九月病逝，高季辅十二月病逝。在此，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长孙无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么被迫出局，要么自己病死，真是令他满心欢畅。

    其次，有一个新人赫然出现在了新名单上，他就是崔敦礼。我们都还记得，此人曾代表长孙无忌出面，强硬地拒绝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请求。鉴于他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其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最后，在整个宰相团的人事变动中，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那就是李勣的职位变动——从原本的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促成这一变化的人当然就是高宗李治。这点小小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

    要看清这层意义，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由于李治并不到任，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并且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并咬指出血，以示坚贞不渝之意。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前，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勣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也就是说，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作的最妥善的安排。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权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就是禇遂良抑买土地案爆发的几天前，李勣就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在李勣“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对于李勣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虽然李勣还挂着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另外，就那个“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来说，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一个虚衔，基本上是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谁要是挂上这个头衔，谁在政治上就彻底靠边站了。而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勣自己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

    那么，李勣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答案很简单——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要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你要么主动向他靠拢，要么迟早被他搞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一切，李勣看得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宁愿选择隐忍和退让。

    但是，隐忍不等于怯懦，退让也不代表无能。

    这是策略，是战术，是避敌锋芒、保存实力！

    事后来看，李勣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勣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把他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诚然，司空也仍旧是个没有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勣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

    同时，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借助李勣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了一次反击。

    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甚至微弱到引不起长孙无忌的警觉），但是，假如李治连这一点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

    因此，李勣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实在是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

    有了李勣这样一个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尽管是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天子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那张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子的突围行动中，尤其是在李治准备册立武媚为皇后的关键时刻，李勣果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数第二。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因为它并不是学校班级的座位号，而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威望和地位。

    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同时也为了提高李勣的政治威望，高宗李治特意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也就是擢升李勣为司空的不久以后，命人重新绘制了李勣的画像，并且亲自提笔作序。

    在画像的序赞中，李治说：“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李勣墓志铭》）

    李治这段话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因为长孙无忌、禇遂良与李勣同为顾命大臣，可高宗却独独对李勣说“所寄斯重”“惟公而已”，这样的表述当然是意味深长的。

    对此，李勣自然也是心领神会。

    那么，面对天子如此“偏心”的态度和话语，长孙无忌又作何感想呢？

    很遗憾，他没有任何感想。

    因为他毫无警觉。

    此时此刻，长孙无忌正扬扬自得地品尝着独揽朝纲、权倾天下的美妙滋味。他不相信李治敢突围。就算他相信，他也不认为李治有能力突围！

    陶醉在成功中的长孙无忌没有意识到，李治的身后不但已经出现了一个李勣，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即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无穷能量的女人。

    有了这两股力量的强势加盟，高宗李治就注定要突破长孙无忌精心构筑的政治包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