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天子李治的突围行动逐渐展开。
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情,乍一看似乎无关大局,可事实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李治正在尝试着独立行使天子职权。
这一年六月,中书令柳奭意识到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恩宠,迟早会被废掉,所以“内不自安”,主动提出辞去宰相职务。高宗二话不说,当即把他降职为吏部尚书。就在两年前,柳奭才刚刚与长孙无忌等一帮宰相联手,迫使天子将陈王李忠立为太子,企图借此巩固权位、长保富贵,而今却灰溜溜地主动离开相位,这对于天子李治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紧接着在这一年九月,高宗李治召集朝廷五品以上官员进行了一次训话,他说:“朕从前陪侍在先帝左右,发现五品以上官员都忠直敢言,要么当廷评论朝政,要么过后呈上密奏,可谓终日不绝;可如今却一片沉默,难道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了吗?诸位为何都不说话?”
从高宗即位以来,如此严肃地批评五品以上高官,似乎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大臣们都分明感受到了天子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他们也知道天子所言确是实情。与进谏成风的贞观政治比起来,永徽朝廷实在是太不正常了,简直可以说是万马齐喑。
可大臣们是有苦衷的。在贞观时代直言朝政得失,通常都能得到太宗皇帝的嘉奖;可在如今的永徽朝廷上,谁要敢议论朝政,谁就等于是对首席宰相长孙无忌指手画脚,也就等于是在与他为敌!试问,谁愿意当这根出头的椽子呢?
况且房遗爱案刚刚过去,与长孙无忌为敌的下场赫然摆在所有人面前。因此,在这场杀一儆百的政治清洗之后,就算满朝文武不会全都去抱长孙无忌的大腿,至少也没人胆敢和他公然作对。
所以,面对天子李治的批评和不满,所有大臣都保持沉默,朝堂上仍旧是鸦雀无声。
李治感觉自己使出了浑身力气,却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是一拳打在了虚空中,连声回响都没有!
高宗大为失望。
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个月后,终于有人勇敢地发出了声音。
这个人叫薛景宣,时任雍州参军,是一个区区的七品小吏。大臣们都不出声,只好轮到小吏来发言了。
这个小吏都说了些什么?
他呈上了一道封事,也就是密封的奏疏,在奏疏中对朝廷刚刚竣工的一项工程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当时,朝廷动用了雍州(京畿地区)的四万一千名民工,历时三十天修建了长安的外郭城,薛景宣可能是觉得天子在滥用民力,于是在奏疏中说:“从前,西汉的惠帝修筑长安城,没多久就晏驾了;现在也来搞这一套,必定没什么好下场。”
李治看到这道密奏的时候,顿时哭笑不得。
这哪是什么进谏,这分明是诅咒嘛!
不过,在满朝文武人人三缄其口的情况下,这个七品小吏的诅咒在李治听来却十分悦耳,毕竟天子的要求总算有人正式回应了。不管薛景宣多么人微言轻,也不管他说得有没有道理,至少敢说话就是好同志。
可是,就在李治大感欣慰的时候,宰相于志宁等人却跳出来替天子打抱不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薛景宣出言不逊,应该诛杀!”
李治看着宰相们义愤填膺的表情,淡淡地说了一句:“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卷一九九)当即宣布赦免薛景宣出言不逊之罪。
谁都知道,杀薛景宣是长孙无忌的主意。他不仅要钳制文武百官的言论,而且还想堵住下级官员的嘴,让朝野上下都不敢发出和他不一样的声音,让天下人都不敢越过他与天子李治直接对话。
可这一次,李治毅然反抗了长孙无忌的意志。
通过永徽五年发生的这几件事,李治的信心和勇气正在逐步增强,他的姿态也正在变得强硬。接下来,只需要一个适当的时机和突破口,李治就能够拨开阴霾,重见天日!
时机很快就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高宗的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现了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
继“女婴猝死案”,武昭仪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
事后来看,风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刮起来的。
武昭仪所控告的这种巫术称为“厌胜”,方法是因厌憎某人而制作其形象——或泥塑木雕,或画在纸上——然后刺心钉眼,系手缚足,以此诅咒对方早日死于非命。
这是一种很歹毒的巫术,论罪也相当严重。按照《唐律》,敢玩这种“厌胜”之术的人可以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依律当斩。
没有人知道武昭仪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皇后的母舅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刺史。柳奭刚刚走到扶风(今陕西扶风县),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员指控他“漏泄禁中语”,于是再度把他贬到更为偏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
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天子李治为了让武昭仪能够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
此举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抵制。唐依隋制,后宫的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为了一个武昭仪而特设一个宸妃之号,显然不合旧制,无据可依。侍中韩瑷与中书令来济以此为由,在朝会上与天子面折廷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生生顶了回去。
谁都知道,韩瑷与来济之所以敢和天子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无非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而看上去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后,之所以还能牢牢占据皇后的宝座,也是因为她背后站着长孙无忌!
此时此刻,高宗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这场后宫之战向长孙无忌的超级权威发出挑战,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就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
永徽六年已经是李治君临天下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
对此时的李治而言,如果连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实至名归的身份都办不到,如果连选择谁来当皇后的权力都没有,那他还算什么皇帝?如果不能通过这件事情让长孙无忌认识到他李治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立掌控朝政的能力,那么李治还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做到什么时候?
所以,李治决定向长孙无忌宣战,无论如何也要把武昭仪扶上皇后之位,无论如何也要夺回他的天子权威!
至此,这场后宫之战的熊熊战火终于从内宫蔓延到了外朝。表面上看,这是王皇后与武昭仪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一场废立之争,而实际上,这是天子李治与长孙无忌(及其背后的宰相团)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进行的一场政治博弈。
永徽年间这场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后宫之战进行到这里,其性质已经悄然蜕变,从女人们的战争演变成了男人们的战争;而且战争的规模也已经扩大升级,其后果不仅将决定这几个女人后半生的命运,并且将决定整个帝国未来的政治走向。